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政府管得太多与僵尸企业不能退出等抑制创新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

　　新浪财经讯 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7年12月11-12日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举行“2017央视财经论坛暨中国上市公司峰会”，主题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在“经济学家看经济”的主题论坛上发表观点，对于2017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黄益平表示要关注新旧动能转换，新的觉得做的还不错，但是旧的退出需要加大力度。

　　对于新旧动能转换比较困难的地方，黄益平认为，往往是国企占相当大的比重，僵尸企业不能退出，政府管得太多，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抱怨说，民企不活跃，创新不活跃，年轻人留不住，气候不好，产业结构不良，其实它都是跟我们的政策体制有关系。

　　黄益平认为，旧的退出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具体来说比较简单，一个就是人，一个就是钱，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政府职能、政府行为转变的问题，就是政府管什么，我们把不同地区政府的行为做一个比较，我举一个例子，在深圳我们新的产业做的是非常好的，每天都在创新，你去看他政府的行为，更多是服务，不是管制，所以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在十九大上也说了，最后我们的经济体制的核心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但这两个之间的把握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于如何防范金融风险，黄益平表示，需要关注政府隐性担保的问题，政府隐性担保以至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产品违约，没有企业破产，看上去一片风平浪静，金融非常稳定。但你知道这其实是有人给兜着，不是没有出问题，而且越兜问题越来越大。

　　黄益平称，都说今年防范系统性风险是一个重中之重的工作，但最后变成什么都不敢动了，不敢让产品违约了，怕一违约人心一波动，是不是出问题，这个效果是适得其反的。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主持人（李雨霏）：当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和内容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待中国经济的视角和思维也应该发生变化和转变。那接下来想问一下黄教授，那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人衡量宏观经济的时候，还是会习惯于用一些数字去表述，去衡量，比如说GDP重要的数字，我们看到在2017年前三季度中GDP同比增长了6.9%，那和中国2016年6.7%相比是有0.2%的提升的，这个数字很让人振奋，但是透过这个数字，您怎么评价和看待2017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呢？

　　黄益平：总体的表现就是你刚才说的企稳，当然也有人说是稳中向好，我们这一轮经济复苏是从去年年中开始的，去年年底基本上到6.9%的水平，这里头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关注新旧动能转换，转换到什么程度，假如说我们看一下从去年开始的经济复苏，应该说是三大因素推动经济复苏。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的投资，前面两个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第三个当然故事比较复杂其中一部分是因为去年大宗商品市场的改善，另外一部分是我们一些新兴行业开始投资增加。所以我个人觉得今年企稳，明年的增长下行压力还是存在的。现在的问题就像我们很多人说，可以接受相对的增长速度的放缓，核心问题是要改进质量。那么我观察我们的经济，创新的这样一个变化，动能是非常的活跃，我们在传统制作业很多行业像家电、电器，像大型机械装备了，这些升级都很厉害。我们很多新兴产业包括像一些新的电池、互联网+也做的很好，现在关键问题是，很多老的已经失去竞争力的产业没有及时的退出，所以简单地来说，新旧动能转换，新的我觉得做的还不错，但是旧的退出需要加大力度。

　　主持人（李雨霏）：打个比方说GDP的数字走势就像心电图的曲线一样，波动是正常的，如果一直不动，反而有问题了，所以一定要正确合理性的去看待，我们也问一下黄教授，刚才您讲到，其实您已经表达了一个观点，就是2017年增长的结构已经优化了，但是其中也有一些问题堪忧，所以大家一方面在担心2018年我们的增速会放缓的同时，其实对2018年也是充满期待的，大家真的希望新兴产业能够持续增长，新的动能能够不断出现，而且增强，您觉得在2018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黄益平：我刚才已经说了，新旧动能转换已经在发展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中国作为一个经济看不同的区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有的地区的创新创业，经济发展、产业升级非常活跃，另外一些地区经济相对比较困难一些，这个背后的因素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的，凡是市场机制在积极的配置资源，企业家在不停的奋发向上的地方，创新创业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新的动能在不断的被创造出来，在不断的在发展，哪一些地方我们的新旧动能转换比较困难，往往是国企占相当大的比重，僵尸企业不能退出，政府管得太多，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抱怨说，民企不活跃，创新不活跃，年轻人留不住，气候不好，产业结构不良，其实它都是跟我们的政策体制有关系，所以明年的经济状况我觉得应该就是像现在新旧动能转换，进一步的推进，明年也不会完成，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就是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眼点最后落到新旧动能的转换，其实我不是很担心新的产生，我担心旧的能不能退出。

