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四届年会”于2月11日-14日举行。上图为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4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四届年会”于2月11日-14日举行。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微博]在闭幕式上发表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新型城镇化将带来巨大的产业机遇，也有巨大投融资需求，新型城镇化亟需金融创新。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城镇化配套改革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以下是辜胜阻演讲实录：

　　主持人蒋昌健：各位尊贵的来宾，在亚布力年会三天的时间当中，我们一方面有会场外面的速度与激情，也有会场里面在农家院里的引吭高歌。同样我们在论坛期间，不管是总的会议，还是分论坛，他们对分主题也展开脑力激荡。今天我们迎来了第十四届亚布力年会闭幕式非常重要的环节，越是重要的环节我们请的嘉宾也越是重量级的。首先邀请的第一位嘉宾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教授，我们有请辜胜阻教授。

　　辜胜阻：各位来宾，我演讲的题目是“城镇化将引爆新商机，企业如何把握良机”。我刚才听东升讲到，我们未来有三大机遇，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服务业，还有一个是企业走出去。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在不久前的一个演讲上也讲到，中国现在经济发展有三大利好。一是新型城镇化，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进入第二、第三产业，他们给社会创造的财富会大大增加，他们收入也会增加，这样就会可以拉动经济。二是第二次土改，或者是叫新土改，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赋予农民财产权。三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让改革的再出发，改革会产生重大的制度红利，推动新一轮经济发展。

　　我在飞机上看到有一篇文章讲马年有三大投资机会：一个是新型城镇化，一个是消费升级，还有一个是人民币国际化，这跟东升刚才讲的有类似的地方。实际上新型城镇化和消费升级是连在一起的，没有新型城镇化消费是难以升级的。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最大机遇是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总量的扩张。有测算表明，一个农民变成市民以后消费至少扩大3倍。作为经济学博士的李克强总理有三个非常独特的、具有他自己鲜明特色的政见：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改革是发展最大的红利，服务业是就业最大容纳器。实际上城镇化不单纯是一个建设和发展的问题，城镇化更是一个改革的问题。如果说改革是发展的最大红利，那么城镇化是最大的改革。城镇化是最大机遇，新型城镇化将带动消费升级、产业进步、金融创新等，但同时城镇化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改革路径选择不好，会导致灾难后果。

