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济学人集团主办的“2014经济学人智库中国论坛”14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圆桌讨论“全球价值链的改变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锦星 摄）

　　新浪财经讯 由经济学人集团主办的“2014经济学人智库中国论坛”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的主题为：“迈向全球—中国：把握机遇。”上图为圆桌讨论“全球价值链的改变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

　　David Humphreys，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美洲区定制研究总监

　　刘倩博士，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中国预测服务副总监

　　专题小组成员：

　　罗兆雄，高级总监，市场策略，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

　　翟昕，组织管理系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微博]

　　刘倩：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一节当中会讨论国际价值链的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David Humphreys：大家好，下面首先由我做这一节的分享。这是过去十年中，中国在全球制造业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过去十年终，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确实有长足的进展。

　　中国竞争力与国际市场的比较。一个企业在作出决策时要考虑方方面面因素，像劳动力、工资、成本问题。从总的应用成本的经营、输入产出、供应链、市场供应商情况等方面看过去二十年里他们是如何做的。

　　首先看看劳动力，X轴是2013年到2018年工资发展情况，Y轴是劳动力情况。菲律宾国家，秘鲁中国投资发展技能预计比工资说上涨快，我们也看到其他国家，比如孟加拉、越南、巴基斯坦、越南工资上涨比技能要快。中国的情况，工资增长要快于其他国家，从总得生产来说，仍然还有其他增长空间。

　　除了劳动力以外，如何使用资源生产满足我们的需要。比较两方的变化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在希腊今年会有一些增长，葡萄牙、日本在这些方面仍然有吸引力，相比过去有所改善。特别是美国、德国，它们实际的增长在过去几年间几乎可以忽视。关键制造是否会回流到这些国家，特别是全球市场汽车过去这几年的增长，无论是创新、生产、上市速度、大规模生产等等方面。

　　俄罗斯、越南的生产力增长要慢于工资增长，马来西亚、秘鲁不仅仅要看到生产力会增长得更快，经营风险会降低。印度尼西亚，是目前引人注目的地方，我们在这些方面有一些经验，在这里的市场运营是非常困难的。

　　比较基础设施的风险，如何从A点到B点，是否容易，电力是否便宜，是否可靠。在印度道路的情况，挑战是巨大的。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国家相对于中国来说竞争力非常强，无论是规模还是劳动力规模。

　　中国的各个省份的情况，我们做了哪些评估，比如劳动力成本，是否能够获得这些劳动力，特别是技能劳动力。在技术生产行业，像印度尼西亚人口的变化。

　　关于并购的问题，市场的开放情况，整个宏观经济形势。一些国家在做改革，这样的国家越来越有吸引力。中国一些省份确实也有吸引力，从消费者角度来说这个市场是很有吸引力的，这是制造业需要考虑的因素。

　　刘倩：中国相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到底中国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对中国有信心。下面我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西部大开发。

　　中国很大，要讲到各个地方。中国长期来讲是外向型经济，很多沿海城市受益于中国崛起。西部地区仍然发展比较慢，比较发达的是沿海地区。这也是中国仍然有强劲增长因素支撑的原因。

　　这张照片是《经济学人杂志》一期的封面照片，毛泽东说人多力量大，一生更多孩子，每多一个孩子就增加一个劳动力，每增加一个劳动力也意味着增加一个新的消费者。如果看一下人均GDP，中国已经超过1万美元，也就是中国已经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我们还有市场，有一定的消费群体。

　　如何为中国市场服务，必须贴近客户，中国农民不再是生产者，不再是农民，他们有很多钱可以去花。

　　供应链、价值链，中国是非常独特的。在我们去访问很多选择中国公司时，发现即使中国劳动力上升、成本上升，他们仍然选择中国，其他国家都无法与中国比拟。苏州的高科技园，即使某些小东西脱销了，打一个电话供应商就可以提供库存，用卡车在20分钟内就可以给你运到，这是中国的独特性。

　　下面讲讲中国人口的变化，人口的流动在中国的变化。经济增长不仅仅是收入的问题，而是消费者在哪儿，那么就要考虑人口的流动。他们今后可能在工厂工作，也可能成为你的消费者。我要讲的内容结束了，下面请我们的讨论专家来讨论。

　　罗兆雄：非常同意David和刘倩所说的。我来自霍尼韦尔，下面我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看价值链的问题。

　　有四点非常关键，一是成本的问题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工资成本，还有资本开支成本、隐性成本、失败成本，这些都是要在预算中计算在内的，还有经常被漏掉的退出成本。比如投资某一工厂投资很多年，如果当这个工厂效益不好了那么必须剥离掉。从全球来讲欧洲是退出成本最高的地方，这样钱就被困在那儿了，这个问题很大。

