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与别人的目光相遇，就会局促地移开去

　　素有“金融大鳄”之称的国际资本炒家———索罗斯于9月10日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论坛。

　　9月17日，乔治索罗斯在我国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办公室里，接受了众多媒体的 联合采访。

　　在一阵掌声中，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威名赫赫的人物没有抢眼的外表，却仅是一位中等身材、文质彬彬甚至有些腼腆的和蔼长者。与“鳄鱼”的血盆大口相反，他薄薄的嘴唇线条独特。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眼锋四溢，时时机敏地打量着四周，而一旦与别人的目光相遇，就会局促地移开去。

　　-他的母亲是在家里拉着他的手很安静地死去的

　　采访开始前，索罗斯的老朋友、“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要“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索罗斯”。

　　他说，上一次我和我的夫人到美国，想去看望他，他很忙，要我们去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演讲，题目是美国人应该怎样对待生命和死亡。他不赞成用高科技进行所谓拯救人的生命，他觉得，似乎用各种技术使人的生命延长，这并不是对生命的尊重和真正的爱。我印象最深的是，听讲的200来人全是白大褂，都是刚从病房里出来的医生。他的看法对这些专业领域的人都很有影响。乔治当时讲，在医院里，将死的人身上往往插有很多管子，而他的母亲是在家里拉着他的手很安静地死去的。他觉得他母亲的这种死更符合人性，更有尊严。

　　索罗斯这时候插话了：我在美国有很多项目，这是其中一个，是对医护人员、病人及家属的一个教育：怎样去面对死亡。因为美国人经常不愿面对现实，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土里。所以我的“开放社会”理论认为，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人们对自己不愿承认的事就不看、不听、不说，好像它就不存在了一样。因此建立“开放社会”是非常必要的。

　　-索罗斯用左手不太熟练地捉着筷子

　　索罗斯也自我介绍：我14岁时，纳粹占领了我的祖国匈牙利。因为我家是犹太人，我父亲给我们都做了假证件。那个时期的经历对我的性格形成有很大影响。当我在商界取得成功、可以过很好的生活后，我就开始考虑怎样为开放社会做点贡献。

　　吃饭时，索罗斯用左手不太熟练地捉着筷子，吃完饭。梁从诫先生说，他两次到索罗斯家里去做客，索罗斯都做的中餐。

　　然后，记者们开始“围攻”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索罗斯用流利而清晰的英语作答。每当他一时不能找到一个可以达意的词语，他的眼睛就会自然而然地瞥向一旁，手指若有所思地轻敲着桌面。他显然对讨论他的“开放社会”理论更有兴趣，阐述也更有条理。

　　-文/本报记者孙丹平 -图/于建永

　　-脸谱-

　　乔治·索罗斯，匈牙利犹太人，生于1930年。1947年，他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受卡尔波普的影响很深，并形成了“开放社会”的哲学思想。1956年到美国，先从事证券买卖，后做研究，成为欧洲证券问题专家。

　　1973年创立量子基金。这个对冲基金在1998年时达到顶峰，当时管理着220亿美元的资金，而且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保持极高的回报率，被称为是金融界的奇迹。索罗斯基金组合中最著名的量子基金(Quantumfund)在过去32年内平均回报率高达31%。

　　近几年，由于索罗斯在俄罗斯、美国投资受损巨大，量子基金缩减到目前的72亿美元规模。

　　1995年，索罗斯通过其旗下量子基金控股的美国航空投资有限公司，认募我国海南航空公司发行的一亿股外资股，成为海航最大的股东。

　　-原声-

　　我们最好按自己的信仰行事，但要承认我们的行动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并准备着一旦发生错误立即纠正。

　　——索罗斯在“21世纪的中国及世界”国际论坛会上

　　我现在不预测短期的股市走向，因为这太容易被迅速证明是个错误。美国有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美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索罗斯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

　　我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世界一些地区，我以迫使英格兰银行屈服和使马来西亚破产的人而出名，即作为投机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他地区我被视作“开放社会”的捍卫者。

　　——索罗斯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

　　-记者眼中的索罗斯没有一张“鳄鱼”的大嘴

　　记者：我今天见到索罗斯先生觉得很高兴，因为我发现索罗斯先生没有一张鳄鱼的大嘴。(索罗斯脸上露出一个高兴的夸张表情)您7月初接受德国《明星周刊》的采访时说，您对布什总统的政策感到不安，布什先生寄希望于美国的优势地位，这种政策从长期的结果来看，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9 11”事件好像印证了您的话。您当时是否有什么预感？而且您现在对“9 11”事件有什么感受？

