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四届年会”于2月11日-14日举行。上图为思想互动空间《宏观经济论坛：中国经济第二季》现场。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新浪财经讯 “2014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四届年会”于2月11日-14日举行。上图为思想互动空间《宏观经济论坛：中国经济第二季》现场。

　　以下是文字实录：

　　2014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四届年会

　　主题：中国经济第二季

　　时间：2014年2月11日下午

　　地址：地中海(松子厅)

　　内容：

　　主持人 毛振华：我们的分论坛现在开始。我看秘书处给我们准备的座位比较多，现在看起来滑雪的人还是比较多，我们还是按照秘书处规定的时间开始，今天我们分论坛主要是讨论宏观经济，取了一个有很多解释的名字，叫中国经济第二季，第一季、第二季、春夏秋冬还没搞明白，叫第二季我也没搞明白，是叫第二期，还是什么，第二季这个季是怎么来的，我们提出来的宏观经济，这个题目告诉我们是短期和中期相结合的一个内容，今天我们我是当主持人，我们还有四位重量级、有影响力的嘉宾，首先是胡祖六先生，我就不用介绍了，他的专业是做经济学家，后来改做投资银行家，现在做投资家，一直是很有重量、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今天我们要听听他昨天没讲完，或者是留下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第二位是梁锦松先生，昨天有主旨演讲，在香港一直在国际金融机构工作，最重要的他在回归之后在香港第三号任务人物，是管其他部门的头儿，并且在他的领导下香港抵御了，或者是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为香港做了很多影响深远的改革，其实他昨天的讲话也涵盖了这些内容，他在昨天的论坛上也有很精彩的发言，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他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昨天是关于箱根政府的一些经验。

　　第三位教授是杨瑞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是我的院长，中国的教育部排名经济学有两个一级学科，一个是理论经济学、一个是应用经济学，全国那么多的大学，大学有那么多的学院，能有两个一级学科就是中国人民大学，都是中国的第一名。杨院长领导经济学院差不多十年了，是非常成功的，国内、国际影响也非常大，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到我们的论坛，所以我们也希望听到他精彩的报告。

　　第四位是曲振涛教授，是哈尔滨商业大学书记，是著名经济学家。

　　这几位我觉得从不同的经济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讨论的嘉宾，大家可以预见到我们的讨论应该是很有成效，并且应该是很有特色的。当然讲的好不好大家可以互动，有问题可以提，我想让我来当这个主持人也不是很好当，我想把这一个半小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2014年对中国经济的形势和政策做一个评价，第二部分我们讨论一下2014年或者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走势、趋势，第三部分是当前的政策、改革有一些什么样的，当前迫在眉睫或者是需要调整的改革是什么。这三个题目听起来很简单，一个人说很好说，如果是三四个人说、五六个人说很有难度，我的要求是说前面讲过的你不要重复，你也不能简单的回复我同意他的看法也不行，你可以重申说是同意谁的，我们这个顺序先确定一下，第一个题目从胡祖六从开始，第二个从梁锦松开始，第三个题目从杨瑞龙开始，第四个题目是曲振涛开始，后面的问题一定要讲东西，第一个题目从胡祖六开始，我先开一个头儿，我觉得2013年是中国非常值得回味的一年，这个题目的讨论我觉得很有价值，不管从政策面还是经济面都有很大的价值，不管是经济生活还是人们的心理都有很大的差别，2013年是具有中国很有意义的年份，因为11月份开了非常具有深远影响的三中全会，在这一年中大家经历了很长的一个期待，像一个谜一样，我差不多用了全世界的经济研究史来说是全世界的奇迹，一开始我们认为三中全会能出什么东西，根本都不清楚，谁也不能下结论，未来往那儿走，谁也不敢说，有各种各样的分歧，我记得我们的经济研究所的报告中期报告是我做的，我打了一个大题目对三中全会拭目以待充满期待，后来我们请了一个嘉宾叫李稻葵，他说充满期待就可以了，但是我说不，我还是建议拭目以待，政策往那里走并不清楚，就是要保持经济形态，或者说我很疑惑，其实也是真实的反映了一段时期内学者和企业界的看法，因为我差不多是双料的，所以这是一个时期。

