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如果没进来也许这块萎缩得非常严重，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很多地方的土地招拍挂流拍现象非常严重，假使这块没进来的话，也许地方政府的财务恶化情况要比报表严重得多。

　　您说到的这个因素，我想可能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应该讲不会太严重。因为在前面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关方面正在明确的要求和推动土地收入进入地方预算这样一个安排，当然你要是把它作为一个更清晰一点刻画，一定要去做一些调研才能说得清楚。

　　主持人：这次发的地方债，它的利率好像比一年期的存款利率还要低，那实际在市场中间它的吸引力就非常有限。

　　但是它应该是通过市场化程序形成的，它不是简单的行政指定的。它比国债稍微高一点点，体现了国债是金边债券，它呢是金边稍微加点银边，加点银边而已。因为它加点银边，也就是信誉度要评级稍微低一点。那么意味着另外一句话，就是风险度稍微高一点。风险度稍微高一点呢，在它的利率表现上就要再稍微高一点。

　　地方政府现在发行的2000亿的国债，它其实偿付能力，包括它的信用问题，从现在来看没有问题。一个省级单位地方债顶多将近100亿，只有四川，在重建，是160亿。而且四川又是这样一个大省，从它整个的财力盘子里边相对来说，它现在还是非常谨慎的一个处理。

　　主持人：这次地方债里明确规定偿付的责任和义务，而且明确列入省级预算，也就意味着省级政府要牵头承担它的还本付息，但如果省级完不成这个债务的偿还，那这个债务的最终偿还义务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

　　从逻辑上来讲，首先要让它自己调动它的潜力，可以发新债还旧债，任何国家的公债都有这么一个机制。有人说国债不是债，或者叫公债不是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它发债总规模会越滚越大，随着GDP往上走它发债总规模越滚越大。但是相对数不一定越走越高，在这种意义上政府可用资金绝对规模是越来越大了，都是从发债上来的。它实际上是不断用新债替换旧债，手上用的钱，规模反而越来越大。

　　贾康：等于说这实际上相当于获得了一笔额外的收入，但是它额外也表现出它是给利息的。那么再往后发，如果是阳光融资的制度打造得更周全了，我们还可以考虑是不是它的债期可以再拉长一点。这次是三年期，以后是不是可以发到五年、八年甚至是十年，都是不排除的前景。

　　主持人：过去大家主要是为了防止地方政府道德危机，说你如果发债了，将来偿付做不到非常的及时，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那么这次允许开了口子了，会不会导致地方政府在发债方面拥有更多的冲动？

　　现在有一个相对透明的制度框架，这个框架就是要抑制它的过分冲动。从数量上来看现在不过分，现在比较需要下更大的气力解决的问题，倒是原来已经形成的债怎么办？那些债是不透明的，或者是几乎不透明的，很多是变相的，但是谁都知道它是地方政府操纵下形成的这个资金的聚集。那么我们就认为有这么一个要领，应该是在大的地方债的事项上面思路转变为堵不如疏，就是原来已经形成的债，不论它叫什么，要通过加强管理把它多方筹措可能的资金把它消化掉。

　　这个多方是指地方政府为主，地方政府它原来的债务可能涉及到多头。比如说它有一些是集资，有一些是它自己操作注册的法人，不论叫做什么公司。有的叫信托公司、有的叫路桥公司、有的叫城投公司、有的叫建设公司，以这个法人为融资平台它融的资。那么到原来地方政府低端很可能上面压着它，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学校建设要达标、卫生院建设要达标，你不达标我一票否决你，政绩免谈，那怎么办呢？申请，到处借，跟企业借，甚至借到高利贷，要完成这个任务。所有这些因素很复杂，涉及到方方面面，那么就得从方方面面的潜力综合考虑，在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滞存量不同的重点和不同的模式。但滞存量就是消化已有债务，这一点是应该抓住不放的，这样你才能真正控制住所谓公共风险。在这之后就是提高规范性轨道要做的事了，我们给它总结为一个叫做开前门，现在已经在开这个前门了，就是今年已经在做的，规范程度大大提高的前门；一个叫做关后门，不要再讲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平常的这个应急程序是关着的，不让你随便动的。你真的有必要咱们走应急程序，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有前门，后面还有一个应急程序的后门，平时是关在那儿的。要动它，你要走程序，而不能想动就动。再一个叫修围墙，一个规范程序、一个应急程序，除此之外其它统统封死，这才能真正地把阳光融资的效果逐渐地显现出来。

