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军。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将于10月25—26日在武汉举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军出席了会议。

　　以下为文字实录：

　　张军：的确非常容幸来到华中科技大学，跟华中科技大学是有缘分的，但最近一段时间没变得无缘，在过去四年里应该有三次机会受到华中科技大学徐院长的邀请，希望到这边进行交流，但到最后一刻都因为感冒来不了，前天我从北京回来，由于北京的雾霾，我又感冒了，利用前面两天的时间拼命吃药，今天好了很多。四年前我很荣幸得到了张培刚奖，但我大病初愈没能来到这里，为此我也写了文章纪念张培刚先生，今天也是遗憾部分的补充。我跟张培刚先生在80年代有多次领教的机会，90年代有两次见过，最后一次见面是在07年，张先生坐在轮椅上，我跟他见面，那个时候是张五常先生70华诞的聚会上。总之，我跟华科有非常多的联系，今天回到这里的确有很多话要讲，接下来还是用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关于中国未来潜在增长力的一些想法。

　　潜在增长力这个问题，最近之所以引起经济学家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里持续地降速，看2007年中国经济过热的水平，差不多到今天已经下降了50%，那个时候GDP是14.2%，到今天只有7%左右，这样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让人们开始关注中国未来的增长力是不是也在下降，而且很可能下降会变成今天官方语言表述的“新常态”。我开玩笑说，我自己是个新常态，因为大病初愈之后，再回不到生病以前的状态，因为我的血型也改变了，我有很多方面的改变，这已经回不去了。中国经济是否真的像我这样子进入到所谓的“新常态”，我个人看法可能并不如此。

　　首先我想给大家看这样一个数字，如果把东亚经济跟中国放在一起去看，在他们曾经高高速发展的阶段里(差不多三十年里)，经济增长的倍数，很显然中国跟东亚四小龙是非常像的，但比他们表现更为出色。在三十年，按照GDP的换算，有了12.5倍的增长。你看发达国家总体在130年里，也只翻了五倍的速度。今天上午大家谈到的赶超经济，就是后起的经济体有巨大的增长，可以不断地去发展，更重要的是战略、政策要选择得当，就有比较快的增长机会。

　　在已经有的35年超长增长基础上，未来增长是什么样子？经济学家没有办法回答，未来五年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什么样的增长水平，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许我们去探讨一下、去观察一下，在日本东亚四小龙，在曾经的高速发展时期他们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这些阶段所反映出的共性，它能影射一些东西。在我们讨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力的时候，看看这些曾经超长增长的经济体，他们经济转换的模式是怎样的，从超长增长到适度增长，这样的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

　　在经济学文献里，讨论经济增长阶段转变的最好框架是经济收敛(同音)的框架。2011年，曾经有一本书《大预测》，讨论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增长情形是什么样子，他给出了这样基本的预测，很显然一看就是基于收敛(同音)的假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天的人均GDP的换算与美国的差距。

　　这大概是从五六十年代到现在，人均GDP变动的情况，按照最新的测算我们现在是美国的23%样子，人均GDP水平的确处于相对比较低的状况上。

　　另外人均资本增长情况，东亚经济在什么情况下资本增长率开始放缓，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四小龙的情形就是发生在八十年代，你去看一下他的人均GDP和美国的比例，你大概就知道为什么在这个阶段里放缓了。日本会早一点，日本在战后经济重建的过程中，人均GDP一开始就比较高，人均GDP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美国四分之一，这么高的情形里，当然很快就会得到或者接近人均资本增速减弱的峰值。

　　中国在改革开放人均资本增长率一直处于上升的阶段，是不是现在这个阶段(过去几年)人均资本增长率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所谓的拐点，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来探讨的。

　　我们看50年到70年里，东亚经济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很显然可以看出，从东亚的情形来看，绝大多数经济人均GDP在不断缩小与美国差距时，它会经历增长率的高速变化，然后开始进入到一定阶段，人均GDP增长率会逐步放缓。特别是看台湾、韩国，跟中国的情形比较相似，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大概接近于美国的20%，能够保持人均GDP两位数的增长，很大程度上由于跟美国GDP的差距存在25%以下的水平。

　　这是收敛(同音)所隐含的重要含义，你不断地接近前沿面国家的收入水平时，你的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的过程。

