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候选理论名称

　　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

　　二、主要贡献人

　　赵人伟、李实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概述

　　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是借鉴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国情而发展出来的，研究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与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密切联系，以对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根源及趋势等问题的研究出发，认识并且努力解决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该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对中国转型前收入分配状况及其趋势的认识；(2)转型中收入分配问题的走势及其原因；(3)中国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4)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范式；(5)收入分配研究的数据基础；(6)国际化的中国收入分配理论。

　　中国的经济发展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也伴随着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这决定了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特殊性。转型前中国片面追求高度平均主义，但在收入分配也存在着一些很严重且隐含着的不平等因素。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转型中，收入分配问题的背景更加复杂，双轨制改革在减小改革成本的同时，也带来更大风险，使得居民个人收入在新体制和旧体制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不同收入来源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不一致的特征。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结果？根据研究大体可以归结为四个大方面和二十个左右的因素。四个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关系等。

　　中国的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是否表现为库兹涅茨假说所述的特征，这仍然存在争议。一方面库兹涅茨理论是否能解释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问题仍存在争议；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伴随着体制改革的渐进推进，体制因素、政策因素、对外贸易因素等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非常显著，份量更重。

　　中国的收入分配研究是在“十年文革”、“两年洋跃进”等的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争论开端，最初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开展和不断发展的。改革初期以“拔乱反正”为主要目的的五次争论，为“按劳分配”正名；最初以东欧改革中的研究方法为范本，尝试用理论实证的方法解释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随后在与国际学者的交流中逐渐转入经验实证的道路，不断形成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

　　在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不断挖掘中，中国的经济学者吸收了国际上成熟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经验。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也形成了准确认识中国微观收入分配问题的一套微观数据。这套数据基础覆盖了中国改革转型和发展的前前后后，自20世纪80年代持续至今，并将一直持续下去。在这些成熟的方法、经验和数据的基础下，国内外学者在收入分配的各方面形成了不少成果，对认识和解决中国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具有很关键的作用。

　　五、推荐理由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是对我国意义非凡的三十年，这期间，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也从十年文革和“洋跃进”后的烂摊子发展为当今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实力。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种发展背景在国际上实属罕见。在这三十年中，赵人伟、李实在中国收入分配方面的持续研究对推动该领域向国际化水平发展，以及让民众准确认识我国的收入分配现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这里就两个方面提出推荐意见。

　　1、“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收入分配本身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2)准确认清不同发展阶段国民收入分配状况的重要性；(3)在前述基础上，找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方法的重要性。

　　改革意味着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调整和重新分配。改革成效的好与坏最终体现在这一分配结果是否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在经历十年文革和两年“洋跃进”以后，国民经济已经遭受了重大摧残。按照国家统计局早期的贫困线标准，1978年全国2.6亿人处于贫困状态，占全国人口的33%。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微博]的“一美元”贫困线标准，我国1978年的贫困人口规模将更加庞大。在经济转型中如何让更多人富起来，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期间，邓小平就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帮助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共同富裕”的标准是什么？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然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如何观测和认识这一差距？如果避免这一差距过大而引起更大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如何走向共同富裕？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所面对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追求“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的背后实际上暗含了大量的不平等。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的收入不平等都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曾经对“按劳分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包括按劳分配是否为社会主义唯一的分配原则；按劳分配的基础和条件；按劳分配的层次和范围；按劳分配的“劳”的含义及劳动量的计算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配性质等等。这一争论伴随着“拔乱反正”的进行，也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反思，试图寻找更科学的分配规则。在20世纪80年代末流行一句话“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这种“寒酸”境况的背后蕴含着对部分劳动者的严重不公。这就要求必须准确认清“貌似平均”背后所蕴含的“不平等”因素。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一部人的确已经富起来了，进而也引起了持续扩张的收入差距。根据不同学者的测算，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3左右，但到了90年代初期已经超过了0.4。截止新世纪首个十年的末期，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如果考虑不能观测的灰色收入和高收入低报问题，实际上的基尼系数可能会更高。中国的收入差距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的，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引起了收入差距的严重不平衡。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如何避免这一问题更加恶化？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这是我国顺利迈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收入分配理论”的意义所在。