　　主持人：现在财政收支压力还是非常巨大的，有些必要的开支我们是省不了的，政府要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要加大经济方面的刺激，但是在节源这方面还是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的。我们政府现在，尤其是现在社会上广为讨论的我们政府的自我循环、自我服务的这部分开支，数量是蛮大的，在您看来，怎么才能把这部分钱省下来？

　　现在可做的事情我觉得有一些已经有所布置，比如说中央级政府要求行政经费不能上升，有的还要求要下降5%到10%。楼堂馆所建设已经发了文件，各级政府要先停下一年来。我个人理解在一年之后可能还要从严控制，再就是公款出国，从严审批控制等等。除此之外怎么样进一步减少行政成本，减少主要是行政事业费开支这方面潜力，更多的要靠配套改革来发掘它。比如从中央明确的大部制方向，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先后在启动地方的所谓大部门制的这种机构改革。这个机构改革如果继续往前推，它可以起到减少行政成本的作用。

　　再有就是行政预算的这个约束程度，如果是行政预算的约束程度较弱的话，实际上我们整个对行政成本的控制就很难。它这个约束一个是预算本身它的这个法制化，它的这个管理方面的严肃性，另外还有一个相关制度建设就是它的透明度。如果透明度逐渐提高，让民众都知情，民众就会起而监督，这个约束就成为全社会的一个约束和监督。我们现在方向是如此，现在有了政务公开条例，有了越来越透明的预算信息向社会的发布。而且不少地方有了一些带有方向性意义的这种试验，比如说参与式预算，就是在自己的地方这种辖区之内，重要的事项民众参与一起讨论以后再做决策。比如说有绩效约束的制度建设，有的绩效评估信息首先要公开出来，通过参加评估的这些主体，大家充分讨论，事前对于预算资金使用的绩效就要有一个评价，事中、事后还有全程的这个绩效方面的约束，都能够起到比较好的实际监督制约作用。

　　未来二、三、四季度的情况大预测

　　简单的说如果我们的整个经济运行，能够比较顺利地从前低转到后高的话，二、三、四季度财政收入情况应该是走向好转，总体来说应该大体是能够实现全年原定的增长8%左右的目标。我说财政增长8%跟这个GDP是联在一起的，GDP能够顺利的从一季度现在6.1%，往后提升到全年能够接近8%或者8%左右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财政收入它也要跟着这样一个轨迹来运行。因为你从一季度逐月的数据来看，它同比下降的降幅是明显收窄的。1月份出来的时候同比是下降17%以上，1月份至2月份加在一起下降11%以上，到1月份至3月份累计就下降8.3%了。按这个趋势继续往下走，在二季度争取使我们财政收入降幅进一步地减少，甚至达到跟同比来说差不多。那么三、四季度再把它继续往上提，达到全年的财政收入8%左右这样一个目标。

　　实现全年8%的增幅，现在除了外贸环节的税收增长不能做太大的指望之外，其它都应该有所期待。因为它是根据经济基本面来的，比如说流转税，也包括所得税。

　　主持人：一个国家跟我们每个家庭都是一样的，金融危机就相当于我们的收入减少了，但是开支可能还不得不增加，那么我们可能就像刚才说的一方面要想办法开源节流，另外一方面我们整个政府，在整个财政上花的过程中间要想更多的办法，让它花费得更要合理一些。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包括我们全体的国民可能都要共同面对这样的一段紧日子，只有这样整个经济走出谷底了我们财政收入才会增加，那么我们的经济发展也会更健康。感谢贾所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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