　　三中全会出来了，很细致化，出来了公告，公告出来之后就发现舆论界，非官方媒体、自媒体、网络、微博一片哀叹之声，满国哀轰，公告出来之后几天一下出来60条决议，包括习主席的解释，为什么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一个众望所归的三中全会的决议，要引起这么大的波折，前面大家看不清、看不透，先公布一个公告，大家看到三中全会就开了这样一个会大家很失望，后来一看小版本不是真的，老百姓对这个反映还行，提前3天把报告公布出来，最后是决定60条，并且把习主席自己的说明也公布出来，我们下面就吃了定心丸，他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还是我们众望所归，不是有很大的争议，少数人的鼓噪并不代表全部，2013年的反复波折也反映了整个经济政策、体制的认识还是很一致，这是非常值得回味的一段事情。

　　第二很值得回味的，2008年以来我们走了宽松政策扩投资、扩信贷，就是把社会资源配置由民间回归到国有企业，所以现在95%的信贷给国有企业，中国如此巨大的膨胀把这么大的资源交给了国有企业，包括地方政府的一些平台，他们也是企业，都给了国有企业。这个货币的背后和社会资源配置能力就引发的整个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一次空前的，可以说是一个调整。为什么叫政治文化呢？政府有那么大的权力，又有那么多的财富还不相信市场、不相信民营企业，大学生就业还想搞民营企业，2008年我们在试图来讨论这件事情，2013年，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同时也看到了政府一系列的措施，所以M2很高，高过经济增长2倍的发展速度情况下并没有改变货币宽松政策的情况经济还在下滑，这就意味着2008年我开的药方，看起来我们的经济形势远不如2008年有效，所以政策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这样的情况下2013年是我们的观察中国宏观经济不管是体制、政策还是经济走势非常重要的年份，所以我就开一个头儿，我觉得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就是2013年我们怎么看经济政策和走势，我们怎么判断它，给它一个什么样的评价。首先有请胡祖六。

　　胡祖六：感谢振华刚才的开场白，非常好，非常精彩，把2013特别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做了描述和解读很有价值，我想今天看中国应清的解释，要建立一个更加中速的增长轨道，我想给大家介绍，从去年开始，特别是经济第一个月的时候，应该说国际金融市场对中国是特别的担心，对整个新兴市场的担心，过去几年媒体都讲金砖五国，现在不讲金砖五国，除了中国以外，像俄罗斯、巴西、南非，加上几个成员，印尼、土耳其、阿根廷和智利，是脆弱的八国，货币贬值，资本外流，股市的崩盘，大家政治忧心忡忡，反过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企业的盈利性得到改善，股市有30%的成长，新兴市场都是平等，或者是下跌，甚至比意大利和西班牙都要更差。但是货币很多都贬值，像印尼盾基本上贬值了21%，巴西是百分之十几，印度的卢比也是大幅度的贬值。过去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脱钩，特别是美国经过金融危机重撞以后一蹶不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开始讲QE，即使我们以中国和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在乎自己的国家和新兴市场条件情况，也做了很多大规模的刺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一段时期中国经济三位数的成长对整个新兴市场有很大的拉动作用，新兴市场在一段时间确实跟美国、发达国家，但是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新兴市场是叫未开发国家，或者是低收入国家，为什么叫新兴市场，其实是不成熟、不发达，新兴市场很大的特点一般政治比较腐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非常高，主要的差异和部门由国情和特殊利益集团垄断，竞争力不够，有过度的监管，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严重不足，创新能力非常不弱，甚至人口、年龄结构像印度非常年轻，但是不发达目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原因，中国在过去从第一季，还是第二季，之所以有比较高速的成长，在过去三十年引领全球增长的最高、成长最快，就是因为通过改革把这些结构问题慢慢克服，释放红利和潜力才进入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新兴市场可以这么长，我觉得是过去几年恰恰只用周期性的刺激政策来进行必要的结构改革，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几乎都是这样的问题。

　　你看很多评论讲到这些国家的问题，经常帐户性赤字、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信心不足、资本外流，因为中国这一年多来也是陆陆续续影子银行、产品、信托产品的违约，地方债务、财务构成，特别是这一百年，即使从2011年一直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为股权代表，现在我们是9大产业困孙。特别是亚布力，有很多很好的企业家、CEO，整体来说对他们都有很多的担心，所以也存在很大的隐忧。印尼、印度、阿根廷、巴西，问题继续恶化可能对全球性的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毕竟块头、经济的规模、贸易的比重、对资本的比重依赖还比较低，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毕竟是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现在打个喷嚏可能都会感冒，所以现在中国市场是最担心的。