　　2、赵人伟和李实等研究人员在收入分配领域贡献的重要性

　　赵人伟与李实等研究人员持续了近三十年的收入分配研究，形成了不少成果，对认识和解决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准确阐述了转型前期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现状和方向，对认识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赵人伟的主要成果因此获得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对转型期间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认识，提出影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四个大方面和二十个左右的因素。因为这方面的贡献，赵人伟和李实的主要成果之一获得了第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李实主编的专著还获得了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等。(3)推动了我国收入分配研究走向国际化，并向更高层次发展。赵人伟和李实领导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项目从1988年持续至今，积极与国际学者合作，吸取国际上的成熟经验和方法，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引入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中，对推动我国收入分配研究的国际化、现代化产生了巨大作用。赵人伟、李实等研究人员在引入国际上成熟经验和方法中，并非生硬照搬，而是踏踏实实地理解和区分不同收入的概念，弄清相关方法的起源和本质。对于国际上有争议的方法持保留态度，对先进的新方法持开放态度。(4)赵人伟等主持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李实等主持的第三次和第四次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都是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在改革初期尤为困难。但正是因为他们一直以来的坚持，为中国的收入分配研究提供了更加细致的研究基础，借助国际上成熟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对认识和了解我国转型期间收入分配问题具有巨大的意义。

　　(二)赵人伟和李实等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以下简称“中国收入分配理论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具体论述如下：

　　1、对转型前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解读

　　中国关于收入分配的早期理论研究大多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下的讨论。将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与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联系起来要略晚一点。杨小凯在1982年的文章《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中向国内同行介绍了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经济指标——基尼系数。杨木生在1983年的文章《基尼系数在分析收入分配中的应用》中将基尼系数引入到收入分配研究中。Leanad W. Morlim和陶耀瑞1984年的文章《个人收入的分配》通过介绍美国收入分配问题，指出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是通过财政系统，而不是通过物价系统，是属于宏观经济问题，而不是属于微观经济问题。张守一在1984年的文章《居民收入的数量分析》中，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尼系数理论、回归方法等对居民收入的数量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分析。

　　但前述研究并没有对改革初期的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述。在80年代初，赵人伟借鉴东欧改革中对传统体制进行实证分析的经验，把这种实证方法运用到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中，对传统体制下工资和价格基本双冻结给不同代人所产生的不同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特别是青年一代人的不利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赵人伟在1985年的《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的若干变化趋势》一文中详细探讨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者的个人收入问题，包括对按劳分配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认识，对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的认识，劳动者各年龄段上收入的变化趋势，消费品分配中市场方法的引入等，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冻结政策进行了科学总结，科学地解释了与收入分配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对收入差距的一些衡量方法进行客观地认识，提出在计划体制中引入市场体制的重要性，为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和经济改革的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撑。由于在转型前期收入分配方面的贡献，这篇文章获得第二届(198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赵人伟、李实在1997年的文章《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中回顾了改革前的平均主义问题，指出以下原因：(1)制度上的原因。社会主义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因此从1949年至1956年逐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后，居民除了少量储蓄存款的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财产收入。(2)政策上的原因。决策者认为，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是社会公平，加上建设初期应该多积累、少消费，即使是劳动收入也应该是低而平均的。(3)中国文化传统中“不患寡而患不均”平均主义观念的束缚。然而，这种平均主义的大背景下也存在着一些隐藏着的不平等因素，例如 ①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大。②在消费品的分配方式上，强调实物分配方式，而抑制市场分配方式，这样居民的货币收入的差距会小于实际收入的差距，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实行的结果则不尽然。首先，占人口大约80%的农村居民并不享有城镇居民所获得的补贴。其次，即使对城镇居民来说，也只有按人口定量供应的那部分消费品(如粮、棉、油)，其补贴是按平均主义的原则分配的，但按职位供应的那部分消费品(如住房、汽车、电话等)，其补贴的分配是高度不平等的。③工资的长期冻结，造成对青年一代不利的收入分配格局。

