10月1日在华盛顿召开的西方七国特别会议（G7），将会吸引更多中国人的注意。这是因为，中国的两位财金高官——财政部长金人庆和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将首次受邀出席这个被称为“富人俱乐部”的会谈，而且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的汇率制度还将再次成为焦点。夏文龙 摄
中国承受压力超过以往
对于这次G7会议将要谈论的话题，美国人直白地表示了改变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急切。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泰勒称，西方七国财长希望与中国官员会谈，因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对世界经济和美国很重要。
这并不是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汇率提出的首次要求，早在2003年初的Ｇ7会议上，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就抛出了人民币应该升值的论调。他还提议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一项议题正式讨论，并要求其他国家通过类似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逼迫人民币升值。
在这次Ｇ7会议上，中国承受的压力，可能将超过以往。毕竟，在美国的这轮贸易、收支调整中，中国是最直接的利益相关人。
就目前看来，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虽然，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提高市场化程度，一直是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坚持的既定目标，中国也为此付出了诸多切实的努力。但是，作为经济主权中最重要的一项——汇率制度，中国政府是绝对不会屈从于外部压力，作出对自己不利的决定。
中国金融界人士普遍认为，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尤其是正在实施农业结构调整、国企改革、控制金融风险等多项措施时，直接调整人民币汇率显然不合时宜。需要做的并不是让人民币升值，而是应多管齐下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借外汇储备充足、国际收支良好以及国内经济调整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放松外汇管制。
自从去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斯诺离开北京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就渐渐淡出人们视野了。然而时隔一年后，美国再次对人民币汇率发难，人民币汇率争论似有再次升温之势。
9月9日，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组织，联合26家纺织、钢铁、农业公司组成“中国货币联盟”，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份长达200页的文件，要求美国政府根据美国国内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是否操控货币进行调查，并实施制裁。虽然，在诉求提出后仅几个小时，布什政府就拒绝了这个诉求，但是，这一事件表明美国国内产业界对中国汇率问题的错误理解。
此前，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的临近，美国国会议员们继续把人民币问题作为砝码。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称，中国在实行灵活汇率制度问题上采取的无限期态度令人无法接受。该委员会授意美国财政部制定计划，如果中国在2006年1月之前没有实行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将采取应对措施。
“中国汇率应更多由市场因素来决定。”美国商会副会长丹尼尔·克里斯特曼9月19日表示，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目前美国企业对华经贸往来中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但他同时承认，汇率决定机制的变化不应是“革命性”的，尤其是中国的银行业体系还很脆弱，如果汇率制度急剧变化将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而且重新评估一种货币不会单方面地消弭贸易差额或者使美国制造业恢复活力。
外汇储备增加使人民币成靶子
当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一枝独秀”时，西方各国近年来数次对人民币的汇率发起攻击。在他们眼中，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并要求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汇率机制已经处在一种微妙的际遇之中。
事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就在于近年中国持续增长的出口、吸引外资和外汇储备。在外界眼中，最强悍的理由在于，中国惊人的外汇储备还在大幅增加。
虽然美日的观点相同，但与盐川正十郎不同的是，泰勒的话显然更有分量。因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而中国对日本的贸易则是逆差。毕竟，按照国际经贸的游戏准则，中国不得不认真考虑、应对美国的要求。
除1998年资本项目出现逆差，近年来中国均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1994年中国外汇储备不过516亿美元，但到2001年就超过2000亿美元，2003年年底达到4033亿美元，2004年6月末，创下4706亿美元的最高记录。相比之下，截至2003年年底，我国的外债余额不过1936亿美元。
在沉寂一年以后，人民币汇率之争，为何再度升温？美国政府的经济智囊们的言论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在美国政界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学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认为，如果美国再度调整其贸易收支，人民币首当其冲升值的方案。在伯氏看来，如果美国试图将其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缩小一半，则意味着美元需要再贬值20%至25%。
如果美元贬值20%至25%，那么谁应该升值？根据美联储采用的贸易加权美元指数所反映的美国贸易伙伴币值对美元币值的影响程度，2002年依次为加拿大元、欧元、日元、墨西哥比索和中国；从贸易量上看，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加拿大、墨西哥、中国、日本。欧元对美元已经升值比较多了，因此升值的余地不大。加拿大是美国经济的后院，也不应该升值。以往墨西哥的金融危机，都要美国收拾残局，比索也不可能升值。而日本13年来经济衰退，自顾不暇。如果美元需要贬值，伯氏认为，那么人民币应该升值。
对于人民币的币值问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中国采取什么汇率制度，完全可以自己说了算。但在国际经贸的博弈中，一些现实因素不得不考虑。中国可以不理会日本、东南亚的声音，因为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都是逆差。也可以不顾及欧盟，因为中国仅是略有顺差。但是，中国的外贸顺差主要来自美国，如果美国认为人民币应该更加灵活，中国将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
人民币升值只会得不偿失
针对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即便抛开其中的政治因素，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中国也没有必要迁就他国的无理要求。
