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博物馆读书会”(第三十六期)于2013年7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熊培云刘瑜做客读书会。(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金融博物馆读书会”(第三十六期)于2013年7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熊培云刘瑜做客读书会。

　　以下为对话实录：

　　主持人：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第36期今天正式开场，不论北京的天气是狂风暴雨还是阳光灿烂，我们读书会继续进行。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70后重要的学者而且是畅销书作家，现在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清华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刘瑜女士，还有南开大学的传播系副教授熊培云先生。

　　我首先想特别先问刘瑜，最近关于政治讨论比较多，关于每个人和政治有没有关系，争论也很多，我特别关心的是刘瑜为什么你当年要去念政治系，后来变成一个政治学女博士。

　　刘瑜：谢谢树新老师的介绍，我学政治学有点像一个意外事故，我读高中的时候并没有为了远大目标而学习的意识，所以报专业的时候，就听父母的意见，他们也不懂应该学什么，他们看了看可以学的专业，决定让我学国际政治。

　　主持人：你中学喜欢政治课吗？

　　刘瑜：不喜欢。之所以他们会选国际政治，可能是觉得如果学了国际政治，是不是可以老上《新闻联播》什么的？也许他们希望我成为姜瑜(前外交部发言人)。我那时也没有什么想法，中国教育不太鼓励中学生去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所以父母让我学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了4年国际政治以后，因为学习成绩还可以，所以报送上了本系的硕士，然后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点兴趣了，再加上申请出国，用自己的本专业申请出国是顺其自然的事情，有点像路径依赖，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后来有兴趣的因素。

　　主持人：培云是学什么？

　　熊培云：我学得有点杂，学过历史，学过传播，学过法学，但是没有单纯的学所谓的政治。

　　主持人：大家这两天在讨论一个问题，我们跟政治有关系吗？我们是否就应该做本职的事情，不要讨论政治，什么是政治？

　　刘瑜：以前曾经有一个中学生报考志愿的时候，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思考过怎么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去跟别人解释我理解的政治是什么，我觉得政治就是关于公共生活的交通规则。交通规则就是红灯停，绿灯行，什么车应该让什么车，我觉得政治就是关于公共权力这种交通工具，它在什么灯前面应该停，在什么灯前面应该行，它的行驶速度是什么等等。所谓国家，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合法的暴力组织。在生活中我们打人是不对的，只有国家才掌握合法的暴力。那么政治就是关于这种合法的暴力在什么灯前面应该停止，什么灯前面可以往前走。

　　主持人：这不是都被规定好了吗？我们还有可能参与吗？

　　刘瑜：政治也是关于规则如何制定的，我觉得关于如何制定这个部分，在中国大家发言权还是不够。

　　主持人：培云你觉得呢？

　　熊培云：我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甚至说非常不感兴趣。为什么写的书还是有关于政治的东西，用中国的词，就是道理两个字。一个是道，一个是理，道我觉得对这个世界有点悲悯的情怀，你看到不公平的事情，你想为什么有不公平的事情，然后就有一个所谓的理。

　　主持人：其实刘瑜我们刚才讲中学政治课，我不知道现在政治课教什么，反正很多人讨厌政治课，大学有政治分门别类，你现在在清华教政治学，也学过政治学，这中间还分国际政治，我不知道有没有国内政治，我不清楚分科，他们之间的概念有什么差异吗？

　　刘瑜：中国的中学政治还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告诉你一切问题有一个标准答案。你要按照这个标准答案去写。如果在国外讲政治学，我允许你提出不同的看法，只要你能自圆其说就可以，至少我教的政治课允许学生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比较好的教学方式，是让学生自己去分析，比如到底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是好的，是市场经济好还是计划经济好，哪一个为主，哪一个补充，我觉得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应该鼓励学生自主思考。

　　主持人：我读过一本书，没有绝对真理的地方，人身边都是政治，政治没有那么可怕，而且不是只跟国家有关，跟权力有关，是跟你我似乎都有关系的一件事情。

　　刘瑜：既然政治是关于权力的交通规则，那它就和每个人都相关，因为人人都要出门上路。比如说医疗服务，到底应不应该市场化，包括教育应该市场化还是国家管一部分，都和每个人相关。这种公共权力边界定在何处的讨论，是人类可以无穷无尽进行下去的。