　　总的来说，改革以前是平均主义盛行的社会。但仍然存在着不平等的因素。这种平等中存在着不平等，不平等中又存在着平等的状况，说明了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复杂性。

　　2、在转型中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探索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走渐进方式路线。根据中国经济情况的复杂性，赵人伟等学者认为只能采取渐进的、双轨过渡的方式，但又必须时刻警惕渐进改革中的双重体制摩擦所带来的风险。1979年赵人伟与刘国光合作发表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提出要在物力资源的配置、财力资源的配置和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换言之，就是要打破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而且不仅仅是要在计划经济的外部或边缘加上一点市场机制作为补充，而是要将市场机制打入计划经济的内部。1981年赵人伟独著的文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机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补充和阐述。这些研究按当时国内的标准属于前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并因这一问题的研究获得第一届(198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体制转型的双轨制也表现在收入分配领域。赵人伟在剑桥经济学杂志(Cambridge Journal of Ecnomics)上发表的文章《中国收入分配中两种现象的反差》(Two Contrasting Phenomena in China's IncomeDistribution)，阐明中国收入分配领域中两种现象的反差，实际上探讨了双轨制在收入分配领域的表现，也是计划和市场问题的探讨在收入分配领域的延伸。

　　渐进改革的初衷是要降低改革的成本，但是经济改革的渐进方式也有成本上升的风险。渐进改革的内涵是“增量改革”，具体来说，就是增量或新增的财富进入新体制(市场轨)，存量或原有的财富留在老体制(计划轨)。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留在老体制内财富的比重将不断下降，而进入新体制的财富的比重则将不断上升，从而有利于最终以新体制来取代老体制。然而，实际上中国的许多新增的财富并没有按照增量改革的要求进入新体制，例如大量新增的公务用车都以实物形式进入了老体制。增量进入老体制是改革成本上升的一个表现。这种转型中的矛盾会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如果规避其中的风险？一直以来，赵人伟和李实都持续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

　　平均主义盛行是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起点。经过多年的改革，尽管人们的收入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但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赵人伟、李实等学者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包括总体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部门收入差距、财产收入差距等等。此外，还从时间维度上对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变化的各个阶段进行了主要分析。其中，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主要倾向仍然为平均主义。这一阶段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无论是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其经济利益的分配都比较均衡；城市的改革还没有全面推开，收入分配基本上还是沿用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做法。第二阶段为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的主要倾向是两种现象的并存，即计划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和体制外和体制间的收入差距较大的并存，这是双重体制的并存和摩擦初现时的矛盾在收入分配上的反应。第三阶段是90年代以来，尽管平均主义问题在某些部门和企业内仍然存在，但从全社会来看，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主要倾向。

　　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除了劳动收入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首先，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居民几乎没有个人财产，但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的财产经历了一个高速积累和显著分化的时期。其次，我国已经确立了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取决于收入分配的状况，而且取决于财产分布的状况。

　　赵人伟在1992年的文章《我国转型期中收入分配的一些特殊现象》对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收入分配特征进行了介绍；赵人伟、李实1997年合著的文章《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李实、赵人伟、张平1998年的文章《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变动》和《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收入分配变动》等重点对1988年至1995年期间的收入分配特征进行介绍；赵人伟、基斯•格里芬主编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主编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China's Retreat from Equality: Income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李实、张平、魏众、仲济垠等著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李实、佐藤宏主编的《经济转型的代价》等专著对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阶段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其中赵人伟、李实等主编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序言获得第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收录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文章《中国农村的财产分布》(作者：特里•麦金)借助1988年中国家庭收入数据首次探讨了中国农村的财产分布问题。收录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的文章《中国农村财产分配的重新考察》(作者：马克•德•布伦纳)对1988年和1995年我国农村的财产分布变动和特征进行了分析。李实、魏众、古斯塔夫森等在2000年的文章《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分配》对1988年和1995年之间我国城镇的财产分布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得到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之后，李实、赵人伟等发表了更多关于财产分布的文章。

