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先生。（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摄影:韩锦星）

　　我们讲的“宽货币、扩信贷、扩投资”是怎么实现的？中国特色“借道国企”，在很短时间内把投资放出去。其他国家也走了这个道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选择了借道国有企业的思路问题。我记得那时候在美国也是政府向企业注资，2007年时候金融危机的总统是小布什，小布什发表讲演是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因为现在所做的一切违反了他最基本的价值观，他相信只是一个短暂的历程，政府要退出，最后要回归到市场的调节。我们不是他们那样的国家，我们是公有制为主的国家。2008年以后我们借道国企，这些钱通过国有企业的扩张完成的，不仅仅是老的国企，还有大量新的国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是一种国有企业，在江苏浙江过去很多地县一级都没有国有企业，这一次很多地方又办了很多新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进入到融资市场获取资金。

　　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国有企业债券融资总量占比将近95%，根据分类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钱都去哪儿了。信贷市场的数字我们没有拿的很细，但是我们看到一些讲话，大体是90%，银行初始信贷都给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单都给了国有企业，企业还是那些企业，都有成倍的增长。我前几天遇到一个国企的老板，我问他们的情况，北京市属的一个大企业，他说他现在资产是1300亿，我说你2007年的时候是多少？2007年的时候他说120亿，现在是1300亿。我没有看每一个企业的情况，这个主要是来自于负债，这个国有企业的负债很大的问题是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能力大规模上升，我们知道货币的后面是一种配置资源的能力，政府拥有如此大的直接运作经济，直接配置资源的能力，使得2008年以后在我们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国有企业全面扩大，使得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们改革中采取的国退民进，以及激发非公有部分的这个政策得到了根本的逆转。这个逆转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力，现在政府成为了经济运作的主体，他不是调控和监管的主体，他是经济运作的主体。大家明显的感觉到，民营企业没有什么地位，不像过去说民营企业在我经济中多么重要，现在不是，国有企业从银行和债券市场随便可以搞来几十亿，几千亿，这些钱我自己花掉了，也不用找你们商量和什么优惠政策，整个经济生活发生了逆转出现一个问题，行政的力量大大的加强。反映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敏感的指标，大学生的就业倾向，大学生都愿意当公务员，不愿意去非公部门工作，第一选择公务员，第二选择国企，因为大家知道这些地方比较好待，收入比较稳定，不用求人，面子也很足。这个现象的出现当然反映了我们社会经济生活一个扭曲的现象。

　　另外一面，在国有企业全民进入竞争领域，对民营企业有挤出效应，民营企业必须要退出。因为表面上在市场上有市场行为的领域，也是面临着实际上不公平的竞争。比如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原来国企比较少，甚至央企几次提出要退出房地产市场，你看的结果不是的，他们在这个领域里是大幅度上升，每一个地王的诞生国企都是重要的推手，因为简单以价格竞争作为结论的市场里，国有企业拿到了无限供给的低成本资金。整个社会经济不公平竞争，最终体现为获取资本的不公平竞争，因为获取资本本身决定了后续这些竞争都是不公平的。民营企业就出现挤出效应，现在民营企业家移民很严重，有一些政治方面的评价，我说不是，主要是民营企业在中国现在没什么事了，在大量的领域里也是无能为力。这些情况我们觉得借道国企的思维根本的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不仅仅是经济比例，而是社会结构。现在我们讲改革的攻坚战比原来困难，就是因为2008年以来我们执行这个政策造成的。我觉得比较坦率的面对我们现在的问题，就要回答2008年以来经济政策，除了短暂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之外，客观上造成了我们现在改革的困境。造成我们整个体制结构的扭曲，这个改革必须改变。

