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中外管理》杂志社主办的“第22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于2013年11月2日在北京召开。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微博]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辜胜阻表示，城镇化是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机遇，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防范误区。城镇化不是越快越好。城镇化也不是越大越好，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面临严重的城市病。城镇化也不是造城运动，有一个县财政收入只有4亿，提出来要打造东方的迪拜。城镇化不等于房地产化，城镇化会为房地产带来商机，但是如果我们的城镇化完全建立在房地产支撑基础上，就可能会导致空城、鬼城。

　　以下是演讲实录：

　　辜胜阻：民间资本在城镇化新政下商机无限

　　辜胜阻(民建中央副主席)：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我演讲的题目是新政上的发展新引擎——民间资本在城镇化新政下商机无限。

　　首先，我对当前中央政府的新政做一个解读

　　现在关于李克强经济学社会上有多种不同的解读，我认为如果有李克强经济学，它应该有三大要义：一是新方向，以转型打造经济升级版；二是新引擎，用好新型城镇化等新“四化”内需“最大潜力”和创新驱动战略；三是新动力，用改革释放“最大发展红利”。李克强经济学应该包括新方向、新引擎和新动力三方面内容。李克强总理有三个最具有他个人特色的政见，城镇化是内需“最大潜力”，改革是发展“最大红利”，服务业是就业“最大容纳器”。与李克强经济学的理念相适应，我们还要讨论李克强新政，这个新政也是这次会议所讨论的主题。

　　李克强总理的经济发展新政是“既利当前，更惠长远”，我认为可以从六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在城镇化方面，要推动棚户区改造、铁路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全覆盖，治理城市污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二是在服务业方面，要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让服务业成为“最大就业容纳器”。对此，国务院已出台或正在制定信息消费、养老服务、健康服务、环保服务、文化创意等政策文件。三是加快金融和财税方面改革，为小微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金融改革方面，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放开市场准入，让民间资本建立金融机构，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财税改革方面，特别是要推进结构性减税为小微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四是市场准入改革。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能源开发、公用事业、服务业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五是推进新一轮的开放政策。未来5年，中国进口将达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超过4亿人次，充满潜力与机遇。六是行政体制和政府职能改革。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削减审批事项。

　　在城镇化方面，要改变两个二元结构：一个是人的二元结构，据此，我们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还有一个是居住二元结构，主要是通过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改变人的二元结构就是让转移人口市民化。过去是农民-市民的二元结构，现在农民进入城市变成农民工，仍然是一种没有市民化的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非常重要的是改变这样一种人的“半城镇化”现状。在住的方面改变二元结构，主要是通过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让部分低收入人群住有所居。当前新政府将开展第二轮棚户区改造，再解决1000万贫困人口的住房困难，两轮改造将惠及1亿人口。

　　考察世界上各国的城镇化会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实际上是贫困的平移，即贫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内部。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是城镇化过程中住的二元结构，我们没有贫民窟，但是我们有棚户区。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之前，到包头棚户区考察，这个棚户区900多人才有一个厕所，在小巷里面两人过路要侧身过，三代同堂只有十几平米的住房。我们最近到枣庄对棚户区改造进行了调研。枣庄的棚改将使30万人住上新房，解决了“住得进”和“住得起”的问题。棚户区改造，不仅是枣庄城镇化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民生工程，同时创造了近10万个就业岗位，使城镇化率达到了50%。这是枣庄历史上棚户区的照片。去年一场暴雨瘫痪了北京，暴露了大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方面的重大问题。北京在推进市政建设方面将要花3000多亿，但这3000多亿不是完全靠政府投资，计划中40%是引进社会投资。

　　在发展服务业方面，新政府推出了发展健康服务、养老服务等一系列新政。在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方面，我们没有大规模的类似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但是我们有“微刺激”，所谓“微刺激”就是暂免征收小微企业的增值税和营业税，这一政策将惠及600万户小微企业、年减税近300亿元。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新政尝试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简政放权的效果也非常显著，起到了稳增长的作用。例如，民营个体企业数量增长37%，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信号，表明社会投资和创业的热情被这样的改革所释放。

