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度观察家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举行。图为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3年度观察家年会”于12月21日在北京举行。图为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微博]。

　　以下为文字实录：

　　辜胜阻：女士们，先生们，我演讲的题目是“如何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在今年两会闭幕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的新任总理李克强提出了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我想围绕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来跟大家做交流。

　　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微博]行长斯蒂格利茨曾经预言：影响当今世界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国的城镇化，二是美国的高科技。稳增长要靠城镇化，调结构、推动产业的升级要实施创新驱动。现在我们的经济在转型，要靠转型来打造升级版。转型不可能是无痛的转型，中国的转型是面临很多阵痛的，我总结在经济转型的阵痛中主要有四种：一个是房地产要去泡沫化；第二是制造业要去产能化，钢铁产能是严重的过剩，有人说两吨钢的利润买不到一根冰棍；三是金融要去杠杆化，不仅是企业搞负债，我们的政府也在搞负债，去杠杆化是很重要的问题；四是环境要去污染化。政府要去“政府万能”的幻觉，管住地方透支未来的冲动，让经济回归市场主导的取向。

　　今天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只有创新才能实现产业的升级。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就是提出要把化解产能过剩和实施创新驱动连起来做，而且认为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出路是创新，提出了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这五类创新。我们知道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创新转型是世界性的命题。欧洲提出要用第三次工业革命来摆脱金融危机的困境，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要从后工业化，去工业化走向再工业化。中国应对危机提出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可见，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时代已经来临。

　　何以让创新驱动发展？我的理解是制度的创新重于技术的创新，人才激励重于技术的开发，营造环境重于积聚要素。如何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一，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做强实体经济。创新能力提升离不开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离不开中小企业，当工厂消失的时候，创新者也就消失了。而当前，我国的实体经济正面临五大困境，分别是融资贵、用工难、费税重、成本高、利润薄。发展实体经济，要创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实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乔布斯去世以后，中国曾有城市斥巨资想要打造“乔布斯式”领军人物，对此，网友在网上说，政府自身打造“乔布斯”本来就不科学，乔布斯不是钱造出来的，要靠环境，要靠创新致大富的环境。有网友同时调侃说，如果我们的房地产爆富，如果让人思暴利，乔布斯式领军人物可能不做实业也做房地产。

　　二，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兼容并包”的创新创业文化，让创业创新的活力竞相迸发。文化是很重要的，硅谷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着特定的创业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有人说硅谷现象事实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我总结了六个方面的文化价值观。一是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价值观；二是宽容跳槽流动的职业伦理；三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进取精神；四是在重竞争更重合作的协同意识；五是尊重人才、能力至上的人力资源理念；六是宽松自由、快乐创业的创业氛围。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一个要求，要促进科技成果的资本化和产业化，这是一个很新的提法。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员工持股一是“金色的梦想”，让科技人员实现了在企业当老板的梦想；二是“金色的纽带”，把科技人员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连接在一起；三是“金色的桥梁”，科技人员和企业之间达成了利益共同体的共识；四是“金色的手铐”，给科技人员的股份越多，其压力也就越大。

　　三，推动合作创新和发展平台经济，构建创新联盟，走出创新“自闭症”。走出创新“自闭症”的重要策略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推进合作创新。最近我有幸到西昌参观嫦娥三号的发射，我看到中国航天工业的辉煌，为此感到骄傲。航天工业说明了什么呢？什么不能引进，什么就能够创新。因为航天工业是受到国外技术垄断的，靠引进是引不来的，但是我们的航天工业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再到探月工程，彰显了大量的自主创新，比如说月球车的国产化率水平就很高。我国的汽车工业则是另外一个现象，本希望靠市场换技术，结果是技术没有换来，反而使我们的汽车产业高度依赖外国市场，特别是在技术上，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核心技术被外资企业封锁，零部件大部分依赖进口或支付专利费。三峡又是一种模式，靠技术的引进，学习，再创新，实现了水电重大装备30年的跨越。三峡模式是开放式创新的典型。

　　四，实现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创新驱动的经济升级版为股权投资带来黄金机遇。第一要让VC/PE投资链前移，关注早期，改变VC的PE化。第二要转变急功近利，追求短期利益，都想赚“快钱”倾向，改变VC/PE投机化。完善股权投资市场最重要的是要改变短期的投机行为。创新是一种典型的长期行为而不是短期的投机行为。举个例子，种草立竿见影，短期见效，种树则需要十年树木，种树是长期行为，我们的股权投资要有更多的种树人。第三要让VC/PE推动企业海外并购，帮助企业向外走。第四要推动VC/PE退出通道多元化，降低税负。要完善多层次的正金字塔式的资本市场体系，使场内交易和场外市场互动。资本市场应该是正金字塔型，我们现在是倒金字塔，新三板继续扩容可以惠及大量的中小微企业。

　　五，实现创新驱动战略要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和重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灵魂是创新，企业家以创业带动创新。有人讲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讲话，在这次讲话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这句话，没有改革的号角，就不可能有35年中国企业家的崛起。十八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过去35年间，我国GDP增长142倍，日本在战后35年是成长最快的，但也只增长了55倍。熊彼特提出，企业家从事“创新性的破坏”工作的动机，不一定出自个人发财致富的欲望，最突出的动机来于“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创新最重要的靠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冒险是企业家的天性，敬业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石，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对以前未被人发现的机会的敏感性，是一种发现的过程。

