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将于4月18-20日在上海举行，论坛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上图为全国人大常委蔡昉参加分论坛“农业人口转移市民化”对话讨论。（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将于4月18-20日在上海举行，论坛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本届论坛由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和世界银行[微博]共同主办。上图为全国人大常委蔡昉参加分论坛“农业人口转移市民化”对话讨论。

　　以下为发言实录：

　　蔡昉：我们推进任何一项改革让它实施起来必须有激励，实施者地方政府还有其他的人，否则这项改革没有办法推进。过去我们讲户籍制度改革，我们讲市民化也讲很多年。真正推动的我们只能预计这一次有所推动。但是仍然有很多观念上的 障碍。比如说我们听到更多的人是在测算农民工市民化要花多少钱。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很多，到底能够带来多少收益，这个收益如何分摊的？同时它更长远的利益在哪儿？我们从全世界的角度，人们做了很多测算，如果全世界劳动力障碍可以打破，产生的收益是全世界 GDP的122%。当然谁也不会相信这个制度会被打破。有些国家，比如说美国，如果变成公民可以带来多少收益，当然算了成本，也算了收益，在联邦政府这一块通过税收的因素收益大于成本，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更重要的是所面对的这些要成为市民的人，其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所以更应该算这个帐。

　　算帐有两个目的，第一是真实的收益和真实的成本。我们算的帐才可能推动改革，不仅相信改革带来收益带来红利，如果收益总体上大于成本的，是净收益的话我们有更多的改革方式。我们知道早期的改革经济学家把他叫做帕累托改进，可以给部分人带来收益， 同时不伤害其他人的群体，这种改革不会有人反对的。未来的改革有收益，也有所损失，但是如果算出来一个总收益大于损失，我们经济学家叫卡尔多改进，我们用获得的净收益适当的补充改革中有损耗的。用官方的话说我们要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进行分担。 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在企业居民政府之间分担，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分担，这也是改革的方式，更有利推进的。

　　2010年之后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今天也面临招工问题。2015年之后绝对减少，一直减下去，意味着中国丧失它的人口红利，相应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我们知道过去2年不再是2位数的增长，是7.7%。不是因为外部需求冲击造成的，而是因为人口红利 缺失造成的。潜在增长率大家可以看一下从以前15年的10.3%降到十二五时期平均7.6%，十三五会继续下降6.2%，这是我们的自然减速。自然减速可以改变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可以延长人口红利，如果我们改善生产率可以提高效率，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提高。因此我们要尝试去赢得改革红利。

　　第二我们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也是以人为本的要求，我们可以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的包容性。这个我们大家都是赞成的。因此概括一下农民工市民化，潜在增长率可以改变的，可以提高的。第一是增加劳动力供给，第二是获得 生产率的所得。第三对我们企业来说，如果按目前的工资上涨速度，我们可能调整时间不够，可能造成太大损失。因此需要赢得时间，用公共政策改革继续拉动劳动力的转移。

　　我们设想第一增加劳动力供给有什么方式，显然延缓退休不是可行的办法。因为平均退休的人身体状况都不一定能够学到新的技等。增加劳动供给很大部分来自农民工。国外学者研究农民工进城以后20年以后他的工资劳动力回报可以持续提高的，非常有生产性的，他们平均在城里面待的时间只有9年。我们也知道一般来说农民工每年春节都做一次决策，还回不回城里。对于年轻人来说肯定回，但是一般过了40岁，上有老下有小不回来了。没有办法把劳动成本放在非农产业的发展上。

　　我们设想两个感觉，一个把劳动力的参与，今后十年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使我们GDP提高0.88个百分点，是可以立竿见影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假设，大家知道在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下，我们更多的要靠生活率的提高 ，如果在今后的全效速增长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它所对应的增加GDP的潜在增长速度是0.99，几乎是1对1。因此这两项改革加起来，加起来可以带来两个百分点GDP增长速度。第一个增加劳动力供给，就是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可以稳定干到退休年龄。第二给他更 好的激励，给他更好的公共服务，他能够继续从剩余状态中转移出来，从生产力低的部门转到生产力高的部门，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市民化这一项改革可以解决农民工供给，可以解决生产率提高。目前的状况我们大家都知道，举家迁移的农民工不愿意离开土地，因此使得我们的土地经营面积不能扩大，也是农业不能主要提高的障碍。这是上海崇明岛的图，那是一条线，搞的规模经营的部分，土地集中了，上面建筑都少，它的生产率截然不同的。

　　当我们知道改革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想象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来分担改革的成本，使得改革真正的推进，改革推进以后带来收益，带来收益以后进一步改变，进入良性的循环。具体说不出来哪些东西应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但是我们之间看到的一个，我们地方政府算帐的时候，给农民工市民化支付多少成本，这都算我们头上。很多帐我们算不准，我们也测算过，我们和大多数人算的不一样。但是有一条我比较信赖，义务教育成本应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再分配，个人认为这个支出责任应该有中央政府承担。也可以一方面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另一方面解决长期以来义务教育在城乡之间分布不均衡老大难问题。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