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出口企业2013-2014年会暨500强俱乐部年会”于2014年1月11日-12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图片来源：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

　　新浪财经讯 “中国进出口企业2013-2014年会暨500强俱乐部年会”于2014年1月11日-12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以下为演讲实录：

　　贾康：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争取尽量简短的就宏观调控与全面改革这个题目，谈一下自己作为研究者的看法，感谢会议主办方和相关的专家。宏观调控概念之下，我们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是2012年以稳中求进这样一个带有哲理色彩的指导方针，来掌握宏观调控它一直延续到现在，可以认为在11年底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这样一个表述之后，我们一直是稳字当头的一个运行期，一开始说的稳中求进强调的就是微调预调，盯着12年上半年欧元区会不会出现重大的不利事件。意大利当时的问题是有不确定性的，后来运行中间实际上稳中求进，它遇到很多是我们国际经济运行中潜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带来的，必须把稳更多的体现在往上托的调控力量，这样的一种局面。所以一开始强调的预调和微调，12年的四五六月，更清晰的浓缩到稳增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2年是上半年经济出现了偏快下滑，三季度筑底，四季度回升。13年我们前两个季度的经济下行，我们继续强调的是稳中求进，稳增长的情况下掌握调控要领，李克强总理明确表述的区间概念，在去年二季度市场人士，投资层面，企业发展层面感到有压力很困惑，甚至有很多悲观情绪的时候，李克强总理说我们的调控是这样的，只要不滑出可接受的区间，我们不会启动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这就是在让市场充分起作用这个新一届政府一开始就明确宣布的取向上把话说到位了。

    但是后面跟着的是如果滑出了可接受的区间我们有动作，这个区间概念没有说量，底线上我们观察两个指标，一个就是经济增长速度GDP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虽然我们不继续在GDP加以强调，告别GDP成败，改变以它论英雄的约束，但是这个指标是不能不用，GDP是决策层在经济适用方面必须用一个政治家的思维考虑一个防止经济问题的政治化，经济增长速度伴随就业机会，就业水平关系到了全局的稳定，比较把实质性的底线托住。往高李克强总理说了，区间的上端关心的就是物价，同样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中国我观察这个底线和上限之间的区间在这几年明显的收了，这是我们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矛盾凸现带来对我们的约束。但是总体来说呢，这两难在12年和13年，重复出现了上半年经济下滑之后，我们经过努力还是在复杂的局势之下，比较好的掌握了调控的要领，在审慎态度之下13年没有启动比较有力度的刺激措施，而使经济在三季度回稳，四季度的情况看来延续了三季度的7.5以上的水平，现在可以无悬念的说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我们又一次把经济增长的这个实际结果，实现在目标区间。这个目标区间我个人的量化结论，就是年度所说的7.5就是底线，我们如果设想一下，哪怕是在这两年实际报出来的数字低于7.5，低不多会引起市场信息的动摇，引起很多企业预期的变坏，再往下一年我个人认为现在即将展开的14年，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有关管理部门为进一步强调让市场充分起作用，来贯彻三中全会全面改革的哲理，稳中求进在表现年度的这个规划目标上会尊重市场运行有波动和弹性的，我们的指导方面的信息很可能说我们追求的是7.5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个左右如果说可以表述出来的话，这是更符合我们现在宏观调控所遵循的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的原则。

　　它低到了多少，当然了大家可以心照不宣，再怎么不能低于7以下，现在的中国经济就是这么一个粗放增长过程中，两个轮子的自行车，某一个临界点高一点低一点，不是快慢和高低的问题，它会引出一个在中等收入阶段上矛盾凸现情况下翻车还是不翻车的问题，这个底线我深信一定会坚守，但是种种的指标分析和过去经验积累结合在一起，我们有把握，可以看出来。比如说这个到了某一个状态需要出手的时候能够把握的八九不离十，现在看来14年最大的可能性，我认为是实现7.5左右的增长速度，之所以这样判断第一要看看中国在高度的外贸依存度情况，贸易伙伴和世界经济的运行，这个方面各位一定比我有更丰富的判断经验。我们现在看到了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日本、欧盟欧元区，它们总体的情况应该判断为是已经无悬念的告别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以后最困难的阶段。美国只是在怎么操作告别量化宽松这方面咱们要继续关注，日本在安倍经济学的这个刺激方针之下，确实有气色，但是它的中长期问题如何解决，我们也要拭目以待，但是至少年度之内日本经济不会出现特别大的这种负面的问题。