　　主持人：你在清华教政治学，刚刚上大学的都是学的中学的政治课，你会面对什么样的学生面对政治学的概念呢？

　　刘瑜：很多学生是为了考试而去学那些东西，未必他真的全身心地接受了那些东西。但是那种教化、不断的重复，对人的身心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对我来说，很多时候教育是所谓的做减法，你要把他们学到的东西给清理掉，然后跟他重新开放地探讨一些东西。因为我在清华开一门课是关于美国政治的，学生有时候站起来说，选举就是资本家操纵的。他们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从小听到这种说法，这种话不断在他们脑子里重复，就根深蒂固了。那么我就会告诉他们，要得出这个结论，即使你是对的，也需要实证论据。比如去观察美国政治捐款结构，资本家，比如比尔·盖茨这个人，他能够捐多少钱来影响选举，我们可以做一个分析和讨论。如果说资本家可以无限购买选举的话，比尔·盖茨的钱够他购买三百多年美国的选举，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会有制度限制他每次给每个候选人捐多少钱。当你跟他讲主流教育没有接触过的事实的时候，他的想法会有所变动，但是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他到18岁为止，很多人收到的信息很多是单方面的。

　　熊培云：同样是做减法，也不光是我们给下一代做减法，我们也要给同代甚至是上一代人做减法，让我们所谓的政治语言能够回到正常的学术语言，正常的用于交流，用于表达的语言。

　　主持人：所以其实回到这两位嘉宾写的几本书，都在讲正常语言。我特别好奇，刘瑜为什么你当时还在美国的时候，会写《民主的细节》，一点点解读在当下的美国各个方面表现的一些政治的细节？

　　刘瑜：这本书有偶然性的因素，我有一个朋友在《南方人物周刊》，约我写专栏，我就写了。我写的时候，一个想法就是，当我们浮在概念和口号上谈论政治的时候，是争不出所以然的。我们必须回到事实本身。比如我们讲美国，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美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和福利支出，会发现它比中国更社会主义。一旦我们回到这个事实本身，前面的问题本身都被消解了，这样我们可以避免那种口号、概念式的争论带来的一些不必要的混淆。

　　主持人：但是这些文章结集成书，后来这本书发行量非常大，这你想到了吗？

　　刘瑜：我要是说想到了是不是有点马后炮？我觉得就算没有想到发行量特别大，但是也没有特别意外。这本书2009年出版。我觉得奥运会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在中国的图书排行榜，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20岁决定女人的一生》之类类育儿、励志的书，但是从2009年以后，慢慢越来越多的社科时政类的书占据了排行榜。说白了大家吃饱了喝足了，开始有精神追求了，大家开始思考公共的话题。这本书我觉得可以说是顺应了这种潮流。虽然我当时写的时候没有刻意迎合这种潮流，但是确实顺应了这个时代的趋势。其实就是大家感到口渴的时候，我把这杯水递过去了，不一定是这些东西写的多么好，而是大家有这方面的精神需求了。

　　主持人：后来有没有一些读者给你很多新的反馈，因为你回国以后再看这个局面，你会怎么想？你觉得你当时写的这些东西和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刘瑜：我自己主要的观点倒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我自己对时局的判断也没有太大变化。虽然有人说近看、远看时局有很多不同，我还是倾向于用长时段的眼光看历史，不要拘泥于一两年的风波、变迁、挫折，应该用更长的历史眼光看待身边的变化。

　　主持人：培云一直在《南方窗》还有《南方周末》写专栏，到现在为止结集出版了好几本书，你怎么看这十年来的中国的变化？

　　熊培云：因为我们通常遇到的提问是说未来多少年中国能够发生什么变化，听到的问题更多是这样，我们的回答是说，再过一百年会有大的变化。下面就有掌声起来了，说谢谢，你太乐观了，类似这样的。但是你说过去十年有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觉得国家像刘瑜刚才说的，整体的方向不会有大的变化，会朝着前走。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有忧虑的，我不反对大家悲观，如果时局不好，大家悲观，甚至有人用脚投票，跑到国外去了，这也无可厚非，这也是一种制衡。至于说过去十年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化，我想我原来是有过这样一个所谓的分析，这后面的十年是博弈的十年，这个博弈有非常多的层面，非常多的线索，也包括最近说企业家们在讨论到底我是不是应该在公共领域发言，我要怎么样发言，我是代表我自己还是代表一个群体发言，这就是一种博弈。博弈包括不同阶层之间，也包括阶层内部，这个博弈非常丰富。

