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年会：2014预测与战略”于11月18日-20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全体大会五：金融新政配套实体经济。(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4预测与战略”于11月18日-20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全体大会五：金融新政配套实体经济。

　　以下为“金融新政配套实体经济”论坛嘉宾讨论及现场提问环节实录：

　　秦晓：谢谢马行长，刚才星海讲的是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和状态，我们指的金融业为主推进改革，马行长刚才讲的是如果启动改革，我们的成熟率到底怎么样？我们需要做什么工作，有的从企业、银行层面做，有的需要政府做，我想都讲了这个问题。我们六位嘉宾都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谈的问题是从不同角度，围绕着三中全会改革的大议题，围绕金融业改革的大议题。下面的环节我再提几个问题，在嘉宾中进行讨论。我引用蔚华的开场白，我们非常鼓舞和振奋，另一方面也有担忧。从鼓舞来讲，大家期待这么长时间中国重启改革，终于出台了，内容很深，很丰富，这是我们都觉得鼓舞和振奋。担忧有两条，一条就是，有一条问题不是自己讲的，您说利率市场化，我记得我十六大当代表的时候就写在公报上了，那是二十年前。这次讲了，能不能做到？第二个，涉及到这么多的行业，有没有测算过承受力怎么样，我看公报中讲的土地问题，我算来算去地方没事了，城乡土地开发一体化，农民可以入股，地方政府那一块土地收入哪儿来？这些事情我相信将来有一个领导小组会认真的策划计算，我们既担忧这些事情的力度，有担忧承受的能力，我们就担忧的问题看看每个人的角度是怎么看的，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担忧，但程度不一样，每个人也给我们一点信心，这个问题不应该担忧，或者不应该那样担忧。

　　胡晓炼：我就谈我的看法，集中在担忧这个问题上。首先我想说，利率市场化本身并不是目标要找哪一个合理水平，目标是寻找合理的机制。在充分竞争的前提下，市场最后寻找出一个供求双方都能够合理接受的利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具体承受力目前很难说，因为市场需要自己摸合理的水平。

　　第二个，利率水平可能有一些企业承受不了，而有一些企业能够承受得了，这正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美妙之处。对于那些能够承受的企业，他的行业，他的市场前景，他的经营效益，应该说都是有空间，有很好的前景。当然这需要有一些条件，比如我们其他的制度同时推进和配合，才能找到优化的市场出清的水平。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有可能市场的导向就会出现一些偏差，比如我们现在一些房地产企业，为什么能够承担那么高的利率水平，而一些实体经济企业承担不了很高的利率水平，这里面机制的扭曲，包括刚才秦总说的土地制度等等，这些可能都要从深层次的角度考虑。

　　第三个，企业的承受能力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他可能会在一定价格约束之下不断的通过改进管理，创新技术，提高他对成本的承担能力，而这正是我们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所希望达到的一种境界。

　　阎庆民：利率市场化刚才讲历经17年，我自己有两点看法，总体讲，利率史上，过程中有国外的经济学家估算了一下，刚才胡行长讲的，我们现在高了两个点，也许可能最后整个利率水平是下降的。过去我们利率市场化有这样一个结论，我不知道这个结论今天能不能成立，在财权、事权，三中全会讲了要解决地方事权大、财权小，怎么解决它匹配。一句话，利差收入直接影响中央财政，利率水平是影响我们地方财政，因为我们按照预算分灶吃饭，从1993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二十年。假如这个还是成立的情况下，我倒是觉得利率市场化水平可能在存款利率上限还有一个过程。可能还有一个时间过程，毕竟我们企业资金是供大于求。

　　第二点，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大家都反映了企业的承受能力，我刚才讲了，必须爱有良好的财务基础，尤其国有企业是最明显的，资产负债率高，资本金不够，这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大量的超比例，通过杠杆融资的方式我认为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毕竟他是代表国家，是国家的一个骨干企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利率市场化步伐过快，可能首先这些国有企业承担不了，因为他太高了，在财务收入中利息支出比例大大的提高，这就提出来了今后我们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在资本市场上实现配置，我甚为可能对他更好。包括刚刚讲的并购，我看并购更多，国际市场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大家看到比尔盖茨成功的案例就说明了。我们在2008年银监会出台了一个并购指引，实际上用的不多，他实际上有很多的限制，这里是不是把贷款做成自由的资本金，我认为国有企业要做好充分准备。

　　第三点，理解利率市场化要看银行，刚才马行长讲银行，我们当然都做了一些准备，可能大银行、中小银行反映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讲，刚才讲到了理财，实际上这也是利率市场化的催生，催生他现在要做一些负债管理，但是他并不是资产管理，他是负债管理，他的来源不够了，他的来源不稳定了，利率市场化确实是对银行未来，尤其是中小型银行一个很大的冲击。

