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锦松：政府太大会把资源市场挤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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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南丰发展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梁锦松。（新浪财经 梁斌摄）
新浪财经讯，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四届年会2月11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小镇举行。南丰发展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梁锦松做主题发言时表示，政府有为的时候我们要控制政府的大小，如果政府太大了，占国民经济收入太高的时候，很可能就会把资源的市场挤压掉，而且官员本身的责任就是要管，太多人管的话可能会把私人企业管死了。
以下是文字实录：
梁锦松：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秘书处给我一个短讯说张维迎因为家里有事不能来，让我讲一讲市场，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机会，但是因为还没有超过24小时的准备，所以可能讲的比较粗一点，但我想了今年的主题是讲“市场的决定作用”，很多人觉得如果是很好的市场政府是没有很大的功能的。
这个其实在香港都讨论过，当时我在政府也提出过我的意见，当时我记得被香港很多人批评过。但后来因为全球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2008年、2009年全球的金融风暴中我们看到了国外的政府都是欧美的政府，号称是自由经济的实体，他们政府出手的力度可能比香港都强。所以现在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有了不同的看法。今天我希望从香港的经验一个非常自由的经济体的经验谈一谈政府的功能角色，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进一步讨论。
第一，我自己是非常认同自由市场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我现在说的一句话是“没有竞争的市场比计划经济更糟”，这不是我说的，是在我们的论坛上厉以宁教授曾经说过的，但是因为我不记得是不是每一个词都是他用的，可以不敢把他的名字放上去，这是我是非常认同的。市场如果是没有竞争的或者不是很自由的市场，这个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后遗症。我觉得国家已经很清楚了资源的分配，除此之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是创新。
美国的传统基金会做了一个研究，它把全球的经济分成自由度来看，最自由的20%的经济是比起最不自由的1/5的经济人均GDP大概差5倍。这个速度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也是证明了自由市场一般来讲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的。当然我们说自由市场不是说所有的领域都完全是一定要自由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领域比如说国防等等不一定要全面地作为市场来开放，而且我们也知道市场也有所谓的市场失效的时候，这更需要政府来注意了。
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而美国的传统基金会从1995年开始对全球的经济做评级，连续19年香港都是在全球的首位。当然了我们现在跟新加坡以分数来讲还是差一点劲。中国在177个经济体中排136位。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美国排在第10，1995年的时候它排第4，为什么一直往后退？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开支占GDP的总量一直在往上升。它考虑了什么因素呢？包括商业自由、贸易自由、货币自由、政府规模、财政自由、产权、投资自由、金融自由、腐败的程度还有人力自由。
这我不一一解释解释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互联网察看一下。香港有很多固有的优势，当然我们有很好的法治，香港是沿用英国的法律，英国的法律在贸易和金融上一直被广泛的采用。在基本法里面保证了香港既保有贸易资金人员跟资讯的自由。我们有很低的税率而且有非常简单的税制，有比较合理和温和的监管环境。我们的政府跟社会都比较连接，治安是非常良好，是全球最安全的地方之一，有很稳定的金融体系。这是每个人都习以为常的，特别是香港人都习以为常的。但香港无论是以经济的自由度还是香港以后能不能成功地保有现在的优势，能不能为中国提供我们应有的投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会讲这些方面以外的东西，但现在这些上面写的有些人说顶层优势是最重要的，有关市场是不是自由市场的最重要的方面。这个是香港最重要的优势之一，而且千万要千方百计维持的固有的优势，不能有错漏。