　　刘瑜：我在身边听到很多声音，过去十年是所谓的国进民退，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上。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过去十年是国进民也进，国家各方面也有收拢，无论是对新闻文化的管制，还是维稳体制的建立，日趋成熟。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民间的觉醒也非常明显，刚才培云提到了，人们的权利意识，程序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我觉得都在增强。比如像最近几年环保方面的邻避运动(NIMBY，Not in my backyard)，谁在我家门口建化工厂，我把他赶走。   

　　主持人：是因为信息传播加快还是人们意识觉醒？

　　刘瑜：我觉得都有，过去这十年，民间自主意识的觉醒，包括在经济方面资源的壮大，我觉得都是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说过去十年是国进民也进的时期，后果是两者之间的张力也越来越明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感到越来越焦虑。

　　熊培云：原来说国家社会是一条直线式的发展，现在是曲线式的，国家在这方面多占一点，社会在这方面也多占一点，语言比过去丰富多了。

　　主持人：回到另一个问题，在互联网上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你们，我特别想问两位，怎么看今天的互联网与写作？看互联网对观念的形成，青年人相互之间的共识的建立？

　　刘瑜：我觉得互联网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之前互联网刚出来的时候，有人说互联网民间可以用，政府也可以用，它是一个双刃剑。我觉得双刃剑也比单刃剑要好，因为互联网之前的电视、纸媒更多的是政府的单刃剑，所以双刃剑本身就是一个进步。我认为我们很多观念的差距或者所谓代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信息的沟壑。一旦你把这个信息的壁垒打破了，对我们的父母来说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对年轻人就不那么牢固了，观念就可能融合到一起去。互联网从观念上来说起了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主持人：为什么你现在不再更新你的微博？

　　刘瑜：我重新分配了我的时间，用他们的话来说，做一些所谓中长线的一些事情，计划写一些更厚重的东西。

　　主持人：培云你现在还在更新你的微博吗？

　　熊培云：没有，当我也觉得时间上不够用。我喜欢在纸上写东西，每个月会写一两本，我是很陶醉那种写作的。在互联网上，当然也可以把你的观点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我觉得有些所谓的纠缠，有的人说，我是因为受了伤然后离开了互联网，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受伤的。我在四月份发了最后一条微博，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我自己原来为什么很愿意在微博上写东西呢？所谓讲道理，也为所谓社会国家的进步尽微薄之力，所以会转帖子，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我时间不够用，而且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不愿意参加一些集体政治性的活动。我们很多人更喜欢的还是生活，希望生活在美好的事物中，而不是和污泥浊水打交道。我原来用过一个词“交良心税”，你在微博上说一些符合自己政治观点的话，就是“交良心税”，因为你良心过意不去，所以交这个税。另一方面我觉得可以平衡一下，我在那条微博最后写，我愿意做更长线的事情。尽管我心里好像很不安，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呈现出的道理是我呈现于这个世间最好的慈悲，我如果能够把道理讲得很好，能够讲通一些事情，尽可能的提供我认为更好的思想的产品，有益于这个时代，比我天天在转那些帖子也许更有价值。

　　主持人：看来现在付良心税付的最多的是任志强先生，每天都在付良心税，毕竟你们两位是做学问的，有更重要的任务，要把很多问题想清楚，然后系统性的描述出来。刘瑜，哪些书你认为应该介绍给大家？

　　刘瑜：我把推荐的书分了几组，一组就是《夹边沟纪事》和《理性选民的神话》。这两本书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一本是60年代大饥荒，另外一本《理性选民的神话》是美国经济学家写的，分析美国的民主。但是我为什么把这两本书摆在一起呢？因为两本书一本是揭示极权的问题，一本是关于民主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经常讨论民主国家有很多问题，《神话》这本书就是谈民主的问题。作者通过调查的一些数据发现，美国很多选民的经济智商是非常低的，他们存在一些系统性的偏见，具体哪些偏见我不说了，比如反市场的偏见等等，总之作者得出结论说很多选民是非理性的。我认为他分析的非常有说服力，非常好，但是，当我们去看民主制度的局限性的时候，我们要摆在极权制度的局限性这个比例尺当中去看。极权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什么程度？《夹边沟纪事》反映的就是极权制度下，人的那种扭曲和变形、痛苦。这种痛苦和民主制度体现出来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完全不在一个规模上。所以丘吉尔说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而已。这组书是挺好的一个对比。