　　大家都在关注改革，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过去30年不同时期的改革。如果说第一个十年是农村农业的改革所创造的制度红利，那么第二个十年是国企改革的“黄金十年”推动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个十年改革主要是加入WTO以后“开放倒逼改革”的十年。未来十年需要怎样的改革？我认为，重点应该是金融改革、土地改革、户籍改革等要素市场的改革，以及城镇化的改革。

　　第二，如何深化城镇化的配套改革，用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新引擎？

　　城镇化应该是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完全的城镇化要使进城人口实现三维转换：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职业转换、从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移以及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基本上是三维转换一步到位，而我国大量进城人口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通过非农化成为农民工，但还没有市民化，这是典型的半城镇化。农民工生活工作在城市，但是根在农村。农民工“半城镇化”背后的代价是大量的“三留人口”及农村空心化问题。目前我国有几千万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这幅图片是总书记在春节期间看望农民工的图片，他见到了一家整家式迁移人家。城镇化如何进行配套改革？决不是像现在有人讲，城镇化只需要解决“钱从哪儿来，人往哪儿去”的问题。城镇化有五大要素：人、业、钱、地、房。新型城镇化要围绕这五大要素深化改革。人如何市民化和人往哪儿去，这是解决城镇化进程中“人”的问题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市民化=稳定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安居及生活方式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求城镇发展要有多元的产业基础来保障进城人口有稳定的就业，通过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扶持农民工创业就业、帮助农民工安居和享受基本的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障，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沉淀型”进城人口定居不同的城市。市民化改革要坚持渐进原则，如果以户改和土改一夜之间改变二亿多农民工的户籍，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将导致灾难性后果。户籍制度改革要采取“因城而异，因群而异”的分类指导原则，优先将拥有稳定劳动关系并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沉淀型”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城镇化过程中解决“人往哪儿去”问题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市群，发挥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辐射作用，以大带小，把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纳入块状的城市圈内；另一方面要依托县城发展中小城市，提升其人口聚集功能，在有条件的地方将农村社区建成城镇化的末端，鼓励更多的人就地城镇化。业就是城镇化要有产业支撑、市民化要有稳定就业。产业支撑和转移人口稳定就业是城镇化的重要基础。要强化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促进产城融合，通过推动产业发展来提高城镇吸纳就业能力。钱是城镇化的重要保障。钱从哪儿来，这个问题涉及到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解决城镇化“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要建立多元化的改革成本分担机制和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过去三十年城市面积扩大了9.2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加了2.58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增加了1.78%。土地集约使用和土地改革中使农民利益最大化是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保障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权利，要让他们能够不放弃所有权，用好抵押权，能够用土地换股权，实现使用权的有序流转。解决住房问题则要建立覆盖不同收入群体的多元化城镇住房供给体系，使进城人口实现安居梦想。厉以宁教授说我们城镇化不能有两个“老鼠洞”，一个“老鼠洞”是农民在村里的老房子，因为进城打工而闲置成了“老鼠洞”。另一个“老鼠洞”是农民进城打工以后住在地下室或条件较差的出租房，也是老鼠出没的地方。

　　城镇化是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机遇，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防范误区。城镇化不是越快越好。我们看德国城镇化率也只有74%，城镇化率不是越来越高。上世纪90年代我在法兰克福的时候，法兰克福是90万人，现在仅70万人，大量人口居住在郊区。城镇化也不是越大越好，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面临严重的城市病。城镇化也不是造城运动，有一个县财政收入只有4亿，提出来要打造东方的迪拜。城镇化不等于房地产化，城镇化会为房地产带来商机，但是如果我们的城镇化完全建立在房地产支撑基础上，就可能会导致空城、鬼城。现在社会上热议的底特律破产，就是因为底特律有高负债180亿，以及产业空心化问题。昨天有专家讲城市负债的问题，我认为要用制度设计来防止。城镇化过程中要防范五大误区：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大量农民“被上楼”，陷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特大城市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陷阱。

