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届科博会的重要论坛“中关村创新论坛”于5月14日在北京昆泰酒店举办。本次论坛主题：科技与文化融合。图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赵弘。（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新浪财经讯 第十七届科博会的重要论坛“中关村创新论坛”于5月14日在北京昆泰酒店举办。本次论坛主题：科技与文化融合。图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赵弘在发言时表示，我们认为在京津冀区域，要推进协调发展，首先要把协调机构建立起来，建议国家建立京津冀协调发展委员会，由国家领导人出面担任这个领导委员会的主任，来统筹协调这方面的工作。

　　以下是文字实录：

　　赵弘：谢谢大家！非常高兴来参加中关村创新论坛。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实现五个重大突破”，大家看到，2014年2月份总书记到北京来视察工作，把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这既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解决现在我们整个区域雾霾问题比较严重这样一个环境问题需要的，同时也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建设世界级城市的战略考量。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在1986年天津市就倡议建立“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机制，到现在30年了，中间有一个高峰，在2004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京津冀都市圈的城市发展规划，但是到现在为止，规划也还没有出台。中间起起落落，应该说北京、河北、天津在推动区域发展中间都做了很多努力，也签了不少协议，但是总的来看，进展不尽人意。所以总书记这一次在七个方面对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提出了要求。

　　我们认为，在这个区域的协同发展非同小可，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比较多，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认为要解决下面几个重大问题。

　　第一个，要在构建强有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领导体制、协调机制上有重大突破。因为在我们这个地区有两个直辖市、一个省，同时在北京这个行政区范围内，因为我们的中央单位、国务院单位、中央军委单位以及下属的大学、医院、科研机构，以及我们的央企，在这个多主体、规格又很高、利益诉求比较复杂、协调难度很大的区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制，我们认为推进起来是会面临很多的困难。

　　从协调方面，我们可以有一些借鉴，比如当年东京为了解决东京的城市病，在1956年发布了《首都圈整备法》，成立了“首都圈整备委员会”，1958年编制了第一次首都圈建设规划，之后几次提出规划不断推进。现在经过50年的治理，东京已经成为都心、副都心、郊区卫星城、临县中心多层次网络化的城市体系。

　　我们认为在京津冀区域，要推进协调发展，首先要把协调机构建立起来，建议国家建立京津冀协调发展委员会，由国家领导人出面担任这个领导委员会的主任，来统筹协调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建议把委员会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具体负责跟进推进工作，而且发改委下面要有一个司具体负责。

　　在这个大的框架下面，应该构建若干个专业化的协调机制。比如说交通问题，建议由国家发改委参与、交通部主导，有三个省市一并参与多部门的协调，在我们区域构建一体化的交通体系。环境问题，应该由环保部参与，各个部门共同协调的这样一个机构。

　　第二个，要加快以城际铁路为核心的京津冀一体化建设方面有重大突破。根据国外大都市的研究，一般来讲，在城市主中心的15公里范围内，一般是以地铁为主，交通载体主要是地铁，15—30公里是以近郊区的快速铁路为主，30公里以外到70公里之间往往是卫星城的空间区域，一般是以市郊铁路或者叫城际铁路为主要交通载体。

　　对于这样的一些世界城市发展的格局，我们看到北京的差距大概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在北京主城区范围内我们的地铁密度太低，大家看到东京大概有2000多公里的新干线、轻轨和地铁构成的网络化地铁系统，承载了整个公共交通的80%以上。但是相比之下，大家看到北京的地铁，一个是密度很小，第二个是总的长度也远远不够。我们大概承载的交通在六环以内只占到38%，折算到全市范围内不到20%，只有16.8%。由此可以看到北京地铁的密度不够，也使北京城市病过早的暴露出来，因为从经济体量看，东京的经济体量大概是北京的10倍，汽车比北京还要多出200万辆，有800万辆，但是我们为什么这么早的出现交通严重拥堵的城市病，就在于我们地铁系统没有给城市提供更强大的承载能力，我们在非常有限的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所以，第一个缺陷在于地铁的密度。

