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于3月21日-23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于3月21日-23日在北京举行。在会场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微博]表示从IMF[微博]的角度，我们非常欢迎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以及周行长之前提到的一些措施，能够确保人民币的国际化资本帐户的开放，但是IMF我们会积极的配合中国的当局，在我们的改革当中，当然如果人民币符合条件的话，我们会考虑让他加入特别提款权的篮子。

　　以下为文字实录：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非常感谢，感谢周行长，帮我做了一些推动性的工作。我做这次讨论本来想说您刚才说的一些货币政策的话，您刚才讲到的在新常态下中国的一些货币政策，他把我想要说的说过了，所以感谢周行长，他讲的非常清楚。

　　张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感谢您的介绍。感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我参加这次论坛，我也想有几点跟周行长来探讨一下，中国在过去十年里一些货币政策，以及跟未来货币政策的衔接。

　　我们知道中国在金融危机时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本人也是牢牢的记得，在危机发生一开始，中方就发布刺激政策，但是我们也认识到目前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全球的经济增长还是远低于我们的预期水平，还有很高的失业率，在某些国家还有很高的负债率。还有“三低”：低通胀、低增长和低投资。

　　我们最近，大概在1月份的时候，对于2015年的增长率下调了预期，到3.1%，明年是3.7%，一方面由于油价的下挫，它的一个回升，在下挫之后的回升，以及美国经济的抬头，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受到的挑战，但是对整体全球经济影响不到。我也想强调有一些美国货币政策退出，或者正常化的预期。但是在其他国家还是在继续或者在出台更宽松的一些政策，所以我们看到了有这种反差，一方在做退出，另一方面在继续宽松，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在全球的金融市场引入更多的波动性。

　　刚才讲到的货币政策的分化，它带来了美元的强势，当然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好消息。但是也有非常明显的风险，特别对于新兴经济体，一些主权国家还有一些居民，他们很多都有高水平的美元债持有。我们会想会问，这种这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有怎样的表现，还有收紧跟放松的政策，在跨国界的流动方面会有怎样的影响，这种波动的影响，以及这个货币政策在新的常态下的属性是怎样。这也是回应了刚才周行长在他的介绍中提到的几点。

　　我再来讲一下溢出效应，在金融发生之后，非传统的货币政策首先美联储提出，然后英央行[微博]，它是有非常强的外溢效应，对于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也有非常强的影响，这些政策是避免了金融市场的崩盘，同时在发达经济体也促成了经济的复苏，很多人很坚信，包括我本人，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的政策，那我们的危机程度就不会是我们过去看到的那么的弱，这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不仅有正的溢出效应，也有负的溢出效应。主要在金融稳定方面风险，这些政策会带来资本大量的跨境移动，在一些新兴经济体他们资本收益率非常高，2007—2012年之间，比如一些新兴经济体大概吸收了4.3万亿美元的净资本的流入，刚才讲到的热钱的涌入，是推动了价格的走高，同时也让这些发展中的经济变得不稳定。任何的政策可能会完全逆转资本流向，有些人说在出台政策之间就有价格的考虑，我们还记得在2013年当时没有宣布之前，我们就已经预感到美国的货币政策会发生转向，通过这样的预期，资本的流向以及流势会发生逆转。

　　美联储必须要非常明确的把他自己的政策目的能够很明确的向外界表达，这点他们做到了，但是可能还有意外，一方面是美联储加息的时点以及力度、速度。可能的益处效应会影响中国，影响跟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关系，这种溢出效应也会在这些国家需求，中国的出口部门肯定会受影响，考虑到我刚才讲到的政策的重要性，我们IMF一直在研究这种溢出效应的规模，我们觉得这块能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了解，它跟全球经济的关联有多高，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的合作和协调，这也引入我的第二点，新兴经济体怎么做好准备降低这种波动性的影响，我觉得有几点可以对你们有益。

　　第一新兴市场需要提前做准备，我们研究显示2013年市场很快的发现了基本面较好的经济体，还有基本面比较弱的经济体，所以从宏观角度来说各个国家应该做准备。

　　第二新兴市场需要确保他们的金融体系能够有较大的抗压能力，他需要有足够的工具。然后快速的使用宏观审慎原则来应对这种大规模的资本流出。

　　第三中央银行也需要做好准备，立即采取行动，可以在短期内使用一些对国内，还有某些行业和市场提供一些流动性的支持，同时可以用外汇汇率的干预，来减少这个资本外逃的动力。

　　另外还有两个方面，也是最近的一些发展趋势。这是在回应危机的期间推出的两个举措，一个是货币互换，第二是这些多边的机构，能够在IMF的支持下更好的协调各个国家的应对措施。对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机会，像周行长指出来的，就是货币政策需要确保这个价格的稳定，同时也保持金融的稳定，我们在危机期间也看到，即便是在价格稳定同时通胀比较低的时候，其实金融系统的稳定仍然不能有保障。我们需要采用一些适当的工具，来实现这个目标。这就要求央行需要有独立性，可能对大多数的中央银行家来讲，他们都非常的诊视这样的决策独立性，多种模式可以采用，比方说有的可以来制定宏观审慎的政策，还有一些来制定货币政策，在英国这块的人员是分开的，还有一些国家是合在一起的，比如像美国。