　　在中国什么原因引起了这么严重的收入差距？在国际上，许多经济学家着重研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然而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二是从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在这种大背景下，影响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因素极其复杂。赵人伟等将影响中国经济转型期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分为四大类和二十个左右的因素，并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变化做了分析。四大类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关系等。分析这些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仅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有利于研究的深入。赵人伟、李实在1997年的文章《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1999年的文章《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李实、赵人伟、张平在1998年的文章《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变动》；赵人伟在2002年的文章《转型时期的收入分配改革对策》，2003年的文章《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对中国转型中收入差距产生原因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

　　3、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理论

　　高速经济增长与公平收入分配一直是各国追求的目标。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蒙•库茨涅兹发表了著名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他认为收入分配的变动在很大程序上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密切相关：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推动储蓄的集中程度，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过程伴随着从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在转变的中期会引起一定程度的个人收入差距。这就是著名的“库茨涅兹假说”，也即“倒U型假说”。这个问题引发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库茨涅兹假说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如果收入差距扩大在经济发展的早起是不可避免的问题，那么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也许是徒劳无益的。在对库茨涅兹假说争论的基础上，不同学者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最早是1986年《南洋资料译丛》发表了J•马尔科尔姆•道林等的文章《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贫困和经济增长》，基于库兹涅茨理论原型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结论是库兹涅茨理论可能不适用于亚洲发展中国家。1991年陈宗胜的《公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试图以中国和其他公有经济的经验证明公有经济收入分配的倒U曲线是成立的。纪玉山1997年的文章《库兹涅茨倒U理论质疑》分别从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角度上列举反面案例，对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倒U型关系予以质疑。还有很多学者采用中国的经验数据从各个角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问题进行探讨。总的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是否会呈现倒U型规律是不确定的。

　　李实、赵人伟等利用历次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简称：CHIP数据)以及其他公开数据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长期细致的探讨。李实1993年的文章《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采用198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初步解释了转型初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约翰•奈特、李实、赵人伟、宋丽娜等1999年载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的文章《中国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收入差距》、《中国城镇工资和收入差异的区域分析》利用1988年和1995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分别对中国农村和城镇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与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赵人伟、李实等在1997年的文章《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收入分配变动》、《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等中也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李实1999年的文章《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对经济增长中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探讨。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增长(或收入增长)过程中的一些因素引起或抑制了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扩大，但对收入差距变化的贡献有限；在经济增长或发展方面，城市非国有经济的较快发展(同国有经济相比)和农村非农产业的较快发展(同农业相比)是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的两个强有力因素，1979年至1983年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对这期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具有积极作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但可以直接、间接地提高外出打工户的家庭收入水平，而且就全国而言还会抑制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发挥积极的作用。

　　4、在收入分配研究范式上的贡献

　　(1)从拨乱反正转向理论实证。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学界曾经对按劳分配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当时讨论的主要议题是要不要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还是无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是不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基础，等等。这些讨论在拨乱反正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赵人伟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经济体制转型问题的研究上，没有直接参与这方面的讨论，不过仍然十分关注这一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东欧改革中的一些经验分析方法开始进入中国。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以及科尔奈1985年在“巴山轮会议”上的报告。科尔奈在对经济体制转型的研究中使用了以“经验支持”(Empirical Support)为基础的分析方法，赵人伟把它概况为“能够得到经验支持的理论实证”，并试图把这种实证的方法运用到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中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赵人伟对传统体制下工资和价格基本双冻结给不同代人所产生的不同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特别是对青年一代人的不利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的若干变化趋势》一文，明确地指出：在工资长期冻结的情况下，表面上似乎在冻结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上会在老中青三代人之间产生代际的或纵向的收入分配失衡。这种分析无疑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冻结政策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为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和经济改革的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持，可以说是在上述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这种向实证分析初步转变的探索得到了经济学界同行的肯定，并因此而在1986年获得了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1991年英国出版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还专门译载了这篇文章。

