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9月12日消息，今天是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暨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第二日，以下为“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分论坛实录。

　　主持人陈祝全：各位下午好，谢谢大家参加这次会议，我们谈的是构建创新的生态系统，我叫陈祝全，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达沃斯开会的继续，我们谈到创新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主要的驱动器驱动经济和未来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包容性的可持续的和充满弹性的这样一种增长。

　　我们都知道我们目前不断的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要不断的推动创造各方面的条件来推动这方面的这种类型的创新，有利于社会和经济前行的创新。所以，我们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是最好的方式，通过这样最好的方式更加高效的培养培育创新的商业化，包括一些新的发现，新的真知灼见，我们如何来正确的平衡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如何支持新的跨行业跨学科的研究，和全球的合作伙伴，我们需要不需要重新思索一下政府和行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对创造这样一种环境的作用，我们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它这些方面的问题，要探讨一些想法，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真知灼见，我们如何推进一些新的模型，正确积极的帮助我们设计一些带有创新意义的突破型意义的创新，有四位专家帮我们很好的思考这些问题。

　　第一位Marina Gorbis，是美国未来学院执行董事。还有Avi Hasson，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学家，创新和工业研究发展管理委员会的秘书长。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联邦主管教育研究创新事务的秘书。最后一位是Helga Nowotny，欧洲研究会会长，是比利时的。开始的时候请我的同事们谈一谈这些具体的问题，讨论一些主要的题目。最后希望大家能够提出你们的评论和问题。

　　Marina Gorbis，你们的研究所是未来学院，我们要想整个未来，帮助各个组织带来更好的未来，你们认为主要的趋势是什么？我们的创新模型未来的趋势有哪些呢？

　　Marina Gorbis：非常令人兴奋的一点我们正在跟踪的这些事情，其中一点是科学超越传统机构的这样一种边界，包括大学，一些思想的实验室，还有技术很多其他方面的领域，很多人都参与科学的，比如谁是正而八经的科学家，还有一些是业余的科学家，这方面他们的界限慢慢模糊了，他们相互在一起工作，驱动他们有几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科学研究所的工具，这个工具越来越小，大家越来越可以获得，而且更加便宜，甚至你的手机都可以成为一个研究工具，有很多很多的附件可以应用，可以来衡量，都在手机上做一些传感测量，一些形象，所有的方面都可以做，大家越来越多的分享一些数据，收集数据，对一些数据进行分析，有时候他们自己，有时候有科学家参与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行动，各个国家的人他们收集了很多数据，这些数据关于他们自己，关于他们的健康，关于他们的行为，把所有数据加在一起做了很多数据的分析，这并不是传统的科学，所以，这些工具本身价格越来越低廉。

　　另外一个因素，科学的资金来源也成为在传统的机构，包括一些捐款机构和资金机构，不光是本身的一些机构，还有五到十个新的各种不同的科学的，包括一些融资平台，还有佐治亚工学院，他们都为他们的科学家和其他的科学家提供资金。所以，提供资金的环境也在出现变化。还有各种类型的正在不断出现的新的社区，有一个研究所他们作为生物研究，这是一个社区的研究室、实验室，科学家，他们把自己的项目带来，科学家和非科学家进行合作，横跨各个不同的领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有的父母把他们的孩子带到这样的实验室，大家一起工作，这样新的社区，大家一起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

