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4预测与战略”于11月18日-20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以下为姚洋发言实录:
姚洋:刚才陈锡文主任也提到了这句非常关键的话,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要起决定性作用,在全会公报里有很多具体的措施,比如减少审批,对内开发,设立中央改革领导小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要设立一个时间表,到2020年检阅所有的改革,这在近期历史上,党的文件里是没有出现过的,如果我们把全会公报里所提出的改革都实现,到2020年中国基本上可以实现市场经济。刚才燕东说三中全会没有说什么,有几点很重要在三中全会公报里没有很好的体现。
第一个,国企改革的问题,虽然国企要上缴更多的利润,到2020年要达到30%,这也超出了大家的预料。但是国企所起到的作用,今后怎么改?这里基本上没有涉及,我们知道国企在市场里占的份额还是非常大的,他们的走势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经济的走势。
第二个,我们说了很多减少审批,限制政府权利等等,但是有一点没有说清楚,政府到底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这一点没有说的很清楚。比如我们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知道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是非常非常深的,我们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如何约束?另一方面,我们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按照我们宽口径计算,政府收入占GDP的总量大概36%左右,还会增加。到底政府应该掌握多少资源也没有说。
第三个,如何监督政府?我们有没有一个长效机制,当然公报里提出来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具体如何加强?因为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事情,这次公报里也在重复过去说的事情,没有新的出来。
到2020年如果把我们全会定的目标都实现,中国除了国企之外,政府作用大概会实现一个形势,大概是强政府加上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世界上做的最好的,做到极致的就是新加坡模式,问题在于新加坡模式是不是适用于中国?我们知道新加坡做的超好,1960年的时候他是属于世界上非常贫困的国家,现在按照人均收入少,他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少数最顶尖人均收入的国家。我想新加坡和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规模,新加坡人口500多万,新加坡面积没有我所在的海淀区那么大,试想一下如果海淀区能独立出来,这完全是假设,我想海淀区的发展可能是飞速的。这里规模决定成败,原因我觉得是信息问题,在新加坡一个政府基本上什么都能知道,但是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政府要掌握所有的信息是不太可能的。中国模式和新加坡模式很大不同的地方,我们有大量的国企,政府可以通过国企干预经济。另一个,我们有强大的地方政府,我们有那么多的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市场中独立运作的实体,新加坡也没有。最后一个,我们政府掌管的资源远远超过新加坡的,所以我们用新加坡的模式,强政府加自由市场经济,最后我们能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是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