　　主持人：你好像写过小说，而且出版过。

　　刘瑜：对，不堪回首的往事。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对思想冲击比较大的书，我觉得是哈耶克和波普尔。因为在此之前读到的，就算是中国相对开放以后，相对来说是比较人文的一些书，比如萨特、尼采，浪漫的诗性的东西，那些东西和我内心没有发芽的种子并没有契合，所以对我的震撼不是很大。但是90年代末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哈耶克和波普尔，我感觉很震撼，通过那套分析，看这个国家的历史，看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你觉得一切都被照亮了，所以这个影响对我很大。

　　熊培云：我想问刘瑜一个问题，你在中学读的书多吗？

　　刘瑜：很少。我们这代人很多人是读金庸、琼瑶长大的，我甚至连他们都没读过，我在中学是彻头彻尾的乖乖女，最多读一点舒婷，席慕容之类的。

　　熊培云：后来哈耶克压倒了席慕容。其实我听到她读书少，我觉得挺惊讶的，我觉得她条件比我好，她是在城市里，我是纯粹在乡下，根本没有书可以读，当有人问到我中学读过什么书，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看过的什么书告诉他们。我今天本来带来了几本。我想说的那本书没有带来，但是我在网上找到书里的话。刚才刘瑜说了席慕容，我那时候也看过席慕容，也算喜欢吧。但是对我很有影响的诗人是雪莱。

　　刘瑜：你这个比席慕容高端大气多了。

　　熊培云：他对我有什么影响呢？一方面跟我的名字有关系，我名字里有云这个字，雪莱的诗歌里面充满了云的幻象，对我最有影响的还不是他的诗歌，而是翻译那本书的杨熙龄，他在那本书的结尾写了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在‘冰冷的炉边’度过童年，却有着一颗热烈地泛爱大众的大心；在平庸的人们中间生长，却从大自然汲取了百灵光怪的幻想；受尽自私的人们的折磨，而厌恶自私，把自私弃绝，保持着灵魂泉源的澄澈；怀着温柔的同情，又时时忿激的抗争；思索着人间种种相，驰骋在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学的领域上，探索人类的前途，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坚贞，忠于人类，以幽婉的小曲安慰自己在人世遭到失败，以嘹亮的号角声宣告人类新春的将到……”

　　主持人：你自己也写诗吗，给我们念一首你自己写的诗。

　　熊培云：我都不记得了，我写过古诗，其实就是模仿古人。比如有一年除夕的晚上，那是初中的时候，下了大雪，然后回家就诌了两句，“此时萤光何皦皦”，高中的时候也写过，“高山一曲秋风颂，世间英物寂寞云。”我说这些更多还是心灵层面的。在乡下生长，对于个人来说，没有那么多理性的读物，更多是文学的、诗歌的，而且80年代能够流落到我们底层社会的基本也是文学。诗歌对我来说，也不存在刚才刘瑜说的哈耶克压倒席慕容，到今天我认为我的生活里头有一些非常诗性的东西。后来读书，理性的东西会更多一些，我想读书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无非就是对你的心灵的成长到底有多大的作用，比如让你内心变得哀婉，或者让你内心变得强大等等，反正它会影响你。而且我一直认为在我个人成长过程中，所谓的恩泽灵魂的东西，对我最有影响的东西，不是萨特，不是哈耶克，也不是尼布尔，而是我年少时候读过的文学作品或者诗歌，在一个现实世界之外，给你支撑起了另外一个维度的世界。你可以在那个地方栖身，或者在那个地方找到另外一个自己，另外一个理想的世界。