　　主持人（李雨霏）：您觉得旧的退出的话，最核心和最关键的驱动又在哪儿？

　　黄益平：旧的退出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具体来说比较简单，一个就是人，一个就是钱，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僵尸企业，需要退出的这些企业规模都比较大，在地区经济当中占到比较重要的地位，所以在一个地方如果是要把企业给退出，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工人往哪儿去。第二个问题他们有很多负债资产，钱从哪儿来，人往哪儿去，钱从哪儿来，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政府职能、政府行为转变的问题，就是政府管什么，我们把不同地区政府的行为做一个比较，我举一个例子，在深圳我们新的产业做的是非常好的，每天都在创新，你去看他政府的行为，更多是服务，不是管制，所以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在十九大上也说了，最后我们的经济体制的核心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但这两个之间的把握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主持人（李雨霏）：刚才王院长也讲到说，其实如何进一步的刺激和增进消费的增长，这可能是2018中国经济的新课题，同时也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动力，我也想问一下黄院长，实际上您觉得2018年中国经济的新动力又来自于哪里呢？

　　黄益平：我们刚才讨论了很久就是说新旧动能转换，我认为明年的新动力只能来自于我们新的有竞争力产业的形成，为什么新旧动能转换今天会变成这么大的问题是，我们过去中国经济说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过去主要就是靠出口和投资推动的，在出口和投资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制造业，东南沿海地区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主要是生产出口产品，在西北东北内陆地区有一个很庞大的资源型的重工业，主要是生产投资品，所以我们过去三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出口和投资两驾马车在拉动，背后是一个非常庞大迅速扩张的制造业，一端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另一端是资源型的重工业。但是现在看我们今天中国的情形这两个行业都很难再持续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很快失去了竞争力，因为劳动工资的快速上升，劳动力的短缺，重工业的产能过剩的问题都很严重，所以很显然的就是中国的下一步的增长，中高速增长能不能实现，能不能持续，关键问题是看我们能不能在旧的产业的基础上培养发展出一批新的产业来，所以你说我们明年的动力在哪儿，动力就在这儿，很多人把它称为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过去的增长是靠低成本优势和靠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下一轮的增长更多要靠产业升级创新，成本高了没关系，但是只要你的技术水平提高了，效率提高了，你的经济仍然是会有竞争力的，但是为什么把它称作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世界上曾经在1960年的时候有101个国家地区都在中等收入这个区间，半个世纪以后只有13个经济跨过去了，变成了高收入经济，剩下的80几个经济今天为止仍然是中等收入经济，所以对我们的挑战不是简单的说看上去好像有没有变化，新动能在哪儿，新动能就在创新。

　　主持人（李雨霏）：如果说新动能就在创新，其实我们看到各个产业里的创新也是层出不穷，比如说制度的科技的等等等等，就一个行业来说您比较看好哪个新兴行业？比如像去年大家普遍追逐的一些风口，像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甚至因为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使得传统工业也变成了一个朝阳产业，您看好哪个领域？

