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建院二十五周年研讨会”在深证举行。上图为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由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办的“全球视野与智库建设”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2月28日在深圳举行。上图为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以下是文字实录：

　　【郭万达】谢谢樊院长，我听了前面王健先生讲的中国全国智库的情况，再听了美国的斯蒂文讲的美国智库的情况，以及金先生讲的韩国智库的情况，我想把研究院作为中国智库的一个案例和大家来探讨一下，看看我们这种发展跟国际上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相似的地方，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今天上午项怀诚理事长致辞当中讲到了，我们25年，我们1989年成立，但是他说25年的时候我挺羡慕他们的，因为一开始政府有一个基金会，有一个基金，然后一直这么来支持，智库中很多就是开始从事国际的其他的。我们一开始政府也有支持，但是我们定位就是叫民间性、自主性、综合性、市场化，其实我们很重要的，因为原来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所有的他都是官方的，希望你能走出一条路子来，你自己去闯吧。就像一个孩子，你脚一踢出门你自己去闯世界吧，有点类似于市场化。

　　我们闯得怎么样呢？我们25年来基本上有这么几个结论：

　　我们还坚持了智库的定位，我们没干别的，我们25年是不太容易的，我们经济上计划到市场的转变，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了国家智库这样的一个定位，着眼于国家发展长期的这样一些战略问题，这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的。当然很重要的是我们也为有关部委提供了咨询，包括国家商务部、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国务院一下办等于一系列的题目，当然我们更多给地方的政府做了很多的研究和咨询，我们既要给中央政府做又要给地方政府做，可能在国外有的智库说我就是地方智库或者我就是国家智库，但是我们这个研究院既有中央的又有地方的，我们还给企业做很多咨询，这些企业也是跟政府的政策大量有关系，是国有企业或者是外资企业，他们发展中跟政策有关系。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对象形成这么一种特点。

　　现在研究院的规模100号人，相当于在国际上相当于一个中型智库的水平，年轻人居多，80%有硕士博士的学位，研究和科研辅助人员占到84%，90%是50岁以下的人员。我们经费的来源，主要是靠市场化的合同订购，78%是来自于研究的合同，刚才讲到的政府的合同包括企业的合同，政府的拨款占到我们的16.3%，还有其他的收入占到5.1%。在合同中又以政府的合同订购为主，政府占到62%企业占到37%，企业的合同中相当一部分也是跟政府的政策也是有关系的。

　　刚刚讲到智库的类型有不同的，有学术研究的，有政策古董，也有政党附属，美国的一些智库就依附一些政党，特别是斯蒂文讲到合同研究的一些智库，像美国的兰德公司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研究院一开始大家注意到我们的名称是“(中国深圳)”，像日本尼拉的名字，他是归于日本政府，但是我们一开始希望走兰德公司的模式，其实就是合同订购的模式，我们名字有点像日本的尼拉的名字，但是我们的模式走了兰德公司的模式。

　　斯蒂文讲到了大量的智库的经费，一部分来自于捐赠，有一部分来自于政府的合同，捐赠里面有基金会，有政府的基金会有个人的等等，但是无论如何靠基金会和捐赠是他很主要的模式，当然合同的订购也是欧美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模式。

　　研究院我们的架构跟国际的智库差不多，我们是理事会，25年前我们就开始理事会的秘书长负责制现在是院长负责制，现在我们中国的事业单位的改革很多人都到我们这儿来，看看研究院25年前就开始理事会的负责制了，我们一开始坚持了这么一种自主性的特点。兰德公司就是理事会下的总裁负责制，包括韩国的经济战略研究所也是，另外我们主体业务实现主体的呈现智库的特点，他们讲的智库包括培养、会议、研究，我们有基金会，我们有一个中研软科技研究会和马洪基金会，这个和中国的体制有关系，我们基金会发起，但是不能只给这个研究院来提供资金，他得面向社会。我们也有一个博士后的工作站，还是有研究的网络，机构的网络，就这些元素应该讲这个研究院25年已经形成了。

　　我们主体是以国内政策为主，我们立足深圳有一半的项目是来自于深圳，然后来自于全国的其他省市，来自于深圳之外其他的地方。我们实际上是以国内的政策为主，现在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仍然是讲中国的国内的政策，这和国际上有些智库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很多特别走出来的智库都是国际的经济、国际的政治。当然也有很多是国内的智库，刚刚斯蒂文列的里面也有国内政策的智库，我们已经开始跟国际的智库也建立了一些紧密的联系，包括我们举办了十届的东亚合作论坛，五届的全球脑库论坛，七届的深港合作论坛，三届的泛北部湾的智库论坛，五届的中国金融中心的论坛，去年我们就在斯蒂文的华盛顿跟他合办了中国金融中心的论坛。但是我们走出去的是讲的中国的问题，我们是把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政策给他推出去。

　　当然我们内部主要是一个市场化的管理，斯蒂文讲到市场很重要的，我们内部基本上实现了这样一个市场化的、去行政化的管理制度。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因为研究院的模式是一个合同型的智库，以国内政策为主，所以业面临着大家讨论的独立性、长期性、人才的问题以及财务的模式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刚才我们从其他国家的智库比较能够看出来，他们有共性的地方，也有我们中国特色、中国体制下的智库运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