　　秦晓：我在这里也做一些参与，我觉得一方面是利率市场化之后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要应对，比如非理性的抬高存款利率，比如有一些银行有挤兑，或者银行盈利能力急剧下降。另一方面，除了银行体系之外，我们讲市场起决定作用，我们要搞清楚中国目前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市场？这个市场不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有法制支持的，一个充分竞争，信息透明的市场。刚才晓炼讲到很多企业有软约束，为什么造成我们现在表外资产这样做，刚才星海讲了几个风险，就是有一块软约束，这个软约束是政府平台。政府平台我到期了就高息高，银行和客户都不满足存款利率，都转到那儿。第二块，民营企业贷不到钱，这是制度问题，不是市场问题，贷不到钱他就高息要，也一块也过去了。第三块，房地产，房地产涉及到土地财政，涉及到房地产的泡沫，涉及到我们对房地产贷款的限制，他也拼命吸纳。这三块问题都不是市场正常状态的问题。我的看法，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利率市场化市场承受能力，另一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利率市场化以后不是一个好的市场决定的利率，他是给你扭曲的利率。

　　周延礼：刚才你提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智慧，这当然不是忽悠你。应该说谈到一种忧虑，某种程度上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包括我们也是这样，有些老话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今天我们在改革过程中谈论的这种忧患意识我觉得确实是有必要。刚才你提到利率市场化的问题，包括金融市场平稳健康运行问题，我觉得大家不要忽略诚信体系建设问题，甚至信用体系建设。前几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人民银行建立了征信系统，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牵头，五六十个好多部门参与的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等等工作，实际上对我们怎么样推进利率市场化，包括我们保险的费率市场化创造了一些条件，因为保险费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利率敏感性重要的领域，甚至也是一个要素，因为我们有一些寿险产品都是利率敏感性的产品。我们确定准备金的利率，管住后端的时候，关键要管住银行、存款、证券、信托，等综合一揽子金融工具加权平均的水平，确定一个准备金的水平，设计的保险产品卖向市场。

　　在这个过程中，信用体系建设非常重要，征信体系也尽快发挥作用，甚至在不断扩大它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它的信贷产品，其实可以把日常消费都纳入进来，形成全方位的信用考核机制，这样可以提高我们利率市场化水平，甚至大胆的推进利率市场化水平的决心和信心。现在我们担心的是，钱借出去之后能不能收回来？在这儿我倒忽悠，包括马行长在这儿，商业银行可以把保险的机制引入进来，因为保险开展一些业务的时候和银行业务有非常雷同的地方。比如保证保险，银行信贷贷出去之后，保险跟得上，企业财产保险提供好了，银行信贷安全了，银行业可以大胆的搞信贷。比如有一些创新的领域拿不准的时候可以跟保险一块儿，保障企业创新的安全，解决信贷安全的问题，可以有机的结合起来考虑这些问题。银行和保险应该结合起来，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征信体系建设，提高我们银行信贷有效性，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总而言之，信用体系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我们要把信用体系建设，包括以后退出机制，并购的规则建立也是非常重要，我认为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也是当务之急。

　　宋丽萍：我担忧是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因为资本市场是需要稳定的预期，鉴于刚才秦董事长也讲了，他牵扯到很多市场机制的基础制度，所以利率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我们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出发，鉴于利率对市场全方位的影响，不仅仅是上市银行业绩的影响，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方星海：秦总问的问题比利率市场化更广一点，落实个决定有什么样的风险，我刚才谈到了金融方面的风险。如果几家小型金融机构计提或者倒闭，我们处置得当，处置及时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我们防止他扩大为系统性风险。假如某种原因成为系统性风险，这对改革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拓展开看很有什么风险？假如我们国家因为某种原因进入长期的军事冲突，这也是一个风险，这可能会使我们改革至少延后。第三个风险，金融危机以后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改革，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着力塑造一个新的国际贸易投资的框架，替代原先WTO的框架，这个框架的特点，他在市场化方面的要求非常高，标准定的很高。如果我们改革开放假如速度不够快，很可能中国的经济体没法融入世界经济的循环，这会使我们经济发展受到非常大的制约，如果我们经济增速大幅下降，对改革推进也会带来制约。

　　秦晓：你刚才讲最后一条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奥巴马把TPP叫做本世纪白金级多边合作的自由贸易区，这里除了我们讲的传统的商品贸易和投资以外，第一强调了服务贸易，第二强调了负面清单，第三强调了环境，第四强调了劳工的溢价能力，这些东西已经从一般的经济的商品扩展到服务，再从经济扩展到人权、社会、环境。中国是WTO巨大受益者，如果我们不及时跟进这样一个新的版本，就可能失去改革一个很好的机会，也会使我们被边缘化。