　　第三，民间资本在城镇化新政中有何机遇？

　　当前，对于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存在几个方面的争议，一是城镇化的推动力应该是市场还是政府，二是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还是地的城镇化，三是城镇化的资金来源应该是扩大民间投资还是大搞公共投资，四是城镇化改革是优先户籍制度还是公共服务制度。有一些地方政府希望依然把地的城镇化作为主要内容，希望像当年“四万亿”一样，通过政府主导加快城镇化进程。我认为新型城镇化应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在城镇化问题上，政府也不能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应该有所作为。像刚才讲到北京大城市对霾的治理，靠市场是治理不了的，必须靠政府来治理。但政府在城镇化问题上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应该是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相配合。

　　民间资本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该大有所为。新型城镇化将会带动巨大的投资需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智慧城市建设、城市产业发展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何避免部分领域的无效投资和产能过剩加剧，是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近年来，民间投资的发展速度要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发展速度快很多，而且民间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已经超过60%。相对于政府投资而言，民间投资更为理性，其追逐利润的天性与市场有天然的联系，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将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

　　民间资本在城镇化中的机遇，主要有八个方面。

　　一是服务业大发展。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城镇化会带来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推动居民服务需求升级和规模的扩大，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从产业发展来看，目前我国制造业面临严重产能过剩和高成本压力，对制造业的投资下行过快，服务业增长势头良好。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对资源环境要素的要求更低，对就业拉动的贡献更大。并且工业要大发展，也必须建立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的基础上，利用生产性服务业保持工业生产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生产效率提高。

　　二是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的发展将带来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期，城市的发展和城镇人口的增加对道路、交通、环卫等基础设施的需求快速增长。有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资金来源以地方政府筹款为主，民间资本的参与程度不及10%。要完善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合作机制，建立和创新政府带动民间投资的新机制。对现有基础设施、扩建和改造的基础设施以及新建基础设施实行不同的公私合营模式，最大化地运用各类资本提升效率。北京计划引进社会资本1300亿元参与市政建设，占总投资近40%；湖北自2000年以来开放多种渠道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治理水土流失，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三是公共服务发展。刚才讲到人的城镇化，相比较户籍制度改革，政府更重要的是加快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公共服务过去主要是政府做，李克强新政中提出来，政府可以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制创新。东莞80%人口是外来人口，光靠政府提供教育是不够的，大量民工子女在民办学校上学，政府通过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给予补贴，从而提高义务教育服务的供给。上海政府向养老机构购买服务，为符合条件的老人提供全额服务或优惠。西安政府向商业机构购买“大病保险”，减少居民“因病致贫”的现象。这些地区的经验都值得学习和借鉴。

　　四是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农民从农村走向城镇要“住有所居”，而民间资本是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重要资金来源。民间资本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参与城镇化过程中保障房、商品房、租房市场的建设，参与城市商业地产的开发，为进入城镇的转移人口和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

　　五是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是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的深入融合，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发展前景广阔。民间资本要先行探索，抓住机遇。要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吸引民间资本投资，解决智慧城市建设中新兴产业的融资难题并提高投资效率。

　　六是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推动城市产业升级。民营科技型企业多为技术密集型企业，是以科技人员为主体，技术创新为特征，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等活动，培养了一批科技型企业家，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突出贡献。民间资本以民营科技企业为载体投资实业，有利于我国城市产业机构升级和经济转型。

　　七是转移人口创业。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要有稳定的就业和公平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许多农民工通过在外打工实践，增长了见识，学会了本领，掌握了技术，拥有了资本，获得了信息，还接受了现代城市中创业观念的熏陶，具有饱满的创业激情，纷纷返乡创业，成为“农海归”。但是转移人口创业仍然面临融资困难和能力不足等问题。民间资本可以通过设立草根金融机构解决转移创业的融资问题，可以通过提供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等相关服务提升转移人口创业能力，还可以为转移人口创业提供法律、税收、咨询等相关服务。

　　八是农业现代化发展。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是城乡统筹的关键。城镇化有利于实现“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通过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农业现代化需要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以及农业科技创新，需要企业下乡、土地集约经营、发展农业科技、农业设备更新、发展农产品加工贸易、提高农民素质和推动特色产业发展，这也是民间资本可以施展的广阔天地。