　　那时候讨论中国绝对是风景这边独好、一枝独秀，巴西反而成为了情况越来越好，我们是问题越来越多，我们过去几年的改革，像振华说的光刺激国进民退，强势政府，把问题集中在那儿，但是这个问题三中全会的《决议》全面深化改革，我们现在打了这么好的基础，深化改革真正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我觉得中国经济还是可以保持一个中速的增长。

　　中速并不是悲观，以前是9%、好的年份是11%、12%，我们现在可能是6%-8%，或者是不到8%，低于5%就叫低速了，第低速有它的必然性，因为我们人GDP水平到了六七千美元，到一定情况下经济必然会放慢。所以现在我们确实到了人均GDP200美元、300美元那种低速水平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现在按9万多亿美元，每年新增也超过印尼，我们每年增长超过半个印尼，在我们十多年前加入WTO才2万亿的规模，比6%高一倍12%也是300多，基本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无足轻重的，这个影响在这么高的速度是一个不错的增长率，是不用担心的。关键即使是6%、7%也能够持续，而且质量如何，对环境、对经济结构对环境的影响，收入分配的平等性如何，这里面有很多文章可做。我想答案只有一个只能靠结构改革，结构改革的目的，我们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昨天主论坛的主题，梁锦松讲的非常精彩，以香港为中心，我们会用亚当斯密，也会用熊彼特，私有产权、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这是三个最重要的特征，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就要使中国有更多的私产经济产权、更多的自由竞争，更多的优胜劣汰，在经济未来，中期三五十年维持6%-8%还是非常认可的，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主持人 毛振华：胡祖六相当于我们的主旨发言。下面有请梁锦松。

　　梁锦松：经济过了一般从企业家来讲就比较要回顾了，我们还是要往前看，去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2013年的时候，一般对中国经济是担心几个事：

　　1、地方债务的问题，总体的债务问题，所谓用管控化来做，后来这个担心可能是在国外的过度担心吧。

　　2、业务问题是房地产，房地产是怎么压，有没有地产商出问题，现在看起来也没什么大的问题，一线城市价格还是网上。

　　3、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个也没太大的问题。

　　总体来讲2013年本来预计的问题，还是说含含胡胡就过去了。但是去年出了一件事就是钱荒的问题，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就是美国开始量化宽松下面有一个意向上的转向，一转向可能投资人就会抽回美国，这从某一个意义来讲是不是也影响了中国的钱荒，啊从预计的问题没有出现，没有预计的问题出现了一下。不过我刚才振华说去年是期待的一年，期待三中全会会用什么招，这个招能不能应对中国中长期需要，我自己的分析出来的《决议》都是很到位，我们都知道政策是20%，当然你做错是完全错了，做对的政策是20%，执行是80%，这个要看看以后怎么做，要用什么出台力度和执行的能力。

　　杨瑞龙：我如果对2013年做一个总结有两句话：

　　第一2013年应该说在低谷当中徘徊了一年。 第二句话2013年宏观经济在刺激和不刺激当中，纠结当中的。为什么这么说，2010年底连续三年多，经济都在下行，尽管2013年第四季稍有反弹，但是这个反弹仍然表现为一种明显的政策性反弹，不是市场反弹，因为整个的三架马车，投资、出口、消费都不给力，特别是消费很不理想，不仅没有在危机以后有增长，反而收入没有明显的增长消费反而是一直在低谷，没有明显的起势。第四季的反弹如果大家看数据可以明显的看到主要是靠投资拉动，这个投资主要是还是靠基础设施、一些公益性投资，背后有很明确的政府背景，而且PPI还没有转正，同时对经济的波底的波动没有明显的改善。

　　第二句话宏观经济在刺激和不刺激当中左右摇摆，或者是纠结也好，面临连续三年的下滑经济应该出现刺激政策，为什么中央没有迟迟没有出台刺激政策，包括后来提出来的克强的经济学，因为2008年以政府微收的经济反弹表现为尴尬的畸高，如果再来一轮刺激实体经济和民营经济还以政府为首的投资，使得风险会更加的放大，特别是2008年以政府为背景的刺激的政策高度的扭曲中国的经济政策，包括三架马车消费当中不给力，包括金融扭曲问题，这样一种严重的结构扭曲，导致宏观经济没办法通过投资拉动经济，为什么2013年在迟迟刺激中蠢蠢欲动呢，中国经济有一个明显的政策是明显依赖症，中国喜欢这种发展模式，我们这种体制、机制要求一定的速度来保证，如果没有速度就业保证不了，如果没有速度收入上不去，如果没有速度基本民生上不去，如果没有速度地方财政不行，所以必须有一定的速度支撑，为了速度下半年克强改口的，要有一个通胀，要有一个增长，在中国经济没改革的话，没有一定的增长就会出问题，就业问题、地方财政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不能叫体制性崩溃，会导致一种崩溃的迹象，导致我们2013年下半年又起用了2008年的经济刺激计划，这样一种纠结到现在还没终止，所以我认为2013年是在低谷徘徊的一年，经济政策纠结的一年。

