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诗一。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将于10月25—26日在武汉举行，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诗一出席了会议。

　　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诗一：各位老师、同学们：下午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资源、环境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是我获奖著作里的一些主要的研究内容。

　　正如刚才李佐军所长所讲，中国环境约束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从这些基本数据可以看到，大概从2002年到前十年，经济从世界第六经济体上升到世界第二，但也要看到，在这样短短的过程之中，能耗和二氧化碳增速过快，我们现在是第一大能耗国、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从这个图形可以看到，本世纪以来，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速集聚增加，2007年我们成为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到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当时超过美国，现在已经是美国的两倍，2013年的数据排放占世界总量的27%，能耗达到了22%，09年成为第一大能耗国。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能源环境的约束确实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再看到能源强度它是单位GDP的能耗和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家看最上面的数据，这是中国的走势，我们在不断下行，说明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有一定的改善，但跟其他的经济体相比较，我们还是比他们要高很多，也就是说能源效率、碳效率也好，还是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从单位指标的角度来看的。

　　能源结构，左边是中国的能源结构，右边是美国的能源结构。显然我们的能源结构是高度依赖煤炭消耗的结构，煤炭消耗占到70%，从世界上各个国家来看，除了印度，都低于30%，因为煤炭是高二氧化碳排放的能源，大量消耗煤炭，二氧化碳怎么能耗不高呢，对于清洁的能源，比如天然气，只有仅仅不到4%，美国达到30%，能源结构也是有很大的问题。

　　行业结构，二氧化碳排放的行业结构。最高的颜色代表着工业部门的排放，可以这样说，这里有大概六个行业，其中一个是居民部门，其他五个行业都是生产部门，五个生产部门的排放量的比例，从1995年的82%增加到2007年90%，也就是说生产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不断地增长，生活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例从18%下降到10%，在生产部门中间最大的比例当仁不让不是工业部门，其他还有一个不断增长的部门就是交通运输部门。中国的国情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说我们要减排主要是生活部门的减排，但对中国来说生活部门本来就不高，还是应该注重工业部门的减排。

　　我研究了一些案例，案例1，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因素分解，跟我刚才的结果一样，生产部门的排放对排放总量的贡献是最大的，生活部门是其次的，从中可以看到，最大的影响因素是能源强度(能源效率)，这是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高最主要的因素，接下来是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再下来就是能源结构，不同的因素影响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案例2，大家都在讲全要素生产率，我把能源因素和环境因素引入增长核算，度量的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当然这里会有一些方法的演变。我们考虑了环境因素也好，考虑了能源因素也好，这是我们度量的基本结果，在90年代中后期，TFP有下行的趋势，本世纪前期是平稳的过程，恨不得有所缓冲。大家看增长核算表格，最后两列是传统的TFP，所谓传统的TFP就只考虑资本、劳动、GDP，最后一列GTFP就是环境TFP，考虑的是环境制约、能源要素制约，考虑了环境制约之后，能源增长大大降低了。大家都说中国TFP贡献很高，我这里来看是高估了，如果考虑能源的制约、环境以后，无论是TFP增长率还是对GDP贡献率都大大下降了。这是我们的主要发现。

　　我们对TFP的影响因素分析里，也有一些基本的分析，一般国有企业比较高的行业TFP比较低，当然说中小企业、外企TFP相对高一些。

　　案例3就是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评估。今天主题是经济可发展 评估，怎么评估经济可持续发展？我这里提出新的评价指数，不用GDP评价，一般评价都是用GDP，我提出的指数就是一个分数，分子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环境TFP的增长率，分母就是GDP的增长率，相当于这个指数是什么指数就是环境TFP或者考虑了能源环境因素之后，经济增长质量对整个产出的贡献比例。如果要素扩张的贡献更大，我们认为它还是粗放式的，这样一个新的指数估算下来以后会发现，大概可以分为五个部分，80年代指数比平均指数高于0.5%，是比较集约性的增长方式，80年代到90年代低于0.5%，是粗放式的增长方式，80年代国家对能源是鼓励政策，因为长期能源短缺，鼓励一些企业大家都来挖煤，能源短缺的问题解决了，但导致了能源的损耗浪费，导致环境污染很严重。从90年代开始，国家要规范煤炭市场，90年代初，大家知道80年代改革叫双轨制几个改革，能源市场也是典型的代表，94年煤炭价格第一次放弃了双轨制，完全放开，煤炭市场是全国统一市场，我们是三大块，一个是煤炭市场、二个是石油化工再就是电力市场，后面两块市场到现在为止还是高度垄断化的市场，煤炭市场率先市场化。90年代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朱镕基总理治理时期进行了国企改革，国企改革过程中关停并转能源密集型和排放密集型的小企业，大概有十万多家，这段时间可以看到，测算下来的可持续发展指数是最好的一段时间。当然从本世纪以来，走势又下降了，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重化工业化，这个时期经济从第六变成了第二，但能源碳排放变成了全球第一，最近几年有所放缓，这与相应政策是匹配的。