　　如果我们把日本、四小龙他们的数据，放在一起，然后看人均GDP的增长率和人均GDP占美国的比例，不同年份都会找到一个坐标，我们把所有坐标混合在一起，可以理出一条线。大家看一下，纵轴代表人均GDP增长率，横轴是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从东亚经济的经验来看，明显符合收敛(同音)假设的，随着人均GDP占美国比重的比例不断提高，经济增速处于下降的阶段。但这条线不是很陡，斜率不是很大，所以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虽然不同的经济体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线可能有不一样，但总体是符合收敛(同音)假设的。上午听到路风教授讲到增速下滑，很难让人想象这是因为一些长期因素的变化或者经济发展阶段引起的，哪怕是人口红利的因素都不能解释这几年中国GDP为什么一下子下降这么多。实际上这几年GDP增速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导致的，因为政策总体上是收紧的(信贷)，所以不能去支撑很多活动，导致现有增长水平实际上远远低于潜在增长力。如果考虑十年二十年的增长力未来的变化，我们要看看东亚经济的经验，实际上告诉我们，这个变化是缓慢的变化，人口统计学上反映出来的这些特征是用来解释这些长期增长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一个长期的变动趋势。

　　所以就有一个想法，既然没办法完全准确或者没办法估算未来中国GDP的增长率，我想可能有一个办法，从东亚经济的经验来反观中国，给定很多条件下，也许中国的变化符合经济收敛(同音)的假设。

　　我们知道某一年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就用这条线代表平均，把各种差异都排除掉，它也符合这样的规律，就可以算出下一个年份可能的增长水平以及增长的潜力。

　　我们知道下一个增长潜力以后，再对美国做一个假设，假设美国在未来二十年，平均每年就是2%的经济增长，就可以算美国的人均GDP未来的变化，再下一步用同样的方法算中国，知道中国增长率可以算出人均GDP下一年水平和美国水平去比，始终用这条线，就可以不断地生成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可以代表随着中国人均GDP不断向美国靠近，从现在20%到25%到30%，未来潜在的增长空间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两条拟合的线，写出来的方程是这个样子。

　　结果，回过去，我们用这个方法测算，譬如说2010年往前，因为这个数据到2010年，十年，我们算到2010年，官方数据在最右边，这是用人民币计算的实际增长率，中间两页是我们预测的，刚刚那个模型预测的，最左边的两列是用这两个不同的数据算出来的增长率。这样看下来，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每年GDP增长率，总体上是大于用PWT算出来的增长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PPP需要对价格指数重新做调整，非贸易品价格指数涨得比较好，就可能会让中国用PPP换算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比用人民币计价的增长率低一点，这没关系，因为后面都是PWT表，都是基于2005年美元的PPP。但还有办法把它再换回去，用PPP算出来的数据，可以倒数数到用人民币计价，只是中间要经过几个环节，一个是PPP指数的增长率，一个是GDP的增长率，就可以算回去，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可以对照。

　　然后就可以预测，2015年以来，我们用东亚经济得出的方程，可以来算每一年，比如2015年到2035年，这20年，每年GDP潜在增长率是怎样的，它的前提就是上一年人均GDP按照PPP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多少，基于这样的假设就可以算出左边一列的增长。2015年我们算出来是8.07%，这个时候中国人均GDP按PPP占美国份额是22.96%，譬如2018年是7.65%，这是人均值，要转换成GDP增长率再加上人口增长率，差不多0.4和0.5，这个时候2018年，7.65%，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是26.77%。我们可以算，2015年到2020年，平均GDP增速是多少，很显然，2015年到2020年，GDP增长率应该是在7.5%以上，加上人口增长率，基本上是8%的GDP增长率(按照PPP换算是这样的水平)。到2035年，根据这样预测，中国潜在GDP增长率是5%，因为人均GDP是4.88%，加上人口增长率，超过5%多一点的水平。这个时候人均GDP差不多是美国一半多一点，因为人口是它的四倍，二十年以后，GDP总量是美国的两倍，大概是这样的预测。

