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近日公布了我国最新财政收支状况，数据显示：2009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下降了8.3%，财政支出却增长了34.8%，收支紧张的矛盾开始显现。事实上，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3月份的半年中，有五个月出现了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情况，无论是下降幅度还是持续时间，都为我国财政史上所罕见。处在经济危机中的中国，一方面是是“逆周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放大支出的巨量要求，一方面是宏观经济下行造成的收入锐减，全国财政收支状况堪忧。濒临赤字的收支状况究竟是第一季度的短暂现象，还是2009年的整体趋势？全年赤字会否突破3月公布的9500亿底线？本期节目邀请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为您解读。

　　【嘉宾介绍】

　　贾康：经济学博士，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国家财政方面的权威专家。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精辟的见解言论，是“中南海问策”的财政专家。

　　主持人：贾所长，今年一季度的国家统计数字已经出来了，整个财政的收入大致减少了8.3%，而支出却增加了34.28%，这么大的反差很令人担心的，今年9500亿的财政赤字，这一开始的预算份额在你看来有没有可能会被突破？

　　从现在看它现在这样一个同比数字并不意味着9500亿的赤字就注定要被突破，它毕竟只是一个季度的数字。从现在它的表现来看，总体还是预料之中的。财政收入，今年因为有经济下滑的因素、企业效益走低的因素、还有我们自己主动结构性减税的因素。再有物价是往下走的，物价下行带来以现价计算的财政收入减少的因素等等。这些加在一起表现在现在一季度同比下降8.3%，不能算大的意外，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但是它也表明财政的形势比较严峻，毕竟年度的财政收入在预算安排里边是要增加8%左右。现在在支出方面主要还是为了配合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的这个尽量往前提了，就是支出进度加快了。它总体的赤字是一个按年度安排的支出都到位以后再和实际的收入进行对比，才最后形成了一个入不敷出的一个缺口。财政收入总体来说是由经济决定的，所以对整个经济大势的判断很重要。

　　我个人的观点是，在一季度所有的数据放在一起综合判断，应该认为我们这个经济运行原来出现的，在我们软着陆过程中，外面的压力突然施加上来使经济过快下滑，然后我们宏观政策转型来对冲它这个过快下滑的这种力量。那么在一季度综合看起来，政策见效已经使我们的经济接近触底或者正在完成触底。从这个逻辑上说，如果下一季度不出大的意外，我们今年的大的经济走势应该是从前低转入后高。但是如果有不如人意的情况发生，就不能排除我们给宏观政策扩张力度加码。如果加码的话，它可能会表现在我们赤字在预算调整方案有必要推出的情况下会往上提升。

　　主持人：那如果要提升的话就是说可能就会超出整个9500亿原定的这个数额了

　　安全区或者风险可控度的考量，大致有这么一个相对数的说法，就是当年的财政赤字的规模和当年GDP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份额。欧盟他们的控制线是3%，我们这个9500亿年初预算安排的这样一个数字，按现在今年8%左右的GDP增长率匡算大致是能达到2.9%。

　　那么暗合于欧盟的控制线，或者叫预警线，但决不意味着这个3%就是不可逾越的一条线。我们如果有必要的话在今年假定说有了预算调整方案，把赤字占GDP比重相对数又往上抬了，也是在总体安全区控制之内的，因为这只是一个指标。另外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或者相当于GDP的比重，欧盟控制线是60%，我们现在还相当低，明指标看着是20%多一点。它实际上有很多隐性的债务，把隐性债务统统算在内，这个比重到现在看，也不会高到哪儿去。比如说，粗略地说低于40%。从其它有些国家来看它并不严格遵守欧盟，这个所谓控制线，它还会走得非常高。比如这次美国，美国是非常高的，比如意大利、日本也都非常高。它可以高到相当于GDP的170% 、160%。所以从这种综合考量来看，不能认为中国现在安全区域已经很窄，还有比较大的安全区。