　　曲振涛：2013年的经济形势判断我说两句话：第一在忧虑当中度过，结果好于预期，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忧虑就从年初开始，从CPI到M2整个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匹配、拉动就给人一种不确定性，中间又提出一个三期叠加，再加上国际金融剧烈的波动，经济可以说从第一季度到第一季度下中期一直到第二季度的底下一直下行都比较严重，尤其中间经历了一个钱荒。更令人纠结的是当时初期担心的是通胀的问题，因为三架马车主要以内需拉动为主，人们担心通胀问题会成为老百姓承受不了的一个压力。再一个大家没谈到的问题就是担心就业，因为我在高等院校工作，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是一个饭碗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在这几个纠结当中都顺利的，或者是比较顺利的度过了，中央和地方是采取了对民生高度重视的办法，所以在这一年渡过了。我说结果好于预期，终于完成了7.6%的增长，把这些纠结的问题都度过了，而且还有一个高于年初的目标增长，所以是可圈可点的。

　　主持人 毛振华：大家的评价怎么样，我觉得蛮好的。请大家给点掌声。

　　我们的讨论的确给我们展开一个很广阔的视野，从国际到国内，从经济的走势到政策的选择，从经济增长的目标到我们实施的时间轨迹，我觉得从刚才简单的分析来说，基本上勾勒2013年中国经济所经历的历程。刚才胡祖六的介绍非常重要，2013年要我来总结，我觉得2013年是我们经历了国际形势判断的逆转，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已经走出危机、走出了低谷，欧洲经济起稳，日本经济复苏了，相反新兴市场国家神话泡沫的，中国没有那引人注目的，这几个变化也引出我们现在的讨论，所以我觉得这是2013年经济里面很重要的。刚才梁先生和曲校长讲到关于形势的预期，看起来没那么严重，我们原来的预期是非常准确，一直在徘徊，而且把人们的预期和判断，判断就是徘徊、纠结，到底应该怎么走说的很清楚。所以我觉得2013年的确是可圈可点的一年，往年没有那么大的回味的地方，最重要的是2013年还有三中全会，我们度过了2013年再来判断，真正认真的总结2013年的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发生了经济形势、经济政策、经济调整，对我们未来的分析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我们大家凑起来第一真的没有重复的，第二真的很精彩，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到中国写的文章没有超过我们刚才讨论的。

　　下面进入第二个话题，就是2014年，或者是今后我们在往前看一二年，中国形势会怎么样，这也是中国具有不确定性也好，学术界、企业界也分歧也好，的确是如此，现在不过去取得一致的看法，昨天大会上我们前面的几桌最后高高举手就我一个人，持谨慎的看法。现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根据自己关注的重点，因为每个人关注的重点不一样，有些人把增长率作为目标、结构作为目标，有人把社会分配、合理化、机制的完善作为一个目标，是不一样的。尽管这样2014年显得非常重要，是我们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一年，到底怎么样我们要看，现在改革已经展开了，改革一种是短期内极大地刺激政策，第二是阵痛也是有可能的，过去的大改革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2014年是我们改革的第一年，2014年的格局，包括政治格局、军事格局也会影响中国经济的走势，另外中国也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移民潮停了还是没有，还是根本就是一个现象，我们企业的创新、企业的投入、企业的投资会是什么样的，民营资本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些是属于结构性的问题，当然还要看增长率、财政、货币投放、信贷政策，这些问题我觉得对2014年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三中全会报告我读的时候跟很多人不一样，我找来以前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报告读一读，真的发现三中全会的报告写的那么干脆，反正搞研究的人认为这么说对的，写的太好了，有一条我们已经到经济崩溃的边缘。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除弊是很重要的，改革改什么，那时候我们知道有不好的，但是现在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就知道中国有什么需要改革的地方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你没找到，没找到就是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说你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十八届三中全会看完之后顶一个调，但是有什么东西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呢，中国有什么需要改革呢，没说，现在我们顶层设计，下面不要动，顶层现在也没看出来，这是从我个人来看2014年还将是非常迷茫的一年，我看不出来，所以我要把这个迷茫交给各位嘉宾，让他们来分析分析2014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什么样的走势，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基本的格局，也希望这种讨论对大家有一个启发。

