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继生。（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骆霄 摄）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将于10月25—26日在武汉举行，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继生出席了会议。

　　以下为文字实录：

　　杨继生：谢谢刘院长！

　　上一回6月份的时候，20年院庆，当时我做过一个报告，最后刘老师和我们俩，上次讲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当时这篇文章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中国的环境成本占GDP的比重在8%到10%之间，把每一个省每一天的比重都算出来了，大致就是这样的占比。测出来这个结果之后剩下的话就不需要说了，就很丧气了，经济增长回补了环境污染损失之后什么都没有。

　　讲完这个以后，几个月过去了，现在就想知道，既然环境成本这么高，环境成本是什么东西，环境实际上是经济生活的载体，环境实际上是经济生产活动的投入要素，它跟资本、劳动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就要想：我们有这么大的投入，产生的收益到底到哪儿去了，它是如何分配，这篇文章主要讲环境收益的分配。说白了环境红利就是环境收益，只不过现在讲红利比较高端一点。

　　我们要去看一下，环境收益是怎么分配的？首先要对环境收益做一个定义，环境的收益跟刚才所讲的其他两种要素的收益是不同的，环境红利它的分配有两个典型的特征：第一，环境收益它的分配没有明确的归属性；为什么这样说，我们都知道在经济活动里，劳动者要投入劳动，然后拿工资，企业投入资本拿利润，政府投入之后就要征税，但清洁的空气归谁，不知道，只要归属不明确，他产生的收益就被瓜分了，谁抢了是谁的。我们想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经济体内，环境投入所产生的收益到底被谁抢走了，他们抢走的比例分别是多少，这是环境收益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相关，环境收益跟工资、税收、利润不同，它的形式是不明确的，我们说了它的收益是被那几个主体瓜分了，劳动者拿到工资的时候，他说这是劳动的投入，劳动的收益跟环境没关系，企业拿到利润也说，这是资本的收益，跟环境没关系，所以说环境收益跟工资、利润、税收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在形式上具有不明确性，不它附着在其他三种收益上。说了半天，文件里没翻，因为这个东西很长，要把基本思想讲一讲。

　　它的形式不明确，这是他的第二个特点。我们讲它的分配时候，主要讲到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它有各种主体，有居民、有企业、有政府，大家分别拿了工资、利润、税收，这里面实际上有一部分就是环境的收益(环境红利)，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测一下在环境的收益里，政府拿多少、企业拿多少、居民拿了多少，然后后面会发现，居民还分了两块，一个是城镇居民，一个是农村居民，为什么？因为经济二元结构特征很明显，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益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工作用于做什么事情？测的结果可以作为环境定价补偿的依据。环境补偿定价是要干什么事情？就是陈教授所讲的，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征收资源税，资源税怎么征收就是看谁拿得多，资源税到底怎么拟定，首先要确定它的分配方式，其次要确定环境红利在空间上是如何分配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同一个地区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第二个问题是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这涉及到环境成本的转移，这里就有一个概念，环境成本转移是什么东西？环境成本转移是跟环境污染转移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国内外有大量人在研究环境污染的转移，实际上环境污染转移不是经济学问题是统计学问题。我这里有几个数据，大家看见这个数据以后就知道环境污染是怎么转移了。上面说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等都在从东部转移向西部转移，因为东部排放量在减少，西部在增加，所以大家都认为环境污染从东部向西部转移，这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要研究的是环境成本的转移，环境成本转移和环境污染转移是两个概念。

　　举个例子。现在有一个人叫张三，住在海口，海口空气很好，另外一个人李四在武汉，这两个人收入水平差不多，生活方式差不多，开同样的车，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饭，他消费里面的蕴含环境污染量是一样的，你看生活方式差不多，他消费的这些物品里面对环境造成的损害都是一样的。但问题来了，武汉天天雾霾，海口张三天天享受蓝天白云，也就是说在海口的张三他享受了这些产品带来的好处，但这些产品里的污染他没有承担，谁承担了，李四帮他承担了，海口的张三把他应该承担的环境成本转嫁给武汉的李四。我们要测一下，海南省向湖北省转移了多少污染，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二个工作。这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内容。

　　讲了这个内容以后，意义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这个工作一直没有人做，实际上很早就有人提出来，环境收益到底怎么分配，但一直没有人真正的测度。为什么没有人测度？环境红利到底是多少，我们永远不知道。你看工资可以统计出来，企业获得多少利润可以统计出来，政府拿了多少税收是可以统计出来的，但环境红利是多少，我们不知道，这是统计数据里反映不了的。正是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多少，就更不知道它是怎么分配的，原因就是一开始讲的两条。

　　好，我们这两篇文章从技术上说，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环境红利不可观测的问题。怎么解决？尽管看不到环境红利是多少，但看见了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很多时候，大家都把它当成经济活动的产出，这是不对的，环境红利才是产出，这就是投入产出的关系，污染是投入，红利是产出，你直接拿环境成本替代环境收益去做分配，但技术、制度安排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要测度环境红利，要把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测出来。即使你把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测出来了，但同样的技术在武汉用可能用得非常好，到上海就不感兴趣了，也就是说他创造的效应对各个地区来说是不一样的，我们这篇文章主要技术上贡献就是做这两条，要把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测度出来，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对不同地区产生的灵敏性测度出来，这样环境红利就可以测度出来了。

　　模型不继续讲了，我们直接看结论。这个图的虚线是测度出来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效应，可以分成两段，1995年以后，技术和制度变迁对整个环境改善起了非常明显的作用，95年之前相对差一些，这个“差”可能主要不是技术而是制度安排没起太大作用，这是副产品。我们看大家关心的结论，这是环境红利在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我们把它分成了两段，95年之前是一种税制，96年之后又是另一种。我们看一下94年之前，政府、企业、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在环境红利中的分配关系，政府拿了14%、企业拿了42.8%，城镇居民拿了15.4%，农村居民27.9%，这是92年的情况。95年之后，企业变成了41.4%、政府是18.6%，城镇居民18.7%，农村居民21.3%，可能大家没有看明白，我们总结一下，这里面有三点：