　　马蔚华：我的顾虑有三点，第一个，在这次改革发展过程中，在竞争中能不能平等，大小金融机构，所有的金融机构能不能同时获得准入的机会，不要搞试点，这个试点往往是不平等的，不能平等获得资源，也不能平等获得机会，同时也不能平等应对风险。第二个，能不能有序，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不等于放任自流，当市场失灵还需要政策引导，宏观调控，我们监管当局和央行在这时候能够及时的纠偏，引导，特别是在金融机构市场化竞争过程中，有一些走的很远，能够及时使大家试点创新机会。第三个，条件。除了我刚才说的有关方面尽快推出这个条件，比如存款制度，银行修改，利率市场化不是央行决定的，是市场形成的，你必须首先要大量的大额存单，大量资产证券化和理财产品，形成大量的交易，形成市场的价格，现在就开始做这个，应该加快这方面的工作。我说的意思，除了这方面社会的条件以外，对于过去一直高利率的银行，从股东到媒体、社会都应该给予理解，原来是30%，现在是20%，将来10%，是不是银行经营不好了，是不是对高管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和非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挑战。

　　秦晓：我们下一个环节把话筒转给我们的听众，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提问：我们正在权力探索产融结合投资新方式，我的问题提给秦晓董事长，原因很简单，刚才一行三会领导已经就金融格局中的政策效应做了全面的阐述，但是我们注意到，在整个金融板块中实际上还有投资，PE投资是很大的板块，这一块政策支持在将来产融结合过程中，大概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应该给予什么样的政策和地位？这个我想只有秦董事长作为一个大的，综合性集团的掌门人最有发言权，最能给我们信心。

　　秦晓：我想未来金融格局中，直接投资中PE肯定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我们整个规划中虽然没有具体提出来，实际上他已经成气侯了，蔚华您是另类投资的主席，今天我们不能展开讲，我首先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是市场的动力。这一两年可能因为经济有点放缓，不那么活跃了，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金融各种机构产品中不可或缺，也是最有生命力的。

　　提问：我的问题想请问胡行长和阎主席，我们下一步银监会规范非标准化证券市场，给金融部门降杠杆，像阎主席也讲过，企业杠杆水平比较高，在我们国家这种投资驱动经济的情况下，如果只给金融部门降杠杆，实体不降，会不会更多滋生监管套利的行为。请问胡行长，在决定里提到完善监管协调机制，我们现在金融监管部门下一步对于完善监管协调机制是有什么规划？

　　阎庆民：今年我们出台了银监会8号文件，主要是规范理财产品的发展，这个主要也是看到了刚才我讲的，由于我们在整个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企业投资冲动比较大，确实我们宏观上投资拉动也是占主导的，我们投资率基本上保持50%左右。银行在这时候由于种种监管的约束，包括信贷管理的限制，他们可能开始寻求另外的负债，所以我们想不矛盾，他做了太多以后，尤其是非标准产品不利于商业银行的期限管理，毕竟你资金来源是有限的，危机以后我们最大的教训，我们丢掉了传统的银行存款，向美国发起了销售，这是最大的需要总结的，所以去杠杆，实际上还要配合其他部门对企业，比如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直接融资解决，这样把银行的压力解决，过高依赖银行信贷未必是好事。

　　胡晓炼：我对庆民主席我再补充一点，他进到了企业杠杆率。刚才星海主任讲到我们国家负债水平在过去几年我们也注意到，特别是2009年之后上升的非常快，整个杠杆水平上升过程中，如果从三大类分析，国家的负债，政府的负债和且的负债和个人的负债来看，国家的负债我们政府现在已经给予了高度关注。我觉得您说的很对，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可能要看企业的腐败，个人的负债现在从中国整体情况看是比较正常的，对于企业的负债，怎么样能够使得企业负债不再继续的快速增长，这里可能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做。第一个，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希望进一步加快，使得他恢复正常的功能，使得企业资金来源可以多种的渠道。第二个，刚才有一位先生讲了，PE投资这些方式都可以增加企业的可用资金，总体上降低企业负债不是一味的约束企业可用资金的总量，而是要提高他的资本实力，所以资本市场和PE融资，多种方式的融资可以帮助企业降低他的杠杆率和负债率。

　　第二个问题，关于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这个机制现在运行情况良好，可以告诉大家，昨天机制五个方面一行三会，加上外汇局的成员还在一起研究相关金融监管问题，在这方面像影子银行的问题，互联网金融，包括地方金融监管职责，这些跨行业，跨部门的一些重大的问题都会在协调机制上进行讨论。

　　秦晓：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我在此代表会议的主办方，也愿意代表广大的参会者，对六位嘉宾做出的贡献，给我们精彩的演讲表示感谢！

