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3年夏季高峰会”于2013年8月23日-25日在合肥举行。上图为“可持续发展论坛(下)：企业家的环保行动”论坛全景。(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3年夏季高峰会”于2013年8月23日-25日在合肥举行。上图为“可持续发展论坛(下)：企业家的环保行动”论坛全景。

　　主持人：我们这个主题的是企业家的环保行动。首先介绍一下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

　　远大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跃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启强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中立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汪建

　　大城食品(亚洲)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家寰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光[微博]

　　美通无线公司董事长王维嘉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金大地集团董事长陈淮[微博]军

　　我们首先把这场活动的背景和主题跟各位介绍一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来自北京环境交易所，我们是做谈排放交易的。关于目前中国环境的现状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应该说非常严重，环境问题再衰三竭。因为我们是做碳排放交易的，我就从温室气体改善跟大家说一组数据，2011年中国DGP占全世界10%，大概47万亿，但是人耗是3.81标煤，占全世界20%，排放了占据全世界25%的二氧化碳。比第二名美国高30%。全世界45%的能源总增量来源于中国，我们产业结构中工业、制造业占47%，重化工产业又占71%，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呢？因为人均碳排放已经到了5.8顿，已经接近国际水平。虽然比美国和澳大利亚、加拿大高耗能国家差一点，但是已经接近国际水平。要说这个数据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国际上关于环境保护，关于碳排放有一个著名的曲线，一般来讲所谓的倒流性曲折，只有人均DGP到达四万五万美元才能达到排放的波峰，而中国现在人均GDP2012年只有六千美元，11年才五千多美元，就在五六千美元的时候，我们能耗已经世界第一，我们的碳排放也已经世界第一。所以中国这样的节能减排压力非常重，环境污染问题非常重。

　　第二个中国环境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一般经济学家认为，我们中国的环境问题最大的原因是环境权益分配不公平，不合理，不清晰，不明确。有一句话，人人享有不受污染的权利，但是谁来保护这个权利？这个权利要有一个立法和执法的过程，但是中国公众权利分配的严重不合理，不公平。第二个原因，因为这个环境污染是个破坏性问题，环境治理政府需要提供支持，需要一个公众环境权利的代理机构，单个一个人不可能做到，需要有公众的环境权利代理机构。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企业家的环保活动，在环境权益的分配过程中，特别是公平分配过程中，以及建立公众环境权利的代理机制、代理机构过程中，我们企业家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在欧美近百年的环境保护史就是这样的历史，企业家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充当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美国著名的环境组织，欧洲重要的环保组织，无论是资金来源，还是运营管理，还是各方面的参与，企业家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国环境问题毫无疑问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结果，如何治理？需要企业家起到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充从计划经济王市场经济转轨，从农民社会往工业社会转变，从封建社会往开放性社会转轨，尤其需要企业家的参与。我把背景简单介绍一下，接下来请各位专家就这个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首先我们请万可的王总发言。

　　王石：我有一个建议，讲企业家在环保方面的责任，是04年成立C这是一个转折点。C的发起人、创始人刘晓光在这，从某种意义上中国企业家搞环保，我们都是徒子徒孙，先请刘晓光发言。

　　阿拉善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刘晓光是发起人，冯仑是第四任，阿拉善发展会员最多，阿拉善和民间的NGO合作推进，差不多明年就十年，很有意思。它成了一个孵化器，成立一个播种机，在中国的民间NGO怎么做的。我发现主持人讲了半天，他完全是带有官方的，碳排放交易所的语言，和你没法对接。你说的属于常识，我们应该怎么做，遇到什么问题，怎么往前推进。比如我为什么说到有分会，如果从减少北京的沙尘暴，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到保护红树林，到如何支持中国民间草根NGO一块往前走。像马军如何从查地下水源的污染，一直到现在开始全国PM2.5查空气污染源，到今天发起餐馆提供鱼翅的给你上黑名单，包括坐在我旁边的王维嘉，我们都是这个圈子里的积极骨干人事。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我们现在做什么，很多我一看都是阿拉善的成员。企业家如何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什么行动，扮演什么角色。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刘晓光：我们阿拉善会员有20位左右到了现场，我们企业家参与环保行动时间并不长，大概十年的历程。当时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到阿拉善玩去了。看着华夏、西夏民族已经没了，写一点诗，登上了贺兰山。一看觉得很难受，几乎沙子一望无际。按照当地的学者计算，如果沙子每天蔓延，爬上了贺兰山，北京城就没了。那个时候北京沙尘暴很多，一年得有49次，好像也就四五次。女士戴着围巾，衣服上都有黄土。当时就从这么一个角度，能不能企业家们联合起来，我们站出来发起一个组织，治理沙尘暴，走进公益环保领域。