　　(2)从理论实证发展到经验实证。

　　不过，以上这种没有数据支撑的实证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没有数据支撑的实证只能称之为理论实证，有数据支撑的实证，即经验实证，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实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赵人伟、基斯•格里芬、李实等开始在收入分配领域引入经验实证方法的尝试。在获得第一期全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CHIP1988)基础上，结合其他统计资料，对当时收入分配研究现状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例如，在分析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一些特殊现象时指出，在双重体制并存情况下，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了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过大并存的现象；在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条件和特殊政策背景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先缩小后扩大的情况；在改革的重点转入城市以后，城市职工收入结构中出现了工资部分相对缩小和工资外部分明显扩张的现象。根据这些数据得到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自此，赵人伟、李实、基斯•格里芬、卡尔李思勤等学者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范式下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持续性的探索。代表作有赵人伟在1992年的文章《我国转型期中收入分配的一些特殊现象》；李实、赵人伟、张平1998年的文章《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变动》；赵人伟作为主要作者的专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李实作为主要作者的专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III》、《中国收入差距变动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IV》，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原因及出路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探索，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其中，赵人伟、李实执笔的文章《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序言)》获得1994年第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李实、史泰丽、别雍•古斯塔夫森主编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III》获得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5、赵人伟、李实轮流掌舵的CHIP调查对“中国收入分配理论研究”基础性条件做出的贡献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科学基金和美国福特基金的共同资助下，赵人伟、李实和英国经济学家基斯•格里芬等组织了第一次《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项目，旨在收集家庭调查数据，以用于分析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诸如收入、不平等以及贫困趋势的可能有益的经验分析。该项目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重大项目，于1988年启动，组织了一系列全国范围内的家庭住户调查，该调查即是后来被人熟知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经过1989年的系统调查和1990年和1991年大约两年的研究，于1991年12月召开国际研讨会，1992年编辑成书，并分别由麦克米伦出版社于1993年出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4年出中文版。

　　在这本书编辑成书之后，福特基金会于1992年邀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格尔诺(Ross Garnaut)对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经济项目进行评估。这位教授曾经在1980年代担任过澳大利亚驻中国的大使，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在《福特基金会经济项目评估》的报告中对上述《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 》项目作了非常积极的评价。他写道：

　　“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型项目起的作用很大，中方人员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搞调查可以很容易获得新的数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进行的收入分配项目就是一个这种有效的大型项目”。

　　“福特基金研究项目中一些最好的研究是在经济研究所进行的有关收入分配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进一步扩展。”

　　(以上引文摘自罗斯•格尔诺教授1992年的《福特基金会经济项目评估》)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赵人伟、李实和美国教授卡尔•李思勤又牵头组织了第二轮的调查，而在本世纪初期由李实、瑞典经济学家别雍•古斯塔夫森和加拿大经济学家史泰丽等组织了第三轮的CHIP调查。在新世纪初的中期，李实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孟昕一起组织了第四轮的CHIP调查。在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住户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被国际学术界称为“CHIP(China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的数据库。持续20年以上的CHIP数据库对了解我国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和劳动力市场的横向纵向特征具有重大意义。

　　6、在“中国收入分配理论研究”国际化方面的贡献

　　在理论经济研究方面，国际学术界比国内成熟很多。古典经济学家曾把分配理论视为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生产要素分配理论。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收入分配研究的重心转向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并重点研究这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正是这段时间内提出来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理性预期革命的兴起，宏观经济学家热衷于从个人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建立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崛起，收入分配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在国际学术界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技巧都很成熟。