　　最后一部分，我们开放的研究，公共的科学图书馆，公共的数据等等，其他的资源都可以越来越多，我们看到这一代的，也就是极端学习者他们是非常愿意学习不同的情况，找到这种信息，他们自己找，不见得非要从属于某一个机构，他们可以自己学习很多东西，这并不是说科学组织不断的消失，形成一种新的边界，我们觉得这非常令人兴奋。考虑到这方面，我们所有的人将来都能参加科学的工作，我们想一想这个会不断的放大，放大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创新、发明和创造，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在我看来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方向，把科学打开，有更多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主持人陈祝全：我想把这个问题再讲一下，科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分散化的情况，分权化的情况，创新怎么样？比如有知识产权的管理看来是至关重要的，要创造一个正确的激励因素，当科学越来越分散化，有越来越多人参与进来创造新的发明发现和想法，会发生什么情况对于我们知识产权问题，比如商业化成果的分享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大家非常担心科学教育，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人有科学学位能够毕业，我们再看看数据，原因在哪儿呢？要进入任何科学领域都必须经过一些步骤，有这样一个顺序到你上了大学很多人都半途而废，包括有一些人经过第一年以后就撤出来了，有些新的情况，他们都是开放的，你可以来，尽管你没有这种类型的职业生涯，打开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有很多人都能参与进来进行科学工作，这是一个非常有积极意义的，实际上我们希望有这样大家懂科学的人口，今天早上我们刚刚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有大批的有科学教养的人，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更多的科学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能够接触到，从潜在来说的确能够改变，使更多人能够接触科学，懂得科学，有科学知识。

　　主持人陈祝全：我们转到下一个话题，越来越多今天的政府考虑大量投资的回报，他们投资于特别是科学技术，科学研究。所以，现在大家越来越强调我们的应用研究，所以，大家更加重视了，考虑到社会的情况。有的人监管研究的资金，你们会不会考虑要改变这样一种资金给予方是如何来考虑评估你研究的决定或者给予资金研究的方法和结果呢？

　　Helga Nowotny：我们在这儿谈的是一个生态系统，我们如何界定一个生态系统呢？很清楚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文化，并不是一个一刀切的问题，因此，我想必须有充分的空间，如果可能的话，有很多很多的合力产生，再投资于基础研究，我们在这儿谈的是各种各样的比如欧洲研究委员会，另外还有一些应用的研究或者是我们考虑的一些能产生经济影响的各种发展。我想恳请一下政府应该知道任何的投资在我们的基础研究方面都是要考虑两个特点，我们需要新的知识新的现象，新的各种发现，我们要不断的发现他们形成的基础，让我们进行迅速的，在未来进行创新，我们肯定的可以看到这种类型模式的生成。我们已经看到了，比如计算机的形成，计算机的发展，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这种变化不断的产生。有时候在过去我们要帮助人们通过技术研究帮助我们进行一些基本研究，没有那些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绩了。所以，基础研究，我们的科学有一个长期的视角。研究新的发明需要这种长期的视角才可以，因为它的关键是走进未知，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去找到什么，什么时候能做这些新发现。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的机缘巧合性，机缘巧合是重要的规律之一，换言之大家找到的东西是刚开始你没想到去找到的东西，但是你找到之后会发现这个发现是特别重要的，很多基础科学最重要的发现都是通过机缘巧合而出现的，因为要发现的东西太多了，这也不是一个线性的流程。所以，我们和其他的融资机构就要特别知道这一点，科学和研究的注资，是因为政府对我们关注，政府对科技关注，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引擎，它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福祉，我们会对单独的研究注资，而且我们不会去挑选赢家，不管是能源还是癌症治疗，我们不会挑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因为我们觉得研究者自己明白科学的前沿在什么地方。

　　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框架之下人们是有期待值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服务能够达到这个期待值，因此，我们队获得资金者就有个要求，就是他要证明自己的概念，我们首先给他们一笔规格比较小的钱，一旦他们完成了一个项目之后，他们就可以去探讨一下在这个项目中有没有产生任何有意思的想法，这个想法对外部世界有没有意义，能不能拿去市场上得到验证。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证明一下这种概念的证明或者说结果的证明是如何进行的。科学家们在去探讨我们自己的神经细胞和脑子之间的联系，这之间有没有联系，我想这比任何应用科学，离应用科学的联系是比较远的，有一天这个科学家他就完全的瘫痪了，但他还能呼吸，而呼吸是通过鼻子的。所以，我们去看看他用鼻子呼吸，用鼻子里的神经去接收外部的感受，我们就设计了一个东西来看看这个人能不能通过呼吸的方式来控制电脑和外部世界产生联系，有一个病人是一个女性，她瘫痪多年，我们都在等待他可以参与这个实验的时刻，她后来通过电脑来跟他孩子打招呼，而且她没提到她丈夫，她对孩子说大家请走开，不要来打扰我，这是我们的一个发现。所以，这个是基础研究和创新之间的一个联系，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主持人陈祝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些注资机构是如何回应或者利用分散式的知识的产生？当然我们都知道数据的获得可以通过实验室或者是这些不同的实验室来产生，一旦数据已经产生出来了，我们要进行大量的分析，这个分析可以通过众包的形式进行，这些注资机构有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外部世界的这种能力来帮助他们进行数据的分析和数据的利用呢？