　　对我来讲确实很有触动，在飞机上看，又脏又破，污染严重，就跟看阿富汗一样。当时我们说要发起这个组织。当时很多人不行，这是一个企业家感情的集体出轨。有人说刘晓光你弄完了不管了。我说不对，我一定弄到底，这样开始发行。到今天是中国最大的企业家公益组织，好象也是最大的NGO组织。昨天讨论马军这个问题，我还有点抖索。把不环保的事件公开出来，肯定有地方政府保护，肯定要冲着我们来了，影响了国家的行动让你关闭。我支持这个事，但是我想了很多。

　　阿拉善这个组织，前一届政府高层对这个组织看法评价比较高，他们说这批企业家不简单，方向很明确，环保嘛，也代表中国企业家新的精神。如果说我们这个组织在现在这个阶段，无情的揭露污染、不环保的事情，会不会有地方政府对你的抗议。环保部好说就干这个的，他抗议也没辙。一个脆弱的NGO组织，他给你捣乱，那就很麻烦了。那天我提我们还得有一个策略。你到美国去，不可能有一个组织掌握各种各样的污染资料给你们，肯定有一些技术和方法。

　　这个组织从它的成立到现在，冯仑是会长，我们一起走过了十年，有我们的宣言，做了大量的工作。是一个播种机，是一个宣传队在长征之中。我们经过了这么几个阶段开始自己干，干新的社区，造林，后来我们开始做社区，再后来开始奖励做环保报道新闻的人，再后来赞助NGO组织，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今天，第一个影响力够了。第二个很多组织也开始出现。

　　我们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把它做得更好？我觉得我们的意义在哪呢，最最重要的还是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进入了中国环保领域，它不是一个人的行为，它是一个阶层的行为。第二个我们追求一种理想，新的希望，而且企业家的精神上、价值观上也提升很多。第三我们有很多行动出来，我们做不了那么多，我们去资助别人做，我们做不了那么多，我们可以把一些软的东西多做一些，实际上应该起到一个影响的作用。

　　这一届冯仑是会长，我建议由冯仑来说。

　　冯仑：简单说，阿拉善现在是国内最大的民间环保机构，所谓最大一个是参加的人数最多，第二募集的资金量最大，同时在民间环保支出里占的份额最大，大概占50%，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另外阿拉善的影响力在国内目前也是最大的，这个也是两个指标。一个是民间的环保NGO有一半以上都得到阿拉善资金的支持。包括马军这些非常优秀的，已经成熟的环保组织跟阿拉善都有非常好的合作。再有一个阿拉善连续五六年，从王总当会长以来，我们更多的跟国际环保组织建立很好的联系，到最近一年一直代表中国民间环保机构参加联合国[微博]的环境大会，同时也和国际上最重要的环保组织开展一些项目合作。所以目前阿拉善是整个在中国民间环保当中扮演最主导的角色。

　　阿拉善的特点是全部由企业家组成，这个和其他的环保组织不一样。组织力、行动力、资源非常多，我们有科学家，比如汪建，我们在阿拉善的小米比别人种的好很多。我们有大成的韩总，成立社会企业来把这些小米加工，行销出去，回馈的资金用于继续环保。

　　再一个特点，阿拉善总体来说一个机构三个品牌。所谓一个机构叫阿拉善公益机构，三个品牌一个就是阿拉善生态协会，这是个社团。第二个是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这是公益基金。第三个上次理事会通过了，我们准备筹备的社会企业。我们这个企业将来会主要围绕旱地的小米大量的种。目前的示范区是500亩，到时候做到六万，我们有一整套企业行销的方法，品牌授权的方法成为全社会特别关注的食品，行销的收入回馈到阿拉善地区。    阿拉善之所以能发展，靠所有的企业家参与，良好的治理结构。同时也靠非常专业的团队。