　　第二个是我们的市郊铁路。大家看到一些世界城市，地铁是一个方面，更核心的是通过市郊铁路把整个城市的功能放大，在一个大区域内进行布局。伦敦大概有400多公里的地铁，有3650公里的市郊铁路，纽约有368公里的地铁，有3000公里的市郊铁路。我们北京465公里的地别，在世界上的城市当中，我们的地铁长度最长，但是第一我们密度很低，第二缺乏市郊铁路，像延庆县S2线开通算市郊铁路的话，仅仅只有107公里，加起来也就只有不到500多公里的市郊铁路。这就是我们整个北京为什么体量这么小，而城市病这么严重的原因。

　　同时，我们看到这是一把双刃剑，北京一方面自己在摊大饼、摊厚饼，承载力没有提高，另外就是周边地区的发展也受到基本条件不具备的约束。

　　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主中心如何带动周边的发展？我认为交通是第一重要的。大家看到近十年，北京新增了594万人口，但是这594万的分布绝对不均衡。朝阳区占了20.5%，昌平区占了17.7%，海淀区占了15.5%，三个区加起来超过50%。如果再加上丰台、大兴和通州，六个区加起来超过了80%。但是同样在北京市，我们看到延庆只吸纳新增人口的0.4%，平谷只有0.7%，密云只有0.9%，大家想想为什么？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建立起使得这些远郊区县快速到达中心城区的市郊铁路。疏解城市功能、疏解产业、疏解人口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历史上曾经有教训，过去在朝阳区CBD区域都是工业区，纺织业、机械工业、化工业，后来几百家工业企业在搬迁过程中都失败了，为什么？

　　我们看到计划经济时代，很多三线企业从省城搬到县城搬到山沟，生老病死全由企业包了。但是80年代、90年代，在工业调整过程中，市场化程度慢慢提高，因此这些工业企业搬迁到外地，搬迁到郊区，这个过程就是企业高端人才跳槽的过程，企业搬出去了，要花费很大的资金购买土地建厂建设备，核心人才没有，因此很多企业不搬死在原地，搬了以后，条件不具备，死在外地。这里面成功的是首钢，首钢的搬迁成功就在于首钢把总部留在北京，研发能力、营销渠道，使百年的品牌留下来了。首钢的总产量3000多万吨钢铁，在北京总产量最高的时候达到800万吨，这800万吨全部停下来。现在进入世界500强，而且排名在不断提高。这说明方法路径正确，结构调整、空间调整才能够成功。

　　所以，未来的北京应该做两个短板，第一个加快中心城的地铁密度，来提高我们的承载能力，减少我们的城市病对老百姓的危害和困扰。第二个，要加快郊区市郊铁路的建设，创造条件进行资源转移。

　　第三个，是要在京津冀加快建设若干个卫星城。国际上的卫星城已经从第一代演变到第四代，第一代卫星城是失败的，沦为了睡城，后来国外不断探讨，进入第四代卫星城，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离中心城相对比较远，自身基本上成为一个体系，有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教育资源。我认为中国这些年建的很多卫星城基本是失败的，为什么失败？我认为卫星城有三个核心要素，我们缺一不可，但是我们在建的过程中都是抓其一，别的就忽略了。

　　第一个要素，距离不能太近，太近就成了卧城，同时不能太远，太远了就没有吸引力，中间即使是有高铁、城铁也满足不了半小时、一小时通勤圈的要求。按照国际经验，30—70公里之间，不超过80公里。