　　我们用另外一个版本，数据也是差不多，比如2015年，人均GDP是7.47%，加上人口就是8%的增长率，实际占美国份额就是22.95%。具体不讲了。

　　这是我们的基本预测。我再想提一下另外一个研究，跟我2010年同时获得张培刚奖哈佛大学资深的研究专家，他在05年发表了关于未来中国20年的预测，他的假设就是中国未来的增长是可以从过去增长的生产函数里进行推算，过去生产函数这些参数假设在未来没有变化的，唯一变化的是变量，他们一个基本看法，中国未来劳动力的增长，大家现在都说人口红利没有了，四年前就已经消失了，这种情况下，未来劳动力增长基本上可以接近于零(基本上不增长)，他们假设未来二十年，你看这里的劳动力增长率都是0.2%，资本增长是两位数，基本上控制在9%或者是更低，前面因为是做了生产函数的估计，然后放了增强型劳动力，因为劳动力数量进入拐点以后增长率是下降的，但劳动力素质是不断提升的，所以必须要考虑数量下降的同时质量在不断同时，放了一个考虑到教育回报的劳动力供给的假设，这里用了1.5，差不多中等水平的劳动力(初中水平)，往前移，未来不断增长，然后到大学，他在文章里讨论得比较多，这就反映在H上，就变成1.5，而不是1。他给出了不同的假设，第一个假设中国未来二十年，GDP增长9%，用总量生产函数可以算出来，如果给定了未来投资占GDP的水平(比如说是35%)，就可以算出固定资本每年增长多少(比如增长9%)，就能算出TFP增长多少？4.3%。也就是说2005年到2025年，固定资本增长9%，劳动力0.2%，教育增强型劳动力1.5%，平均TFP增长4.3%。换一种假设，投资率低一点25%，其他没有考虑，可以算出来，TFP在未来二十年，平均要增长4.8%，因为投资率下降了，要维持9%的增长，需要TFP更快增长才行，所以要增长4.8%。也就是说未来GDP可以增长9%，投资率做两个假设，一个是35%比较高的投资率，一个是25%的低投资率，这样可以算出TFP要增长多少才能维持每年9%的增长率。第一种情形是4.3%，第二种情形是4.8%。

　　考虑第二种情况，还是这个函数，把假设做了调整，未来GDP每年增长6%，投资率依然是35%和25%，然后再算TFP增长多少，第一种情形如果投资率是35%，TFP增长不需要那么快，每年2.2%就够了；第二种情形如果投资率是25%，因为投资率降低，TFP要求高了一点，但依然只有2.7%。

　　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对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力的估计，他现在唯一要做的是什么，TFP的四种价格我们要来做一些讨论，到底超过4%的TFP每年的增长率是不是可能？超过2%小于3%的TFP增长率在未来二十年是否可能，要做一个讨论。我觉得答案相对来说比较清晰，我这里给大家放一下我们做的研究。这是文献里通常比较一致的看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里面，TFP的贡献是相对比较大的，大家看最右边的三条，绿色代表TFP的贡献，红色代表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蓝色代表资本投资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前，60年到70年，TFP贡献是负的(几乎没有进步)，改革开放之后71年到80年，稍微有一点点TFP的增长，总体上不是很明显，通常我们把这种增长叫做粗放的增长(基本上靠投资、技术进步比较慢或者没有)；改革开放以后，大多数研究发现TFP的贡献还是非常明显的，差不多在每年GDP增长里面贡献三到四成，基本也是贡献了四到五成的样子，劳动力的贡献其实并不是很大，基本上在一成左右(10%到15%)，今天讨论人口红利的消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可能会夸大这个影响，事实上在过去的增长里面，劳动力的贡献份额并不是那么大。

　　总结一下，中国过去三十年高增长，资本贡献四到五成，TFP增长贡献了三到四成。这超出了四小龙的表现，像韩国TFP贡献是25%到30%。中国TFP增长比较快的原因有巨大的技术模仿的空间，大量技术转移可以迅速促进技术进步。发达国家像美国TFP每年增长也不过1%左右，中国未来变成高收入国家，TFP增长反而会下来。中国在高速增长里，其实TFP的份额并不高，也就是百分之二三十，但增长率很快，如果每年增长3%、4%，它对GDP贡献的点位就很大。将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不断地被实现，它的TFP增长其实会逐步放慢，模仿空间越来越小，后面技术进步要靠研发，TFP增长会变慢。

　　这是核算方面的一些工作，93年到05年，基础设施投入比较多，TFP会慢一点，但依然有3%，大家看78年到05年，TFP平均没有增长3.8%，对GDP增长贡献达到40.1%，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结果。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概念上你说是粗放增长还是集约增长，这样的定义就很难了，通常我们理解粗放增长就是TFP不增长，但中国有这么大的TFP增长，投资率又比较高，你说这是粗放的还是集约的？如果你说份额小，TFP贡献了GDP的40%，定义成粗放很勉强，美国增长基本上靠TFP，但TFP只增长1%，GDP就不可能增长那么快，当年描述苏联的情形，说增长是投资驱动不是效益驱动，今天用在过去三十年，好象很难定义，你说是投资驱动，投资很高，是不是效率驱动，每年增长3.8%到4%，所以很难定义。