　　小光是我们秘书长，也是企业家，她不做生意以后，先到哈佛肯尼迪学院读书，三年在我们阿拉善一分钱不拿，在阿拉善做秘书长，这是阿拉善非常特别的一个行动力的标志。这是整个阿拉善的情况，我们企业家的环保行动，从小光起一个头，到我们这两年轮一棒，我这一棒今年11月份结束，下一棒是谁不知道。我们企业家在环保领域里由坐而论到起而行，行动有几个词特别重要，一个是干，二是搞。干和搞很重要。但是我们不是胡干，不是乱搞，你要是坐而轮就是说，我们在小光的领导下，我们干起来了，然后搞上去了，最重要的行动落实在小光带这个头，一干二搞。现在这个组织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行动力。

　　主持人：欧美环境保护历史今天上午也跟马宾主任说了，都是企业家一直推动成立各种环保组织，比如说美国环保协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等等，在欧美环保过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接下来请马总发一个言。

　　马军：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各位企业家和其他关心环保的各界人士做这样一个交流，刚才听到谈到企业家的环保，确实阿拉善的成立确实是一个转折，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用。在中国现在面临严峻的环境形势，已经到达了让数以亿计的人口暴露在严重污染的空气、水的威胁之下，土壤的问题导致食品不安全，让很多民众都忧虑，甚至近期连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只是对环境造成影响，这个环境问题也会引发社会的稳定，甚至是我们经济的发展本身都会遭致这样一个损失。

　　这个问题深层次的根源在于我们环保缺乏动力，不完全是资金和技术的问题，而是缺乏动力。缺乏动力是因为执法不严，违法成本低，在他的背后还是地方政府在GDP指挥棒的引导之下，对污染和破坏的问题保护纵容。这些问题要解决，显然系深层次的矛盾，不是一夜之间能解决。所以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中间，94年自然基金成立，到现在20多人，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一批环保组织建立起来，像现在数以百计的较为活跃的环保组织，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有独立的环保组织，但却没有独立的基金会，没有独立支持环境公益的基金会，导致这些组织要么就是资金极为有限，要么比较多的依赖于海外国际基金会。

　　04年建立阿拉善非常关键，它从治沙转向对环境公益的支持，这个转折更为关键的方面，到今天冯仑会长也讲了，一半以上的环境公益的资助源自阿拉善，我们06年成立，比较多的依赖于国际基金会，而我们做的是污染地图的数据库，收录这么多企业的超标违规的问题，所以这里面资金的来源对我们也是需要注意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幸从08年获得阿拉善生态奖，后面逐步的开始得到阿拉善的支持，从比较少的到逐渐资金盘子开始扩大，使我们能够把水污染的地方扩充到空气、固废的数据平台，在这个数据平台的基础上，能够影响到很多污染问题的研究。因为我们人数有限，现在影响到的量还是相当大的，这个过程中阿拉善不只是支持我们，而且支持了与我们相合作的一批环境组织的伙伴。

　　07年我们建立了绿色选择联盟，这样一个行动网络从21家开始，现在扩展到46家，这些本地的环保组织大家共同关注环境问题，希望能够动员社会的力量和企业共同去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这里面有相当一些机构已经开始得到阿拉善的资金方面的支持。从一般性的支持到特殊项目，比如创立家，他们也有幸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在这种共同的推动之下，我们从IT产业33个品牌到纺织业超过30个品牌，扩展到上市公司的数据平台，可以一键查询数百家上市公司的环境记录，这些平台最后得以推动了超过千家存在问题的企业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实际的例证，C对民间公益推动产生的作用。

　　当然我觉得企业家资金支持非常重要，刚才讲到环境保护需要资源的投入，长期以来没有这些资源的投入，使得环保组织都过于弱小，特别是在人才方面，很多都缺乏人才，最后要和社会企业家方面对接的时候对接不起来，因为没有人才对接。这些资金的支持我觉得非常重要，但是还不限于此。

　　除了对资金的支持，对NGO联合行动的一种推动，企业家在我看来还和NGO组织开始联合在关键问题上的推动。就是这次论坛讲到的行动，企业家真的在开展这样一个行动。比如认识到这些污染问题要解决它还需要更广泛的信息公开，从PM 2.5信息公开开始，大家特别认同信息需要更广泛的公开。

