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总经理梅德文。（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4预测与战略”于11月18日-20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总经理梅德文[微博]。

　　以下为梅德文发言部分实录：

　　梅德文：感谢《财经》杂志邀请北京环境交易所参与这么一个重要的活动。今天的主题是新能源与可持续发展。我想从环境交易、碳交易以及碳市场的角度来谈谈新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刚才夏光主任讲的非常好，今天环境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但是中国人均GDP只是6000多美元，在世界范围还算不上发达国家。经济学有个所谓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发展中国家在增长、结构和通胀这三个政策目标之间只能选择两个。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把增长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也非常重视通货膨胀的问题，最后只能牺牲结构，这就是著名的经济新三角，怎么做到既保增长，又控制通货膨胀呢？中国的选择就是人为压低要素市场的价格，特别是环境要素和能源要素，能源、环境以及各类资源如水、电、煤、气等等，大部分价格受到管制，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做到保增长和防通胀，这就是我们经济结构内外失衡的一个根源。

　　那么，发达国家是怎么解决环境问题的呢？一般来讲，它是所谓的“小财政和大金融”组合，更多的通过市场机制和金融手段来解决环境治理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京环境交易所08年成立，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一直在研究中国的碳交易方案设计，近期北京将要正式开展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北京发改委已经在网上公布《关于做好本市配额账户注册登记和碳排放权交易开户工作的通知》。将来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要受到碳排放权交易的约束机制了，超额排放企业须在北京环境交易所购买碳排放权(通常叫碳指标或碳信用)。同时排放企业也可通过技术创新，通过商业模式创新，通过管理创新，通过各种手段把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到交易所卖富裕的碳排放权配额。

　　因此碳交易市场本质上是一种金融手段，是一种金融工具，是一种金融市场，它能够为金风科技、汉能控股这样的企业提供一种新的融资手段，融资工具，融资平台，比如可以贷款，可以发债，可以上市。有了碳市场之后，可以把富裕的碳排放权在交易所转让从而获得新的融资来源。本质上碳市场可以激励新能源产业发展，提高化石能源产业的成本，就是它应该支付的环境成本和能源成本，这就是碳市场的金融功能。

　　根据国际碳市场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自2005年以来CDM的发展，碳交易市场是非常好的一种激励手段，能够极大的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也能够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增长，为我们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资本红利，特别是它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倒逼中国的能源价格改革和金融改革。产权改革是中国最重要的改革，80年代中国的农村改革，就是分田到户进行土地确权，从而为中国35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制度红利。35年过去了， 中国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2011年GDP占世界近10%，但是我们的碳排放占全世界的25%，而我们能耗占全世界的20%，数字触目惊心。因此，我们非常需要新的能源价格改革，能源产权改革，还有需要新的能源环境金融改革。而这三大改革都需要新的思路，碳市场能够极大的促进中国的能源价格改革和中国能源产权改革，以及中国的能源金融改革，这就是我想说的，谢谢大家！

　　梅德文：刚才夏总讲了非常多关于“雾霾”的科学分析，北京环境交易所更多是通过制度设计，通过市场机制，通过金融手段探讨治理像“雾霾”这样的环境问题。我们可以打一个比喻，改革开放前中国很多地方都吃不饱饭，后来农村改革分田到户之后，土地还那么多，农民也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很多农民都不种地了，而是去城里打工了，但是却吃饱饭了，穿的好了。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分田到户这样一个简单的制度变革、制度创新、制度设计，把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权分配给了农民，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制度设计，把困扰中国几十年的10亿人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为什么有这么大变化呢？就是解决了激励的问题，让市场起作用，这属于“科斯定理”，只要把产权清晰的界定清楚给一个主体，就能够比较好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怎么治理“雾霾”呢？除了技术创新，技术手段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制度创新，金融创新，就像分田到户一样，应该把环境产权科学的、公平的、公正的、公开的分配给每一个主体。具体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环境产权，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坐劳斯莱斯，而我们坐地铁，那么坐劳斯莱斯的就应该给坐地铁的环境补偿。中国目前解决环境问题第一步应该是把环境产权分配给每一个主体进行确权。第二步需要降低交易成本，第三步还需要有一系列手段来监督环境产权是否得到落实。碳交易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创新。实际上中国的环境问题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果，而我们特别又是13亿人口，因此污染就会无限的放大。刚才夏光主任讲日本，实际上日本的人口密度远远超过中国，当年日本也发生过类似于北京雾霾这样的污染事件，他们就是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第一、政府十年必须要把环境产权分配给排放主体，政府必须要立法，这是政府干的事，伦敦1952年污染事件之后，伦敦在1954年就立法，1954年全英国立法。第二、必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要通过像碳市场、碳交易、碳金融这样的手段。第三、还有一个社会失灵的问题，必须有一大批环保组织机构像NGO组织他们能够行使公众的环境权益的代理机制的代理机构。所以，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第一步通过立法解决政府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第二步通过市场机制，通过金融手段发挥激励机制，解决资金问题。第三步必须培养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NGO组织，像《财经》这样的独立媒体来解决环境监督问题。

　　梅德文：国际碳市场，比如欧盟EU-ETS从2005年开始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国际上有一整套的制度设计，从总量设置，到配额分配，到减排核查，到市场交易，以及严格的惩罚手段，这是一整套的系统工程，它很成熟了。尽管目前也有很多观点在置疑欧盟碳市场，认为欧洲EU-ETS遇到很大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欧盟碳市场为欧盟这样的一个减排还是作出了重大贡献，包括对于欧盟的新能源产业发展，特别是风电产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还有能源改革。对于中国碳市场，深圳已经从6月18号开始交易了，碳价从6月18号交易当天28块钱一吨的价格涨到100块钱，现在很多投资者都认为碳市场是一个新的投资机会。北京发改委已经在网站上公布了要近期开展北京的碳交易，广东，上海，也宣布了年底要开展碳排放交易。中国如何打造一个有效的碳市场，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发展，一方面要减排，这是一个两难的矛盾。因为对于中国，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在人均GDP只有6000美元的时候去做一个成功的，以控制减排为主要目的的碳交易市场，这对中国是“惊险一跳”。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呢？第一要确保一个科学的总量设置，什么时候做绝对的总量减排，减多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国际上有一个著名的经验，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人均GDP达到4万—5万美元时碳排放才能达到峰值，而我们现在只有6000美元，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是科学的总量设置难题。第二、公平的配额分配，保持适度的稀缺性，如果配额分多了，可能就出现欧盟碳市场现在这样的价格困境，从30欧元一下跌到不到一欧元，所以，配额分配是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有流动性的交易体系，必须是一个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金融平台。如果这个市场没有金融化，它很难有效。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碳市场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科学的总量设置，公平的配额分配，以及有流动性的交易体系，这三者建立起来才能打造中国有效性的、稳定性的和流动性的碳市场，如果建立起来，这样对中国的能源价格改革，能源产权改革，金融改革还有环境治理提供一项全新的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