　　Helga Nowotny：我想大家都知道开放的路径是很热门的一个话题，两年前，我们在瑞士设了一个全球的委员会，后来变成了一个论坛，该论坛是所有的国家的一些研究委员都可以加入到其中来，这花了很长的时间，全球研究委员会现在在讨论公开路径的问题，在全球研究委员会的大旗帜之下，我们是在对此进行讨论的，叫做开放路径，它还有一个网址，但是我也同意Marina Gorbis刚才的讲法，外部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很多年轻人在一些科学期刊上可以成为共同作者人，因为他们也在不断的促进先进科学的发展，公开获得数据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发展都是在实验室外部之外的事情，它也影响了我们的研究委员会的运作方式。

　　主持人陈祝全：我们现在从个人到融资机构，然后再到国家。Mauro先生，你们一向是世界上最有创新力最有竞争力的一个经济体，而且你们国家有很多先进的公司和领先的科技，瑞士的创新模型是什么呢？是什么促进你们达到这一点呢？你觉得其他的国家可以从瑞士的经验中学到什么？

　　Mauro Dell‘Ambrogio：人们经常问我这个问题，简而言之我的答案就是瑞士之所以创新是因为我们没有创新政策，我们没有一个大部头的政策。当然，这也是过于简单，我也试图陈述这个观点，一个国家不应该有一个专门去促进创新的政策，当然也有很少的国家有出现政策也是很成功的，我们关注于长期的，还有框架性的条件，而且不同政策的总和是有竞争性，有创意的前提。

　　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瑞士环境很好，景色很好，我们也希望可以长期保持它的安全，高质量，这对旅游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吸引全球的人才到瑞士来工作，因为在瑞士他们可以选择在这里居住，而人才是创新的重要的一个引擎。另外，提到框架条件，这里指的是基础设施，可持续基础设施，我们要远离那种私人开车的模式，而建立起公共交通，还有自行车的系统，这点我们是需要大量的投资的。

　　瑞士今天的公共交通政策就是去促进自行车的使用，而且可以增强生活质量，同样也是一个很有创新的解决方案。这是一种新型的投资，不同于我们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做的投资。

　　另外的框架环境就是减少政府的官僚，由于我们的民主政策，人们可以对纳税进行投资，人们不想要更多的纳税，他也不需要政府的一些机构去做更多其他的他们不需要的活动，而且我们的就业市场的监管比较低，在欧洲是一个例外。

　　出于此因我们才能让公共领域变的更有创造性，你要费用低，要便宜，政府的活动不能够浪费钱，要有效，要创新。国家的任务就是要让自己简单创新，而不要让它自己成为一个很庞大的体积，只有这样的经济才能有创新。

　　另外，我们目光也特别长远，教育不能光是五年或者十年那么长，教育投资应当是更长期的，而且要投资于各个教育层面，高等教育吸引国外的人才，另外我们还要减少退学率，我觉得瑞士能够给每个人机会，给年轻人机会，比如他们是十五六岁，他们也可以去参加学徒制，参加就业技巧培训，他们之后还可以再接着学习，而且他们还可以在瑞士的技术学院拿一个PHD，如果他们想去拿到的话，它是一个公开系统，所以，在生活的状态中不同的人他们可以做不同的选择拿道不同的教育资质改变自己的职业和未来，这样一来瑞士就有很强的社会移动性。

　　瑞士是社会移动性最强的国家之一，低阶级的人可以在一代之后变成更高一个阶级的人，这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移动性都要强，这是一个更加全面的公平的一个系统。