　　杨瑞龙：毛教授讲的很好，我觉得你可以改行了，你可以当主任记者。

　　主持人 毛振华：财经主持。

　　杨瑞龙：2014年如果要总结的毫无疑问是改革的一年，因为改革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可以讲是非常复杂的一年，改革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着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最终的解决没有好的方法就是改革，所以当大家看到三中全会提出来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大家都欢呼雀跃，比原来提的更明确了，未来的走向就是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

　　刚才毛总也讲了，关键不是看他说什么，而是做什么，市场机制起决定性的作用——理念和行动，我认为第二个“行动”是更有价值的，就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到底怎么来体现呢？在我看来毛总说对未来有一定的担心，我有同感，就是说改革的一年到底能不能改下来，现在大家都从必要性来谈，而且从改革对中国带来的好处大家认识也很充分，但是这个是中长期的，对效率的提高等等，但是问题在于改革对结构的大调查，中国经过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取得的很大的成就，这个成就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化的改革为主导的，最终归结到一点都是政府的自我改革，而本质的改革而没有放弃中国传统改革的战略，换句话说改革权是在中央政府手中，在中央政府手中改革的首要性就是政府，这就是难度所在，这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的问题所在，所以黑龙江省副省长讲了很多真话，但是他们的部门会退吗，这是第一大难点，他们能不能转化为行动，背后是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来推动政府从这里面退出来。

　　第二从短期来看，每个改革都带来正的效应，有的改革可以在当期带来效应，有的改革是在当期成本是最大的，而且让改革取得成功是需要一定的环境，人大宏观团队做了一个计算，2014年要解决新增劳动人口1200万-1250万人，当前的结构不改变要新增这些劳动人口要新增7.1%，我们再来算一下如果2014年要保证消费在14%左右，我们可以倒退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在目前的结构条件下要倒算老百姓的结构水平和消费水平，目前的体制没改怎么来保证呢，还是要政府来发货币，这会改革原来的发展模式和改革模式，这是短期的，所以我说改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不仅仅是理念，而要取决于行动，短期要落到实际发展民营经济，落到实处，构成竞争力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然后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改革，这使得我们改革有行动的可能所在。所以尽管我们说对改革充满了期待，但是2014年改革是否能够顺利推进我们确实在心中有一定的纠结也好、有一定的担心友好。总而言之中国的改革根本是推进，但是改革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

　　曲振涛：对于2014年的经济形势的判断确实大家都在思考，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今年的经济不会有太明显的变化，可能还会在忧虑和纠结当中徘徊。为什么这么讲呢？三中全会以后肯定用改革的办法来撬动经济的增长，但是《决定》出来以后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情况，大家可以说还都在观望过程当中，国有企业已经继承的模式他发展的空间和动力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应该说是调整的对象，所以不可能抱有过高的期望。民营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支撑整个国民经济跃升这样的一个程度。这是从经济层面讲，从企业创造国民财富的主力、主体上来说。

　　第二方面改革带来几方面的因素，我想可能会引起企业家，包括管理层思想上交大的波动，这次三中全会一个最大的特点，经济上是市场化、市场决定，这是放开的。而政治上是收紧的、是从严的。政治上从紧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反腐，反腐会导致过期当中的极少部分人纷纷罗马，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但是它会造成的思想恐慌一定会波及到经济上。昨天晚上的开幕式讲演大家也看到，其实说真话的人、说的心声可能是带有较大普遍性，也在观望改革到底怎么改。从今年一开始上市公司IPO大家都可以看到，刚一开始就吃了一个闭门羹，所以改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经常说历史的发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快速增长三十年，说三十年大限，日国、韩国、亚洲的四小龙都没有超过，到了三十年中国的经济由二位数到一位数，从高速增长到次高增长，这个经济已经定型了。政治有周期律，经济有经济周期，这是一个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规律面前，我觉得我们应该适应这个规律来思考2014年的工作。

