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中国改革缺失动力机制 产权制度改革是重点

　　新浪财经讯 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主办的第二届思想中国论坛12月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表示，当下中国改革最缺失的动力机制。未来中国的改革毫无疑问产权制度的改革是重点，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最后，还必须要推动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

　　当人们谈改革的时候有一种焦虑症，大家都明白要改革，大家知道中国不改革死路一条，文件也很多，专家讲的也很多，但是就是打雷不下雨。什么原因呢？很重要的原因是当下中国改革最缺失的动力机制。

　　中国未来的趋势是经济下行，这是结构因素导致的，所以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是大家发现，如果不改革的话，结构是调不动的。为什么？杨瑞龙教授认为，现有的经济结构实际上是在既定体制和发展模式下的利益结构的反映，所以体制模式、发展模式不变的话，利益结构就有刚性，这个时候结构性调整只能用政府之手来调，但是政府之手调结构的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大家共同的共识是改革，但是就是改不动，没动作。

　　过去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能取得成效？

　　杨瑞龙教授的研究结果和GDP锦标赛理论有非常相似。在这样一个体制中引入了非常好的改革动力机制，就是所谓的满足了参与性的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的改革动力机制。官员要升迁就要做大GDP，在分权的条件下要引入更多的流利，在他有效的任期里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招商引资。为了招商引资不得不营造投资环境，而投资最好的环境是怎么样获得改革优先权，因为每个改革优先权背后都是特殊体制和优惠政策。

　　这样的话，中国过去30年尽管改革权是在行政系统下放的，到今天为止企业没有改革权，改革权在政治手中。在这样的体制里面，由于引入这样一种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导致了地方政府官员有兴趣、有热情与企业联合，和企业合谋，共同从中央获得改革优先权，也就是试点权，试点权的获得地方政府可以获得好处，投资来了，税收来了。企业也可以获得好处，因为改革优先权背后就是优惠政策和特殊体制，可以带来比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这样就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构成了过去30年中国改革的激励机制。

　　这样一种改革纵向分配的改革形式，当引入财政分权这种激励机制之后，产生了“婴儿”追求30年的增长，因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合谋的时候愿意促动产权改革。这样的改革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行为失范、腐败、资本和劳动的冲突等等，都是由于改革带来的问题。过去30年的改革产生了婴儿，但是这个婴儿躺在比较脏的水里面。

　　这几年针对改革产生的问题开始坚决的反腐败。这种反腐败显然是把原来的政商关系割断了，割断以后地方政府官员的改革激励机制或者叫动力机制相对就缺失了。现在地方普遍存在懒政、慵政。

　　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改革动力机制，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难取得实际的效果。如何实质性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挖掘和培育改革的动力机制。

　　未来中国的改革毫无疑问产权制度的改革是重点，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最后，还必须要推动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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