　　黄益平：我其实不是做产业，很难具体说哪个产业特别好，但是创新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我举个例子说你刚才说的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人工智能这些都是创新，但在我们说创新的时候，我并不一定说最尖端的东西，其实是很可能普通的制造业，举个例子，中国的家电行业，家电的行业我们一般认为它是很传统的行业，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看中国市场有各种家电的品牌，但是有一点凡是高质量的产品都是外国的品牌，今天你去看我们世界市场上的家电产品很多都是中国的品牌，像这样的一个产业升级、质量的提升、附加值的提升它就是一个创新，并不一定是最前端的3D打印机了，或者是人工智能等等，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创新，你把我们最简单的，比如说浙江有一个专门做围巾的一个工厂，他应该说产品是很简单的，通过机器自动化，把这个产品质量提升，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的案例。

　　主持人（李雨霏）：好的，谢谢您分享您的观点，刚才我们是对2018年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宏观形势做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来共同把握一下未来政策的走向，特别是货币政策，我们都知道货币政策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它重点关注的领域或者是重点的调控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的货币政策更多的着重点是在于去杠杆，还有防范风险，所以首先想问一下黄教授，您对于2018年中国货币政策走向有怎样的研判？

　　黄益平：这个回答很简单，第一我们现在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我猜测明年大部分时间还是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第二个货币政策是经济周期宏观调控的工具，所以它会不会调整，会不会有改变，最主要的还是看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一般标准的回答就是看明年的数据，我觉得比较容易理解，经济不好了货币政策松一松，经济好了货币政策紧一紧，那么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从官方来说，它有四个很重要的政策目标，增长、通胀、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你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现在一直强调的金融稳定的问题，从明年角度来看，我觉得如果经济走势相对比较平稳，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说，其实改变货币政策的必要性并不是特别高，但是现在防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确实已经成为全国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样的话从货币政策的角度一定会考虑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主持人（李雨霏）：好，同样的问题也想听一听黄教授您的观点，您觉得我们金融工作防范风险现在进行的进展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未来还会有其他的风险和挑战存在吗？

　　黄益平：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个问题提出有一段时间，尤其是从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一直在说这个事情，但对这个风险的问题看法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总体来说我们有很多金融风险，我觉得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监管框架和我们的现实之间有一定的差距，举个例子说，我们现在的监管框架就是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一个人管一摊，管机构为主，你拿着银行的牌照归银监会管，你拿着证券的牌照就归证监会管，这个在过去看是一清二楚，现在问题有很多新的行业发展起来了，比如影子银行、通道业务，你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交易。互联网金融比较活跃，出现了很多业务，其实是没有得到全覆盖的监管，这个是要出问题，也有一些交叉业务，比如说银行卖理财产品，或者是保险公司卖产品，这个时候一交叉，因为原来按照牌照来管理的，就是有很多交易没有真正的把风险给看住，所以我们现在要改变这样的制度，这是一个监管框架要改革，今年全国金融会议成立了国务院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希望在这些方面会有比较大的改进，监管方面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最近出来的资管产品的指导意见，对于互联网金融也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可能需要进一步改进。

　　第二方面的问题跟我们前面讨论的僵尸企业问题有关系，就是一个政府隐性担保的问题，政府隐性担保以至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产品违约，没有企业破产，看上去一片风平浪静，金融非常稳定。但你知道这其实是有人给兜着，不是没有出问题，而且越兜问题越来越大，因为有个道德风险问题，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是这样的，反正有人给我兜着，我反而就不太注意我自己的行为，我觉得要解决金融风险的问题，核心还是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我对我们改革的看法，我觉得前面在积极的推进，第二个怎么样真正的退出隐性担保，真正的落实市场纪律，谁做金融决策的决定，谁承担责任，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些距离。

　　主持人（李雨霏）：所以其实对于金融风险的防控都是不能够忽视，不能够放松的一个领域，也是经济增长的前提。

　　黄益平：在金融里头有一句话就是说金融风险总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以你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所以我们要严密的防范金融风险，但并不能说我们一防范所有的风险就都没有了，我其实觉得我们现在需要防范的一个倾向就是从中央到地方，都说今年防范系统性风险是一个重中之重的工作，但最后变成什么都不敢动了，不敢让产品违约了，怕一违约人心一波动，是不是出问题，这个效果是适得其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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