　　我的结论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一要有创新的环境，要让实业致富，创新致大富；二要有创新的文化，要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兼容并包，宽松创业；三要有创新的平台，推进合作创新，构建创新联盟；四要有创新的动力，不仅要有技术的创新，而且需要金融的创新，要实现双轮驱动，美国硅谷的辉煌得益于华尔街的支持，没有华尔街就没有硅谷；五要有创新的主体，要让企业和企业家成为创新的主体。

　　第二个问题是新型城镇化与企业商机。

　　新型城镇化为企业带来了无限商机。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包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中央城镇化会议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和实现道路，提出了六项任务：“人如何市民化？”、“地怎样使用？”、“钱从哪里来？”、 “空间怎样布局？”、“城如何建设？”和“市怎样管理？”。在这六大任务中，新型城镇化最核心的是人，最关键的是钱。

　　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对未来中国20年进行了一个预测，报告在2010年不到50%的城镇化率基础上，预测20年后中国城镇化率会从50%上升到70%，农业劳动力比重将从36%下降到12%，服务业会从43%提升到61%，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从现在的47%下降到35%。未来20年中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和城镇化率都将提升约20个百分点。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最大短板是城镇化，而产业结构最大的短板是服务业。城镇化会带动人流、物流、钱流、信息流、能源流的高速流动，城镇化涉及到人、业、钱、地、房五大要素。人是城镇化的核心，人在城镇化过程中有吃、穿、住、用、行五大需求。新型城镇化将会拉动投资需求、引发消费需求，为企业的新一轮发展带来无限商机。

　　城镇化是双刃剑，做得好会带来黄金机遇，做得不好会产生灾难。如果政府的短期行为和企业的投机行为结合在一起就会导致灾难后果。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城镇化发展的健康体制机制，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是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趋利避害，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我认为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政府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新型城镇化需要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两手配合。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防政府成“闲不住的手”而过度干预把好经念歪。政府应在规划制定、制度设计、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六个方面有所作为。

　　企业应该做什么？今年以来，我们对十多个省市进行了调研，民间资本可以从九个方面参与推进城镇化，包括能源及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智慧城市与绿色发展，城市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土地流转和农业现代化，城镇综合体和新型社区建设，中小银行和草根金融等方面。城镇化不能像过去那样只能靠政府投入，而主要应该靠民间投资，市场主导的主要标志是民间投资推动城镇化。关于城镇化，我们要改变很多误区。有人认为城镇化的关键是靠户籍改革，我不以为然，户籍能不能废除？能不能剥离户籍上的待遇？特大城市是否完全放开？三中全会和城镇化工作会议回应了社会争论，提出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我认为户籍改革是非常复杂的。现在有一个针对农民工的调查，74%的农民工愿意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但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为什么？农村户籍上的含金量现在很高。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等土地制度的改革使其含金量更高，所以有人说户籍改革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因此城镇化要有很多的配套改革。

　　城镇化不能做什么？我提出来六个不等于，第一，城镇化不是越快越好。我们看国外的城镇化实践。2011年，德国的城镇化率只有74%，美国只有80%多一点，城镇化率最高的是阿根廷，达到了92%。阿根廷在100年前人均收入就达到了3000美金，和当时的美国一模一样。但是美国经过一百年的发展成为强国，阿根廷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巴西的城镇化也达到85%，但巴西要申请举办奥运会，头件大事是治理贫民窟。这说明城镇化率不是越高越好，城镇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第二，城镇化不等于消灭村庄。过去十年我国自然村的数量从360万减少到270万，就是平均每天有30个自然村落消失，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曾经我们认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城镇化，这是误解。第三，城镇化不等于造城运动。我们有一个县财政收入只有4亿，提出要打造东方的迪拜。一味的“造城运动”光有表面上、物质上的高楼林立，不能从根本上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不能解决真正的民生问题，也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第四，城镇化也不等于房地产化。城镇化会为房地产带来商机，但是如果我们的城镇化完全建立在房地产支撑基础上，就可能会导致空城、鬼城。第五，城镇化不等于透支未来。现在社会上热议的底特律破产，就是因为底特律有高负债180亿，以及产业空心化问题。在经济辉煌的时候底特律180万人，现在只剩下70万人。第六，城镇化不等于摊大饼。要避免大城市病，防止人口过度膨胀。

　　城镇化要趋利避害防范五大误区，防范五大误区：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农村被城镇化，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而轻人的城镇化，陷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陷阱。有人解读城镇化的时候提出十个不准，不准破坏青山绿水、不准乱跟风大跃进、不准盲目大拆大建、不准一味求洋求异、不准造新城变鬼城、不准让市民成流民、不准一届政府一张图、不准再搞千城一面、不准“住上楼万事愁”、不准乱举债摊大饼。

　　这一年来我为类似的“纠偏”进行不断的呼吁，写了许多文章，我发现我们的呼声已经产生作用，不是说了等于白说。我认为新型城镇化应该有新方向，从偏重土地向注重人的城镇化转变，基本的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转变；要有新目标，从数量增长型城镇化向质量提高型转变；要有新模式，资源配置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的企业家就会面向市场而不面向市长；要有新方式，从粗放高物耗的方式向集约低碳的方式发展；要有新路径，新型城镇化要两条腿走路：通过大城市发挥辐射效应，规模效应，以大带小建城市群，在农村城镇化方面要依托县城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我们不仅要有人口的异地转移，同时要就地城镇化，就地转移；要有新动力，城镇化必须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实现产城融合，避免空城、鬼城。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