　　第四，如何深化金融改革，发展草根金融扶持草根创业，使城镇化转移人口以创业带动就业

　　金融要支持新型城镇化需要通过改革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我国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与高度分散的企业体系之间不相适应，企业体系高度分散，且呈金字塔型，中小微企业占全国企业的99%以上，而金融体系却高度集中，国有大中型银行占据大部分信贷资源，95%是国有或者是国有控股，只有约5%是类似民生银行、浙江泰隆银行等的民营银行。我们要构建与企业体系门当户对的金融体系，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草根金融建设，补齐金融体系当中最大的“短板”。

　　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具体来说，

　　一要构建多层次、“金字塔”式的资本市场体系。要在完善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新三板”进一步扩容。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转板机制建设，增强市场弹性和流动性，为前期股权投资的退出提供便利通道。

　　二要构建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VC)、私募基金(PE)为主体的多层次股权投资体系。当前要充分利用我国VC/PE行业进入调整期的契机，建立覆盖整个企业生命周期发展需要的完整的股权投资链，改变VC的PE化和PE“投机化”的局面，推动投资链条前移。

　　三要构建多层次信贷体系，为不同规模企业提供多层次信贷支持。要积极探讨构建国家和省级层面有数十家大型金融机构、地市级层面有数百家中型金融机构、区县级层面有数千家中小型金融机构、村镇与社区层面有数万家微型金融机构形成的多层次商业融资体系。当前特别要加快发展城市社区中小银行。

　　四要构建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特别要加强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担保。加快建设包括政策性信用担保体系、商业性信用担保体系和互助型担保体系“三位一体”的信用担保体系。

　　政府支持转移人口创业带动就业，发展小微企业，非常重要的是要发展草根金融，来支持草根创业和草根经济。改革开放初期，数以千万计的城镇知识青年返城，政府放宽政策允许非公经济的发展，一大批人通过自谋职业掀起了第一次创业浪潮。第二次创业浪潮则是以体制内的精英人群“下海”创业为特征的精英创业。加入WTO以后，大量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形成了第三次创业浪潮——“海归”创业。当前，第四次创业浪潮正在形成。李克强总理在最近的电视电话会议上讲，由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审批制度的改革，政府简政并让权于社会，今年以来社会投资和创业热情迸发，民营个体企业增长速度超过30%。我最近到湖北调研，黄冈有两千多农民工回乡创业，吸纳8万多人就业，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农海归”，农民工从沿海地区返回家乡创业。

　　发展草根金融支持草根创业、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我有三点建议。

　　一要大力发展类似浙江台州泰隆银行的城市民营社区银行。泰隆银行是中国社区银行的典型。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发展中，泰隆已拥有10万户贷款客户，户均贷款50万元。泰隆银行利用建立在中国人情社会背景下的信用文化，优化信用保障体制，严格控制贷款风险，去年年底贷款不良率仅为0.52%。美国有七千到八千家社区银行，社区银行已经成为其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小微企业和社区经济的发展作用巨大。

　　二要规范发展类似互联网金融类的新金融。互联网金融起步晚但发展快，一些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都先后涉足金融领域开展互联网金融。以阿里金融为例，借助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资源，阿里的金融“军团”里已经囊括了阿里小贷、担保公司、保险公司以及余额宝等多种金融业态。截至2013年二季度末，阿里金融累计借贷的小微企业数超过32万户，95%的客户没有受到银行的金融服务，累计投放贷款超过1000亿元。单笔信贷操作成本为2.3元，银行一般约2000元；审批时间一般仅需几天，银行需要半个月甚至更长。在阿里金融现有300多名员工里，有超过100人是IT人员，还有接近100人是数据分析师，剩下才是传统银行里有的客户经理、财务等岗位。阿里金融的坏账率仅为0.9%，远低于很多传统银行。“数据是第一生产力”，成本优势和依托数据的风险评估模式让互联网金融这一“草根金融”的发展势不可挡。

　　三要大力发展直接的股权投资，引导支持有利于创业创新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等股权投资的发展，完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股权投资链，促使金融资源向创新企业集聚。

　　最后，谈谈我今天演讲的总结。第一，新型城镇化及工业化、信息化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最大引擎；第二，新型城镇化带动人流、物流、钱流、信息流，为产业发展带来无限商机；第三，新型城镇化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第四，新型城镇化需要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双轮驱动，要大力发展草根金融来支持草根创业和草根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