　　至于案例4碳税征税对中国经济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对二氧化碳的排放的影响，我跳过去了。

　　考虑了二氧化碳排放的情景下，我也做了对未来的维持，对GDP的预测，我这里针对的是工业部门，GDP高于平均GDP的平均水平，大概在未来十二五、十三五工业增长达到8.14%的水平，二氧化碳下降到2020年会下降42.7%。

　　最后一个案例就是所谓节能减排不同的路径情景下，做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设计了不同的节能减排的路径，预测的结果也是这样。环境政策对短期经济产出是有影响的，但放开一段时间负面影响会逐渐消失。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环境政策(大家一直说会对产出造成影响)，地方政府在保GDP的情况下，节能减排方面放不开，从我们预测来讲，环境政策在一定时间、长度来看，它对经济影响是不会那么负面，节能减排政策还是要执行的。

　　前面就根据前面研究的结果提出基本的政策方案，也是我今天演讲的第三部分。如何从环境政策的角度来解决经济可持续的问题。我们会讲这样几点，昨天前天晚上刚刚从丹麦回来，参加了全球可持续科学发展大会，为什么请我去，就想知道中国的态度是什么，想听听中国的声音，全球二氧化碳形势压力很大，按照他们的逻辑思维，他觉得中国好象不作为，中国不参与，所以他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中国什么时候可以成为加入者，我的回答是其实中国从90年代初开始，节能环保意识带逐步加强，2002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包括2008年4万亿里面，虽然大家垢病很多，但用于节能环保相关投资的比例达到38%，也就是说4万亿里面对节能减排这一块还是有所倾向的。09年哥本哈根的峰会，温总理答应40%的减排比例，这是中国的力度，我说中国正在执行节能减排的政策，不久的将来，中国节能减排的效果就能看得出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比较难的，从一些具体的政策来讲，我这里提出一个政策方案，首先要执行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规则政策。环境污染收费只是一个简单的政策，这种收费是基于行政命令的环保政策，我们提出要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规制政策。第一条就是提高能源效率和进行能源价格改革，刚才说了煤炭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但石油化工、电力市场到现在市场化程度不是很高，没有成为很好地配置能源要素的基本市场，这一点还要继续加强改革。

　　再就是环境税。这在北欧国家已经开始征收，比如说碳税，中国学界呼唤了十年时间，但国家一直不敢征收环境税，一征收企业负担会更重，但从长期来讲，环境税是基于市场的。如果这个企业不愿意减排，不愿意提高技术就交税，如果不想交税，就发展各种低碳技术，内生推动企业进行节能减排。

　　再就是碳排放权的交易。中国目前已经有所试点，比如说在五个城市、两个省进行一些试点，但目前市场还比较小，将来碳金融市场、碳排放市场是一个可以有效从总量上降低碳排放的正确手段，未来要有所加强。

　　第三个方案就是配套的经济政策。第一条就是评价指标，习近平总书记也说不以GDP论英雄，可能需要一种新的评价指标，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指数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指标。当然包括一些经济结构的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第四个方面能源结构优化，也是重要的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能源结构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影响，但长期会发生影响。首先就是清洁能源替代传统的天然气。其次是发展新能源，我们知道中国的新能源，风力发电市场是全国最大的，光伏产能也是全国最大的，当然还有很多内在问题需要解决，发展新能源未来也是一个有效的政策手段。

　　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