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未来十年应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013年12月21日 16:03  新浪财经 微博
                  
图: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图: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新浪财经讯 12月21日,2013年清华PE金融资本年会暨投融中国高峰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图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微博]

  以下为演讲实录:

  辜胜阻: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升级版与VC/PE发展的机遇”。

  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此次三中全会的市场化改革与改革新政。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写了一本在西方影响非常广泛的书叫《邓小平时代》,他在书中有一个结论,就是邓小平一生做了很多报告,但最重要的一次报告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那么我们要问,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此相对应的一句话是什么?我的研究发现,可以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最重要观点相对应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978年的改革难点在于观念革命,要打破“财富越多越资本主义”、“越穷越光荣”等观念的障碍,改革更多的靠摸着石头过河;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开启的新一轮改革,其难点在于利益调整,必须依靠顶层设计。

  我认为,30多年来中国不同时期的改革重点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十年是农村、农业的改革,产生了乡镇企业。第二个十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黄金十年”。第三个十年我们加入WTO后“开放来倒逼改革”的十年。下一个十年的经济改革重点应该是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上金融、土地等要素市场改革和城镇化的配套改革。

  此次三中全会最大的理论突破是重新定位市场的功能。20年前,1993年的三中全会的提法,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次把“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绝不仅仅是两个字的改变,它有深刻的内涵。李克强总理提出,要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关系,关键是要构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发展模式。通俗来说,是在“听市场”还是“听市长”的问题上,强调市场是首要的、“决定性”的。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不仅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而且有利于反腐败。我们过去30年的辉煌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企业家精神的崛起,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现在有一批一批的“问题官员”倒下了,牵出一批又一批的“问题富豪”。是问题富豪产生了问题官员,还是问题官员产生了问题富豪?我的答案是“问题制度”:政府或市长主导的城镇化资源配置制度。三中全会提出“由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这种制度创新有利于反腐败。

  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快政府自身改革。让改革释放发展“最大制度红利”,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处于“马前卒”的地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面临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双重任务,重在政府职能转变,重在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机构职能体系。具体来说:一要“放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向下放权,对市场和社会向外放权,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和社会的发展活力。二要“削权”。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三要“分权”。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局面。四要“限权”。要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让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笼子中”运行。五要“监权”。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六要防止“侵权”。防止政府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确保依法行政,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要通过以上措施,切实做到三中全会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

  目前中国政府已取消和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李克强表示,简政放权是深化改革的马前卒。简政放权已经释放改革红利。今年以来全国各类企业登记数比去年同期增长25%,其中民营个体企业增长37%,带动了民间投资以23%左右的速度增长。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打造经济升级版与创新驱动战略和股权投资。

  打造经济升级版要靠经济转型,转型是有阵痛的,忍住现时的阵痛才能赢得长期向好。当前要提高对宏观经济下行的容忍度和承受力。在下行“阵痛”中以壮士断臂的决心和勇气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制造业去产能化、去库存化,化解严重的产能过剩;房地产去泡沫化;金融去杠杆化;环境去污染化;政府去“政府万能”的幻觉,让经济回归市场主导的趋向。

  曾有人提出 “李克强经济学”概括为不搞经济刺激、金融去杠杆化和结构改革“三大支柱”。我所理解的“李克强经济学”有三大要义:一是新方向,以转型打造经济升级版;二是新引擎,用好新型城镇化等新“四化”对促内需的最大潜力和创新驱动战略;三是新动力,用改革释放“最大发展红利”。李克强总理有三个最具有他个人特色的政见,城镇化是内需“最大潜力”,改革是发展“最大红利”,服务业是就业“最大容纳器”。与李克强经济学的理念相适应,李克强总理的经济发展新政是“既利当前,更惠长远”,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内容。

  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观点,要把化解产能过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结合起来做,而且认为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主要是创新,提出来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所以PE行业一定要注意这五类创新,这五类创新就是我们要投资的对象。

  十八大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就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这四个字连在一起,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提出来,在十七大报告、十六大报告、十五大报告中都没有出现过。创新驱动是针对什么而言?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曾经把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要素驱动”发展阶段、“投资驱动”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阶段、“财富驱动”发展阶段。应该说我们过去30年的辉煌成就主要得益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那么现在经济转型升级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创新驱动转型是世界性问题。欧洲要用第三次工业革命来摆脱金融危机的困境,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要从后工业化,去工业化走向再工业化。中国应对危机提出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时代已经来临。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人才激励重于技术开发,营造环境重于聚集要素,作为创新“软件”的创业创新文化重于设备厂房“硬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意志”一定要化为“企业行为”,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如何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一,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做强实体经济。创新能力提升离不开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离不开中小企业,当工厂消失的时候,创新者也就消失了。而当前,我国的实体经济正面临五大困境,分别是融资贵、用工难、费税重、成本高、利润薄。发展实体经济,要创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实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乔布斯去世以后,中国曾有城市斥巨资想要打造“乔布斯式”领军人物,对此,网友在网上说,政府自身打造“乔布斯”本来就不科学,乔布斯不是钱造出来的,要靠环境,要靠创新致大富的环境。有网友同时调侃说,如果我们的房地产爆富,如果让人思暴利,乔布斯式领军人物可能不做实业也做房地产。