　　主持人：《约翰·克利斯朵夫》今天的学生还在读吗？

　　熊培云：有个学生在他毕业的时候专门给我送来了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其中的第九章是我最喜欢的，“燃烧的荆棘”，去年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要去澳洲留学，他的父亲让我跟他讲讲留学的事情，他跟我说正在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他看完了，他问他爸爸最喜欢哪一章，又问我最喜欢哪一章，我们俩最喜欢的都是第九章“燃烧的荆棘”，我们俩关系非常好，我把他视为己出，他爸爸比较嫉妒。

　　主持人：刘瑜写过一些有意思的话，“其实我是个诗人。”

　　刘瑜：这是用来调侃的。我挺同意培云说的，政治不是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如何让公共生活变的可能，而不是如何让生活变的美好。所以政治问题是一个底线问题，真正美好的生活来自于个人的建设，让生活变得美好、柔软和浪漫的东西，都是一些文学、艺术之类的东西，这我是非常同意的。只是因为我们底线没有建设好，才逼迫我们关心政治这块。其实前段我怀孕生孩子，时间比较闲一点，我读的基本都是小说。

　　主持人：读哪些小说？

　　刘瑜：我最近读现代的小说多一点，所谓美国南方小说流派，奥康纳、耶茨什么的。一部真正好的小说帮助人发现每个人体内的婴儿，每个人内心最脆弱最美好的一面，它帮你发掘出来。我也是非常喜欢读小说的，如果以后有时间，我经常跟朋友说，我还会写小说，不一定是以前那种写法，但还是希望能写，这是真的让人觉得自由和快乐的事情。

　　熊培云：我也很喜欢理性的作品。她刚才讲波普尔我也是很喜欢的，我推荐他的一本书《20世纪的教训》，另外《开放的社会》，《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他的书都是可以看的，我为什么尤其推荐《20世纪的教训》呢？书中就是简单的对话，一个记者对他进行采访，他漫谈自己的一些观点。尼布尔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我在其他场合也推荐过。尼布尔原来说过一句话，人有善的倾向，所以民主成为可能，人有恶的倾向，所以民主成为必要，他对人性的分析非常到位。

　　还有《逃避自由》，这本书也非常好，他解释了19世纪到20世纪，为什么最后有的国家或者国家的人们最后选择了走向了纳粹集权，像尼采说的所谓上帝死了以后，人最后要找寄托，就找了一个所谓的理性神话，一个理性的带头人，一个所谓的超人，他们重新去归整这个世界。他们逃离了上帝之后成为一个孤儿，又需要一个庇护所。

　　刘瑜：我们对极权制度和对民主制度都应该反思，但是我觉得应该放在一起去反思，看他们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比例关系是什么。还有一组书，《民主的奇迹》可以和《国会现场》放在一起读。《民主的奇迹》是关于美国制宪会议，《国会现场》是关于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十几年国会的命运，为什么要放在一起读呢？它们都是在建国初期，民主化的初期，一个新生国家所面临的社会挑战是什么，以及这个社会所谓的立法者们，他们所做的选择，如何影响这个国家的命运。

　　主持人：都是一些细节的记录。

　　刘瑜：对比起来读非常有意思，你看《国会现场》的时候，包括你看关于辛亥革命的一些书，会意识到中国政治精英还是没有学会用协商来解决问题，动不动就用暴力解决问题。不但袁世凯说，你不选我，我就派段祺瑞把这个国会包围起来，包括孙中山，一碰到宋教仁被谋杀，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二次革命，而不是通过司法的渠道解决问题。中国的进步派和保守派都有暴力解决问题的习性。你再看《民主的奇迹》，争斗也非常激烈，包括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非常激烈，但没有人说，比如反联邦党人也就是所谓的小州派说，咱们去闹二次革命，去把华盛顿推翻了，不是这种思维。对比两个国家在制宪时刻的不同表现是非常有意思的阅读体验。

　　还有一组是《批评官员的尺度》和《法国革命史》放在一起读，听起来又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把这两本书一起读，帮助我们理解自由和法治对民主的重要性。法国革命为什么最后成了一个暴力运动，人们在追求民主和平等的时候慢慢放弃了自由和法治精神，到最后成立革命法庭的时候，包括被审判者没有了辩护权，没有了辩护律师，而且原告国民公会既是原告又是裁判，而且实行集体审判而不是个人审判，所有这一切都是对自由和法治精神的放弃。美国民主制度过去二百多年来能够运行的比较好，各种修补使它越来越完善，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在追求民主和平等这些非常好的价值时，能够不放弃自由和法治。   