　　其实2014年在老百姓的心中最大的愿望，包括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更看重三中全会这样两句话，“公平正义是我们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企业家和老百姓都盼望得到的是公平正义。从企业来讲，无论国有、民营，是不是能够是不是真正做到市场化的法人平等，我们说正确法人结构，作为市场的权力机制、责任机制的平等，现在看来在2014年这个启动当中很难做到。因为三中全会还有一句话，我们读的时候非常醒目，“国有经济已经完全融入市场经济的体系”，这个判断就是国家强化国有经济这一点，已经是固定的思维定势。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企业，尤其是民营经济在发展上，我们的公告上和《决定》上说了，是按照平等，包括国外投资者，只要是负面清单以外都可以进入，大家翘首以盼，但事实上要做到主体机制、权力机制、行为机制和责任机制的平等是很难的，因此这一年如果平稳过度我的看法仍然是在民生上要做汶上，才能保持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稳定，然后我们一步步的推进。

　　但是《决定》写的是贯彻开启公平正义之门，大家知道中国经济毛时代是想通过计划经济实现公平正义，邓小平是通过公平效率来实现公平正义，但是他强调效率优先，但是这两个轮回都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公平正义的问题，而且现在公平正义的问题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强调的和看的越来越重，而且可能是导致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经济学家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

　　中央在《决定》里面在财务和税务改革上倒是提出一个很好的思路，取消税收优惠，原来区域之间14个沿海开放城市是靠税收优惠发展起来的，发达地区包括有些产业和行业是靠着财权、事权不对等发展起来的，这次财政部和三中全会的《决定》当中列出7项取消不平等，但是2014年会在哪些方面来开启，大家都在翘首期盼，现在新一轮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又开始的，为什么这么讲，三中全会讲了这样一句话“要建立地方税收体系”，税种是什么，主打的主体是什么，地方就要研究，在我税收的税种当中哪些是对我有利的，大家都在设计这方面的问题。我想2014年经济不会有大的跃升，能够平稳过度就是我们的愿望，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会进入新一轮的开始，民营企业家与国企要求平等的权利会在市场上、政策上和法律面前较劲，因此我刚才说的这些话2014年大家会用公平正义来说话，说事的几率会是最高的。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胡祖六：2014年是改革元年，2013年所有人都在拭目以待，都在盼这个《决定》，现在出来我们还是拭目以待，现在已经是2月份我们还在观察，在哪些领域、哪些方面做，什么速度，这是我们所有的企业家、所有的投资者和学者所关注的，因为我觉得在2014年如果不采取一些行动能够让社会有种认可，不是只说不做，确实在采取行动，我觉得这一年一定要有行动，否则老百姓的失望和企业家的失望、投资者的失望会比没有三中全会的失望还要大。当然这个改革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成功的，但是今年一定要做很多事情，就像1978年的三中全会没说什么，但是做了很多，从我出生就开始搞人民公社、大跃进，还包括开放深圳特区等等，现在这个文件这么好，可以说我们从经济学论证等每一条都提的非常好，但是这个需要做。

　　当然改革确实瑞龙讲的非常复杂，有很多不确定性，也有很多成本，怎么把成本和中长期效应结合起来。瑞龙刚才说失业率太高就不能改革，我倒觉得不改革失业率永远提高不了，这几年大学生的就业越来越难，我们这么小的机构一年招5-6名分析员，有5000-6000名应聘者，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所以我觉得通过改革，问题在根本上，只能靠私人部门来就业。

　　就业和改革的关系，短期成本和中长期成本的关系，90年代初、80年代末朱熔基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王洪文上海的纺织工业是中国的No.1，但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和深圳、长三角的竞争，必须压电，当时就问他30万纺织工人怎么办，但是我想他是一个改革家，把整个上海的纺织工业全部关闭了，有时候要承受必要的短期成本才能把经济提高起来，如果今年改革平稳中起来的话，我是宁可有真正的改革哪怕速度再低点，把经济放的更长期一点。

　　梁锦松：刚才几位经济学家都讲了很多，先讲2014年，2014年毕竟现在说三架马车还是有点动力，边际回报是越来越低的，但是我们希望新的回报来弥补老的回报，这就是刚才几位讲的深层次的改革，刚才各位讲的我的理解所谓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生产到某一个阶段，现在提到所谓国家治理结构和能力的改革和提升，可能就不能再往深层次推下去，现在就面临深层次的问题，各位都讲到是比较困难、比较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要克服，要往前推进。