　　我很快的归纳一下我的发言，从IMF的角度，我们非常欢迎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以及周行长之前提到的一些措施，能够确保人民币的国际化资本帐户的开放，当然很多的条件还需要来谈判，但是IMF我们会积极的配合中国的当局，在我们的改革当中，当然如果人民币符合条件的话，我们会考虑让他加入特别提款权的篮子。非常感谢周行长的介绍，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谢谢。

　　张来明：谢谢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她作为世界上最重要多边金融机构掌门人，她的演讲提出了一些应对建议，对我们很有启发，特别她讲到的IMF将配合中国的改革，这更是一个好消息，两位嘉宾发言结束之后，我们现在还有20分钟左右的提问时间，这是一个好机会，大家可以向他们两位提出感兴趣的问题，一个是举手，第二指明回答人。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谢谢你的问题，我猜你是一个记者，当然可能我的猜测是错误的，首先我没有听到过周行长要退休的传闻，他不退休的话我非常高兴。关于亚行我想说两点，第一，我们欢迎中国组织成立亚投行，我们认为中国是有充分的来成立这样一家多边的金融机构，我真的非常希望IMF也可以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但是这不是IMF的使命所在，所以我觉得我们会很愿意和亚投行合作，我不想代表世界银行[微博]来表态，但是我听说世界银行非常愿意和亚投行合作，因为在全球合作很多地区，尤其亚洲地区需要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

　　所以，我觉得还是合作的空间更大，竞争应该比较少吧。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谢谢您的提问，我认为在我们评估特别提款权篮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更加聪明一些。会考虑资本帐户还有资本市场的开放，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们还应该吸取在危机当中的教育，防止资本资本帐户开放走得太快，刚才周行长也说了，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反洗钱或者是反恐怖主义的一些措施等等，我认为需要更好的监管机构和机制来发挥作用，而在危机期间，这个作用是发挥的不够的，另外我认为还要有一个好的解决机制，如果说金融市场能够由独立的机构来监管，不光是监管金融机构，而且监管影子银行，所以我们在做法上要进行改进，在考虑资本帐户开放时，可能不会再使用十年前的一些标准。

　　提问：谢谢，我是摩根大通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介绍，对我帮助很大，我有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都是和美国政策的影响有关的，我知道上一次美联储说要退出量化宽松对市场带来很大的干扰，那是因为那次的做法比较笨，但是我也担心目前状况，利率是零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也许现在是合适的，但是我们知道未来某个时点，利率必须要上升，但是根本的原则也是美联储一直在说的，就是他们会非常小心，他们不会很快的加息。我觉得在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当时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提高利率我觉得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就表明世界上最重要的央行认为美国的经济已经复苏足够的强劲，可以采取利率的正常化的政策了。其实他们这段时间一直已经显示出来他们非常耐心的，所以我想一旦作出加息的决定，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

　　另外我想再说一下汇率。我觉得最好是欧洲的央行，早一点来采取他们的量化宽松政策。当时大家都在抱怨说他为什么不那么做，而现在大家又担心美国要开始加息，开始退出量化宽松，欧洲央行又开始量化宽松。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或者说这个调整政策应该是件好事，如果那些借了外债的公司，他们的首席财务官必须要回答你当时为什么借外债，为什么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如果你借了大量外债的话，肯定你会处在非常脆弱的地位。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雅各布，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加息什么时候来，不管怎样，加息意味着好事儿，说明失业率可以忍受，可能经济增长也是加快，或者说一些风险已经消散了，我觉得我们会非常注意的看这个叶轮的措词，但是不管怎么说对经济是个好的信号，也是能够减少汇率在货币市场中的波动性，所以我们也认为这是非常积极正面的政策举措，同时也能够带来好的效果，能够让这个部分的经济比现在的速度更快的发展。

　　我相信这个评估也不容易，因为除了08年底、09年出台了一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也需要进行评估，究竟哪些对的，哪些不太对，哪些副作用比较大。在这样一种背景情况下，至少从目前来看，首先从金融市场稳定和金融机构能度过金融危机来讲，我们说正面的结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与此同时，也像我刚才讲演中所说的，中国经济整体杠杆率在这个阶段有明显的提高，那么是今后非常值得重视的。除此之外，可能整个社会上经济学界都有各种各样讨论，我不一一说了，总之这还是需要一个时间进行评估。

　　对中国来讲，这也跟历史上的经验有关系，历史上来讲，亚洲国家在1997年之后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波，任何人的知识结构和他所获得的经验，都是和以前的事儿和以前吸收的教训有关系，所以这次中国的做法也和我们在亚洲金融风波中遇到的情况和那时候学到的东西有关系。

　　谢谢！

　　张来明：按照规定时间本单元到此结束。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马丁这个问题不是问给我的，但是周小川行长的发言我想评论两点。

　　第一，我觉得处置的应对的框架非常合适，就是对于利率的放开，对于资本市场的放开。能够减少经济的负债率，可能会减少对影子银行的依赖度，当然需要比较强的比较合适的规制。我觉得沃尔夫教授应该可以从周行长的解读里学到很多，但是从我看来这个回答非常正面的。

　　张来明：感谢周行长和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的发言，谢谢大家的提问，谢谢各位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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