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将于4月18-20日在上海举行，论坛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上图为建业地产董事局主席胡葆森参加分论坛“城市治理与规划变革”对话讨论。（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将于4月18-20日在上海举行，论坛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本届论坛由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和世界银行[微博]共同主办。上图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李晓江参加分论坛“城市治理与规划变革”对话讨论。

　　以下是李晓江演讲实录：

　　李晓江：很高兴参加今天这个对话，我看到安排之后很高兴，是不是沈总安排的，和陈建华安排在一块，我们在广州做了很多的服务，得到了很多的经验和学习，刚才主持人说规划是行而上的，治理是行而下的，我在想，没有行而上，那么行而上是什么意义，既然陈市长都把规划的问题，就逼着我不谈规划，谈治理。

　　确实治理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十八大提出要建设我们国家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有人说是十八最大的创新，我个人完全认同，中国提出四个现代化，社会治理是第五个，在某种程度上他比市场经济的认识更重要，或者说如果我们市场经济想要深化的话，没有社会治理的改进是不可能的。其实治理这个词在我们规划界讨论了十年了，我们在设计初都在讨论，他不是我们过去用的管理，不是用的控制也是用管制，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规划行业是前瞻性的行业。十年前我们讨论要变革，国家城市治理体系，在讲广州是非常关注的，这两位行政领导是我们一起讨论规划，讨论管理的时候，最包容，最从容、淡定的一个，这个就是广东的一种精髓，一种内在文化的东西，其实我们仔细看一看广东这个城市看起来乱乱哄哄，但是他很有吸引力。今天上午同济大学在我们中科院的论坛上做报道，他分析中国所有大城市对国际开放度，用了一些指标，他认为中国最开放的城市是北京、上海、广东，我一直说我从小在上海长大，读书一直到毕业，然后再北京工作，但是我最喜欢的城市是广东，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广州这个城市很包容、淡定，这种包容、淡定，来源于这个城市市民文化和这个城市治理模式。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广州很多黑人阿拉伯人在那里做生意，这个人群在上海、北京哪一个城市敢包容他？如果放在北京、上海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广州相安无事，大家都活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开放、包容的社会，不要说对外国人，我们对自己中国人，对自己的流动人口我们的农民工、打工仔，用一种什么态度来对待他，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悲剧，富士康的十连跳，富士康是我们在中国可以找到最漂亮的工厂区，设施最完善的工人宿舍区，真的找不到了，但是在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富士康出现了十连跳，所以我说富士康连连跳终结了中国单一发展道路，我们只给工人一张床，农民工不买账，他要的是完整的生活，他要的是方方面面需求的满足，但是过去前三十年城镇化道路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在珠三角出现大量农民工，一方面还有新的农民工流在珠三角，还一部分的回流。我们看到中国到美国的移民回流有吗？就是这个社会、国家包容你结束你就融入你，如果不融入就会回流。其实本质上这个东西就是治理，我们怎样对待不同阶层的人。广州另外还有一个正面的例子，是我跟踪两年三轮的调研，广州重大批市场，前年我的同行开玩笑，你说同济大学形成了四十万就业的设计产业集群，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具起了中国高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中关村，但是广州大学造就了市场。后来我就说中大布匹市场未必就是明天中国的米兰。后来我们对中大布匹市场做了三轮调研，我们发现极其精彩，我们的学生第一次调研，第一次走进之后开始做访谈，晚上就打电话说，院长太精彩了，我们去考察中大布匹市场为什么在广州省联系成一个非常强大的重要的服装业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可能是中国除了我们世界品牌进入中国以外，剩下的最高端的国产品几乎都源自广州，为什么？这一系列的为什么我们要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政府在一个深度市场化的背景下面，我们怎样来治理我们的城市，不是高楼大厦，大马路和大广场就是现代化，我们怎样看国家比例高的非正规经济，我们怎样看大量流动人口，不管是异地的创业者和农民工，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城市政府该怎样对待他们。包括我们在快速发展当中，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种变迁其实导致了人的身份集具的变化，过去当家作主的人民成了公民，所有变成了什么事情，所以今年一月份清华大学教授开了小型座谈会，大家谈的很痛快，集中就在聊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社会治理，没有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真正的市场经济，更不可能有中国真正的现代化，在这个当中，因为时间有限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完全展开讲。