　　不过现在回头讲2014年总体我觉得还是会达到国家需要的增长率，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最少有两个挑战：一个是美元的利率问题，我们现在都在谈量化宽松慢慢回笼收紧，当然现在也能上来立刻收紧，因为他上来就把问题变得严重，如果严重了反弹会更大。但是我们都知道市场反映往往会比实际需求要大，万一美元的利率在今年第三、第四季度突然之间往上比较多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特别是对新兴市场的刺激也不是很好的，基本上除了几个发达的经济体，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个市场，光是金砖四国发展到一起就有费劲了，因为美元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经济体，如果美元利益往上对全球其他经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冲击，对中国经济发生什么冲击我们要进行充分的估计。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知道新经济，包括其他新的技术，现在比较多谈的是IT、互联网和大数据，但是还有其他的技术，比方说3D打印，3D打印可能会彻底担负制造业，现在3D打印已经有很大部分放到终端产品，还有其他新的能源、新的材料技术，还有生化技术陆陆续续冲击着既有旧的经济，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去考虑的。

　　总体来讲2014年我觉得还是可以含含糊糊的，好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毕竟城镇化还是有一定的动力。但是更放长远一点，刚才大家都说了，如果我们希望这个体制的改革能够释放新的动力，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在世界和力度上每个人都在担心，不过我觉得就好像三中全会里面说的，刚才杨院长说了要回到公平正义，应该放弃以前光是盯着一个量，就是GDP增长，而转到一个所谓素质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关注国家怎么样把整个注意力放到除了建立GDP增长、建立我们现在在国外，包括国内人觉得中国做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到香港去买奶粉，去买其他的东西等等，就是把整个注意力从数量粗放的增长放到一个素质，包括环保、可持续的发展。

　　我自己上午在另外一个分论坛也说了，这不仅包括经济的问题，包括道德、文化，中国人关心什么问题呢，因为现在已经过了有饭吃的温饱问题了，但如果我们的心目中还是以金钱的多少、以每个人住的地方有多大，吃的有多好来衡量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可悲，这可能从长远来讲让人民提升自己的要求从事物质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除了为自己以外，是不是也为了我们的子孙，为了世界，为了我们将来，甚至为了我们的死后要永生多思考一下，如果你思考一下不光是自己物质的享受问题，可能对怎么样经济从增长量到素质在竞争中怎么能够有和平、公平、公益，甚至除了自己的公益以外还要好邻里，有了钱要持谦卑心，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所谓道德、文化上有所改进，可能对经济增长的思考的模型对我们从量转到质可能都有很好的变化，这个最后可能是牵扯到宗教的问题。

　　主持人 毛振华：我们第二个阶段到此结束，因为这个题目讨论比较特殊，是改革元年，有很多改革目标，每一个政府有很多矛盾和纠结，但是可以看出大家的纠结，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改革之年。同时经济上来讲大家的判断还是比较平衡的，也有一些机制、因素的作用发挥，所以2014年的经济不会有太大的起伏，但是我们更多的视角要关注到国际资本的流动，国内我们自己的一些调整，这些分析对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政策，其实我们前面的话题已经谈到，我们每个人讲一个您认为最需要解决的，改革的措施、经济政策都可以说一个观点认为中国最应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最应该出台什么样的政策。

　　曲振涛：我想改革元年我是这么思考的，中国在转入次增长阶段，在民众的心目当中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换寡可换不均，这是一个社会稳定的一个文化机制，所以我们执政党不能抛开文化基础来思考问题，因此我期望的政策是尽快建立起社会保障线，现在还没到立法的程度，西方很多发达国家把社会保障线叫做第二国防，我这里不展开说，这是我讲的改革的第一个政策。

　　第二个政策是建立起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一个机制，真正像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那样，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资企业，除了负面清单规定的之外，真正的平等竞争，这就是市场化的公平竞争的原则，或者是政策。

　　第三就是我们期望中国的市场经济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走向法制化，就像昨天杨先生讲的那样，最后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但是中国在改革的元年起幕的时候我们就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当然过去我们做了很多，当然今年应该更快。

　　主持人 毛振华：曲院长讲了三个观点，但是概念是一个。

　　杨瑞龙：我同意，我就讲一句话，减少审批。

　　梁锦松：昨天我讲的所谓自由的市场大概需要什么东西，这里不重复了。我要重复刚才我说的，我希望中国人多思考信仰的问题，因为没有信仰可能是比较可悲的。

　　杨瑞龙：讲到长期就会很复杂，短期我还是沿着2013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刺激不刺激当中纠结，货币政策还保持一个公益性，在财政政策我们觉得还是有可作为的地方，借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的清理来重新界定，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边界，为政府退出创造条件。

