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4预测与战略”于11月18日-20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马骏。
以下为马骏发言实录:
马骏:谢谢王院长,刚才各位讲的都是财税方面的主流问题,我今天想讲一个偏题,治理PM2.5的财税政策。我最近在伦敦和中东几个城市,前几天大家都在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的时候我也在那边学习,我发现伦敦的PM2.5是15到20,中东两个城市平均是20几,我回来以后我团队的同事跟我讲,前九个月北京PM2.5平均是90,今后两个月冬天了,估计还会往上走,所以全年平均可能在90以上,可以感觉到中国,尤其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要治理PM2.5的难度有多大。
我为什么我关注这个问题,今年年初博源基金会和能源基金会我代理一个团队一直做治理PM2.5的经济政策,今天的讨论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正在进行的项目。年底或明年正式的文件报告就会出来。我想讲四个观点,第一个,我们治理空气的目标应该是2030年全国城市平均PM2.5降到30,每立方米30微克。第二个,仅仅靠环保类震慑无法达到目标。第三个,除了环保政策必须调整一系列的结构,包括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才可能达到我们刚才讲的环保目标。第四个,要达到这些结构调整的目标,必须要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财税政策。下面我花几分钟简单展开一下关于这四个方面。
第一个,全国城市平均PM2.5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今年年初,1月24日环保局长讲了一句话,到2030年争取全国所有城市达到空气二级标准,什么意思他也没解释,我们查了发现空气二级标准里主要内容是PM2.5降到35,如果每一个城市都要降到35,因为城市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全国城市的平均根据我们估算得降到30,现在全国城市平均是65,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在今后17年中要完成的任务。
第二个,仅仅依靠环保类政策是无法达到目标的。这一点我们做了大量数据和模型的工作,我们把所有环保类末端治理的政策,包括脱硫、脱销,提高油品质量,控制VOC,控制建筑粉尘等等都做了降低PM2.5效果的分析,发现即使这些政策用到极致,到2030年我们全国平均PM2.5只能降到46,达不到我们刚才讲的预期的30的目标。
第三个,你到底靠什么才能达到目标?结论是,我们要解决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包括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解决。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性问题?第一,产业结构,主要是工业和重工业占比太高,中国工业占40%的GDP,重工业占30%GDP,这是全球所有主要国家里最高的。我们知道工业在单位产出来讲,创造的污染是服务业的4倍,重工业单位产出创造污染是服务业9倍,自然产业结构是我们污染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个结构,能源结构,我们知道常规煤炭给定单量的情况下,他所放出的污染是清洁能源的十倍,我们常规煤炭又占到一次能源消费的68%,而我们清洁能源只有13%。发达国家,大部分清洁能源的比重都占到40%到50%,自然能源结构是第二个空气污染的重要问题。第三,交通运输结构,我们中国城市居民出行中70%利用地铁,90%多是公路交通。我们知道地铁出行产生污染是私家车十分之一,自然我们交通运输结构也是污染重要的因素。
到底应该怎么调,才能达到我们所预期PM2.5降低的目标?数量上来讲,我们用模型得出如下的结论,除了做所有环保类末端治理以外,我们还需要把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在今后17年中降低9个百分点,把清洁能源占比提高30个百分点,把城市轨道交通站出行比例要从目前的7%提高到30%。
如何才能推动这些结构的变化,这是我最后要讲的政策建议,其中有十条,财税和经济政策,三大方面,一个是推动产业结构三条,第一,我认为间接性改革要争取保持整体税负不变,这样才能事实上对第二产业征税,对第三产业减税,引导资源往第三产业,低耗能和的服务业转移。第二,全面提高服务业税率,增加重工业成本。第三,改革工业用地的定价机制,中国目前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地价的比例是其他国家,我指发达国家,只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非常非常低的,这个造成工业国度发展扭曲性政策之一,必须纠正。能源结构调整方面,我们提出四条建议,第一,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污染排放标准提高1到2倍。第二,将资源税率大幅度提高,对煤炭资源税率大幅度提高,并开征碳税。第三,对清洁能源补贴占财政支出比重提高一倍。第四,对IGCC,将部分常规煤炭消费变成清洁煤炭消费。最后是关于推动交通变化的政策,第一,在主要大城市实行汽车牌照拍卖制度,这个制度是新加坡的模式,新加坡很多年以前用了这个制度,把汽车保有量增长速度控制在3%,最近控制在0.5%,中国只有上海实行了,但是我觉得上海应该改进,应该比现在每年8%以上保有率增长速度降到3%,北京也要考虑实行类似的政策。在大城市开征拥堵费,伦敦每进入市区每辆车每天交10英镑。第三,拍照拍卖收入和拥堵费收入支持地铁建设。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