　　最后一点是政治稳定性，社会稳定性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希望给每个人都有职业生涯的权利，所以，在政府系统中，在机构中，在法治中我们要确保它有稳定性。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确保民间有社会移动性。我觉得这都是必要的框架条件，70%的瑞士投资都是投资于RND，科研都是私企进行投资的，政府把它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基础研究上，而私企把重点放在应用研究上。

　　主持人陈祝全：您说的非常好，我的问题就是你们瑞士的成功会不会侵蚀目前你们已有的基础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瑞士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是很成功的国家，瑞士的就业还是比较充分的，社会移动性也不错，但一段时间来人们就会变的觉得一切都习以为常了，这就会阻止社会的创新，这也会阻止你们目前创新系统继续往前推移。

　　Mauro Dell‘Ambrogio：我觉得这种政策有很多的风险，开放与包容之间是有平衡的，而且还要让人们接受移民也不是容易的。我们开放，但是有来自于意大利、法国，还有德国的人都到瑞士来，那是以前的事情，而现在很多是来自伊斯兰教的人，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能不能再把同样的模型往前推进，因为我们目前全球化的情况和以前不同了，但是一切都要以瑞士的人自己来做决定，所以，还是很困难的，有的时候所做的决策并不是很有政治上的正确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需要赢得人们的支持才行。如果我们要制定一个政策，这个政策一定要让人们赶得上我们的步骤，不能超越人们能接受的程度。我的工作并不是执行这些所有好的想法，我90%的工作都是去阻止坏的想法在瑞士发生。这个坏的想法可能是人们进行了政治讨论之后，用意虽然是很好的，董事会的讨论虽然是好的，但是最后出来的结果不一定是好的，因为最终这些想法是要人民批准才行。

　　主持人陈祝全：Avi，我现在想请你讲一讲，以色列经常被人们说成是一个创新企业的国家，你们的秘诀是什么，是什么重要的原因使得以色列可以继续成为如此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社会？

　　Avi Hasson：当你看到以色列创新的生态体系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需求，一方面我们有人才，另外一方面我们有风投，而且我们还有很成熟的融资市场，杰出的科学和学术研究，另外一方面它刚开始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初始是怎么走的，我想讲讲两点，有一点很难照抄，因为我们有一些经验可以吸取，以色列的企业家精神非常强，不光是技术方面，几乎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能找到企业家精神，这些企业家在以色列大家认为是一个模范榜样，包括愿意承担风险，这是每一个企业家所必需的，另外承认失败是不可避免，绝对不是说是可耻的，而是我们可以通过失败中学到一些东西重新再开始，这不光是个人，反映到我们社会的方面，教育方面，等等等等。

　　第一点就是很难照抄，因为我们有一些经验可以吸取，以色列的企业家精神非常强，不光是技术方面，几乎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能找到企业家精神，这些企业家在以色列大家认为是一个模范榜样，包括愿意承担风险，这是每一个企业家所必需的，另外承认失败是不可避免，绝对不是说是可耻的，而是我们可以通过失败中学到一些东西重新再开始，这不光是个人，反映到我们社会的方面，教育方面，等等等等。

　　除此以外，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而且是有一个非常非正式的文化，合作是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样一个国家每个人好像互相认识这也非常有帮助，特别是开始搞一个公司的时候，比如我们在医疗方面你有一些朋友，第一个人他懂得医疗，第二个懂得通讯，等等，所有的人不断的交流，学术方面大家都应该在一起。所以把两个社区联系在一起，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也是这样。

　　回到第二点，政府的作用，以色列和瑞士不同，我们花在GDP的比例，我们研发方面的投资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所以，政府在这方面超过了所有经合组织的国家，我们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很有意思的是以色列我们的生态是怎么演变过来的，我们也是从过去的经济中不断的学习，我们过去的过去不断的重复它自己，政府永远想建立起这样一个基础设施，减少私营领域的风险，建立起一个内存的嵌入式的机制，让私营部门承担很大的包袱，我们历史看到很多这方面的生态系统的情况。我们大概四十年前就开始这么做，我们有关于知识创新非常稳定，从来没有变化，我们国家没有任何其他的，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很小的市场，政府非常重视人力资源，因为我们一部分的出口一半都是高科技，所以，占了 我们经济的很大一部分。