　　借鉴国外的经验，可以给中国的研究提供更多可以借鉴的思路和方法。但是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中国经历十年文革和随后两年的“洋跃进”，一方面国民经济已经遭受了重大摧残，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是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转变的过程。由于改革前对“平均主义”的过分推崇，每个人的收入绝大部分程度上受计划控制，几乎没有财产，几乎没有自主获得现金收入的条件。在认识和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中，需要在这种大背景下借鉴国外经验，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并且在不断的国际化交流中不断完善中国的收入分配理论。

　　在20世纪末期，中国熟悉国外同类研究的规范和方法并运用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见，赵人伟和李实在这方面做出了切实的努力。赵人伟和李实等的收入分配研究是同国外同行们合作进行的，主编的研究成果中很多作品是与国外学者合作撰写，也有个别是由外国学者独立完成的。从合作中学习国际同类研究的方法，将国际更成熟的方法逐渐引入中国的收入分配研究中，形成了不少有关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中英文研究成果。例如，赵人伟在1985年的《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的若干变化趋势》被英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Social Economics杂志全文译载，让国际学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收入分配状况。赵人伟主持的第一次(1988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得到了英国经济学家基斯•格里芬、福特基金会等的协助，使得问卷设计、实施调查、数据处理和分析等基础性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自此，与国外学者的合作成为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传统。赵人伟主持的第二次CHIP调查(1995年)是与美国经济学家卡尔•李思勤等合作下完成的。李实主持的第三次(2002年)和第四次(2007年)CHIP调查也有瑞典经济学家别雍•古斯塔夫森、日本经济学家佐藤宏、加拿大经济学家史泰丽、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奈特、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孟昕等国际学者的参与。在国际学者共同参与下的“中国收入分配理论”研究获得了迅速发展，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大量载于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China Economic Reviews、WorldDevelopment、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Economic Letters、Review ofIncome and Wealth等国际知名杂志。这些成果为促进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发展，以及打开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窗口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注：“推荐理由”中提及的非本理论贡献人候选人文献如下：

　　杨小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武汉大学[微博]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期。

　　杨木生，《基尼系数在分析收入分配中的应用》，《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LeanadW.Morlim、陶耀锐，《个人收入的分配》，《河北农业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张守一，《居民收入的数量分析》，《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Simon Kuznet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 (45)。

　　J•马尔科尔姆•道林、艾夫扎尔•阿里和戴维•苏、谧谷，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贫困和经济增长[J]，南洋资料译丛，1986-04，第13-21页。

　　陈宗胜，《公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纪玉山，库兹涅茨倒U理论质疑[J]， 社会科学战线，1997-03，第67-74页。

　　罗斯•格尔诺，《福特基金会经济项目评估》，1992年。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1988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调查项目主要成果

　　A、赵人伟、[英]基斯•格里芬 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3月1日第一版。

　　B、Griffin K, Zhao R W.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China[M]. Macmillan Press Ltd., 1993.

　　2、1995年第二次全国居民收入分配调查项目主要成果

　　A、赵人伟、李实、[美]卡尔•李思勤 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

　　B、Carl Riskin, ZhaoRenwei, Li Shi: China's Retreat from Equali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transition. M.E. Sharpe: New York, 2001.    C、李实、张平、魏众、仲济垠等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3、2002年第三次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调查主要成果

　　A、李实、[加]史泰丽、[瑞典]别雍•古斯塔夫森 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III》，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

　　B、Bjorn A. Gustafsson、 Li Shi、 Terry Sicular，Income 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April 2008.

　　C、李实、[日]佐藤宏 主编，《经济转型的代价：中国城镇失业、贫困与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4、刘国光、赵人伟，《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

　　5、赵人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机制》，载董辅礽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优越性》，北京出版社，1981年。

　　6、赵人伟，《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的若干变化趋势》，《经济研究》，1985年第3期。

　　7、Zhao Renwei. TwoContrasting Phenomena in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J]. Cambridge Journal ofEconomics, England, September, 1990.