　　王石会长在动机的亚布力会上，我们商定应该推动从PM2.5的公开扩展到污染源信息的公开，这个商定在发表了亚布力的宣言，其中写到了这一点。之后刘晓光秘书长代表在今年3月28号发表了全面公开的倡议，这个倡议当时阿拉善也是第一个签字，他是引领的签字者。像万通、数字中心、忠诚联盟、欧美同学会都签字在上面，共同去呼应，王维嘉先生也有一个大的视频，共同呼吁。之后企业家的影响力进一步发挥，在两会期间就由万杰委员和李东升代表分别在政协和人大提出全面公开的倡议，很多媒体的反响。

　　之后环保组织和阿拉善一起向北京、天津和河北共同申请相关的信息，推动他们公开。之后北京积极的反应，已经开始着手推动80多家重点污染源公开，河北就在两周前来到环保组织和多家环保组织开会，承诺要从明年1月1号开始公布280多家废弃重点污染源的信息实时公开。这样一个方面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同，在环保部连续出台了一个通知和一个规定，要求9月1号开始日报信息，明年1月1号信息实时公开，这样一个行动显示企业家巨大的影响力。如果仅仅是环保组织去推动，我想这绝对不可能在半年的时间达到推动的影响，企业家从联合资金到联合行动都对整个环境保护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主持人：国外也是对环境组织比较研究，有政府资本的环保组织和私人资本的环保组织做了一个对比，发现私人资本背景的环保组织更加透明，更加公平，管理更有效，也符合环保组织美国50年做的调查，针对这两类的比较。目前中国的环境问题确实需要更多的环保组织做环境思想的传播，环保立法的推动，以及环保工作的执行监督。接下来我们请王维嘉总发言。

　　王维嘉：刚才大家都说了，我们阿拉善成立代表着一个阶层的觉醒，我们创造了一套中国NGO组织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我们现在又成了最大的基金会。这些都已经是过去式，我就在再往前看十年，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应该做什么？不是我们凭空想的，而是根据这个需求出来的。谈到需求，我总会提到这样一组基本的数字。美国的民间环保资助投入每年是6千亿美金，中国是6千万人民币。差六万倍。中国是美国投入的六万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的环境污染，PM2.5平均北京都在三百到五百。而美国任何一个城市，平均值是每天30到50。空气至少是人家的十倍，水的污染，任何一条江拿来测试，和美国的水相比，至少一百倍。中国的污染是美国的10到100倍，中国的投入是美国的十万分之。我们军费投入和美国成比例，美国占3%，我们也差不多3%，我们教育投入比美国少，但是也没少这么多，美国5%，我们2%，但是我们民间环保投入是美国的十万分之一，这个差距太惊人了。这个差距，我们不能光靠政府补上。

　　中国民间财富有将近60万亿左右是富人的财富，这60万亿里面，拿出1%就可以把中国的环保做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也就是说我们做一点点事，阿拉善每年两三千万的投入实在是滴水车薪。你要从市场或者需求的角度，我们今天的供给和需求缺口实在太大，是天文数字的缺口。这就定义了我们中国企业家今后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的任务，能够至少在民间环保投入上和GDP成比例。按道理说中国的污染是美国的10倍，我们应该投入是美国的10倍，我们现在是他的十万分之一，每当我想到这样一组对比数字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实在是太任重道远了。我们进步的速度太慢了，我们过去做的太少了。

　　怎么才能这样做呢？我们不能一蹴而就，我们作为企业家优势在哪里？第一，这些企业家影响力都非常大，如何把这个影响力变成环保呢？从我们自己做起非常重要。这就是王石过去几年一直推动鱼翅，大家觉得鱼翅是一件很小的事，它的意义不在于仅仅拯救鲨鱼，它的意义更多的在于通过这些名人、企业家的影响力，让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这个理念非常重要。

　　比如你到美国，任何一个小孩看到你去砍树，马上认为你是坏人，他从小看好莱坞的卡通片，凡是坎树都是坏人。一代人成长起来，他认为垃圾分类是非道德的，做了以后有巨大的精神成本，所以就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通过企业家的个人行为，通过他们的呼吁，从一件小事突破。比如鱼翅，我们呼吁，一年前国务院税务机关局出来说，我们三年内在全中国取消公款消费鱼翅。我现在看着表呢，这是2012年7月12号国务院机关事务局的声明，我等着，一年过去了，还有一年多一点。三年以后我跟你较真，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三年全中国没有公款吃鱼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这件事情对人们的教育意义非常大。