　　如果我们想总结一下的话有三大点，政府的态度什么样呢？第一是稳定，如果我是一个企业家，二十年干了高科技，比如我搞一个五年、七年，比如二十年的工业，我就想确保你不会每两年由于政治变化改变我们的规则，我希望是长期的计划，有个稳定的固定不变的情况。同样重要的是我希望政府是充满活力的政府，因为如果作为政府花两年来设计一个方法，花三年来实施这个项目的话，今天高科技的世界也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很多的公司就存活不下去。所以，显而易见，我们必须要充满活力，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必须要做到，因为我们创新的生态系统需要我们这样做。

　　第一点是稳定。如果我是一个企业家，二十年干了高科技，比如我搞一个五年、七年，比如二十年的工业，我就想确保你不会每两年由于政治变化改变我们的规则，我希望是长期的计划，有个稳定的固定不变的情况。

　　第二点同样重要的是我希望政府是充满活力的政府。因为如果作为政府花两年来设计一个方法，花三年来实施这个项目的话，今天高科技的世界也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很多的公司就存活不下去。所以，显而易见，我们必须要充满活力，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必须要做到，因为我们创新的生态系统需要我们这样做。

　　第三点我们要侧重于积极的鼓励，发展我们的生态系统，为企业家创造最好的环境，不要替代私营系统，为他们来预测怎么样，或者把我们的目标按照一个方向把所有资源投入下去。

　　主持人陈祝全：

　　Avi Hasson：开始的时候我可以说并不是一个一刀切的情况，我并不是想说所有的答复我都有聪明的答案，我还有一个很坚定的想法，我是这样认为的。首先，从我们的经验事实来说，多数的国家在政府怎么做呢？政府要这么做都不会成功，我们经常提到这样一点，多数的失败，他们自己就证明了这样一点。为什么这方面很难，最聪明的人，最棒的人你们也会同意准确的预测未来到底什么样，下一个大事儿是什么，我们到底怎么做这很难做到。第二点，整个国家都要专注于十年专门专注按照一个方向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对以色列是不可能的，也可能其他的国家可以做到。这方面我们失败的代价是非常高的。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推动人们的智能，让他们理解问题在哪儿，有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方案，大家走在一起，如果再加上全球的合作，我们现在还没讲到这点，也许晚些时候我们会谈到这一点，瑞士对全球开放的态度，在我看来按照定义来说你就能拿出最好的结果，最好的解决方案，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能调整。在我来说比正确的选择并小心的十年更加重要的多，因为你那时候单搞一个战略。

　　主持人陈祝全：也许我们可以把范围稍微扩展一点，我们来问一下Marina，你觉得创新的像中国、亚洲这些新兴市场这方面的模式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有些系统更加成熟，你是怎么看的？

　　Marina Gorbis：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很重要，有各种不同的创新模式，最糟的事情就是把别人的拿来照搬，以色列做的对以色列是适用的，有以色列的特点，我们知道在硅谷每天都有人来参观，到底你们的秘诀在哪儿，有很多同样的事情和以色列相同，但它还有自己的独特点，文化很难复制，文化是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独特文化，比较容易的话可以创造出一个机构实施一些政策，做所有这些事情，但文化是最难改变的，每一些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是这样，再从政策角度来说我们需要看一看这些资源方面，文化因素、元素，你们国家需要，你们的区域需要，很好的利用这一点。我也同意你刚才讲的这一点，没有人可以准确的预测未来，我我也来自未来，我们要预测到底十年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把你所有的宝都押在这方面这不行，最好创造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大家感到兴奋，围绕科学技术创新，让它开花结果。

　　另外一点我要说的是我们需要在每一个领域看到发生的话，就要很仔细的看文化是什么，资源有那些，然后据此来做出你的创新政策。

　　主持人陈祝全：Nowotny部长，我们刚才谈到对系统很好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来自什么地方？政府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什么推动你们调整自己对创新做出更好的支持？你可以讲讲私营部门帮助推动这些方面，适应改变方面应该做什么？