　　我认为三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是政府，上个月在广州边上的南海开了论坛，也是讨论城市的治理，而且这里面核心谈的是城市政府如何来实行三资，就是更好对待所有人，就是弱势群体，特别是低收入人群，还有就是流动人口，是该怎样接纳他。后来我就说，如果广州没有这一步，沿海发达地区没有这一步，我们的人口资源还会流失，你们信不信。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城镇化，我们认为城镇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实际上根据这几年的分析，沿海地区的人口不是在增长，总量是在下降的。国家的整个城市化的速度在放慢，为什么？其实就是当中的社会治理问题，至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你没有恰当的留住这些人，最后导致大量的农民工回流，向本地回流、农民回流，这些问题我们从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本身是一个发展资源的问题，是一个资源利用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府怎样去关注一个完整的社会的治理。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怎样去保证这个城市既有最高端的服务，最高端的环境，同时又能保证低收入的人群可以生存的低成本环境，包括对城中村，包括对棚户区，包括对城市的老区，我们怎样对待？其实这些问题，恰恰也是我们规划司所谓的行而上必须要了解的行而下，如果我们没有不了解我们的规划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样在广州我们看到荔湾区，大量的上百个行业的批发市场，我们同样在广州看到在历史文化保护区改造的过程当中，找不到出路，最后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就是把它作为培育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园区。这两个有机结合起来，我们找到老城区更新的活力。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规划必须关注的，今天还说规划师向下看，向人看，这样才能找出路，不然天天划分歌剧院等等这样的路，就不是我们的发展。

　　第二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于中国城乡社区的重建，中国社会是没有市民传统的社会，中国的城市在封建时代，是政府高度控制的一个系统，所以在中国的传统的农耕文明当中，培养出了非常深厚，非常成熟的农村的社会指示体系，但是没有培养出中国城市社会体系，市民文化和社区的管理。这一点是中国现代化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缺失，是必须要补上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向广州学习，怎样培育一样包容、淡定、开放的社会氛围，每一个人自己搞好，不要过度干预别人，不要一惊一乍的，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大家可以想像。中国所有大城市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疯炒，日本地震之后上海、北京抢购盐，我们看广州这些都发生过了没有？都没有，非典的时候我们正在做珠三角城镇群规划，我们来往的地点就是北京和广州，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重灾区，但是广州人老百姓的生活比北京淡定多，广州中小学没有停课，为什么？也没有人戴口罩，这个就是成熟市民社会表现，所以我一直说广州是最成熟社会，这就是我们社会治理目标开放、包容、淡定，这个都是我们规划司比较思考的社会变迁、社会治理这一方面的话题。

　　嘉宾：我是财经传媒记者，我一个问题请教李院长，就是关于城乡结合部规划的看法，因为现在北京也想把城乡结合部管起来，但您也提到非正规空间对城市有特殊的意义，想请教对于这个空间怎样从规划上面处理他？

　　李晓江：这个问题很好，90年代上半年给世界银行做咨询专家的时候，就研究中国城乡结合部，和孟加拉的城乡结合部，当时我的使命就是到孟加拉做城乡建设的调查。城乡结合部是两层含义，第一是城市管理最乱的地方都是大家抱怨很多的地方。从正面看就是发展最有活力的地方，他是一个介于城乡之间，在空间上他介于城乡之间，从社会学意义上，他企事业是介于城乡之间，所以有很多移民在进入城市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个熟悉城市的环境，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是基础他个人第一桶金的需求。我们发现有大量城市创业者是从城乡结合部开始的，所以我认为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一方面我们正视他的问题，不如说脏乱差治安污染等等，另外一方面有积极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关键政府不在于简单消灭他，事实上消灭不了，中国的发展阶段你根本没有能力把我们的结合部都建成市中心，像人民广场那么漂亮，另外一方面要看到他们积极的方面。我前面讲的中大布匹市场，就是广州采取的既管理，又引导、包容的态度，其实政府在中大布匹市场那些城中村并不是不干事，但是他干有限的事，干最重要的事，比如说中大布匹市场的管委会，他重要管两件事情。第一是管治安，一个是管安全，你不能起火，你不能有大的灾害、骚乱。在这个前提下面一定程度包容他，例如讲中大布匹市场有一个交通圈，里面有各色各样，从城市来看是不能接受的交通工具，但是在这个圈里面你可以的，不要出这个圈。这样既是他保持了生存，甚至一定程度的发展条件。同时又帮助他引导他去升级，这样的态度是我们未来对待城乡结合部，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