　　如果我们用东亚的经验来看，根据前面所说的预测序列，中国从现在人均GDP占美国的占比23%到50%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我们看东亚的情形，香港从人均GDP占美国的23%至52%花了18年，日本花了15年、韩国21年、花了20年、台湾花了18年以上。

　　当然我们也有不同的想法，也许我们用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作为一个标准进行跨国的比较，可能会比用人均GDP的绝对值可能会高估增长值。香港人均GDP从1.1万到3.5万美元花了35年左右，你看它占美国的比重变化，香港用的时间就很短(只用了18年)，你看绝对水平的变化，用的水平比较长。我们经常讲，我要考察一个经济体未来增长的潜力，其实是看人均水平与前沿国家收入水平的比例，是它决定收敛(同音)的速度，从这个意义上相对水平更合理一些。换句话说中国要从一万美元和3.5万美元，二十年是达不到的，但要看比例的变化，二十年是可以达到的(从现在20%提高到50%的水平)。

　　刚才谈到了收敛(同音)的过程当中，其实所有的东亚经济体都发生了非常重要的结构变化。上午演讲人当中有多位都提到了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本身就是结构变化的过程，经济发展这么快的国家一定是伴随着结构快速变化。这是2005年到2010年，东亚经济三个产业占GDP比重的变化，你当然可以用增加值作为比值，也可以用就业，这两个并不是完全是吻合的，但趋势是一样的。我这里是用增加值。很有意思，最上面两个图是第一产业的情形，下面是第二产业，这是第三产业，左边其实是用增加值，右边是用就业，下降的速率有些不同。第一产业非常明显，无论是增加值比重还是就业比重都在下降。第二产业会经历快速的上升，达到一定的峰值以后慢慢下来，不会下降这么快，但从东亚情形来看，如果按就业情形来看更明显，第二产业是一个二次曲线，不是线性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会不断提高份额，然后达到峰值再下来，就业下来得更明显。这是第三产业。如果把这个表里排除资源性的国家，我们也看到，经济结构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这个不同经济体人均GDP的水平，三次产业比重恰好跟他反过来。中国人均GDP水平比较低，所以经济结构变化不大，未来改变的空间比较大(这是从就业角度来看)的，这是中国产业的变动情况。其实到目前为止，尽管第一产业在增加值上，对GDP只有10%左右的贡献份额，但依然吸纳的就业是30%，就业的比重也会持续下降。

　　我们用前面做的东亚情形的模型来预测中国未来二十年，三个产业变动的情形。总体上我们发现，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不是太明显(针对中国的情况)，中国第二产业如果用增加值的比重来预测，第二产业在三五年的时候依然会有40%的比重，第三产业大概在55.8%，这可能跟通常的预测(预期)有点不同(这是用PPP算的)，第一产业下降比较明显，未来二十年到2035年只有3%的份额，但就业比重第一产业依然有17%，这很大程度可以反映第一产业特别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按照目前模式是很难提升的，换句话说附加值下降会比就业下降快得多，所以劳动生产率在未来很难有改进，这是预测的基本看法。如果用另外一套数据，结果差不多，第一产业依然是2.5%，第二产业是41%，第三产业56%，也就是说第二第三产业在未来二三十年变动不会那么剧烈，如果东亚的情形能反映到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模式上，将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像绝大多数其他的发展中经济体会过早去工业化，因为东亚经济是唯一没有过早去工业化的经济体，由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劳动生产率提升上有相对的优势，所以它会让这个经济，在人均收入提高上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如果你能保留第二产业的比重，保留一段时间比较高的份额，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人均收入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的在未来二十年，经济结构变动的模式是遵循或者比较类似于东亚四小龙的情形，未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动，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不会出现第二产业持续下降，第三产业份额继续增加。回到万广华教授讲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情形反而有利于我们缩小收入差距，而不是扩大收入差距。