　　第二是减税落到实处，昨天的嘉宾演讲也非常重要。

　　第三结构调整，特别是产能过剩、清理可能是2014年非常重要需要解决的问题。

　　主持人 毛振华：我们的讨论每位嘉宾都提了自己的观点，当前应该尽快解决和应该出台的政策，都非常好，因为2014年既是改革元年，也是经济结构非常重要的分析，同时要保增长，在中国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经济政策就像我们的社会结构一样，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目标，而是一个多元的综合目标，这个组合拳有可能出现政策之间本身的矛盾，所以这些系统工程的设计应该依托与一个完整的体制，而我们目前还没有解决好，由计划向市场过度的阶段，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关注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关注经济结构调整的变化还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刚才的讨论也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思路，刚才的讨论就像我开篇所说的讨论的2013年情况，走向、政策评价，2014年的走势和宏观经济，我们这篇文章基本上就完了，我觉得还是不错，我作为主持人还是很骄傲的，不管是从国际视野、从历史的高度、深度、从行动力都展示和代表了中国企业界和经济界的分析。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问题：我感觉几位专家、老师大部分讲的是从经济层面讲的，但是我觉得能不能从国际的政治、军事、环境方面对我们中国经济的第二季做些分析判断，我觉得这个很要必要。因为昨天有些专家讲到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都是经济和军事的推动，咱们习主席现在是大力强军，这是一种趋势，大家都看到军工企业的效益比较好，因为我们和军工企业打交道，请各位老师给我们启迪启迪。

　　胡祖六：中国基本上和邻国都有争端，因为没有永远的朋友，外交、地缘政治我是有看法、有担心，我觉得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过去开放要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中国之所以落后并不是中国不聪明、不勤劳，正因为我们过去二百年一直是内忧外患，好不容易稳定了三十年是老二，日本、德国崛起一起的灾难和悲剧，我觉得中国还是需要和平的崛起。

　　问题：之前你提到公平正义的问题，因此在公平正义之间毕竟涉及到收入分配不均，大家苦乐不均，如果我们为了平均化过分导致国家背上沉重包袱的话会不会对中国产生过分的影响？

　　曲振涛：现在中国既要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这是我们社会稳定能够推动经济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一个内部的基础，我刚才为什么强调西方有很多作为第二国防线，现在已经看到这次作出决定的时候，习总书记在说明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的改革是倒逼而产生的”，一个是经济增长已经没有动力而言，再一个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一定相当的程度了。在座的各位年轻人有时间到政府去看，全国各地接连上访告状的问题接连不断，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导致负面非常严重。您说的另一方面的问题，会不会导致南美陷阱、福利社会，那真是一个决策者把握度的问题，中国现在还没有这种可能性，中国能够解决让广大农村农民能够安心、安居乐业稳定下来，把城镇化问题稳步推进，在世界未来经济发展一个是美国的高科技创新，一个是中国的城镇化，美国的高科技拉动，中国的城镇化推动，我是比较赞成这个观点的。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城镇化发展，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不了还有六七亿农民不能转化为现代的市民，我们所说的橄榄模型就不具备，所以就不稳定。橄榄球目标就是社会问题，橄榄型形成不了，没有城镇化就没有橄榄型，没有甘蓝型社会就不稳定，你说的福利社会的陷阱是决策着把握度的问题。

　　问题：您觉得2014年刚性兑付的问题？

　　主持人 毛振华：实质性的违约早就出现了，一个企业还不了债早就出现了，由于中国的监管体制导致在债务市场刚性兑付问题，其实银行已经解决了，银行没有兑付，影子银行出现这些问题，这部分首先要看我们国家的改革决心，现在为什么不让违约，一个企业还不了钱为什么不让违约，核心问题是监管的分割，发改委审批、中国银行审批、中国证监会审批，什么时候可以放弃审批权呢，出事了，假定说哪个地方还不了债、上访、游行就收走了，利用自己附属的其他权利要求刚性的兑付，所以刚性的兑付还是朱熔基总理的时候提出来的，他提谁家的孩子谁抱走，没爹没娘的孩子怎么办，谁家门口的孩子谁抱走，所以逼着当地去还债，有违反市场规律的原则，也有违反公平正义，也有违反金融法规的，但是我们觉得什么实现低单，是不是大量的出现违约是标志，是不是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我觉得改革的力度不大。如果继续执行现行的体制分割还是不能维持，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还看不到，所以我认为如果不改革中国的监管体制，刚性兑付的问题在目前为止还会维持下去，直到这个问题扩大到一个地方政府不能够支付，不能够保持维持，今年看来有可能会出现个案，但是出现系统性大量的还不会有，这是我们的分析。

　　最后一个我说完，所以我们的讨论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