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先生。（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摄影:韩锦星）

　　首先，降低整个社会杠杆率，我们严重依赖货币发行的思路要有所调整，在这个思路下我们国有企业和政府负债率才得到很大提升，总量宽松政策我们不能再走了，我们现在货币的效率极低，已经面临着很大的货币大量发行之后的风险。第二，降低投资拉动依赖，现在经济学有很多争论，有一些很著名的学者都在讲，我们中国降低投资就是这个办法。我觉得凡事应该有边界的，如果这么简单的印钞票，给国有企业搞投资，就能解决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还能持续解决，我相信他能在一个阶段解决，但是要持续解决，那还需要什么改革？全世界的政府，不要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印钞票的权利也可以搞下去，为什么都不行？全世界都不行，只有中国行，中国计划经济年代就证明了这条路走不通，我们投资依赖到了一定要根本调整的时候，这个调整不是吃猛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新的消费需求上升和拉动的减缓是一个相互交替的过程，我们要实现再平衡。第三，模拟企业资产负债表进行负债的原理，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中国很特殊，除了常规的一般负债之外，中国地方政府还有很大的，哪个地方政府都有很大的国有企业，对他们负债能力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分析，不能一味的说多了少了，要量化的分析，他借十亿和一千亿应该是不一样的，应该有不同的权力，同时应该有不同的信用登记。编辑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以此确定地方政府负债的水平是很重要的。同时我们中国关于地方政府负债还缺乏完整的，或者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既没有法律的许可也没有法律的约束，预算法还是没有修改说地方政府可以发债，我们要修改相应的法规，同时加强对地方政府发债之后监管和偿还机制的跟踪，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好的，良性的政府负债体系。第四， 我这里要提出一个看法，也是我们中诚信国际分析员他们讨论时候给我的启发，我们国有企业能干什么？我觉得国有企业应该建立一个正面清单，哪些你才能干，其他的你不能干，因为国有企业太有钱了，你说搞负面清单那不行，那个太多了，负面清单列不下去，有很多新的领域。国有企业作为一个特殊企业，一方面是全社会的资产，另一方面扛着主权信用这么一个特殊的组织结构的企业，不能够无限扩大，应该在一定的范围内运作。一方面，我们对国有企业的运行既要对风险防范，同时也要对扩张机的机制要防范，因为投资饥渴症是国有企业核计划体制最明显的特征，只要有机会无限扩张自己。建立资本清单，不在清单里的禁止国有企业进入，这一条政策像我们模仿自贸区搞的负面清单，除了这个不行以外你们都行。第五，对民营企业加强引导，国家加强非公经济的发展，一句话解决不了，信贷得不到，因为信用体系里国有企业跟他同样竞争国有企业信用比他好，为什么比他好，我们还是给了国有企业政府的，甚至国家主权支持的信用评价。这种背景下民营企业得不到资金的配置，包括个人都愿意把钱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怎么发展。民营企业得不到发展，我们经济受到很大的制约。三中全会也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我觉得混合所有制不仅仅考虑让民营企业入主国有企业，也要考虑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入主民营企业。我不赞成国有企业全资变成51%吸纳社会资本，国有企业本来负债率很高，通过吸纳资本进一步扩大负债能力，再负债搞的更大，管理、体制上没有变化，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改革的初衷，我想不是中央提出关于建立混合所有制，发展非公经济思考的结论。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考虑整个经济效益，限制国有企业圈钱的行为，大家知道现在出现了一些国有企业搞的假股真债的项目，某个大型国有企业给了一点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当成很大的事情，结果细细看合同原来是真债假股，每年6%点几的回报，十年之后原价赎回，那不就是一个债，但他进入报表的时候他股本搞大了，进一步借债，拿着资产负债率一算借了60%的债回来，其实这个股本也是债，这些办法对于改革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要想办法解决民营企业的问题。民营企业自身也要提高认识，有小的家族企业风险也不小，都抱着股权不放，我觉得应该学习美国，美国的企业像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家族式也是很少见的，大型企业是公众化的，民营企业也要有这种境界，敢于稀释自己的股权，敢于向市场吸收人才，吸收资本发展。宁愿借高利贷不愿意把股份卖给人家，很多老板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得到一些改善。

　　我花了很多精力讨论为什么要发展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在中国的确太重要了，在中国我们最缺乏的是什么？我们在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中国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最缺乏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科技创新型企业，出口创汇型企业，这些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有很高的资本有机有成，资本量很大，同时又是资源垄断型企业，国有企业不解决那么大量的就业，资本和劳动力配比远远不够，资本和劳动力配比应该是我们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中国是人口大国，这么大就业压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民营企业以那么低资本想解决新增就业的90%，我们觉得对于出口创汇也是这样，国有企业大部分不出口，基本上赚中国人的钱，赚世界人民的钱还是靠民营企业搞低成本的产品到世界上赚外汇。我们国家的发展需要国际竞争能力，靠国有企业是不行的，将来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转换进入到这个时代，国有资本输出也遇到种种挑战，我们不仅仅有出口创汇还有资本输出，中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科技创新，比如移动互联网领域，创新性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是利用自己的网络优势在参与，我觉得我们正确的区分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市场里的贡献和作用，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当然，我们在2008年以前，特别是SARS到奥运会之间，中国经济迎来了超过任何时候历史的高水平发展，他源自于80年代90年代我们的改革，激发非国有，非政府力量的增长，那种力量的爆发，我们2001年加入WTO的爆发。2008年以后因为借道国企的政策，尽管我们经济增长是下降的，但是这里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2008年以前经济增长的惯性，我们这个惯性的力量正在消失，国有企业的效率对社会的贡献奖将进一步降低，看这个数据会进一步水落石出。

　　建立优胜劣汰企业机制，我们通过降低负债率实现，有一些不太好的企业让他退出去。降低负债率国有企业能卖出一些副业资产给民营企业一些机会，同时国有企业里一些不好的企业也应该退出，特别是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也要退出，他们效率很低，完全靠集团公司给他们廉价的资本，如果没有社会平均资本他们早该关掉了。

　　我提了这么多建议大家问你一句话，如果采取大规模降杠杆的措施，整个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波动？会不会出现经济增长大的起伏，大的衰退？实践证明搞投资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课题，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详细的展开，但是我要把我的思路告诉大家，我们要密切关注宏观经济波动就业景气指数，合理确定降杠杆的力度和结构分布，确保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我们这样的战略成为有目标设计，循序渐进地推进降杠杆的过程。

　　我提出这样的思路有很大的原因，因为我是评级公司的成员，很关注降杠杆和负债率，后来我进一步发现，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风险问题，事关整个中国改革的全局，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我觉得把他作为一个聚焦点，现在人们都没有这样关注问题，没有放到这么高的程度，我认为他就是现在我们中国改革的牛鼻子，牵住它就能够影响全局，就能够取得成效。

　　我的分析完全是自己的一隅之见，不代表会议主办方的看法，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已经退出了中诚信的管理，我不希望我的发言是中诚信怎么说的，大家是毛振华[微博]怎么说的，我作为一个开篇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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