　　我预测了未来二十年潜在的增长力以后，回到当前的情形，当前大家非常悲观，大家认为这几年中国GDP增长率一路下滑，一路下滑的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现在经济学界有完全不同的解读，我认为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力平均来看，根据前面的预测，中位数应该是百分之六点几的样子，在未来五年GDP潜在增长力应该是不低于8%的，为什么是这样的水平上，很大程度上(我个人看法)是政策的原因。为什么政策上保持这么谨慎的信贷投放政策，很大程度上跟08年以后，整个经济体信贷密集超长增长有很大关系，08年以后整个社会融资规模跟当年名义GDP增长有了脱节，大量信贷投放实际上可能没有产生GDP，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这种情形下导致决策者比较谨慎地处理信贷投放，由于信贷投放过于谨慎，甚至连正常投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GDP增长率短期内维持7.5%以下的状况，是远远低于潜在增长力的。我认为这是非常短期的政策调整的过程，我不认为目前这样的情形代表着潜在增长率在未来会延续这样的预测，甚至很多人预测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认为未来潜在增长率在6%以下，我个人认为证据不太充分。核心问题就是怎么样降低经济在08年以后的超长信贷率，特别是大量社会融资充斥以后，从理论上讲，每年要支付的利息现在已经高于当年GDP的增长，2013年GDP增量5万亿，但那一年测算出来的要支付的利息差不多是11万亿，很显然，债务负重过重，在这种情形下，政府采取了比较谨慎保守的政策。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数字只是告诉我们，理论上讲，我们目前的融资成本太高，每年利息跟每年GDP的增量，用GDP增量除利息就可以看出整个社会融资成本是逐步提高的，这是目前面临的最困难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未来的改革怎么走，中国的改革从90年代以来，每一次改革都是去解决问题的，每一次都有危机都不会被浪费，每一次危机都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调整和改变现有制度、政策巨大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每年融资成本不断上升，要让经济恢复到正常增长的轨道，首先需要改变现在的金融体系分配金融资源的方式。这是金融体系很大的改革，中国金融跟财政联系在一起，08年信贷密度快速提高，很大程度是财政上有过多的支出，现在需要把财政改革也要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譬如说现在的地方政府融资渠道，过去财政预算之外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财政，现在土地财政需要调整到以更持续、更透明的方式发债，解决地方政府的融资问题，这些都可能代表未来中国经济在缓解或者拓宽现有的融资约束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方向。现在的经济增速往下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想我们又面临着新的融资上的巨大的约束条件，在现有的条件下，没有办法沿用之前的方式与方法进行投融资，因此就要改变现在的做法。回想一下，我觉得中国应该在过去三十年，每一次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都是一个很的去寻找突破或者缓解当时面临的融资约束的改革的时机。分税制以后地方政府财政非常困难，二十年前，地方财政收入非常困难的时候，他面临巨大融资约束的时候，基础设施得不到改善，生产性投资得不到鼓励，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有了土地通过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缓解了地方政府面临的巨大融资约束，房地产市场促进了整个国家的流动性的增长，经济学人就是要去解释现象，那个时候要那么做，是因为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融资约束，当时的土地财政就是地方的制度创新，能缓解当时面临的约束，使经济有了巨大的增长，今天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原有的以土地抵押信贷支持方式现在又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缓解融资的约束、寻找新的解决投融资的办法与制度，显然已经成为未来改革的重头戏。中国的改革每一次都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在这么长时间发展过程中会不断面临挑战，原来约束被缓解以后会遇到新的约束，不断地遇到新的约束与挑战，有了约束条件下怎么样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改革的基本出发点。经济学就是要研究约束条件下怎么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认清约束条件在什么地方，今天评价二十年前的土地财政、分税制，如果离开了当时的约束条件，是无法正确评价当时的改革。今天又面临着新的问题、新的约束，现在信贷不能像过去那样投放，必须改变做法，地方债的试点为什么要试点，完全是要突破地方政府现在面临新的约束条件，一个经济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每一次遇到挑战、每一次走到十字路口都能倒逼他进行政策巨大调整和体制改革时，我就想把这个经济定义为有韧性的经济。亚洲在过去超常发展的三十年里都表现出类似的特点。前不久过世的耶鲁大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他在95年世界银行[微博]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反思东亚经济为什么表现那么优异，过去争论是说到底是政府的产业政策还是因此市场导致的，经济学家争论了几十年，而这位教授他说这种争论是比较狭隘的，东亚的成功是因为他们经历这么多的挑战与危机、外部冲击，为什么每一次都能正确走到发展的轨道，他的看法就是经济政策有韧性，能不断的调整，这个话用到中国发展的三十年中，我认为也能适用。如果是这样，经济能保持政策调整的巨大弹性，体制改革能保持这样巨大的韧性，今天我们面临经济降速的现象就孕育了新一轮政策与体制改革的挑战与空间，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力就会逐步得到实现。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