　　主持人：感谢秦晓先生及各位发言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全体大会六即将开始，

　　王雍君：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代表，上午好，我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王雍君教授，今天上午下半场会议由我来主持。首先让我荣幸跟各位介绍出席今天上午下半场演讲的几位嘉宾，项怀诚，原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部长。许善达，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博源基金会顾问委员。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马骏，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让我们对他们的到来再次表示热烈的欢迎！

　　各位代表，我们下半场会议的主题是财税体制改革再出发，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引发各家的热议，其中关于财税体制改革是第五部分，直接论述的篇幅将近1000字，如果加上间接论述，财税体制改革的份量超过了1000字，份量非常重。

　　94分税制改革”即将走过20年，不断发展的市场对制度规则、中央地方关系等提出新的审视和思考。其中，积累了设计者初衷之外的负面影响日趋显现，如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地方财政土地依赖、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复杂低效、企业和消费者税负沉重等。在保持基本框架稳定的基础上发展完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拯待再出发。推进根本性的系统改革，以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与实行科学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方能消除财税体系对市场运行的制约以及适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央地关系。如何廓清税收体系，如何建立转移支付的合理框架，如何厘清央地财权与事权、廓清税收体系、建立转移支付框架，如何通过财税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抑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过度发展，推动绿色经济的成长，财税领域顶层设计的诸多问题亟待有识之士共同探讨，深入辨析。

　　下面我们开始我们嘉宾之间的高端演讲和对话，首先我们欢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先生为我们做高端的演讲。

　　项怀诚：谢谢王院长，借这个机会我祝贺《财经》杂志创刊15周年，也祝贺我们这一届年会垄断召开，王院长刚才提到了财税改革二十年的历程，也讲了我们现行财政制度中的不足之处，因为几位嘉宾都有非常宝贵的意见，我尽可能简单的讲两个看法。

　　刚才王院长说再出发，在贵宾室也看到了再出发的专著，三中全会相当于我们整个体制改革的再出发。我严格来讲没有多少资格就再出发发表意见，在座有几位同志，我知道有一些机构研究再出发，财政体制改革的几个专题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我看到的材料，比如国际交流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就财政问题做了非常广泛、深刻的研究，我不知道他们研究报告发表了没有，我看到他们研究报告至少有三个，一个是总的，构建预算制衡体制，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第二个，中国广义宏观税负问题研究。第三个，政府间职责，财权划分和财力分配的国际经验，以及我们国家改革的设想。他们有一个课题组，里面讲到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第一个实际上是我们三中全会文件里讲到财税的第一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文言里第17、18、19条里讲到，今后财政改革三个方面的第一部分。这里讲到关于宏观税负研究做的一些分析比较，得出的结论，中国宏观税负和发展中国家、相应的发达国家比较不高，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具体数据是31%左右。这又和三中全会文件里讲到的，总体框架不变，总体的稳定，他们的研究我相信也是给三中全会提供了一些参考。其他的报告还有很多，他们都在不同的场合研究过。比如他们在博源基金会做过讲话，比如在金融四十人论坛上就有讲话，马骏就是金融四十人论坛上的讲话，培勇在很多方面都发表个意见，当然还有现在财政部长娄部长，他专门写了一本书，中国政府间手指再平衡的探讨，等等，在再出发以前已经有人做了很多的准备，现在我们要更多听听他们的意见。我第一个讲一点对二十年前，也就是1994年开始展开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些看法。

　　刚才王院长讲到，这一次三中全会整个和财政有关的部分是17、18、19条大体上有200多字，加上别的地方讲到财税体制改革大概有1000多字。二十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这里讲到财政问题是多少呢？我们十四届三中全会一共写了60条十个部分，财政只写了一条，500字左右，这一次三中全会再出发的时候份量就比那个多。十四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二十年，我们怎么看二十年前的体制改革？三中全会里当然已经进到了，比如习近平同志在三中全会会议说明里讲，现行财税体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基础上逐步完善形成的，对于实现政府财力增强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商业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说是充分肯定的。这一次三中全会的决定里还说，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的总体稳定，这个中央的决定也是肯定的，总体现在大地上稳定在这个水平。

　　十四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二十年了，在中国一个财税体制能够稳定二十年，历史上没有过。回顾中国财政改革的历史，中国才财政体制始终处在相对不稳定的状态，经常变，变到最后中央和地方互不信任，一个稳定的财政体系，稳定的分配关系，规范化、制度化，合理的财政体制，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中国这二十年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的稳定发展，和财政体制稳定是有关的。

　　第二个判断，这二十年来到底财政体制改革，有人说后来停滞不前了，我的看法是始终在不断的深化，不断的改革，不断的跟进，不断的发展，不能说中国财政体制改革1994年搞了以后，后来这20年都停滞了。每一届政府，每一任部长，每一个财政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我们的干部，在中国财政体制发展过程中，这二十年中不断的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