　　二是供应的基础非常重要，目前供应中心主要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因此在中国开展业务还是比较容易的。很多时候专业化以后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我们自己做，我们的垂直整合度会降低，希望开发相关的技术，同时和相关的客户联系起来。现在主要看到三类客户在崛起，我们要和终端客户更加贴近。中国人在海外投资1500亿的水平，我们的客户在都出去，这些客户在走出去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从中国采购的，所以我们要和在中国的中国客户进行联系，国内销售国内供应很重要。我们也在追踪走出去的中国企业。

　　三是贸易区域化，中国和其他国家搞低关税或零关税。

　　四是研发方面，制造研发有很大协同效应，如果能放在一起能够形成合力。这样我们就能够开发适合于消费者的产品，快速做原形，快速量产，以提高我们的效率，而且使我们更有效能。

　　我们要从各方面兼顾，最后平衡取舍。最终要做两件事，一是经济的平衡稳定，在投资时需要稳定的汇率和可控的通胀。比如印度GDP增长5%，通胀8%到9%，而中国非常稳定，通胀3%到4%，GDP也不错，国内市场发展得比较好，汇率也在缓步上升，不像泰铢一样骤起骤跌。

　　二是在新兴市场当中政治风险在增加，比如像俄罗斯和颗粒米娅风波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新兴市场不仅要看成本，也要看风险。

　　翟昕：大家常常会提到工资上涨、劳动力转移、政商关系等等问题，看上去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巨大挑战，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很好的契机。

　　以工资上涨作为例子，确实中国劳动力工资在上涨，这对中国制造业有巨大影响。但是顶尖的跨国公司并不觉得劳动力成本是他们的重中之重，他们找的是人才和熟练工人。在人才方面中国有巨大优势，在人才供应和熟练工人方面，中国得益于大量职业院校，有很多供应，他们有很强的竞争力，特别是和发达国家对比。

　　如果我们认同顶尖跨国企业要的是人才，那么中国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就有机遇了，因为我们可以更好地培训员工，培养更多专业化的劳动者，以次让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过去十年增加了不少，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仍然非常不错。比如铁路、公路、水路都相当发达。其实跨国公司的转化成本非常高，话说到此我仍然觉得中国有非常好的机会实现转型升级，这是我的分享。

　　刘倩：下面进入自由问答、点评环节。

　　提问：罗总，您讲到东盟和中国贸易的关系，您有没有看到有一些国家把东盟当做制造基地，然后把制成品出口到中国。可以得益于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低税率，是不是有一些人在中国制造以满足中国巨大市场的需求。

　　罗兆雄：制造在我们这个行业还没有觉得这个趋势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有一些转移出中国的工厂都是竞争激烈的低成本工厂，现在主要做一些高附加值的技术和产品，在中国来做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各国有各国的盘算。中国希望把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出中国，允许这些产业干脆从境外低成本进口，这方面确实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翟昕：作为研究者我很同意。有很多企业进入中国，对于离开中国的企业来讲他们希望在成本上保持竞争力，他们也不是高科技。比如加拿大的一家鞋厂，过去70%从中国供应，现在决定把一些工厂转移到中国以外，以减少对于中国的依赖度，希望降到50%以下。这些企业不是高科技，也不需要在研发方面有很多投入。像霍尼韦尔在研发方面投入很大，他们把研发中心移入中国。

　　罗兆雄：劳动力成本在我们的结构当中占比并不大，很多成本是零配件、材料，人工5%，甚至不到的水平。我们如果离开中国，把人工成本降到20%意义也不是很大。像富士康企业，他们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战略降低人工成本。中国是一国多个市场，像中西部和沿海地区相比水平低很多，因此富士康到中西部建厂，所以总是有办法的。

　　翟昕：富士康下一个工厂在雅加达，所以他们其实是脚踩两只船的。

　　提问：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和中国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比如终端市场是不是中国最大的市场？什么是够好的产品，您说的够好是质量吗？

　　嘉宾：我是芬兰创新方面的工作者，我是做高端的，我们发现在中国最赚钱的方法是终端市场。一般来说高档产品在中国市场太小，如果要打造优异的制造业，是不是要往中档市场贴近。消费者往往觉得够好就行，能够用五年就不错了，但是我们的产品能用二十年，没有人感兴趣，这似乎有矛盾。

　　罗兆雄：我们也是做一些够好的产品。中档市场确实是最大的一块，各个行业也是如此。霍尼韦尔做很多不同产业，并不需要每个都做。我们看看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它可以告诉你终端市场会是什么样子。有些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比如家庭消费，中、高、低就像金字塔一样，肯定中下是最大的。到2020年、2025年会形成菱形的，中间是最大的。