1985年广场协议的结果人所共知，一方面，日元的升值收缩了美日贸易的逆差，美元贬值也减轻了美国的债务负担，使日本为里根政府的赤字财政埋单。另一方面，广场协议促使日元升值，事实上成为日后日本发生“泡沫经济”的导火索。签署广场协议的第二年，日本就出现了因日元升值引发的萧条局面。从1991年开始，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从此陷入了持续不景气的低迷状态。
对于中国的汇率问题，“欧元之父”蒙代尔明确表示，中国不应该改变它的政策，中国现在所实行的政策很正确而且这个政策执行得也非常成功。但是，当一些重要的事件发生时，中国的政策也不应一成不变。
如果说中国要改变汇率，它不要忽略以下几个事实：中国在过去10年来，一直实行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另外,中国的这种汇率制度成功地使中国渡过了东南亚金融危机；而且中国应该警惕不要像日本那样产生经济泡沫。
摩根大通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师贝尔卓也撰文指出，目前一些国家慷慨陈辞，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或自由浮动，这一建议是危险的。因其不仅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不良后果，更会波及亚洲大部分国家，令目前正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及有希望的火车头偏离正轨。
美国国内提出的提高人民币汇率的要求，一直以来都是由美国产业界和劳工组织提出。他们认为，低价的中国商品，冲击了美国的工业，影响了美国的就业。
贝尔卓认为，一些有关经济问题的“馊主意”常常是出于政治因素，而支持人民币升值的观点正属于这种类型。其中一种荒谬的说法就是，美国制造商产品的市场份额正被中国的产品逐步蚕食，同时越来越多的工人失去工作。
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的J曲线效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使人民币对美升值，因为美国的人力成本远远高于中国、东南亚和墨西哥等国，中国的出口商品只能被墨西哥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取代，而不是被美国的本土产品取代。也就是说，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某些产业的衰退。同时，还应该看到，在对华贸易逆差增加的同时，美国对日、欧、墨西哥等国的贸易逆差也在扩大。
对于中国利用汇率政策倾销的观点，钟伟也表示不屑。“这实际上是将中国在一些民用产品上的竞争力的上升，偷换为中国依靠人民币低估进行汇率倾销。”钟伟说，中国的商品出口，不过占全球的5%多而已。其中，加工贸易占商品出口的55%以上，这部分出口中中国仅赚取一点加工费，最终产品定价和利润瓜分与中国无关的，中国出口实际仅占全球出口的3%左右。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也认为，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因为中国存在大幅的对美贸易盈余。但可以说，这些盈余都是些被架空的数字，因为其中包含着本属于日本和韩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日本和韩国将中间制品出口给中国，中国再将这些中间制品制成成品出口给美国。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相当一部分，都属于日本和韩国的对美出口，让中国背了黑锅，使原本是日韩的对美贸易盈余变成了中国的。
在经济学者的讨论中，政府背景的声音也越来越清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日前重申，“虽然美国不断施压，要求中国放弃严格管制下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依然决心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而中国人民银行另一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近日也强调，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货币操纵，完善汇率机制也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必然升值。他表示，如果中国汇率出现较大波动，很可能引发金融乃至经济危机，这势必会对世界经济金融稳定造成重大冲击。
主动消除人民币升值压力
币值稳定并不是终极目标，就目前人民币的现状而言，则是为“求变”创造条件。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正在悄然形成，外部的压力不期而至，同样，内部的变化也要求重新调整。现在需要做的并不是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也许应该是多管齐下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完善。
罗伯特·蒙代尔表示，目前，中国不应变更人民币汇率。因为，人民币升值会导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还会造成金融部门不良债权的膨胀，进而阻碍人民币变成可兑换货币的进程。
但是，中国最好能够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同时推进货币的自由化。比如说，更广泛地允许储存和活用通过出口赚得的外汇。中国应该通过这种自由化，努力使人民币在2008年北京举行奥运会时，成为可兑换货币。
国家信息中心徐宏源认为，现在，应该逐步放松对外汇需求的限制，当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工作可做。一是，尽快建立、完善战略储备制度。可以利用充足的外汇储备，建立宽口径的国家战略储备体系，这将缓解乃至扭转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二是，应该积极贯彻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投资设厂。三是，进一步放开居民个人用汇的限制，更多地满足居民生活和旅游的需要。四是，虽然现在ＱＦＩＩ流入外资还不高，但今后资本项下的外汇流入将不断扩大。与此相对应，应尽快研究、推出ＱＤＩＩ（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以此消除ＱＦＩＩ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压力。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张礼卿教授指出，人民币汇率制度要退出目前的钉住汇率制度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其中包括国内金融体系的相对健全，和相对成熟的外汇市场管理改革的深化等。
钟伟表示，随着人民币在国际上作用的增强，中国政府应该首先对于目前的汇率制度进行改革，即汇率制度的“非政治化”——强调市场对汇率的决定作用，人民币还可以考虑与美元有限脱钩。人民币事实上是钉住美元，这一制度的好处是有利于稳定出口部门的预期，促进外贸和外资流入，但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力，增加了财政压力和实质经济部门调整的压力。如果从钉住美元制转变成钉住一篮子货币，将有助于化解汇率波动的风险。而且，由于人民币基本不存在贬值预期，也可能是退出钉住汇率制的最佳时机。在经常账户盈余时主动退出，由于人民币基本不存在贬值预期反而有升值预期，改革汇率制度可能引发的波动最小。
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推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和国际化。虽然人民币还不是硬通货（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但不能将人民币的硬通货化和国际化对立起来。因为资本项目可兑换并非非黑即白，事实上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类办法，资本项目可兑换指的是43项资本项目的交易，中国大概有45%左右资本项目交易实际上已经可兑换，仍有管制的不过十余项目，严格管制只有数项而已。
作者：刘振冬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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