　　Helga Nowotny：我觉得我们应该提醒每个人欧洲研究委员会只是2007年才建立的，并不是任何政府成立的，因为钱是欧盟的钱，欧洲的科学界长期的要求，他们认为我们的资金在国家层面给我们资金，但是在有的国家出于它自己的预算情况，让我们的大学无法进行这样的研究，所以，当时我们就这么想了，因为我们有了欧盟，我们有欧洲，为什么我们的基本研究不是放在整个欧洲的层面，这样能够增加欧洲未来在全球的地位，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吸引力的地方，这是从下往上的一种首创行动。

　　当然，和所有的项目一样，比如瑞士来说，在一定的时间内你得需要政府能够同意，你需要钱能够投进来，等等等等，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使这样的一种自下而上的保持下去，这样的话我们更好的感觉到底发生什么的情况下，有那些必要性，哪些需要。

　　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们看到欧洲的大学都是国家的机构，从我们的欧洲研究委员会成立以来，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始料不及的，本来我们无法预测的，如果你问在我们委员会成立之前，你们预测大家怎么能得到资金呢？资金的机会没有人会准确的预测，直到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欧洲的大学开始相互竞争起来，他们开始竞争，能够竞争他们的声望，这样的话能够得到我们的资金，这是在每个大学，每个研究所之间找到一些新的人才，鼓励人们，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种组合自下而上的做法，另外我们看到实际发生的情况，你看到这些机会，抓住这些机会，把所有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应该前进的方向。

　　主持人陈祝全：Mauro，你觉得我们行业形成创新性的生态系统方面扮演什么积极的作用，而且帮助我们很好的进行调整？

　　Mauro Dell‘Ambrogio：我们所有这些工业的企业都想赚钱获得利润，都想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想出口，这都是他们基本的一些经济活动。我想越来越多的情况我们私营部门的代表都要参加这方面的活动，他们非常清楚，私营部门非常清楚，还有一些其他的利益相关方，除了他们业务的股东，还有其他的利益相关方，我们要把整个社会考虑在内，欧洲的情况就是这样。

　　比如私营部门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一种态度来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寻找公营私营的合作伙伴，从我看来公共和私营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非常人为的，取决于你本地的情况，取决于你的文化，你很难公共的就是不好，公营的就不好，公立学校就不好，如果你能够使我们的公营部门能够参加竞争，就像瑞士一样。所以这方面一样能做的很好，你可以在这种意义上使一个公营的体系运作起来像一个私营体制，包括我们的财务金融体系，给他们一个激励因素，比如我们研究，我们就研究竞争性的这样的出资，竞争性的资金，政府和一些大学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就很难吸引这方面的具有竞争性的国家层面给你们的科研基金，通过这种方法有它的选择性，形成一个很好的有利于竞争的生态系统，你必须有这样的方式，某种类型的方法，充满竞争性，而不光是一种差异性。

　　我是政府的代表，回答你的问题，我怎么看待私营企业呢？不一定是我作为企业家会怎么做，而是说作为一个条件，政府要先让私企，还有工业能够变的自由，有创新性，去找到全球的一个最佳解决方案。我也特别同意旁边人的讲法，小国家的优势就在于他们特别能全身的加入竞争中，而且他们要以全球的施业区思考，不受到他们政治体系的保护，来进行竞争，现在我想请观众来进行评价或提问。

　　主持人陈祝全：现在我想请观众来进行评价或提问。大家请自报家门，然后再简单的陈述你们的问题。

　　提问：我觉得Mauro Dell‘Ambrogio先生的讲话非常有意思，瑞士的银行业会不会有任何创新来促进新的产品，新的创新？

　　Mauro Dell‘Ambrogio：在过去的一些年，瑞士的银行业主要受金融行业的吸引。当时危机中我们在瑞士就失去了银行业的一万份工作，回头来看银行业的原始的任务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要把钱转化成企业家精神，来让商业银行以正确的方式营运。