　　今天C只有250个会员，这个太少了，很多省一个会员都没有。怎么想到一种机制，让更多的企业家加入。环保不光是企业家的责任，很多中产阶层，很多老百姓都愿意参与进来，怎么把我们这样一个治理结构，这个机制变成吸纳更多的企业家加入。

　　刚才我主持互联网，能不能用互联网的思维来做大规模的发展，让更多的人进来。最近两年一直讨论分会，很多人说分会独立怎么办？独立就独立。如果华南的红树立独立出去，变成C的最大竞争对手，这是好事。如果我们形成一个正常的符合中国需求的环保组织生态，不仅需要一家，我们需要十家、二十家的基金会，有竞争的关系，多的以后自然就细分了，今天我们所有的都支持，因为就我们一家。将来有人治理治理空气的，治理水的，他会比我们做的更好，这有什么不好呢？像C这样的组织，全国遍地开花是好事，我们应该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开放的思维，如果将来这些大大小小的NGO基金会都是在我们的激励和我们有牵连，甚至老的会员出去办的有什么不好，都是为中国做环保。我们真的在今后十年考虑如何发挥企业家的优势，如果能够把我们的资助量从今天的几千万变成几个亿，几十亿，让今天的环保组织，美国有两万家环保NGO，中国有二百家环保NGO，这个差距太大了，我们至少做到美国的数量级，才有可能对中国的环保有明显的效应。所以我们更多的要思考怎么能够在今后十年迅速的成长。我们基础已经打好，迅速把资金的规模，人数的规模，影响力推上去，对中国最大的环保问题，不论空气、水、食品、土地污染作出明显的贡献，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

　　主持人：王总做了一个震撼的对比，中国和美国的环保组织有很大的差距，也有专家认为我们中国在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如果有更多的环保组织产生之后，可以促进中国更好的社会转型。因为环保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据有专家说是唯一能够达成超越左右之争，超越内外之别，超越朝野之分的社会共识。中国社会转型，严重缺乏社会共识，环保是为数不多的促进社会共识的领域。

　　接下来请张跃董事长发言。

　　张跃：环境问题大家都已经有觉悟了，对这件事情看的很重，都意识到他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其实还是要梳理一个东西，刚刚王维嘉举了一个美国的例子，我觉得要树立一个东西，在理念上世界区别很多，不是看着空气天美国和德国的天都是蓝的，但是美国和德国的环境理念是天渊之别，本质上老百姓的环境理念中国人比美国好。中国有节约的意识，一样东西用完了会洗了再用。美国很多小孩他们出去玩，可以带一大堆短裤和衬衫，穿一件扔一件。美国的生活观念，认为消费是对社会某种程度的贡献。我认为一个美国企业家，我们用飞机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一个飞机要养活多少人。一个飞机要造成多大的碳排放，你一个人的排放，美国平均25吨，可是一个人排放达到一千吨。德国有人买私人飞机吗？几乎美国。我原来也买过，现在觉悟了。美国现在是八千架私人飞机。

　　高端的知识分子也好，还是有钱人也好，还是普通的老百姓，他的环境概念很差。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25吨，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对气候、对社会的整个负担，德国10吨，中国现在是5吨，但是中国的城市人口大概在14吨，北京、上海这些人口在14吨，高过欧洲同等富裕水平的。我们要看这个指标。

　　消费主义是环境问题一个大敌。社会理念不转变，生活态度不转变，这个社会只会走向更加的污染。天蓝了，水清了，事实上我们中国接下来的二氧化碳逐步增高，各种资源的消耗逐步增高，本质上的污染没有降低。美国哪一项比例超过中国的？马军可以查查，这是千真万确的数字，死亡的原因里面癌症比例超过中国。癌症很大的成因就是外部污染。表面和内在的要一起抓，减少消费，现在中国也在说拉动内需，这个东西适可而止。最大的环保就是你少用每一张纸，每一个塑料瓶子。

　　在德国一个塑料瓶子可以退50欧分。很多人捡这个瓶子可以过日子。什么原因呢？他们把这个东西纳入很重要的管理，德国的塑料、纸张、玻璃回收率接近90%，从早先的80%到90%用了十几年时间。现在是接近90%。中国是倒过来，10%。现在到处是填埋，焚烧，将来我们没有落脚之地。