　　第二个通道，卫星城和主城间一定是通过大容量、高速化、一站到达的城际铁路，不论公路修多宽，即使是高速公路也会堵车。今天我们的天通苑、回龙观上下班严重堵车。天津和北京空间距离大概二三十分钟，但是我们彼此不能作为卫星城，因为从天津的居住地到天津站一小时出去了，从天津站到北京南站半小时，从北京南站到我们的工作地又得一小时，加起来两个多小时，所以满足不了一小时通勤圈的功能。我觉得我们今后可以考虑在周边来建一些卫星城，南站、西站、北京站都满足不了城市铁路的通勤要求。

　　河北11个地市、172个县市区，再加上天津紧邻北京的6个区县，河北省还有11个国家级高新区，111个省级开发区，接近300个主体都在纷纷和北京加强对接。但是我认为我们合作不可能大面全部铺开。所以，我们建议应该遵循城市梯度发展规模，即使建设卫星城，也不可能跨越30—70公里之外，一下子跑到100公里以外。我认为点面结合，以点为主，因为河北省省域面积很大，建设几个卫星城，形成重点打造的区域，形成一个创新环境，生态环境最优、生活环境最优，吸引北京的一些产业转移。

　　第四个重大突破，就是要在京津冀公共服务政策创新均等化发展方面做文章。北京为什么聚集这么多人口？就是北京公共服务比别的省份都要好得多，甚至有两句话，没钱到北京来淘金，第二句话有钱到北京来享受。所以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问题，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做好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

　　第五个重大突破，要在深化体制改革，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利益共享机制方面有重大突破。因为我们在区域内，我们行政区有三个，原来说我们把三个省市合并就解决问题了，我认为解决不了问题。我们看到即使在北京这么一个行政区范围内，刚才我们也谈到为什么人口、产业都聚集在中心城，而没有聚集在平谷、怀柔，我们条件不具备。北京市也下很大决心，采取结对子的办法，试图把中心城的资源吸引到郊区，通过行政力量来推动。但是，经过了几年成效很微弱，这就说明政府可为的空间有限，我们只能创造条件让市场发挥作用。

　　我认为要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能不能解决首都财政，现在北京没有财力没办法运行和服务，发展经济必然带来人口集聚，这种城市病难以避免，因此我认为要给北京减压。同时，我认为要解决我们周边的一些贫困地区，满足生态维护利益补偿问题。比如说河北围绕北京有22个贫困县230多万贫困人口，他们为北京的生态做了很大的贡献，要靠政府转移支付不太现实，中央政府连通北京市可以一并组建专业化基金来推动这一工作。

　　总结一下我的观点，第一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我们今天的空间结构调整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市场经济。我们必须遵循两个规律，第一是市场经济的规律，第二是城市发展的规律。我们考虑任何问题不能再延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和思维，通过下命令的办法说哪些大学、医院迁移，哪些总部迁移，政府的命令要么不管用，要么对企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同时，我们要考虑今年的市场主体是政府、企业和个人，企业选择必须考虑个人，如果很多人跳槽，离开这个企业，这个企业的搬迁也是困难的。所以政府要做的有两个条件，第一，做硬条件，把我们的市郊铁路建起来，把卫星城公共服务做起来。第二是软条件，要创造政策，使得各种障碍消除。第一冰糕效应，因为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强行命令就会出现冰糕到这个地方去，最后我没有吃掉，你也没吃掉，最后冰糕化掉了，人才自己流动，到那时候我们的搬迁很难说成功。

　　第二个避免城市病演变为区域病，现在我们周围都在炒作，把地价炒的很高。根据我们对国外的研究，小城市的吸引力有三个，第一是交通便捷，环境优美，现在我们的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如果我们把地价炒起来，城市病就演变为区域病，到时候再去处理就要麻烦得多、困难得多。

　　总之，我认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我们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疏解的关系，处理好我们存量的优化和共同做大的关系，处理好近期远期发展的问题。京津冀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战略，我们要理性思考，顶层设计，科学规划，有效实施，持续推进，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一区域不可能在三五年就取得实质性或者重大的根本性的改变，这是一个比较持续的过程，我们要做好努力积极推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