　　Avi Hasson：这是过去私人银行的主要任务，我觉得私募风投之所以创新他要找到高风险的科研项目，银行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机制，这并不表明银行是好是坏，因为银行的功用和我们不一样。你刚才说到什么正确的方式来做，我觉得他们能在这个行业很好的扩张开来，我也希望他们离我们的市场更近一些，我们的体验证明了两点，第一点知识上有空缺，尤其是在科技公司，你们必须对我们有一些了解才行，这也不是一个基本上的银行的系统，因为你要去给知识产权投资，这些都是无形资产，没有钢，没有铁，没有计算机，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第一要填补知识空白。

　　第二点要给一些保障，一些风险的障碍，让他们能采取第一步。回到我早些的观点，我们不能让他们特别热爱这种网络，当他们的教育程度越高的时候，他们才有胆量去投资这些高风险的企业。

　　Helga Nowotny：我想连接一下，我想一边说一说风投，另外是接受失败，这两者之间要产生联系，因为经常我们在欧洲人们跟我们说你们和美国相比特别惧怕风险，因为对美国人来说失败是生命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企业家创造企业，企业又失败，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你看一看它有多少风投基金的话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他们的风险值是不一样的，这又回到文化这个词上，这不光指小文化，这是一个更大的文化，不是某个人特别害怕风险或者喜欢风险，你整个生活的文化圈，以及你整个机构的文化圈，以及融资机构的文化圈和整个生态环境都可以让你能更加拥抱风险。所以，我这里讲的是整个大环境。

　　Avi Hasson：我想再补充一点，政府应当意识到一点，政府和风投之间是不同的，我两边都做过，所以，我知道如果我对你的公司进行投资，你的公司如果不幸失败了，当然我相信你的公司肯定不会失败，假设你的公司失败了，一个公司下去了，另外一个新的公司可以出来，因为他已经有知识，已经有才能了，我作为风投可能不喜欢你，因为我在你身上输了钱，但作为政府这意味着刚开始对你公司的初始投资是特别棒的投资，所以，周围的扩散影响必须受到我们的考虑，而且我们如果只看某个项目是成功还是失败的话，政府的官员不应当做这种事情。

　　主持人陈祝全：对，你应该看整个的扩散性效应。

　　提问：我是年轻科学家，我想考虑一下机构融资的机构可以如何影响我们社会对科技发展方向的影响。有两点，如果你想众包或者风投的支持，现在有越来越多人理解再融资上他们很困难，尤其是融资的一些资金要求很大的项目，也许你可以去注资一些项目，但另外需要很多设备的制造项目就很难。我们年轻科学家也讲到欧洲研究委员会，一种开放的途径可以让你们获得更好的投资，这个投资从其他地方很难获得。我想到的就是这两个关键，一个是大型的投资对资金要求高的项目，我们如何让那些没有特别大成就的一些科学家也获得融资，我们可不可以让风投对这种科学进行投资，而这些科学家可能之前没有已经被验证的一些项目。

　　Avi Hasson：我心里是这样认为的，这和政府的决策相关，如果看看政府的预算的话，每个政府的预算都是有限的，他们应当把钱放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尤其是那些高风险的资金要求很多的长期性的投资，在这一点上政府应该对它进行注资，应当风险共享，“共享”是个很重要的词。所以我不觉得政府应当给你百分之百的一个赠款，政府应当和所有的一系列的融资类型进行风险共享，而这可以造成很大的改进。如果大家考虑一下我政府内的预算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预算本身它会放到很多长期的高风险项目，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去挑的，因为在一些容易的项目上，资金要求不强的项目上，私企可以搞定一切，但是如果是半导体或者生物质能这些项目它需要更多的资金，它需要更长的投资期限，而且风险会更高，所以，它需要政府的支持。起码在我们这个办公室风险是个好词儿，因为它关注的是政府需要把钱放在那些资金缺乏的地方上。

　　Marina Gorbis：刚才讲众包可以填补空白，众包或者从众人那儿融资是个很好的概念，现在我们有些项目是拿到了50万的资金，创造了会发光的树，这是很争议的事情，创造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项目上融资了50万，这只是几年间的事情，所以，还比较早，我们希望更好的理解这种众包融资的做法。长期大家看五到十年的投资期限，我觉得这里不可能完全的代替它，政府的角色就要看哪里缺乏融资。