　　8、Zhao Renwei. TheTrend of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orker's Income[J].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England, Special Issue, Vol. 18, Numbers 8/9/10,1991.

　　9、赵人伟，《我国转型期中收入分配的一些特殊现象》，《经济研究》，1992年第1期。

　　10、张问敏、李实，《中国城镇贫困问题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

　　11、李实，《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A]，载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经济论坛编委会：《效率、公平与深化改革开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12、李实、尚列，《国有大中型企业间职工收入差距的分析》，《经济研究》，1993年第3期。

　　13、李实，《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农村经济与社会》，1994年第2期。

　　14、李实、J。奈特，《中国财政承包体制的激励和再分配效应》，《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15、李实、史泰丽、别雍. 古斯塔夫森，《八十年代末中国贫困规模和程度的估计》，《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16、Knight J, Shi L.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the Rural-Urban Divide in China[J]. Oxford Bulletin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6, 58(1)： 83-117.

　　17、李实，《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经济研究》，1997年第1期。

　　18、赵人伟、李实，《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 

　　19、Knight J, Shi L.Cumulative causation and inequality among villages in China[J]. OxfordDevelopment Studies, 1997, 25(2)： 149-172.    20、Gustafsson B, Shi L. Types of 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at theEnd of the 1980s[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1997, 43(2)： 211-226.

　　21、李实、赵人伟、张平，《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变动》，《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

　　22、李实、赵人伟、张平，《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收入分配变动》，《管理世界》，1998年第1期。

　　23、Gustafsson B, Shi L.Inequalit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1980s: locational aspects and householdcharacteristics[J]. Asian Economic Journal, 1998, 12(1)： 35-63.

　　24、Gustafsson B, Shi L.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poverty, 1988[J].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1998,36(4)： 387-406.

　　25、李实、赵人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

　　26、李实，《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27、赵人伟、李实，《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会计之友》，1999年第12期。

　　28、Shi L. Effects oflabor out-migration on income growth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J].Development and Society, 1999, 28(1)： 93-114.

　　29、Knight J, Shi L.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centives, redistribution and reform in China[J].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1999, 27(1)： 5-32.  

　　30、李实、魏众、古斯塔夫森，《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分配》，《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31、Gustafsson B, Li S.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ender earnings gap in urban China[J]. Journal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0, 13(2)： 305-329.

　　32、李实，《中国农村女劳动力流动行为的经验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33、李实，《农村妇女的就业与收入——基于山西若干样本村的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34、Gustafsson B, Shi L.The anatomy of rising earnings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J]. Journal of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 29(1)： 118-135.

　　35、Gustafsson B, Shi L.The effects of transit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China[J]. Economicsof Transition, 2001, 9(3)： 593-617.

　　36、Gustafsson B, Shi L,Nivorozhkina L, et al. Rubles and Yuan: Wage Functions for Russia andChin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1, 50(1)： 1-18.

　　37、赵人伟，《转型时期的收入分配改革对策》，《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38、赵耀辉、李实，《中国城镇职工实物收入下降的原因分析》，《经济学 (季刊)》，2002年第2期。   

　　39、李实、古斯塔夫森，《中国农村少数民族与汉族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3期。

　　40、李实、J。奈特，《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经济研究》，2002年第10期。

　　41、Gustafsson B, Shi L.Income inequality within and across counties in rural China 1988 and 1995[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2, 69(1)： 179-204.

　　42、郭荣星、李实、邢攸强，《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与职工收入分配——光正公司和创大公司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03年第4期。

　　43、Gustafsson B, Shi L.The Ethnic Minority‐Majority Income Gap in Rural China during Transition*[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3, 51(4)： 805-822.

　　44、赵人伟，《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载于王梦奎主编：《回顾和前瞻——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

　　45、赵人伟，《一个经济学家的探索之旅——读科尔奈的自传<思想的力量>》，《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6期。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于秘书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