香港这样一个自由的体制政府有什么样的角色？特别是以前港英政府的时候我们曾经采取过不同的办法，第一是放任自由，什么都不管。第二，他们后来提出了一个积极的不干预。好像很好，但如果什么都不变，如果大环境不变的话，这个可能是很好的事，但如果大环境一直在变化无为而治很容易是最快失败、最快被取代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的大环境都在极大地变化，现在每个人都同意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国家自己可以单独地生存，而更厉害的是新的科技、互联网、大数据、新材料、3D打印、生化科技等等都在冲击着整个大环境，如果政府是无为而治什么都不管的话，我自己觉得肯定是失败的。
因为这样我当财政司长的时候提出过政府的功能应该是从所谓积极的不干预改为比较积极的促进者，英文翻译过来是pro-active enabler，这是自由地转变而不是政府自己来做，但怎么样来做是讲究学问的。但一个方面政府应该是有为，第二个方面同时也提出要大市场小政府。当时在香港内部跟国外都猛烈地批评我说偏离了以前的积极不干预甚至是无为而治的理财和经济的哲学，所以后来一般人都是提所谓大市场小政府，而没有提其他的部分政府应该是起到积极的促成者的作用。
我自己感觉，在众多的领导面前谈政府的作用有一点班门弄斧了，但我觉得政府至少要有四个方面的作用：第一，做政治的工作，第二是做政策的工作，第三是做监管的服务，第四是做服务的工作。前三个是责无旁贷的，但服务如果是市场能够提供而且不影响国家安全的最好政府不要做，因为政府越做就会影响市场的发展。比如说当时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多政府比如说新加坡都已经把它私有化了。
政府的经济的作用就是在顶层设计包括法律体制等等这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应该做什么呢？我自己觉得最少有以下几项，第一个是泛泛讲的，红字是我们提出的例子。政府在全球的发展变化很快的时候应该要指出发展的方向，特别是哪一个方向才可以保证经济在跟其他的经济体保持较强的竞争力。
所以当时我们提出了发展的方向我们定位的是什么？在美国纽约做一个金融中心、一个商业中心、一个旅游中心等之外，还要加上香港的发展，一个是地区的高等教育中心、一个是地区的金融中心。这两个行业是社会服务，是有二元性的。除了提供基本的服务给居民之外，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商业的服务提供给有钱人，也可以提供给外来的客户，包括从中国内地去的需要更好的教育和医疗的客户，所以这是我们的定位。更广义地来讲，特别是以一个金融中心来说最重要的是聚才、聚财。香港90%多是第三产业，所以人才是最重要的，而这两个“财(才)”里面，人才比钱财更重要。这方面香港政府一直在想如何培养自己的人才以及吸收外来的人才，因为有了人才就会有好的主意，有好的主意钱来的就更多了。特别是现在全球中央银行在印钞票的时候，或者是以GDP为代表的3.75倍是历史的新高，而且一直在往上的情况下，所以钱是不缺的，缺的是人才。
这个方向我们提出了，提出了以后就要制定合适的政策、监管的环境来发展能发展的企业跟能发展的行业，包括在财政税收的政策。当然我们也不能跟其他的经济体比如说新加坡相比，对不同企业有不同税收的优惠，但我们可以总体地降低，比如说企业的所得税会进一步降低。但是在政府有为的时候我们也要控制政府的大小，因为如果政府太大了，占国民经济收入太高的时候，很可能就会把资源的市场挤压掉，而且官员太多他们本身的责任就是要管，太多人管的话可能会把私人企业管的太严就会管死了。所以当时我接手做财政司长的时候，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已经从1997年的时候升到了23%，在过渡的五年内的时候我们已经增长了4-5个百分点，港英政府在1960年才13个百分点，到我们接手的时候是17个百分点，差不多30年才增长了4个百分点，我们5年之内就增长了5个百分点。增长太快了，所以我提出了香港政府的开支要占GDP开支降下来。我们砍了公务员的数目也砍了不必要的开支，在上限的基础上让他们调配资源。另外，除了政府的大小我们还要注意怎么样减少政府在审批对营商的成本和时间。
香港已经做到每做一件事的效率是很高的，我记得一开始进中国做生意的时候做每一件事都要20几个公章花的时间很长，现在比以前好很多了，香港是比较好的，但应该怎么样进一步减少审批的时间提升效率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当时有一个效率促进组在政府内部都在研究如何减轻私人企业到政府拿审批的成本跟时间。