　　Helga Nowotny：对基础研究进行融资的角度我们会看很多的高风险高收益的基础研究项目，但是大家不知道这种高风险的研究项目到底会是成功还是失败。所以，我们的评估者经常趋于保守，因为这也是公众的钱，所以，私营的融资机构就更加容易一点，它要花钱没人管，这还是要获得一些平衡的。

　　另外，有时候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认为风险等于危险，但这不是对的，风险不等于危险，风险是这么一个概念，风险对未来是有好处的，在未来也许你可以从中收获巨大的好处。因此，我们应当不断的促进这种风险项目的融资。

　　再者，我们也需要一个系统能够让失败可以变的接受，如果大家没有一个基本的安全网的话，那大家就会有害怕风险的心态，这对创新，对科学都是不好的。

　　主持人陈祝全：本次讨论也强调了在系统中多元融资的重要性，因为大家都带着不同的标准去看融资项目，而且它们风险的属性也不一样，如果是多元的融资角度我们整个生态系统才会变的更多元，更强劲，因为融资的结果毕竟不是确认的。

　　提问：我想接着最后一点再说一说，当我们谈论那些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如果它一旦失败的话，它还是有一个风险，有时一个公司可以从这个项目中再引发出来，如果项目失败了也不是有风险的，还有很多的好处可以从中生出来，大家不要谈高风险，就谈高收益好了。

　　Mauro Dell‘Ambrogio：我觉得这个风险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你作为一个政府或者作为一个机构，你只有这么一点点钱，而对你的需求比你的钱高五倍，所以，你要从二十个中选一个，所以，你要看看标准是什么把钱投出去，风险是其中的一个标准，但不应当是唯一的标准。

　　主持人陈祝全：我们今天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非常感谢大家的问题。我想总结一下这些讨论的重要要点，对我来说这些要点特别关键。

　　第一点，我们知识的产生系统变的越来越分散化了，这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不一定是科学家，但是他们可以去分析数据，可以帮助知识的管理和创新。刚才我们听到大家都在呼吁继续支持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是一切的长期和更加巨大的将创新商业化的一个基础。另外，融资机构也有很多不同的项目来促进更近期的一些融资，包括基于它的概念是否得到验证。另外，我们还要看看跨国资金的跨界是否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促进国家之间跨国研究的融资，不管是创新还是一些基础研究。

　　我觉得讨论关键的一点就是创造一个创新的生态体系，它的基本面要包括教育、基础设施，以及规则的设定，还有对研究的支持，以及研究的商业化，而不是应当去让政府挑选某个特别的行业来支持，因为历史上来说，专门挑某个行业来支持获得成功的例子太少了。这么一个生态体系的支持它是有一系列标准来支持的，刚才说Avi也讲到长期的稳定很重要，这样人们就不会觉得规则一直在改变不敢来投资。另外政府的回应性，以及融资机构的回应性，他看到新的情况出现他要会回应。另外，我们还要更好的理解生态系统不同的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他们，尤其政府要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来插足，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环境，另外还可以跟私企的投资进行风险的分享。

　　我们从嘉宾这儿听到的观点，生态本身很重要，这个生态还要不断的进行改进，要改变它的条件，要在竞争性不同的情况下将自己和其他的地方区分开来。很多今天的生态系统长期以来他们都是有创新传统的国家，今天谈论到的很多要点都可以很好的和创新系统的建立融合在一起。

　　最后，我们如何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不同系统的参与方互相合作，来产生新的想法，新的产品，另外同时还可以改进创新体系，这种个人间的，以及网络间的效应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创造价值。即使某些特定的研究或者初创公司或者商业化项目失败了，但这个失败还可以帮助贡献于创造整个生态系统的不断延续。

　　现在请每个嘉宾讲讲他们有没有最后的一些总结观点。没有人要补充的话，那我很高兴宣布本次会议要本着大爆炸的精神来结束，因为我们要欢迎施瓦布教授入场，以及新的技术先锋的主持人要过来，我们现在要欢迎所有的领袖们，新领军社区成员一起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