　　第一点，先看企业，不管税制怎么变化，税制变化就是分配关系的变化，在95年前后，企业分配比率基本上不变。环境红利产生了以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这么多过去，剩下的你们再分。企业环境收益具有刚性的，它不随着制度安排变化而变化。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早期城镇居民是15、农村居民28%，这个结论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实际上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早期污染都在城市和郊区，农村没什么工业，我们一直以为农村居民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拿的收益比例非常低，这是事实，但从环境的角度来说，农村居民在早期获得的比城镇居民高，农村居民那个时候没承受什么污染，但同样可以用手机和看电视，他获得了环境收益，承担了比较低的环境成本，所以分配比例是高的。变化比较清楚，到后期的时候，差距就很小了，为什么很小了？因为环境污染开始从城镇向农村转移，实际上现在大部分污染企业都已经开始转移到农村地区，所以说二者之间的比例就很接近了。然后再来看政府，政府是14%提高到18.6%，政府的收益确实提高了，分税制的目的这是其中之一，但很不幸，政府获得的比例上升不是来自企业，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从居民那儿来的，所以说我们要用一句话来反映这个结论，那就是从环境污染收益的角度来说，羊毛肯定是要出在羊身上。环境收益产生以后，固定的一块是要被企业拿走的，不管什么政策变化，是具有刚性的，政府想提高收入只能从居民那儿拿。

　　我们直接提出了第一个建议，就是要增收环境税。环境税必须实行价外税，价内税是不起作用的。为什么？比如现在去超市买电池，上面标的是一块钱一块，结帐的时候，收银员要二块钱，他说生产这个电池有污染，政府要拿走一块钱，你就生气了，算了不买了。这个时候价外税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可以抑制需求，企业污染自然会下降。但价内税起不到作用，你认为这个电池就值两块钱，消费心理是不一样的。既然羊毛是出在羊身上的，就直接找羊去要，而不经过狼。

　　第二个部分算各个地区之间环境成本转移的比例，这是一个相对量。这里面有四排，第一排是91年到94年的转移比例，第二排是94年到2010年，同时给了两个单独的年份，94年和2010年，它代表什么含义，如果是正值的话，说他实际承担的污染水平比他应该承担公平的污染水平高，如果正值是1，说明他实际承担的污染水平比他应该承担的污染水平高1倍，相反如果是负值，就是说他实际承担的比他应用承担的要低，就是他占便宜。我们看正值都是吃了亏的，负值都是占了便宜了。我们看一下北京，北京早期的时候，他比较公平，承受的污染比例和应该承受的污染成本基本相当，值接近于0，然后到2010年，这个值是负的4.882，什么意思？北京人都说不想回北京了，为什么？雾霾太重，我们看见很多从北京来的客人，一说起来北京空气太不好了，但没有人说我决定把北京户口放弃掉，一个都没有，尽管污染很厉害，但跟经济体所获得的收益相比太低了，实际承担的污染水平应该是现在的5倍。单独来看，北京人确实很可怜，承担了多的雾霾，实际上跟他的收益水平相比，跟他应该承担的公平的污染水平相比，实际上已经转移出去好多了，已经把大部分污染转走了，转到什么地方了，我们看看北京转出水平提高的同时，看一看隔壁的河北、山东，河北到2010年转入比例是28%，同期快速上升还有山东。一开始看那个数据的时候，污染是在从东部向西部转移，我们看了之后才发现，长期以来承受非常高污染成本的是东部地区，一直到现在，东部地区都承受着比中西部地区高得多的污染成本，从环境成本转移的角度来说，西部地区一直向东部地区转移污染，这是从你获得的收益来说的。这是我们很重要的结论。我们从北京、山东的例子可以看出，污染转移是渐进式的，不可能从东部地区一下跳到西部地区，是渐进的。这是从空间的角度，地区之间环境成本转移的比例。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对于环境成本这一块，它应该作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成的比重。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成都是一样的，按照这个结果，应该给污染成本承受比较高的地区留更多的钱，让他们去恢复环境。谢谢大家！

　　提问：杨老师你好，对于您刚才说的，我有两点疑问，第一个，这个文章里说，有没有一种产业结构的不一样，有些地方，像北京可能高新技术产业多一些，碳排放相对少一点，这是我的疑虑。杨教授你是做环境这一块的，更多从大气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硫这一块做，有没有从水资源或者是其他的这一块来做的一些文献，您介绍一下。

　　杨继生：这是两个问题，我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环境成本的转移肯定跟产业结构变迁是有关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现在在干什么，看这个结果，不看中间的过程，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做出来的，本来有这么高的收入，平均来看，应该承担10吨的二氧化碳，你承担了5亿就不应该，中间过程不管了，你可以通过技术改造、产业结构调整，大家都去搞服务业、金融业，这都很好，但占了便宜就是占了便宜，污染肯定是别人需要承受的。您提的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只是我们没有考虑的。

　　环境污染这部分，包括两部分，一个是废水、一个是废气，大家认为废气肯定是按方来算的，废气按吨来算的，实际上两者的计量单位都是吨。目前来做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把两者直接往一块儿加，还有一个废渣，废渣不考虑，因为影响相对来说小一些。严格的处理方式，应该给废气废水加权，一吨废水造成坏的影响，必须是1.5，废气是1，就给废气称上1的权重，这是比较严谨的，现在比较粗略，直接加在一块儿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