　　欧元区已经没有人在谈论欧洲货币同盟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甚至引出它的解体问题，经过努力相对清晰的给它的货币同盟配了一个财政同盟，它的救助机制已经变的越来越有信心，会经过一个漫长的复苏期，这里的镇痛和困扰不可避免，但是总体来说以前所未有的告别了二次探底的威胁区间。在这种下中国自己运行中间也有一些有利条件，我们有了这两年复杂情况之下，怎么掌握区间的进一步的经验，特别是我们有了三中全会这个全面改革导向之下，我们的制度创新有可能释放制度红利的这样一个正能量。我自己理解呢，在这个区间的概念上，我们不妨就把它设想一下具体的量值，比如我认为经济学界认为中国现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7-8的区间，7.5在这个区间的中间，如果说今后这一年两年，甚至是三五年我们继续按照7.5左右来提是不是合理的，我们先看14年，如果说14年可以是1.5左右，那么在这个运行中间的话国外看不到有什么大的不利因素，我们自己实际上要掌握的就是更好的让市场充分的起作用的同时，让改革也充分的起作用。而这个改革方面具体的思路要领前所未有的清晰化。凡是争议不大，或者说决策层认为比较写进去的，基本写进去了，有争议的问题以比较委婉的方式表现，比如说大家都关心的行政体制，甚至是带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东西，里面有一句话中国新提拔官员相关情况的报告制度要建立，什么是相关情况？新提拔官员的相关情况最主要的就是他的财产情况，财产情况报告制度必然要引来公示制度，这个逻辑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改革一定是在经济改革层面上联系到了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要素，联系到了以后整个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这样的一个配套改革，当然了这个有利条件的同时，它有可能释放制度红利，激发各种活力和潜力推进可持续增长，还有不利条件或者说制约条件。在这个区间之内我们让这个宏观调控保持着，让改革充分起作用的一个环境的同时，改革本身应该承认仍然困难重重，必须是真正的攻坚克难，中国到了改革的深水区，既得利益互相抵触的情况下，怎么实现习总书记提到的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每一个改革都是硬仗。财税改革提到了跟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逻辑领域直接连接的，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样的一个方面，财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轮改革里是重头戏，2014年很有可能我们要看到，资源税的改革从原油和天然气的覆盖面上，往前推进到覆盖煤炭和其它金属矿。

　　中国的基础能源产业链层面最根本的支撑是从煤到电，这个税负比现在增加10倍左右，这个东西分步走再说了，按照这个方式往前推进，对中国的基础能源的比价关系，推到价格形成机制的配套改革，一句话说的多年的电力配套改革势在必行。如果说覆盖到了资源税概念之下，煤炭领域的从量变从价，跟着的就是以电力行业为代表的，带有过度垄断色彩的配套改革，能不能攻坚克难，能不能涉险滩形成一个全面改革的示范，如果说这个方面可以过关，其它的深化改革的一些硬骨头的事情会跟着来。这个要受到我们观察宏观调控必须和改革和短期中长期的，预改革预调控把改革和调控结合带一起。

　　我想提一个关联性更密切的概念，现代市场体系趋向之下，上海自贸区这个概念之下，寻求突破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全局中间的重头戏。在三中全会之前网上已经明确的给出了信息，这是我们决策当局在主要领导人那里，拍了桌子和所有综合部门博弈中，强力推出的一个重大事项。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方面有所举措呢，三中全会我们看到了，当时说到了自贸区要先行先试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这种概念已经泛化了。三中全会提出这个概念没有讲自贸区先行先试，这是一个普遍性的要求了，而在之前的先声嵌入重要概念的，具体的案例就是在自贸区进行起来的。我们现在注意到了自贸区概念之下寻求突破有什么新的特征，上海自贸区看起来是弹丸之地，但是要求的是可复制。李克强对上海的同志说了，你们要想清楚要政策还是要改革，政策和改革是应该在一起的，那么怎么现在变成了一个二者选其一。