　　他们也在进行升级，进行研发方面的投入。确实有很大的中间市场，随着需求不断提高，有些人不断进入高端市场。五年前足够好的产品在今天已经不够好了。

　　提问：我来自中国软库资本投资，中国工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一个解决办法是使用机器人、自动化的生产线解决问题。因此你认为霍尼韦尔在这些方面有什么举措，是否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罗兆雄：这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中国在生产力方面有很大空间。如何在工厂中提高效率来生产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我们确实看到这样的大趋势，或者这个趋势比较慢，在自动化工厂方面。我们使用很多当地供应商的办法提供低成本设备，这样以减少总的应用成本。

　　翟昕：关于自动化方面，很多中国企业在成本方面非常聪明，他们往往并不是百分之百升级产品线生产，而是逐步来做的。他们要精心计算哪些地方需要自动化进行升级。我们是一步步走，循序渐进，这样能保证成本达到效益。

　　提问：我的问题是有关挑战，有人说中国并不缺少人才，因为中国每年有大量的毕业生。中国的学生很聪明，但是没有创新。在价值链方面，在中国成为制造基地之前，中国正在抓住机会提升价值链。在人才方面，中国今后如何在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

　　翟昕：对我来说创新和人才是两种概念，如果我们做研发希望人才是训练有素的，由工程师开展研发。但是对于创造性来说就是不同的了，这对我来说更多涉及到品牌，开发非常漂亮有吸引力的产品。如果要讲人才，我仍然认为中国有非常好的训练有素的人才从事研发。

　　罗兆雄：中国人才在不断改善，每年700万毕业生，越来越多学生进入大学。而且中国还有很多海外留学生回来，他们有的考了硕士，学的工商管理。我刚刚去过天津大学，他们昨天刚刚公布与法国高等技术学院合作办学，可以在天津上学，也可以到法国学习，因此有很多方法培养人才。

　　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接近美国，我们仍然是新兴经济，低成本、大市场、大高速增长。中国要比印尼、巴西、俄罗斯好得多。

　　刘倩：在讲到创新时，中国需要更多创造性，这样能很快提升价值链的位置。以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与实际市场有哪些差距，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教育体制更多是学生学习，而不是动手练习。那么这对今后创新会有什么影响？

　　罗兆雄：创造、创新是教育的一部分，除非要改革我们的教育教授方法，不能进行填鸭式灌输，如果这点不改变很难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

　　翟昕：我是大学教授，教工商管理。这些学生经常会不断对这些商业人士进行教育和不断培训。但是对于商学院来说，我们给他们提供基本的培训，基本的教育。我们希望他们不要犯大错误，作为成功的商业人士，有些人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还没有像乔布斯这样的人才，创新方面确实有很多需要改善。

　　提问：像谷歌[微博]他们有非常完善的制度，或者是渠道，或者是有创新程序，他们更多注重研发，教育和企业必须合作。当然文化改革需要花很长时间，这一点非常重要，企业需要不断从这些人获得创造力。大家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不要犯错误就可以了，但是我们需要改变，这样才能改变国家。

　　翟昕：你谈得很好。教育体制不要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对于员工，必须找到一些激励机制以提高创造力。

　　提问：过去一百多年来的伟人，他们确实发挥巨大作用。往往他们都是一些从教育体制中辍学的人，但是却给我们以激励。如何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学前教育、小学、大学等等。他们并没有在修车房里，像比尔盖茨、乔布斯这样做一些音乐等等，是完全不同的教育体制。

　　罗兆雄：像日本也没有创新，也没有创造力，但是经过不断改善和完善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去完善和改善。

　　创新是另外一个方面，创新的思想中国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要不断改变产品。我们有4000多个工程师的队伍，在中国也非常有创新，大家都能找到办法挣钱。

　　提问：西部可能是欠发达地区，即使在今天最好的资源依然集中在发达地区，像长三角、大北京地区。您认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他们的差距在缩小还是扩大。还有一个问题问罗先生，如果你要在中国办一个工厂，你会选择长三角还是西部？

　　刘倩：如果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考虑向中国内陆转移，而不是菲律宾或越南。有很多企业留在东部沿海省份，其中原因在于那边基础设施好很多。我们有完整的供应链条，这方面东部地区确实比西部地区好很多。

　　找合适的人才也是因素，如果想把工厂转到中西部，高层管理人员可能不愿意去西部的地方。

　　我们发现跨国企业在中西部难以经营，感觉那边的地方政府透明度要低很多。所以说有多方面原因使得企业决定留在东部沿海地区。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选择转向西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企业选择这么做，未来在这方面会有很大分化。

　　罗兆雄：对于我们经营而言也看到很多这方面案例，如果建新厂我们不会考虑东部沿海地区。如果是重庆武汉的工厂，还有南通、苏州都是如此。既然有些工厂已经建立了产能，那么就没有必要再把已建成的工厂挪到内陆，因为那边的机器、人员已经到位了，都是企业的资产。要把那些资产都报废掉，人员解聘了，再重新雇佣人员也是成本很高的，而且90%的人员不愿意搬家。