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毕竟在香港不同的部门是有不同的主意的，如果有问题那就是小问题，如果真的是大问题最好说是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其他部门的问题，这个是香港的，国内是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在香港很多事都是要跨部门来做的，如果让部门自己互相推诿花的时间太长，所以当时我们重要的是司长直接领导不同的部门来解决，因为部门的事很简单只要有更高的官员来负责他们就愿意做，他们主要是怕负责任。所以当时司长就是政务司长和财政司长要统筹各个局，推动各个方面的工作。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放大市场，所以当时我在任的时候就是签了CEPA，增加了内地赴港的游客，现在有人说游客太多了，但这个可以进一步商洽，现在香港引起的问题很可能是香港没有准备好如何迎接更好的生意和游客。对内也可以增加市场，比如说当时我们把公民商业物业放到一个公司里面它放到一个房屋公司里，以前是政府来自己营运商业比较好。另外我们把当时的建筑署私有化，香港当时有2000多个所谓的建筑司，但香港的大楼一般是没有什么机遇可言的，一般是办公楼，所以当时也是放大了本地的市场。
加强生产要素的建立，香港是金融中心但如何巩固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是有很多招的，在税务上吸引基金经理加强交易所管治，很重要的还是人才，所以对领导的进行改变，而且提出了在职的培训，把在职的培训怎么样跟学校和大学的培训挂钩，还有改善优才计划，把全球精英吸引到香港来。
吸引优秀的企业到香港投资，我们把全球应该落户到香港的企业招过来。
最后我希望可以提出一个案例，有一些事情是不是可以用市场的手段提高非市场领域的表现。第一个是教育，
第一个是教育，以前香港的教育是不错的，但是在1990年的时候香港的教育排名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在香港教育资助委员会，要求以竞争的手段提出他们的研究和素质怎么样提高，我们可以增加他们的拨款，同时在教学的素质方面我们有一个方法是评估它的数值，因为不同的市场领域最重要的是资源的分配，我们的教育资助委员会是分钱的，用这个手段来提高香港大学的竞争力。另外我在财政司的时候有一个配对基金鼓励民间对大学捐款，这样使得优秀的院校比较能拿到捐款，他们的资源更多，因为如果把大学提高到世界级的话，好比做生意一样是用最强的院校跟人家比较，但是在一般的政治特别是作为民选政治的政府里面，一般来说是平均主义，当时我就采取配对基金使更强的可以更强。现在的结果是，现在在香港有八家院校，其中三家是世界排名100之内的。另外，鼓励中小学创新，用资助计划允许有一些学校，如果他们敢于创新，我们就容许他们收一点学费，而且受政府监管小一点，目的是有一群学校可以打破以前的想法，如果我不犯错政府一定要给我同样的钱。现在这样的做法是，如果我做好可以多拿一点钱，这样用一些资助的学校来影响其他的学校，现在最好的中小学很可能是受资助的计划项目的学校，所以这个也是说政府是可以用市场的手段提高非市场领域的表现。
以上是以香港的案例供大家参考，希望以后可以更好地合作。谢谢各位！
主持人 蒋昌建：感谢梁锦松先生非常精彩的演讲，他的演讲说不上是铿锵有力，但细细听来是字字珠玑，因为他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们一般人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博弈的角色的话，政府是不是什么都做？恐怕这个市场发展得更加健康，他的答案并没有感情用事，他告诉大家政府不可能无为而治。那么政府要有所为的话，他给大家非常理性地划定了政府作为的边界，作为的边界是什么？12个字，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政府发挥作用区间的负面清单”，这是很值得我们来参考的。他把他所有的想法其实归于一个非常概念性的表达，那就是从放任自流到积极不干预，到最后他所认为的积极促进，但是我为什么说梁先生非常理性呢？他设定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如果是在大环境不变的情况下，所谓的放任自流或者是积极不干预可能会起到有效的作用，但是在新的技术革命，而且是全球的经济把各个主权国家经济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往往是这边打喷嚏那边有可能发生感冒的经济连带关系之下，面对可能产生的变局，政府恐怕要从积极的不干预转向积极的促进作用，不管怎么样，总而言之政府要有所为，但是有所为要边界非常地明确，总的拿捏判断的指标就是大市场还是一个小政府。那么在中国营商的环境下有一个说法，政府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责任越来越大，担负的使命越来越重，所要服务和管理的对象也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政府的规模要变得越来越小，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规模可以小，但是我的服务往往因为小而不到位该怎么办呢？这就是让我们的政府的官员的智慧来做一个平衡。但是在梁先生这边答案非常明显，我必须严格控制在20%左右不能够再增长了，其他的办法就采取政府提供的服务能私有化就私有化，市场能发挥效用的地方就发挥效用，并且政府引用各种各样的竞争机制，来促进事业单位比如说教育这样的和谐的发展，所以他讲的观点非常有力度，我相信给我们很多人有益的参考。梁先生是南丰发展有限公司的行政总裁，掌声再给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