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3年第三季度)”于9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上图为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3年第三季度)”于9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上图为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燕生：非常感谢，感谢人大团队做了一项非常好的研究。听了以后一直陶醉在整个关于主题的分析中间，因此我觉得也很难形成一些说我要点评什么，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一下我们国家工业化也好、结构调整也好，它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因为我们报告就讲到，说我们的工业化，我们的产业结构，实际上是发生在工业化的中期。昨天晚上，我们现在在研究一些地方的，比如佛山，佛山去年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5万美金，高于全国六千多美金，佛山的工业化它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呢？在中国工业和制造业最发达的地方，他们是不是已经进入到要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过渡这个阶段。

　　如果这些地方到了从工业到服务经济过渡的时期，那么这个时候三次产业结构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也就是我们明显能够看到，我们的产业结构转型的故事已经不同了。比如佛山现在面临着很严峻的企业迫切需要技术，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企业迫切需要人才，而目前作为制造业来讲，迫切需要的人才实际上是初级技工，中级技工，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谁来培养？因此当我们说大学生就业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忽视，招工难，企业需要订单，需要融资，需要规范等等。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看去年的数据就能看到，去年GDP降到7.7，去年城镇新增就业是1266万人，是过去十年就业增加最多的。今年上半年GDP降到7.6，今年上半年城镇就业新增720，这是过去十年最多的。为什么GDP增速下来，而就业却大幅度改善，为什么？企业招工难，企业留不住工人，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发现GDP下来了，但是结构优化了，服务业上去了，结构改善造成我们去年和今年的就业明显改善。我们再看看去年服务业总价值和今年服务业增加值比例，都是明显改善的。我们看看R&D占GDP的支出和比重，宏观研发强度也是明显改善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想法，去年开始中国的产业结构确确实实到了一个转型的阶段，服务业增加值上去了，研发强度上去了，就业上去了，上去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导致的呢？其实是经济内在规律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怎么看我们的产业结构阶段和工业化阶段呢，是不是中国已经到了一个从国家到地方，到企业，到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脱胎换骨的转型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这个转型是什么呢？从产业来讲，我们的产业结构是不是已经到了要告别前三十五年的低成本、低价格、低增值的阶段呢？也就是是不是到了一个高成本、高价格、高增值的产业转型阶段呢？如果到了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我们人民大学究竟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大学还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我们每一个人，大学生、研究生、毕业生都面临一个选择，我们是想继续做泡沫的学生，从二年级、三年级就开始到处找工作打工，还是做有真才实学的学生。我们发现每一个地方，包括国家的每一个部门，都面临这样的转型之痛，怎么样才能推动脱胎换骨的转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中国到了一个从产业来讲，新产业和旧产业，新经济和旧经济，新模式和旧模式，需要一个脱胎换骨转换的时期。刚才冯校长讲的非常好，怎么转换，信息化，电商，无线互联网，新能源，所有的东西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讲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所有的变化实际上在中国都开始出现了新模式和旧模式转换阶段。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在报告分析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拿出证据来，拿出事实来，拿出我们的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理论来。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怎么看结构，结构问题实际上报告讲了很多很精彩的东西，比如说内生驱动，比如说产业移动的决定因素，比如说外需拉动，比如说产能过剩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报告在结构中间讨论最多的问题，我觉得每一个问题都值得重新的反思，重新的审视，重新的讨论，什么叫内生增长因素？内生增长因素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2000年以后出现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在八、九十年代财权事权资源配置权在下沉？而后来却出现了明显的垄断、寻租和权力上移，像这些问题我觉得都需要做很深入的制度分析和它的背后潜在因素分析，我们才能够真正看到这些问题的真实场景。

　　从过剩角度来讲我觉得起码有三个过剩：第一个产能过剩，也就是报告所讲的，在外需拉动的情况下，也就是外向型经济拉动的外贸领域的产能过剩，这是第一个领域；第二个产能过剩也就是报告所讲的重化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第三个产能过剩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那么这三个过剩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外贸领域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要告别外向型模式，要转向国际化，扩大内需和开放型经济模式。那么我马上想到一个问题，外向型模式决定产业移动的因素是区位，这个区位主要是在沿海，那下一步呢？扩大内需条件下的产业转移的因素这个区位还是沿海吗？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一些重新的讨论。