　　熊培云：我想推荐鲍曼的一本书叫《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非常好，他解释了为什么在纳粹时那么多官员，那么多走卒愿意为屠杀犹太人去做事情，他分析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什么德国有这么一套所谓的官僚体系，让很多人成为螺丝钉，为什么这些人把自己的责任都撇清了，为什么整个官僚系统更像是生产死亡的一个工厂，这本书非常深刻，我希望如果没有看过这本书可以找来看一下。

　　主持人：还是回到一个问题，刘瑜你的女儿？

　　刘瑜：快五个月了。

　　主持人：我们怎么看下一代人和读书的关系，你希望你的女儿还上今天的政治课？还是有一天你会把送出去，你对未来有什么期望？

　　刘瑜：我希望她能够读书，但也不一定非要出去，我不知道这种说法会不会显得太自负，我还是希望给她创造一个轻松自由的环境，能够稍微抵御一下洗脑式的教育，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但我希望这样。毕竟不是每个家庭都有条件把孩子送出去，而且把孩子送出去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至少在她18岁以前，没有意外的话她都会生活在中国。我希望她从小喜欢读书，能够通过阅读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主持人：阅读不一定改变世界，但阅读一定会丰富你的人生。培云你的女儿是十岁，她喜欢阅读吗？

　　熊培云：非常喜欢阅读，而且也喜欢写作，喜欢画画。

　　主持人：你觉得十岁的孩子的阅读跟你之间有关系吗？

　　熊培云：如果有关系，就是她开始看我写的书，偶尔会翻一下。

　　主持人：我们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经常抱怨很多问题，但是今天中国书籍市场已经够开放了，如果你有小孩子，你会发现他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书读。

　　刘瑜：一方面我们要拓展自由的边界，另一方面要盘活已有的自由，让孩子读更多的书，获得多元的知识来源，是可以做到的。

　　主持人：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场合，我们每次请来嘉宾，都会找出一些在市场上有，但是被忽视了的书，他们都在市场之中，我们不论对今天的环境有多大的抱怨，我们还是有书可读，一旦有书可读，你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辨识能力，这是我们读书会的一个宗旨。   

　　经济之声征集到的问题：写小说的你，写评论的你有什么不同，打算什么时候出本小说？

　　刘瑜：刚才也讲到了一些，写时评，写论文，你要在一个彻底理性的状态里面，你是要假定听众的，应该有一个对话的姿态。写小说，更像一个自言自语的状态。

　　主持人：你还会写小说吗？

　　刘瑜：将来有一天吧，三五年内可能没有那个时间，不在计划之内。

　　任志强：我们7月1号的读书会也专门讨论了有关的一些问题。是一位企业家和一位教授，胡祖六先生和黄亚生先生，其中重点讨论一本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和今天讨论的很多问题是类似的，但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是，尽管在宽容型的社会和榨取型的社会之间是有巨大差别的，但并不等于其中是没有兼容性的。

　　我觉得今天之所以请两位70后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认为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们认为读书会是唤醒，是启蒙，是告诉大家你要建立自己的独立思考。我不一定赞成他们两位的观点，你们也不需要都赞成，但希望通过他们的演说或者讲解，告诉你们要建立自己的独立思想能力。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会提问，你们悲观不悲观？那得先问问你是不是认为应该悲观，如果我们共同努力，这个社会有什么可悲观的呢！

　　悲观永远是眼前的，比如说总要有天黑的时候，但天黑完了以后是什么？一定是天亮的时候。如果你们认为永远不能天亮，那你就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他们之所以写这些书，只是想告诉你这个社会存在很多问题，但不等于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了。你们比他们还年轻，为什么要比他们还悲观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仅仅看到今天的社会是什么样以及它存在的问题，重要的是你们身上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如果你们共同努力的话，明天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如果你们都放弃了努力，愿意承受这样一个结果，那明天比今天可能还黑暗。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学习和努力，不是我告诉你一个未来的答案，你们不要到这里来追求答案，而是希望你们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主张。你自己选择自己做什么，或者你能为这个社会提供什么，就像刘瑜女士说的，我至少把观念的水位提高了，这可能就是你今天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