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为什么行之三

　　深入探究中国经济为什么行，不仅有利于我们坚定自信、把握规律、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且能为人类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中国贡献。继1月30日、3月10日理论版之后，本期观察版再推出一组文章，从总布局、宏观调控、支撑要素、农业基础、发展战略等角度深入解析中国经济奇迹的根由。

　　——编 者

　　不断完善建设总布局

　　贾 康 程 瑜

　　经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的一个方面，经济建设成就的取得与总布局的其他方面密不可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是孤立地搞经济建设。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只搞经济建设，而是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才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经济奇迹。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其核心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布局。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实现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延续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总布局，成为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和基本框架设计。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我国在经济活力得到激发、“黄金发展期”特征显现的同时，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层凸显、社会结构变化等新情况。对此，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以社会管理创新为核心的社会建设被提到新的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由“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凸显，经济发展中高耗能、高污染、高成本问题以及由环境恶化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成为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方面。党和国家一贯重视生态环境保护，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明确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这是适应发展阶段变化、顺应人民群众期待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对治国理政理念的极大丰富。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关系越复杂，经济建设就越需要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建设的协同配合。从“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总布局，我们党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驾驭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丰富了治国理政的方针与思路，优化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践。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到丰富百姓的精神世界、文化生活，再到建设生态文明、改善人居环境，执政为民的理念始终蕴含其中并不断升华。从全能型无限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从强调GDP的龙头指标作用到告别“GDP崇拜”、倡导和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的发展导向更加适应于人的全面发展，政府的职责更加明晰、工作更加高效，党的执政能力稳步提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国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主要经济体。这固然得益于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多种力量的综合支撑、城镇化空间较大以及市场回旋空间大等因素，但更关键的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有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为依托，因而更为稳固、坚韧。(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三农”是中国奇迹的强大支撑(大家手笔)

    陈锡文

　　1979年到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7%上升到12.3%，而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28.2%下降到10%，但这并没有改变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我国有十几亿人口，如果我们自己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没有谁能救得了我们，更谈不上创造经济奇迹。1978年到2013年，我国总人口增长41.4%，但人均粮食拥有量依然增长39.8%。我国人均拥有的棉花、油料、糖料、肉类、奶制品、蔬菜、水果、水产品等产量实现了成倍乃至上十倍的增长。

　　我国农业成功的奥秘在于全方位持续推进改革创新。我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农业经营体制入手的，而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是以保障农民经营自主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已在农村普及，但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在对农村集体土地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制度创新推动下，到2014年6月底，全国已有近26%的农户全部或部分转让了承包耕地的经营权，流转的土地经营权面积占全国农户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8.8%。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法、自愿、有偿流转，使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在各地蓬勃发展起来。在东北的黑土地上，由上千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起来的合作社，其经营规模和作业的机械化程度与任何农业现代化国家相比都不逊色。在江南农村，通过流转土地经营权发展起来的家庭农场，尽管耕地的经营规模并不显眼，但不少农户可获得与城镇居民不相上下的收入。更多的农户则通过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在有限的耕地上实现了现代农业技术和装备的应用。

　　农业科技快速进步对农业发展功不可没。2014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5.6%，其中使用良种对农作物单产提高的贡献率为43%以上。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率已达61%。2014年10月，国家有关部门对袁隆平院士主持的大面积超级杂交稻试验田现场实测获得平均亩产2053.4市斤的佳绩，使人们看到了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巨大潜力。

　　农业支持保护体系逐步完善对农业发展发挥了保驾护航作用。自2006年起，国家彻底免除了对农业生产的各项税收，使农民每年减少支出1350亿元左右。与此同时，国家不断加大农村水利、交通、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改善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国家自2004年开始实行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的直接补贴政策，同时对小麦、稻谷等重要口粮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有力调动了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建设加快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进程。到2014年底，全国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的劳动力达2.74亿人，已超过务农劳动力的总量，其中到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超过1.7亿人。这不仅为我国非农产业和城镇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创造了条件。2014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其中39.6%来自工资性收入。全国农村已普遍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城镇居民接轨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初步织就农村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安全网。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和压力，突出表现在农业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导致主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农业长期粗放发展超出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对此，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年初发出的中央1号文件都明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这就是坚定不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从主要追求产量增长和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经营尽快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技术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坚持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全方位改革创新，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必将继续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作者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