　　索罗斯：我没有任何预感，我认为不管布什政府有什么政策或别的人做了什么，都不能够阻止这些人采取极端的行动。但这也说明有这种土壤使他们能做到杀伤力这么大的事件，这是单独的个人做不到的。当然世界上有一些很不公平的事，使这些极端的人得以长成。我们应该尽全力保护我们的文明世界，防止同类事件的发生。换句话说，不能只是打击恐怖分子，应更多地致力于改善社会环境。

　　我的儿子住在纽约世贸中心附近，“9 11”事件时他们从那里搬了出来，现在又搬回去了。

　　-觉得市场经济是十全十美，这是不正确的

　　记者：我注意到您对所有的事都既看到它的这个方面又看到它的另一方面，比如说您推崇市场经济的开放，但同时又说市场经济不是完美的，而且您认为终极的真理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那么您是不是觉得，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应该把尊重现存的客观条件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索罗斯：我的开放社会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满足开放社会的一部分，这部分就是满足个人选择。这只是一部分而已，虽然是核心的一部分，但从社会来讲，只能满足部分。对公益、对个人以外的部分却不起作用。公益事业需要另外的社会机构。西方社会现在有一种倾向，觉得市场经济是十全十美的，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不正确的。

　　开放社会的另一个定义是，个人的自由与社会的需求是相适应的。简单地说，市场可以满足个人的需求，社会的需要是要通过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合力去实现。一个简单的例子：环境是你们大家都关心的，如果完全放任市场经济，往往会破坏自然。因为水、空气是没有任何成本的，是属于公众的财富，所以需要公民社会和政府来共同保护。这不能光依赖政府，每个人都有责任。因为已经有很多基金会在环保方面做工作，我为此提供的捐助不多。

　　-“鳄鱼”的形象其实是不适当的，那是个神话

　　记者：既然索罗斯先生这样尊重客观，那您怎样客观地看您自己？我看到很多说法，有人认为您是一位天才的金融大师；有人又认为您是一个很有博爱精神的慈善家，一只口袋挣钱，一只口袋给钱；还有人认为您是一个惟利是图、不择手段的金融投机者。您认为哪一类更接近您自己？

　　索罗斯：这些说法都是对的，但我当然不是“鳄鱼”。(哄笑)马哈蒂尔帮了我的大忙，使我出了名，看来在中国，知道我的人比美国更多，我似乎在中国比在美国名声更大。但“鳄鱼”的形象其实是不适当的，那是个神话。这个形象和事实很不一样。

　　-我不炒作，亚洲金融风暴照样会发生

　　记者：但这可能还是您的行为造成的，我奇怪的是，您怎么能把慈善家和“鳄鱼”的形象结合在一块儿？“一只口袋挣钱，一只口袋给钱”是您的天性呢，还是树立公众形象的需要？

　　索罗斯：这要区分两个方面。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则。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个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

　　-我赞成建立一种对资本流动收税的机制

　　记者：索罗斯先生认为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是否可以在道德和不道德之间、或道德和规则之间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秩序？

　　索罗斯：是的，需要找到这样一个平衡。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采取政治措施，要考虑税收政策和收入再分配，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拼命反对修改遗产税。现在在资本市场转移资本，政府是没法收税的。就是说，转移实物有税收，但资本转移很快，现在没有收税。所以我赞成建立一种机制，对资本流动收税的机制，也是对收入再分配的改进。

　　-我可能会先警告你们，然后我还是要赚钱

　　记者：我注意到索罗斯先生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不断地发现世界众多规则中的缺陷，找到了就利用它来赚钱；另一方面你不断发现自己的缺陷并赶快弥补。要是你发现中国有这样的缺陷，觉得可以挣钱，您会不会看在梁从诫先生和今天在场的这么多人的面上，不来冲击中国市场？

　　索罗斯：由于这种友谊，我可能会先警告你们，然后我还是要赚钱。如果你开放而且你有弱点的话，金融市场上有很多“鳄鱼”。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后，会有很多人来，不止我一个。我现在这样说，好让你们有时间为此做准备。所以你们需要改革金融体制，而且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中国的金融体制需要开放。而且我认为中国在对外开放前，应该有一个内部的开放。这就是我认为“开放社会”的概念目前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原因。

　　开放社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又表现在很多具体的方面。每一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特点，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每个社会有它不同的困难。

　　至于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开放，这要一步一步地来，而且已经开始了。

　　-文/本报记者孙丹平-图/于建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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