　　地方把这个事情报给了中央批复了之后，认为有了上升为国家战略定位以后，要求一系列的政策优惠和政策倾斜，上海不例外了。这次李克强总理说的选择就是，要求上海率先打造高标准法制化营商环境的自贸区，这个突破之下我们不是要给你一个政策洼地效应，而是要你们在这个方面先行先试了以后，尽快的实现可复制，这个就是这个争议。自贸区的这样一个概念之下，我们现在如果说的坦白一点，它是中国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几十年间第四轮的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举措，第一轮是深圳为代表，第二轮是浦东开发为代表的对外开放和改革高潮，第三轮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走到了入世，第四轮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中央以非常明确的说，上海带头要可复制，一旦形成可复制要往别的地方推开，可复制的同时不要指望给多少政策优惠。财政部很清晰的给出了信息，上海自贸区不要再企图得到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除非你证明你在自贸区实验的这个税收优惠，它可以比较快的得到复制，那么可想而知这种能够证明会比较快得到复制的税收优惠政策，基本没有。

　　总体来说就是强力的使这个第四轮的开放倒逼改革在上海形成示范，所以说实验示范区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底牌可以装了，那么我们看到其它的地方已经不断的表态，愿意跟进，到底什么是可复制，当然需要所有的部门在一起综合考虑，从宏观调控保持基本运行，在区间之内可接受的同时，全面改革里它的这个带有顶层规划的这个文件指导之下，它还会抓住这样的一个重点，上海自贸区的重点浓缩一句话，要推进新的一轮变化，入世之前内部的争论里有非常尖锐的说法，中国入世所有的利都是不确定的，所有的弊都是确定的，按照这个说法甚至可以把积极主张入世的人称为卖国贼，不能有效的证明利，那么为什么急着入世，这个判断里有一个空白必须填上，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利就是推动制度供给，按照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逻辑，给出确定无疑的制度红利的释放，它落实的就是既然入世清理文件柜，不管多少你自己说的有道理的规则，无条件对应WTO的规则。上海自贸区就是要逼着再来一轮新的变化，综合部门的反对意见说的是我们现在的法制国家，白纸黑字所有的这些文件只要是红头文件都是现在中国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跟你说的自贸区概念有冲突，怎么可能一下子把这个概念推出。

　　但是领导人力排众议，确定了这个概念给的信息就是和自贸区概念冲突的所有东西，一句话必须做出调整顺应自贸区的发展。负面清单把所有有关的东西排上去有一两千项，商务部说了关键就是现有框架，现有的基本定位然后做减法，这些事情回到全面改革的认识上，回到我们这个论坛的主体上，要面对着国际的竞争和国际的合作，从中国的经济和外部经济的互动角度来说，我们要特别的看重这个大势任何企业和市场的决策都是要明道取势精术，中国的沧桑正道就是要改革，不可能有中国梦的实现，这个现代化是要贡献全人类的文明，落到人本主义的原点。

　　中国以自贸区为代表的，再加上顶层规划设计文件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改革过程和变法的过程，它这个大势何去何从一定会有不确定性，但是很大的可能性是我们一步一步的在各种关系处理中间去攻坚克难，去涉险滩往前推，我们自己顺势而为，具体分析自己的行业，自己的投资关注的焦点这方面相关因素，动态的优化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战略和策略，这个方面自己没有更多的发言权，那我认为我们大家非常值得从宏观的角度来进一步的研判14年展开的，实际上必须联系到2020年全面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的这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如果说可以相对顺利的实现第四轮开放倒逼改革的办法我们的制度红利会激发其它一系列的红利。越收越紧的狭窄区间会被撑开，整个社会治理方面会更有弹性，我们会越来越健康，这些看法请革命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