　　企业杠杆率上升长期来看是影响我们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的质量，我今年三次去美国，有两次跟穆迪首席经济学家讨论美国经济，大家都说美国经济已经走出复苏，我很愿意听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为什么能够走出复苏，当时有很多因素中国没有，有很多东西我印象很深，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个企业制度的因素，第一个，企业的破产，优胜劣汰，一个企业不行了就破产，你就退出资源配置，把资源给到好的企业。包括银行都能破产，最困难的时候美国一个星期破产三家银行，在中国一个也没破产过。另外，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企业负债率大规模下降，金融危机之后人们记忆深刻的因为偿债一个企业面临着生存考验，危机之后美国企业资本补充，美国企业负债率下降，构成了美国经济回升非常坚实，同时也是美国企业具有很好竞争能力的重要支撑。我们企业的负债率大规模上升，一个好的企业在自己的领域里本身做的不错，但是你让他的能力借更多的债负债，做了很多他不熟悉的领域。你看看我们国有企业，他还是那个国有企业，还是那个主业，他的负债凭空上升多少倍，他要做一些他很不熟悉的领域，这些领域的效率是比较低的。我以前讲过一个概念，成以箫何败以箫何。这么多企业借了债他们还得起吗？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次要的，更多是他们想过还吗？想都没有想过，这些地方政府没有想过还债，没有全面考虑过我借这么多债我怎么还。当然我原来一直有分析，我们对地方政府债务市场的分析，我一直是比较谨慎乐观的，在中国过去这也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基础，我们地方政府没有什么债务。假定一个政府也具有负债能力，这些只是负债基数，换言之我也认可这种概念，这些债务或许永远不会被偿还。

　　债务是个循环门，这个债务可能是个基数，但是在如此短时间内耗掉我们祖先留下来给我们的非常谨慎的资源。低效的耗掉也没什么问题，更重要我们有依赖症，希望以如此的规模和如此的速度继续扩张债务，这个数字下去再搞五年，我们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政府负债的国家。同时，我们发现有的地方政府把装到融资平台里的企业抽走了，另外找一个新的企业，说负债我不能再付了，我要搞另外的平台重新借债，对已有的监管机制统统不履行，我们所讲的信用条件都不遵守。由于政府在信贷市场和债务市场这么不守信用，我们国家脆弱的信用体系面临更大的压力，这是我们面临非常大的问题。

　　总结来说，借道国企的思路是我们走出了一条在危机时期经济增长的轨迹，但是在体制上积累了太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几乎消化掉了我们在过去改革年代里对于改革最基本的认识，对于市场的因素是什么，比如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意义，我们知道同样所有者之间的交换是非市场化的，国有企业之间的交易，国有企业之间的行为都是不完全市场行为，不是说他没有市场行为，只是不完全的市场行为，这使得我们对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改革所积累的东西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冲击，更重要是在我们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使得中国改革面临更大的困境，形成一个新的利益阶层，或者更重要的政府和国有企业在社会配置资源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们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在想为什么不写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把基础性作用拿掉换成决定性作用。这个我要考虑考虑基础性作用是什么，决定性作用是什么，基础性作用是在普遍广泛的领域里起作用，决定性作用可能是最高精尖的一点点。

　　我们中国特色资源扭曲和资源错配，使政府和国企成为中国经济中负债的主力，同时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乏力和风险不断累积的重要因素，因此降低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水平是去杠杆的核心。我很关注降杠杆和降低负债能力，把降杠杆和去负债能力作为整个中国改革的核心。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们提高了国有企业负债率，这样一个貌似经济行为，造成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对于我们改革充满了了挑战。同样对症下药，假如我们去杠杆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些问题解决不了，但是能解决很多问题。地方政府杠杆率低一点，没有那么大直接运作经济的能力，他会对市场更信服一些。国有企业没有那么多负债能力，会给一些空间给非国有经济。我们知道为什么国有企业不行，民营企业行，为什么不能全部让国有企业做，这个很多计划经济国家都走过，早就被历史无可争辩的证明，国有企业是所有经济竞争体中效率最低的部分，在中国还可以说是引发贪腐可能性最大的一个部门。你真的让一个民营企业行贿换取更大的资源还面临法律风险，国有企业做交易，很多权贵是通过与国有企业交易完成的。中石油案件进一步披露大家会看到这样的交易。只有降低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社会资源才能实现市场化的更优配置，同时这也是回归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举措。

　　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怎么样去杠杆？和我们讲改革一样，你改革从哪儿改起？我的建议是降低负债率，去杠杆，这好像是经济领域，我觉得是改革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到底怎么样去杠杆和降风险，我提了几条看法供大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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