　　实现中央、地方财政间的均衡发展，需要事权明晰。

　　内容：1，地方财政率先反弹的原因？

　　2，事权不明，地方财政如何在夹缝中生存？

　　3，减税措施对地方财政是否雪上加霜？

　　主持人：从一季度的指标我们还看到一些挺有意思的现象，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他们所感受的变化是有点不一样。中央财政这一部分减收的超过了10%，而地方财政这一块没有中央财政这么严重，在您看来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从减收角度来看，中央财政有一个地方财政不好比的因素，就是主要的出口退税是中央财政承担的。中央财政承担的出口退税，又恰恰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面我们增加了它的规模，那么就表现在中央财政减收要更多一些。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差别，对整个经济的刺激计划不应该有大的影响。因为中央财政在看到自己的收入进度不如意之后，它会采取一些措施。因为在它那个地方腾挪的空间又相对要稍微大一点。我们很多的金融企业，大的资源垄断型企业，他们的收入是更多的跟中央金库连通的。现在采取一些加强管理措施，还有就是在具体的资金入库方面加快等等，这个余地里面把它充分地去运用之后，我不认为全年来看这方面应该可能出什么大的问题。

　　主持人：地方财政实际上在整个金融危机中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包括中央政府也说要增加民生的投入、教育啊、医保啊，地方政府实际上也面临这些方面，那么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在财政分配过程中，形成了双方事权的位置是不太一样的，地方政府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它的财政能力这两年增长了，最重要的一块又被中央财政拿走了，在您看来双方现在的财力都比较紧张这中间会不会有一些冲突和矛盾？

　　冲突和矛盾肯定是有的。您刚才提到事权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更具有长期性的一个和体制紧密相连的问题。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多年的探索，是在1994年实行了这个分税制与分级财政体制框架搭建的这个改革。有了这个框架之后，到现在还在继续探索怎么样改进完善它，特别是省以下，怎么样让它真正进入分税制的境界。现在应该讲这样的一个在省以下，真正是分税制到位的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事权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划分，那么跟事权形成密切关系的财权税基的配置，和财力跟事权的匹配的这个境界怎么达到，就是现在一个体制上的带有挑战性的难题。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它的一些毛病又会放大，中央和地方都吃紧了，那么怎么样形成一个往良性循环方面去靠近的这样一个要领。从现在来看除了财政要服务大局、实行结构性减税、过几年紧日子，还应该尽可能地考虑把短期调控和中长期的深化改革、制度建设结合在一起。那么对于地方财政来说，要争取更清晰地区别处理它们的转移支付问题。比如真正的欠发达地区，这个工业化、城镇化在主体功能区这个概念之下不应该让它放开发展的这种地区，要有更清晰的制度化的转移支付的支持。这种制度化转移支付，就可以可持续的给它形成财力。它的形式我们认为以后主要是中央和省两极，自上而下的支持这些欠发达的和农业区与生态区特征很明显的地区。

　　主持人：这次经济危机中有一些减税的措施，车辆购置税是已经减了，但是营业税现在还没有减，但是有人呼吁，地方政府就会说减其实减的就是我的收入，净收入，而且营业税的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收入里占的比例并不小，这样的减税形式似乎阻力蛮大的。

　　是的，营业税它更多的关联的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相关联的财源交给地方政府，在经济关系上有它的合理性，是危机来了地方政府很困难的情况下，你简单的想能把营业税比较大幅度减下来。当然你愿望是好，想让企业减，更多地发展，但地方政府它怎么样实现它的可持续性，这个权衡要权衡好才敢动。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一轮的扩张性操作里面已经考虑到给地方政府减轻压力的一个措施，就是给地方政府安排了2000亿的公债。

　　从现在的制度规范来说，地方政府的收入里面不排除有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因为我们现在规定，地方政府的土地方面的收入都要纳入地方政府预算程序。当然他在帐务处理上可能处理为一个特别基金里的一个帐户，这个特别基金帐户里的收入它也归到地方政府收入的统计数字大盘子里去，但是到位不到位各地可能还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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