　　第一，新型城镇化将带来巨大的产业机遇，我们可以从新型城镇化的 “六化”的角度认识产业机遇。

　　一是人口市民化。人口市民化会推动消费的升级，带来教育培训、健康产业等产业的发展，以及民营化的公共服务业等产业机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3个亿”目标，即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我认为除了三个“1亿人口”，还有一个最大的重要群体，就是持有居住证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这部分人。中国城镇化面临最宏大的工作目标是让2.7亿存量和1亿多增量构成的四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市民化。这四亿人(比欧盟27国5亿人口少1亿)的市民化可采取四种不同的形式：一、不改变户籍、持有居住证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城镇常住人口。这种市民化人口流入地享有类似子女教育等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保留农村户籍。形式最受欢迎而改革共识最高。其原因一是农业户籍上附着了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各种涉农补贴，“含金量”非常高。二是因为80%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是不稳定的。三是有吸引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采取的是控制外来人口的政策，落户门槛太高。有调查表明：约75%农民工不愿意改变户籍，农民的心态决定了这一形式是未来市民化的最主要的形式。二、农民工市民化的第二种形式是不改变户籍、就地就近城镇化人口。这类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城镇化了，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没有“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这是当前社会代价最小、市民幸福感最好的城镇化方式，这种方式在东部十分流行而最具有生命力，这种形式的城镇化模式正逐渐由东部转向中西部。三、市民化的第三种形式是农业人口改变户籍、落户城镇的市民化形式。这类人要放弃农业户籍和附着在土地上的福利，但可平等享有市民的所有权利。对这种类型的市民化要静观其效，因为差别化的落户政策使农民工在大城市落不了户，小城市又不愿意去落户，这种市民化方式风险最大，要稳而不能快。四、第四种类型是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村民变市民的人口群体。城中村改造既可以惠及城中村农业人口，又可扩大城市住房供给，关乎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又关系到数量的增长，这种形式潜力很大，可大力推进。城镇化不能光看户籍，有了户籍没有公共服务也不能叫市民化，有基本的公共服务没有户口也是城镇化。现在有人把户籍改革看得过高。盲目的户改和相应的土改弄得不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二是土地集约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实际上是农村贫困的平移，把农村的贫困移植到城市，在城市造贫民窟。当前我国虽然不存在大型的贫民窟，但是要通过旧城改造和棚户区改造以及建设节能省地型住宅等措施，实现旧城内部土地的集约式利用。三是布局集群化。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城市群将成为新一轮城镇化的重要战略走向。有人说未来20年内大陆农村人口市民化，每年新增数量相当于一个东京，这些农村转移人口将带来住房、交通网络、居住区基础设施等需求，我们认为比东京人口的总量还要多，将带来大量的投融资需求。国开行预测，未来城镇化的投融资需求是25万亿，一是“钱从那儿来？二是钱又用到哪儿去？”的问题涉及到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房地产市场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热点和焦点。住和行的需求是城镇化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两个需求。四是城市的信息化。刘主席昨天讲到技术进步为我们带来的多方面的产业机遇。事实上城镇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将会为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机遇，尤其是智慧城市的建设。智慧城市是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途径。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发展前景广阔。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已达一千多个，未来还会以每年近20%的复合增长率增长。截至2013年10月，我国智慧城市的规划数目已超过220个。五是基础设施建设、管理、运营的市场化。城镇化必然带来供水、供气、供热、电力等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需求，以及城市管网、排水防涝、消防、污水及垃圾处理、城市安防等公共基础设施需求。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有新的模式，不能光靠政府的投资，必须是市场化的建设和市场化的应用和管理，也就是我后面将要讲到的PPP的模式。六是发展的绿色化。我国部分城市正面临严重的大城市病，绿色发展也是很重要的机遇。北京市长王安顺讲到，北京2013年到2017年治理空气污染，要投入7600多亿元，这是巨大的市场和发展的机遇。

　　我过去一年去了十来个省市自治区做实地考察和调研，对于城镇化如何激发民间的活力，我总结出要从九个方面来激发民资活力：能源及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鼓励民资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在智慧城市与绿色发展中激活民资；让民营科技企业推进城市产业升级；鼓励民资参与与土地规模经营；龙头民企参与城镇综合体和社区建设；引民资发展草根金融支持转移人口草根创业。城镇化的投资机会很多，特别是我们现在制造业面临实体经济与新经济的融合。过去有人讲，做中小企业三年不上网就会被淘汰，现在如果我们的产业转型如果不与互联网对接，恐怕也很难成功。在这样的新经济背景下，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做实体经济，能实现实体经济与新经济之间互相借力，互相渗透，互相迎合，达到共同成长。信息技术，包括大数据、互联网本身的连接、移动的互联网、高性能计算，所有这些技术的发展会渗透到各行各业当中去，改变各行各业。有人讲“大数据时代给我足够多的数据，我将比你更了解你自己”。