  二,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兼容并包”的创新创业文化,让创业创新的活力竞相迸发。文化是很重要的,硅谷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着特定的创业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有人说硅谷现象事实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我总结了六个方面的文化价值观。一是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价值观;二是宽容跳槽流动的职业伦理;三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进取精神;四是在重竞争更重合作的协同意识;五是尊重人才、能力至上的人力资源理念;六是宽松自由、快乐创业的创业氛围。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一个要求,要促进科技成果的资本化和产业化,这是一个很新的提法。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员工持股一是“金色的梦想”,让科技人员实现了在企业当老板的梦想;二是“金色的纽带”,把科技人员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连接在一起;三是“金色的桥梁”,科技人员和企业之间达成了利益共同体的共识;四是“金色的手铐”,给科技人员的股份越多,其压力也就越大。

  三,推动合作创新和发展平台经济,构建创新联盟,走出创新“自闭症”。走出创新“自闭症”的重要策略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推进合作创新。最近我有幸到西昌参观嫦娥三号的发射,我看到中国航天工业的辉煌,为此感到骄傲。航天工业说明了什么呢?什么不能引进,什么就能够创新。因为航天工业是受到国外技术垄断的,靠引进是引不来的,但是我们的航天工业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再到探月工程,彰显了大量的自主创新,比如说月球车的国产化率水平就很高。我国的汽车工业则是另外一个现象,本希望靠市场换技术,结果是技术没有换来,反而使我们的汽车产业高度依赖外国市场,特别是在技术上,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核心技术被外资企业封锁,零部件大部分依赖进口或支付专利费。三峡又是一种模式,靠技术的引进,学习,再创新,实现了水电重大装备30年的跨越。三峡模式是开放式创新的典型。

  四,实现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创新驱动的经济升级版为股权投资带来黄金机遇。第一要让VC/PE投资链前移,关注早期,改变VC的PE化。第二要转变急功近利,追求短期利益,都想赚“快钱”倾向,改变VC/PE投机化。完善股权投资市场最重要的是要改变短期的投机行为。创新是一种典型的长期行为而不是短期的投机行为。举个例子,种草立竿见影,短期见效,种树则需要十年树木,种树是长期行为,我们的股权投资要有更多的种树人。第三要让VC/PE推动企业海外并购,帮助企业向外走。第四要推动VC/PE退出通道多元化,降低税负。要完善多层次的正金字塔式的资本市场体系,使场内交易和场外市场互动。资本市场应该是正金字塔型,我们现在是倒金字塔,新三板继续扩容可以惠及大量的中小微企业。

  五,实现创新驱动战略要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和重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灵魂是创新,让企业家以创业带动创新。熊彼特提出,企业家从事“创新性的破坏”工作的动机,不一定出自个人发财致富的欲望,最突出的动机可能来于“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创新最重要的靠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冒险是企业家的天性,敬业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石,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对以前未被人发现的机会的敏感性,是一种发现的过程。

  我的结论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要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要营造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兼容并包、宽松创业的文化氛围;要推进合作创新,构建创新联盟,搭建创新的平台;要实现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经济升级版为直接股权投资带来黄金机遇;要让企业和企业家成为创新主体。

  我讲的第三个问题是新型城镇化与企业发展面临的商机。

  我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企业的一次重大商机。世界银行[微博]有本书预测,未来中国20年城镇化会从50%提升到70%,服务业产出比会从43%上升到61%。中国社会最大的短板是在城镇化,产业结构最大的短板是在服务业。短板意味着瓶颈,瓶颈意味着潜力,潜力意味着商机。城镇化会带来人流、物流、信息来、钱流的高速流动,城镇化涉及到人、业、钱、地、房五大要素,城镇化会从吃、穿、住、用、行五个方面来提升我们的市场需求。但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用的好是黄金机遇,做的不好也可能产生灾难后果。所以,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是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趋利避害,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城镇化健康发展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发展模式,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引导民间资本推进城镇化建设。政府应在规划制定、制度设计、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六个方面有所作为。

  企业应该如何把握城镇化带来的发展机遇?我认为民营企业与民间资本在九个方面大有可为:第一,城镇化能够拉动巨大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能源及基础设施建设单靠政府投入,会因缺口过大而滞缓城镇化进程,也会加大政府债务风险。要完善公共私营合作制(PPP),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能源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投资城镇化的机制。第二,城镇化将引发服务业大发展。要利用当前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鼓励民间资本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激活多种市场主体在服务业中更加高效的配置资源,更加活跃地展开竞争,改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短板”局面。第三,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需要加快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要引入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加快公共服务发展,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有效推进公共服务向城镇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加快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第四,数以亿计的人口城镇化浪潮将引发巨大的住房需求。要引导民间资本在扩大全社会住房和商业地产供给的过程中,参与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化解由政府主导保障房建设所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第五,城镇化“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发展将为民间资本提供巨大市场空间。要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绿色发展,实现城镇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发挥市场机制在治理城市污染中的作用,提高城镇化环境质量。第六,城市产业升级需要民营科技企业发挥助推作用。要引导民间资本和科技人才向创新企业集聚,营造“创业+创新”共生共荣的环境,发挥人才在创新驱动战略中“第一资源”的作用,使更多企业家懂科技,更多科技专家懂市场,鼓励民间资本和民营科技企业为推进产业升级和制造业的高端化作贡献。第七,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有助于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升级。要利用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的机遇,鼓励民间资本发展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第八,农村城镇化和新型社区开发是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多元经营、城乡兼顾的龙头型民营企业担当就近就地城镇化的市场驱动主体,形成产业兴、人口聚、小城镇成型的良性互动局面,实现农民、企业和地方政府多赢。第九,城镇化必须有坚实的产业支撑,市民化必须建立在稳定就业的基础上。要鼓励民间资本大力发展面向创业的中小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业态,构建有利于创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多层次金融体系,支持农业转移人口的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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