　　提问：我的问题是关于知识产权的。跨国企业在中国困扰很长时间了，很多尖端技术放在中国以外，很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本土企业。这方面情况在好转还是恶化，中国是否会严格执行法律？

　　罗兆雄：当然了，在好转。中国企业还在反映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中国企业在做山寨。但真正优秀的企业需要做品牌做技术，即使做山寨的，他们也不是直接照搬跨国企业的产品，直接山寨的越来越少。

　　知识产权在中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知识产权附着在人之上，如果有问题可以起诉他，人可以带着技术走。

　　刘倩：两位是否可以点评一下，中国制造业在向中国上游企业链挺进过程中效果如何？

　　翟昕：中国制造业有两个战略实现价值上移。有些企业希望在链条中进行延伸，比如服装可以拓展到设计环节。设计可以赚很多钱，品牌商也可以赚很多钱，只有制造商赚的利润比较少。如果想增加利润，可以延伸到整个价值链当中，无论是设计、分销、营销、店面销售、售后等等方面，进行全链打通，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高端起步。例如高科技企业，我们以前看到过跨国公司是怎么做的，我们可以借鉴相关经验，利用后发优势。

　　从“十二五”计划以来，政府鼓励大家投资于生物、通讯技术等等高科技企业，政府确实在鼓励，并且帮助大家在价值链当中实现上移。

　　罗兆雄：国企改革方面政府也可以有所作为，做了很多工作，出台很多政策鼓励大家向高科技进行投资。其实很多事情都在着手进行，政府也在推动大家做研发方面的投资。另外，国企也好，地方政府也好也都有进行投资。

　　刘倩：翟昕，如果您是政府高层决策者，那么您的重中之重的政策是什么？如果您去游说政府，您会推荐采取哪种政策？如何在产业链当中再爬一步。

　　翟昕：如果我是决策人怎么做，怎么帮助中国制造业向产业链上游挺进。可以简化投资审批流程，并购审批流程，最重要的是研发。

　　罗兆雄：中国研发工作领先的是跨国公司，有几个例外，像华为、海尔，但是大多数新技术来自于跨国公司。

　　目前中国的政策，以及激励措施主要针对于本土企业、国有企业。企业主要是商业行为，他们会去看自己的成败比率。企业做研发投资需要资金，有了资金之后的投资行为有点像私募基金，有些成功，有些失败。走得比较前沿的公司都会有研发资金，希望政府的研发资金不仅投向本土企业，还可以向外资企业投放，而且让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合作，形成创新的产业圈子。

　　提问：我来自于北大，如果考虑中国的研发产品，65%的研发投资来自于中国政府。看上去表现出来的是企业投资，但是就我看到的最后买单的其实是政府，其实有很多投资并不尽如人意。

　　研发投资分为三类，一是前沿研究或基础科学研究，纯学术研究；二是测试；三是应用研究。最后一类增长85%，前两类增长没有这么多，不太容易确保中国在技术研发方面保持比较积极的态势。如果政府能够在创新方面有所作为，就能够颠覆所有经济学人的理论了。到底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最好的政策，让市场更进一步。不是政府选哪个企业胜出，而是帮助哪个企业技术胜出，也就是政府如果管得少一点的话，整个运行会更加顺畅，更加有效。

　　提问：我想说我们在很多国家看到，为了推动创新，大学和企业间的联系很重要。要让大学和企业深度合作，然后去激励产学合作，特别是在高端投资方面，最终要完成投资到位和部署。如果大学和企业各做一套，甚至没有创新的动力，所有的投资投下去以后也形不成所应有的社会效益。

　　在大学当中也有研发，也注册专利，但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不能顺利实现。这是我认为如何优化政策的想法。

　　提问：我的问题可能跟本届主题有矛盾。制造业要转型升级，最快的办法是买其他国家的技术、工厂，以并购的方式转型升级。各位觉得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德国、日本做并购的机会如何？因为这些国家是传统的制造业强国，在这些国家会遇到哪些具体的挑战和机遇？

　　罗兆雄：有关中国企业到外国收购技术，我想从商业角度来说。中国公司，很多跨国企业都在模仿他们，因为想购买它的业务，然后进入市场。当然也有买技术，但并不是说只想买技术，而不考虑市场或收入。

　　刘倩：我们也在帮助企业在出去，不仅仅要购买自然资源，而且要进入当地市场。不仅仅要在那里经营，而是要把技术拿回来服务中国市场。中国确实是发展最快的市场，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趋势。

　　David Humphreys：感谢台上各位专家所谈的非常有意思的观点，非常感谢。

　　(茶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