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大师对话：底部之辩》上发言。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新浪财经讯 由证券市场周刊主办的2014第十三届“远见杯”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于2月22日在北京召开。图为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大师对话：底部之辩》上发言。

　　以下是文字实录：

　　蔡昉：大家下午好，我也想来谈谈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可能和王建谈的不一样，如果说王建通常预测的是经济周期的话，我可能关注的是经济增长，也就是更长期一些，更结构性一些。

　　我想讲四个问题，一个两分钟，一个是做一个判断，然后做两个争论，最后做一个结论。我们先问我们自己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什么叫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是别人让我生产东西，我就创造财富，然后扩大GDP，如果别人让我做这叫需求，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劳动力的供给，资本的供给，土地的供给，自然资源，石油，能源，那么还有就是生产率能保持多快的提高速度。那么这些加起来是我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是它是供给方因素。因此说我们看到了当前的供给方因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说远的，远的2004年我们第一次遇到了民工荒的时候，接下来主流还是工资的上涨。

　　那么近一些，2010年开始我们中国的劳动率绝对量的供给是负的，这个意味着我们长期赖以的宏观经济消失了。不要过高的估计劳动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说是有影响但不要过高，那么为什么不要过高呢，比如说他们在做经济增长模型的时候，把劳动力增长的速度作为一个增量，也就是说GDP每年保持10%的增长速度，这10%里面只有百分之几是来自劳动力的贡献，我们自己做的更低，只有8%的贡献率，也就是说10个百分点，0.8%个百分点是来自劳动力，不高过于的估计劳动力。

　　影响在劳动力的质量，同时更重要的是说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资本积累，我们大概60%到70%的GDP来自于资本，只是说第一你要有储蓄率，因为我们的人口抚养比长期以来是下降的，就是我们的人口结构是有利于储蓄的，我们就可以把剩余储蓄起来，第二当你劳动力供给没有瓶颈，不作为瓶颈的时候，你的资本回报率才会高，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遭遇经济学的一个铁率，但是我们很长时间没有遭遇到。

　　那么再加上有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你从地产低的农业转移到地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本身产生的是资源的重新配制效率，那么因此看下来其实我们的经济增长几乎和劳动力因素有关，不仅仅体现在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这一块，所以应该说不要低估这一点，如果没有低估的话。那么也有人说不一定，因为说我们目前处再一个周期性的问题中，美国有什么问题，欧洲有什么问题，因此造成我们的需求不足，那么我们就想争论第二个问题，经济增长是供给方因素决定的，还是需求方因素决定的。其实就像我们说巧妇没有米就没有办法做出好的实物来是一样的。那么需求是说你能不能实现了这样的增长能力以后，我能不能为你实现，但是并不是两者之间不是并列的，不是同时存在的，供给和需求供给决定的。

　　因为供给可以决定需求的诞生，因为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资本积累也很旺盛，我们也有积极性，体制因素在不断的解决，那么我们潜在增长率会很高，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又很穷，我们刚刚改革开放，但你如何实现10%的增长速度呢，但是并不是说这时候我们有了一个，而是我们在低价格上，质量比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因为这个因素我们创造了世界的需求，这是我们供给方的因素创造的，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外部需求是在那客观存在的为什么不去日本，不去亚洲四小龙，而是到了中国，原因是说我们的供给方因素决定了我们在这些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因而有国际竞争力，所以我想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由供给方决定的。

　　所以当我们人口红利消失了，供给方的因素变了的时候，我们的投资回报率下降了，因为劳动力不在无限供给了，资本报酬递降就会发生，那么我们生产率从配制这种生产率的空间也减少的情况下，那自然潜在增长就会下降，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测算这个，也做一些小的修改，但是总的判断是说从十二五开始，因为我们2010年开始人口红利就消失了，与此同时我们也进入到了十二五时期，因此在十二五时期的15年里面，因此这个是正常的，是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10%的增长速度，这是自然的。

　　与此同时在过去两年里面我们也实现7.7%的增长速度，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一我们知道中国政府，能够接受这个数字，因为过去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温总理不接受8%的增长速度，但是现在看李克强总理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仍然和现在的实际增长率是相符的。我们也知道过去温总理说，我们至少要保8，是因为我们达不到8%的增长速度，我们就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岗位，保持就业的增长，就会加大失业率。

　　那么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我们没有看到失业率的提高，事实上失业率是相当低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官方报的一个是4.1%的登记失业率，如果你要看调查的失业率并不会比这个数高，去年上半年李克强总理在经济时报上的文章是5%，如果是5%的话也应该是最低的一个，再加上你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增长速度与失业率相比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数字。那么原因就是因为你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是相适应的，如果潜在增长率非常充分发挥出来，如果现在两者是一致的话，我们没有周期失业，而摩擦性的失业永远可能是会存在的，这一点我们也都知道。所以没有明显的周期性失业，也就没有居民收入大幅度的下降，因此我们这个增长速度是可以接受的，这是正面看，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速度。

　　那么从反面看，如果我们还追求越快越好的话是很危险的，那么日本失去的25年是什么概念呢，基本上是零增长。如果他的物价是负的话还可以有一点增长。原因是什么呢？90年是个什么年份呢，大体上在90年的时候日本消失了它的人口红利，跟我们2010年的发展阶段是一样的人口红利在不断的下降直到消失的过程中，它的潜在增长率一定是下降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认识到你的潜在增长率你可以向欧美国家一样，保持潜在增长率有一定的速度。如果从来就认识我们的经济增长就是靠外需，他就可以说我唯一能够解决的是内需，内需短期之内，那么没有办法迅速的上去，因此靠投资。因此用刺激投资的方式把钱发出去，如果投在实体经济上企业的回报率可能低，所以他不愿意干，不愿意干怎么办呢，给补贴。那么你创造出的结果是没有竞争力的实体经济形成了僵尸企业。

　　第二是我投在基础设施上，后来发现日本相当于当时的发改委，他发现说这个钱拨下去了，因为不能到位，如果经济没有那么大的激励，基础设施也就不需要了。那么他就怀疑这个钱哪去了，其实哪去了不见得是被人家贪污了，就是巨大的流动性都流向了虚拟经济，理财产品，去炒国内的房地产，各种各样的泡沫经济由此而形成的，那么最后的结果是说到一定的时候说有泡沫一定的要泡沫，泡沫之后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的问题是供给方因素，是潜在增长率的问题。包括今天的安倍经济学，仍然主要是在需求方做文章，因此他不会成功，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日本的朝野没有认识到问题所在。

　　那么我们正好有日本这样的好老师，我们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接受比较低的经济增长率是有好处的，那么改革增长是什么关系呢，不是说我们可以牺牲一点速度可以推进改革，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改革，至少这样的改革目前没有共识，我们要的改革最容易推进的改革是可以带来红利的改革，能够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改革，那么我们做过一个模拟，如果说我们的劳动参与，也就是说劳动率供给，能够有一定的提高，潜在增长率可以直接东营的提高，如果全要素增产率可以有一定的提高，潜在生产率甚至可以有一比一的提高。比如说户籍制度的改革，既可以让农民工更加稳定的在城市落户，那么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还可以让农民工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部门保持我们资源重新配制，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同样也提高生产力。因此我们可以说户籍制度就是一个一时三鸟的典型例子。

　　所以结论就是说今天的减速是正常的，我们不要用刺激的办法去应动的，接受这种增长速度，我建议我们今年的增长速度完全可以继续接近在7.5，甚至到下一个5年计划中7%也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