　　第二，新型城镇化有巨大投融资需求，人是核心，钱是关键，新型城镇化亟需金融创新

　　城镇化给金融行业也带来了重大机遇。三中全会提出城市建设管理要创新，要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来拓宽城市建设的融资渠道，要允许民间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还要研究针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住宅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刚才讲到城镇化未来三年有25万亿的投融资需求，钱从那儿来？当前我国的传统城镇化建设模式可以概括为“一高一低一难”，“一高”即融资平台债务高；“一低”即公共供给的效率低；“一难”即民间资本进入难。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性债务已经高达18万亿，风险是非常高的。新型城镇化不能像传统的投融资模式那样，必须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要利用新型金融工具融资，将资金来源延伸至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发挥市政债在城镇化融资中重要作用，使资产证券化成为城镇化融资的重要创新工具，打开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融资的通道。要开展农地金融，让土地的使用权、宅基地能够作为抵押来融资。要发展农民市民化金融服务体系、农民工创业扶持体系、城镇产业支撑金融服务体系、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服务体系、现代农业金融体系等金融体系。这个地方我要特别谈到公私合作伙伴模式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财政部特别重视PPP，也就是公私合作的伙伴模式，它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伙伴关系，政府和民营企业是伙伴关系；二是利益共享；三是风险分担。楼继伟部长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基础设施有不同的形态，已有的基础设施可以采取PPP方式，改扩建、新建都可以。所以尽管地方政府债务很高，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不用担心，因为地方政府有资产，关键是如何把这种资产证券化。

　　第三，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城镇化涉及领域最多的改革。城镇化配套改革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城镇化涉及的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城市投融资体制改革、户籍制度和人口管理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房地产管理改革、城市管理体制以及政府自身改革。一系列的改革都和城镇化有关。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35年前邓小平发动的改革是从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的，也是“农村包围城市”或先农村，后城市。今天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围绕农民工的城镇化改革等也是从农村开始。总结历史规律很有意思。

　　城镇化改革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要充分地发挥作用。我在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中见到了“市场的决定作用”。我曾经有一个观点，邓小平一辈子中最重要的一次讲话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这个讲话中最重要的思想观点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理念，就没有在座的企业家阶层崛起。我认为，今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最重要的一句话或者说最重要的观点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城镇化的问题上，按照这个观点应该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市场在主导资源配置。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仅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且有利于反腐败，有利于企业家活力的迸发。改革开放35年来，我觉得最重要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有辉煌的一面，但是也有悲壮的一面，我们现在有一批一批的“问题官员”倒下了，牵出一批又一批的“问题富豪”。是问题富豪产生了问题官员，还是问题官员产生了问题富豪？我的答案是“问题制度”：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由市场来决定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而且可以减少贪污腐败。

　　城镇化不能离开政府的引导，政府不能越位但是也不能缺位。关键是要防止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变成“闲不住的手”而过度干预。政府应该制定规划，我们很高兴新型城镇化规划马上会颁布。政府应设计制度，提供公共服务，做好环境保护、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所以企业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必须要认识到经济学意义上的两只手不能是一只手，一方面要靠有形之手——政府，另一方面要靠无形之手——市场。我去年演讲说城镇化是黄金机遇，但要防好事办歪。城镇化是黄金机遇，但办不好也会好事办坏。非常高兴我在不同平台上的声音，被高层听到了，对高层的决策产生影响。中央城镇化会议提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人的城镇化，涉及到钱从哪儿来？地怎么管？城怎么建？新型城镇化涉及到许多亮点，例如提出要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这次大家讨论“乡愁”问题。所以我始终认为城镇化是“双刃剑”，用得好是黄金机遇，但做得不好会有灾难发生。有人解读城镇化会议，一方面是稳步推进，另一方面是防偏纠偏：不准破坏青山绿水 ；不准乱跟风大跃进；不准盲目大拆大建；不准一味求洋求异；不准造新城变鬼城；不准让市民成流民；不准一届政府一张图； 不准再搞千城一面；不准“住上楼万事愁”；不准乱举债摊大饼。跟大家讲一个乡愁的例子，有一个地方农民上楼了以后要和羊住在一起。你把他的生活方式城镇化了，但他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变。所以城镇化不是越快越好，不能消灭村庄。为什么城镇化会议上有领导讲要记得住乡愁？过去十年90万个村子消失了，每天有300个自然村消失，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城镇化要注意防止“底特律现象”。所以我去年讲，城镇化要防五大误区。十分高兴，这些声音对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稳步推进城镇化，用好健康城镇化的黄金机遇，要防偏纠偏，避免过度城镇化的灾难后果。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