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路风教授。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将于10月25—26日在武汉举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路风教授出席了会议。

　　以下为文字实录：

　　路风：因为我已经说了，我不是经济学家，我讲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另外不是经济学家的好处就是能说风凉话。

　　题目叫“经济发展能力观”。能力观其实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东西，但非常重要，这是我自己观察的，因为我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只作为一个学者的观察。我观察了2012年末到2013年形成的政策思路，这个政策思路就是三段式，简政放权，缩小政府作为，就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之后，经济就升级了，沿着这个思路一直到今年碰到的具体问题就多了，压力上来了。特别在2013年里，表现在一些政策上，为什么经济失衡、经济失衡是我们的主要问题，因为粗矿增长，粗矿增长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发展，为什么是投资驱动，因为是强势政府。解决之道包括紧缩、出台政策措施、去杠杆化等等，消费拉动、城镇化、结构改革释放红利等等。

　　这两年的政策思路背后其实是有一个理论模型的，这个理论模型就是自由市场的模型。我今天想讲能力观非常重要的一点，想跟大家说，其实自由市场模型中完全没有发展的余地，跟发展毫无关系，为什么这么说，经济发展是什么，经济发展是关于经济主体如何改变给定技术和市场条件的过程。熊彼特说“静态的”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性的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又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它只能在变化中发生以后去研究它的均衡位置，而恰恰就是这种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例子为什么“最优”企业不可能创新？经济学就是用生产函数来表达的，P是产品市场的价格，Y是产量，R是投入品的价格，X是投入品的量，最大化、最优的要求就是PY减RX，在生产函数以内的公司没有穷尽它的效率，所以最优的状态是和生产函数相切的点上，这就是自由市场模型中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价格在完全竞争下，个别企业是无法影响价格的，所以企业面临的价格是给定的，这个时候企业能做的所有选择是什么？就是Y和X，就是选择它的产量和投入料，没有任何的变化。这样一个企业(经济学中的企业)是从来不可能创新的，它是一个最优企业。我相信张培刚先生受了熊彼特很强的影响，虽然在习惯的循环流转中，每一个人能迅速地合理地行动，因为他对他的行为根据确有把握，并受到所有其他人的与这一循环流转相适应的行为的支持，这些人转过来又期望他从事合乎习惯的活动，但是一旦当他面临一种新的任务时，他就不能单纯只是这样去作。这就涉及到一个能力的问题，但能力的问题在主流经济学中完全被压抑掉了。这次获奖的文章里就讲了经济发展能力的定义，一个是技术性质以及推动技术进步和掌握技术的过程。二战后研究技术进步领域的学者都承认技术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具有大量的不确定性，不能用最优的框架来概括的。对中国特别重要的就是技术进步的方式，是自主创新还是技术依赖，这对经济发展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讲到技术进步就要讲到企业，企业的战略结构、能力。我们在实践中有大量的例子来说明，在同样的市场条件下、同样的制度条件下，非常创新的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这种企业成功是什么条件。最后就是跟整体制度有关，不管是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再就是制度演进以及国家的能力有关系。

　　这里举个例子，手机工业在1998年中国手机工业才开始形成，在02年、03年达到高峰(第一轮)，曾一度占国内手机市场55%，但后来就不行了，后来种种原因，技术也不行了，那一次波峰的代表性厂商就是波导、TCL[微博]、夏新这样的厂家，后来一直掉，掉到非常低谷的地方，也就占15%，当然这个数字谁也不说不清楚，因为有大量的山寨机，政府也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最近大家都知道，中国手机又一次崛起，今年一个数字，第二季节已经达到77.7%(在国内的市场份额)。

　　我想说是什么引起了这个变化，如果用这两年的政策模式说，我们进一步市场化，其实大家看看没有任何解释，因为手机工业集中在珠三角，以深圳为中心的地方，那个地方今天的市场化程度和十年前的市场化程度没什么区别。而且这些企业大多数都不是国有企业，你找不到说释放改革红利之类的原因能解释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能力，在这段波谷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ICT领头企业的成长，像华为、中兴、联想，在这个过程中越做越大，所以能力在增强。还有一个，要感谢山寨机，以前形成了以深圳为中心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使苹果不得不在中国生产，它不可能在美国生产，美国政府邀请他回去也不会去，所以全球80%以上的手机都是在这儿生产的(只能在这儿生产)。

　　另外就是半导体显示屏的工业，这个工业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崛起的，因为智能手机的屏跟以往的屏不一样，所以中国手机厂商不会收到这样的限制。另外就是中国芯片技术的进步。

　　所谓制度条件、市场条件，什么改革红利，在这儿都不起作用，全都是常量，唯一解释它变化的就是中国工业和技术能力的成长。这就是我说的，有一种视角就是从能力角度来看经济发展。从能力的观点看，把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归功于资本积累不充分的，因为它忽略了在三十多年中，中国整个经济体系在学习的基础上，能力、知识、经验的积累。刚才黄所长讲制造业时说了一下。这样说，我们刚才讲了，能力怎么看，中国过去的粗放增长不完全是投资导致的，因为技术进步方式会导致你粗放增长，而技术进步的方式在自由市场模型中也是不简单的东西。现在面临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仍然需要投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不需要投资的技术进步和产业能力的提高。

　　这是一张图，几位学者都讲了中国经济增长还是有潜力的，这是以日本人均GDP和美国人均GDP的比值，在80年代中期日本跟美国持平(当然也有泡沫原因)，一度超过美国很多。另外就是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这里可以看到，跟美国在人均GDP差距比较大的时候，是经济始终在增长的时候，但一旦和他持平以后，经济增长就掉下来了，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没有前沿的创新能力，能够真的去引领新的发展，如果思考中国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实际这个差距很大，差距就意味着增长潜力仍然很大。

　　其实宏观的政策上有一个问题，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中国也有泡沫存在。我们经济中，极端的时候有一些中间状态，会有一些部门、产业增长是低于平均的生产率的提高，但会有一些部门甚至企业、项目是超过平均生产率增长的，它其实就是在创造，另外在分享其他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即使在今天，我说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这个情况就说明你的政策是不能“一刀切”的。我自己有个意见，什么叫意识形态“暴政”？在文革的时候，曾经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有个口号叫“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今天我又看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暴政”，宁要自由市场经济的停滞，也不要非自由市场的经济增长，这是我这两年很深刻地感受到的问题。而自由市场模型恰好适合这种需要，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发展，本来就没有增长，就停在那儿了，然后说这是最好的，这是中国的问题。

　　这张图是中国十年GDP增长速度的波动。到第三季度是7.3%，我的质疑就是是人为的，还是中国发展什么规律决定的，我高度重视最近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突然减速，而且很多证据证明是出乎中国政府意料的，是人为的，而不是中国经济增长内在什么规律能解释的。今年第二季度到第三季度，各地银行大规模压贷，使企业无法生存，很多企业结构调整要上了，全部被砍了，以至于引起某些地区企业联合起来在政府支持下拒绝还贷和付息，已经发生这样的对抗，根子在哪儿？就在上面的意识形态“暴政”，只要有自由市场经济，我们就可以睡觉。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