　　第二个问题我们讲重化工业的产能过剩，我就想知道为什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引起了重化工业的产能过剩？在2003年的时候，当时发改委的领导拿着宏观统计数据看了发愣，为什么发愣呢？因为从2003年开始你就能看到钢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翻番，水泥的增速翻番，电解铝的增速翻番，为什么？2003年出现的这个变化究竟是和哪个因素有关，是和WTO有关还是跟美国的泡沫有关，还是跟中国的消费结构从吃穿转向住行这样的消费升级有关，还是跟我们的政府的政策和业绩观有关呢。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从时间序列来研究，也就是我们的钢铁，我们的水泥，为什么宏观调控屡调都很难见效，为什么？为什么2003年调控力度就明显加大，2003年又是个什么年份呢？所有的问题我觉得都需要我们非常深的讨论，我们才能够找到解决产能过剩的钥匙，也包括刚才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智力型新兴产业跟四万亿有关系，那么四万亿怎么就搞出了十几万亿呢，我们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四万亿是顺周期还是逆周期，怎么看待这几十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到09年一季度就过去了，我们是不是浪费了这场危机，等等，这些都需要背后因素的分析。

　　第三个问题，我们下一步的前景究竟是什么？也就是我们明显看到中国的需求结构正在进入到发展的新时期，第一中国人有钱了，我们中等收入的人群出现了明显的倍增。有一个计算说中国下一步中等收入人群将增加到6.3亿人，一旦中国人跟过去温饱都没解决的中国人现在到了中国人有钱的时候，他出现新的需求结构就是中国人要买好东西了，要买好的商品，要买好的服务，要买好的创意，要为企业创新创意创造买单。我们突然会发现，中国实际上到了新需求结构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包括城市群，下一步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很可能会出现世界级的这种城市群和领袖城市，它能够吸引全球化的人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马上就会提出来一个问题，新需求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谁提供供给，有没有可能一个新需求结构带来的供给的黄金发展期，最后供给是由跨国公司满足的，而并不是中国企业得到的。马上我们提的问题是，新需求结构诱导的新供给结构如何能够转型，马上我们就会发现十八大讲的有一个主题词叫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个基础，怎么才能够把握创造新供给结构，马上我们就会发现一系列的供给端的供给管理政策和体制的变革，已经是迫在眉睫，包括结构性减税。贾康如果在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政府的收入在下降，而支出是刚性的，如何叫企业轻装上阵转型，政府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如果不做能够节约多少财政资源，而这些财政资源可以解决我们的农民工市民化的保障，可以解决企业结构性的减税，也包括让市场机制起作用，减少政府的管制和干预，也包括在产学研方面能够有一些制度方面的突破，也包括金融为食品经济服务转型取得更大的突破，也包括低碳发展和绿色转型。

　　那么我们要想打造新供给结构我们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包括市场创新，包括管理和组织创新。报告很好的分析了我们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在创新这方面是非常薄弱的，我们前三十多年竞争战略主要靠低价格，我们没有人为企业创新创意买单，但是我们说现在这个时期变了，前三十五年华为是非典型的模式，未来的三十五年华为应当成为典型模式，因为老百姓的消费升级会为出现创新性的企业华为买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马上会发现，我们的技术来源从哪来，我们如何把创新这个比较劣势的领域转化成新的竞争优势。突然会发现，我们整个创新的模式都会发生一些根本性的改观，也包括像“两弹一星”的国家队，大飞机和高铁的大企业队，和像华为，像联想，像美的这种成长起来的小企业队，，哪一些对我们是最重要的，如何解决创新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下一步必须要解决的，因此我们突然发现，前三十五年的模式很难支撑我们未来三十五年的发展，因此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体制机制变革，战略的变革，产业结构的变革，实际上是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时间序列，我们要非常小的区分90年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和2000年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和2012年以后产业结构的变化，因此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时期我们的阶段变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但这项研究还是开放性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后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讨论，去研究，去真正认识到我们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工业化的变化，它背后驱动的因素。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