　　宏观调控保障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辜胜阻[微博] 吴 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的宏观调控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8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为恢复国内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作了探索；1979—1991年，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宏观调控开始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要是应对短缺经济面临的较大通货膨胀压力；1992—2006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时期，宏观调控主要依靠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2007年至今，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宏观调控主要致力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不难看出，在每个发展阶段，宏观调控对于经济运行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主要体现在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缓解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等。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宏观调控的难度不断加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不断改善宏观调控方式，寓改革于调控之中，着力破解一系列“两难”问题。例如，针对房地产调控与稳定经济增长的“两难”问题，对房地产调控从应急式短期供需管理转向用长效机制实现有效管理；从单边需求调控转向供给与需求平衡的双向调控，既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也加大热点地区的市场供给和保障房供给；从偏重行政调控转向综合市场调节，发挥市场在商品房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一刀切”式的调控转向差别调节；构建住房买卖市场与租赁市场相协调的住房市场结构，引导住房梯度消费；等等。针对提高劳动者收入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的“两难”问题，提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提低、控高、扩中”为主线，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等举措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大力简政放权，鼓励创业创新，为中小微企业减负，通过减税、减费缓解企业成本上升的压力。针对资源价格改革与物价调控的“两难”问题，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转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这些宏观调控思路和举措有力保障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宏观调控既是科学也是艺术，需要高超的驾驭能力和技巧，把握好时机、方式和力度，使各项目标、各种手段有机协同、互补平衡。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经济问题中，我国宏观调控积累了宝贵经验，主要是：尽量少用应急之策、多用长效治理，在调周期的同时重视调结构；在财政政策运用上，少补贴、多减税，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扶持中小微企业；在货币政策运用上，少用额度管理，多用定向调节；在政策工具使用上，少用行政措施，多用间接手段，用“有形之手”维护公平秩序，用“无形之手”激发市场活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宏观调控应努力实现四个目标：一是稳增长、调结构，保持经济总量平衡。这是经济增速换挡期和“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二是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三是营造创业创新的良好环境，塑造新动力，引领新常态。四是寓改革于调控之中，精准发力，实施定向调控，坚持区间调控。更加关注深层次结构矛盾，对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偏离合理区间的重要因素进行预调微调。(作者单位：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武汉大学[微博])

　　用好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

　　李 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原因就在于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激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动员和用好了经济发展的要素。这里以储蓄和投资为例作一简要说明。

　　储蓄和投资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储蓄短绌，用百姓语言说就是缺钱。1958年的“大跃进”之所以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就是因为“跃进”所需的投资远远超出了储蓄可以支撑的水平。因此，动员储蓄以支撑高水平的投资，借以启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并确保日益增加的适龄人口就业，就成为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换言之，如果说中国经济奇迹得益于人口红利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那么，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基础则在于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稳步提高。

　　动员储蓄的要义，就是向企业和居民提供稳定预期、足够激励和有力支撑，使其能在当下和未来的消费之间作出理性选择。这种激励框架唯有通过市场化改革方能达成。

　　从资源配置的决策过程看，改革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政府向企业和居民分权，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大众创业的市场经济；二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我们对改革目标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采取的是渐进步骤，从而保证了经济转型沿着帕累托效率改善的路径平滑展开。

　　渐进分权改革创造了显著经济绩效。1978年我国储蓄率仅为38%，2008年上升到51%左右且保持至今。与之对应，投资率从1978年的38%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近44%且保持至今。平均而言，30多年来我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达到39%和38%左右，远高于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历史上高速增长时期的发达国家。正是如此之高且持续如此之久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支撑我国创造了30年间GDP年均增长近10%的奇迹。

　　高储蓄和高投资启动并持续推动工业化进程。我国工业化虽可从苏联援建156个工程项目算起，但全面工业化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推进的。以非农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为标尺，1961—1978年的18年，这一比重由22%上升到29%，年均提高不到0.4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这一比重由30%上升到70%，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由于非农业人口的储蓄率普遍高于农业人口，工业化反过来成为提高储蓄率的有力引擎，并与投资的提高形成良性互动。

　　高储蓄和高投资支撑并持续推动城镇化进程。我国城镇化无疑是改革开放后才启动的。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之比仅为17.9%，1993年城镇人口占比上升到27.99%，15年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1994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城镇化进入快车道，城镇人口占比由1994年的28.5%跃升到2014年的54.77%，20年上升了约26个百分点。

　　城镇化与工业化是密不可分的。我国城镇化显然是由投资引领、由工业化引致的。城镇化跟随工业化展开，造成了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局面。但这不仅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弊端，反而正是成功之处。因为，它遵循的是投资增加—产业发展—就业增加—人口集中—储蓄增加—城市发展—投资增加……的自然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保证了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获得就业岗位，从而避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大城市无序膨胀、贫民窟触目惊心的严重社会问题。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高储蓄依然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和应对复杂局面的坚实基础。我们需要依托它继续推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解决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冲击。同样，我们也需要依托它来应对诸如国际游资跨境大规模流动带来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抵御外部经济冲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从“三步走”到中国梦

　　张占斌

　　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具有科学性、导向性和感召力的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国家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从“三步走”发展战略到中国梦宏伟蓝图，党提出的奋斗目标有力地引领中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并将继续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

　　“三步走”战略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提出的第一个现代化发展战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次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到20世纪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达到小康。小康目标从中国国情出发，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使现代化目标更为清晰。1987年，邓小平同志完整概括了“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同年，“三步走”战略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在“三步走”战略指引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到2000年，我国总体上步入小康社会，“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如期实现。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

　　实现第三步目标要比前两步困难得多。我国刚刚跨入小康社会的大门，所达到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第三步怎么走？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报告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一步细化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并把目光投向更远的民族复兴愿景。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形象表达，它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起来，是对“三步走”战略的重大发展，开启了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新征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找到了圆梦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从“三步走”战略到中国梦，是党和国家发展经验的积累、治国理政战略的传承，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今天，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在展开，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内涵和动力，使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上充满自信。(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