　　所以我觉得改变观念是最重要的，减少资源的消耗，减少各种污染的排放是最基础的。我们现在环保行为里面，企业家的知识水平，学习水平都比别人高，我觉得企业家首先建立一套比较系统的环境知识，阿拉善除了拿钱出去，除了积聚环保资金以外，阿拉善能不能对企业家进行培训。如果每一个会员每年进行八个小时的培训，我相信完全不一样。我们每个人意识到哪样东西是污染的，哪样东西是优先解决的污染问题。这是我的看法。解决一个认识问题。

　　最近德国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现象，9月22号大选，德国第三大党自律党最近回到主流上，第一大党和第二大党都拉第三大党联合执政，只有这种情况。如果第二大党拉到他的时候，那个党就要打败默克尔，如果默克尔拉到他，默克尔继续执政。他有一个理念，30年不适用化学能源，那个天就更难了。

　　PM2.5在欧盟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给他规定的是20微克每立方米，第三世界国家是100微克，中国普遍超过100微克，整体来说美国达到20微客的比例30%没有，中国低于100克微的比例也没有30%。德国更加干净了，德国我经常测到是两微克，一微克。我可以在那住上半个月时间，天天测到两微克。区别很大，不是一点点。

　　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夏天的时候，德国日在外面很多餐馆在外面用餐。那个布是白色的，到秋天看到一点点痕迹。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桌布是一天都要换掉。所以空气的管理，或者污染的管理差距很大。

　　我们跟电站打交道都知道，电站有设备，也不是不愿意投钱，没人管，属于不作为造成的。这是教育问题。我们企业家和民间组织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去抓他的时候可以卡住七寸，否则你在边上呼吁，他自己偷笑，你说的那个问题是很小的问题。

　　……55分…绿党真正决定德国民众的环境理念，如果阿拉善有一个很大的理念，组建一个类似于绿党那样有理想的组织，完全有可能。阿拉善这些头们都是属于能量很大的，抱负很大的人，完全不亚于绿党那些人，绿党主要的角色是教授。

　　俞中立：今天上午听了很多演讲，我们王总有一句话我非常震撼，现在面对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很多问题，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指责、抱怨，更多的需要行动。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快速发展积累下来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现在产业结构的问题，生产技术的问题，还有很多观念上的问题，今后这一段时间会是我们中国环境问题爆发的高峰期，这是很多专家都认同的。现在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再去说这是谁的责任，去埋怨谁，如果没有具体的行动去面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的环境会越来越糟糕，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

　　所以我想这句话不仅是说出来了企业家的视野和思想观念和行动，我想也是作为我们整个社会公众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心态和态度来面对的问题。

　　我是搞教育，但是我的专业是搞环境研究，今天我参加这个论坛，也很有启发。面对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我们需要合力，政府、企业、公众各方面的合力共同面对和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我听到阿拉善这几个字有一段时间，但是今天我真正了解阿拉善在干什么事情。我觉得非常令人欣喜，我们原来在讲政府、企业和公众如何面对环境问题挑战的时候，讲到企业更多的就是企业怎么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改变自己的技术，谁污染谁治理，更多的从这个角度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你产生了污染，你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污染的问题。

　　但是今天阿拉善或者NGO组织，不仅仅是被动的环境意识和环境措施，不是主动的，不是我来污染，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怎么来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们对环境认识和环境保护的更高的境界和阶段。

　　今天上午听王总讲了几段故事，对我特别有启发。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发展和环境的问题还是一吨矛盾，人要生存，区域要发展，但是我们又要保护环境。仅仅是用政策限制，解决不的根本问题。还有什么办法？除了提高公众的意识之外，市场的手段。我今天听到了关于水教育的问题，今天还听到了种小米。

　　我们企业对整个环境治理的贡献不仅仅是出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怎么出来示范，我们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企业社会责任，而且从企业家自身的特点，他怎么用到环境保护里面，这样一种贡献比仅仅出点钱的贡献还要大。像这样一个组织，我想它对中国未来的环境治理会有很大好的启示，也会成为大家很多校访的东西。从一个企业家群体的公众形象和示范的角度，从我们企业资金投入角度，从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方面，这些方面都会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启示作用。

　　最后我还想讲一点，我在过去十几年里面，一直做环境教育，中国的环境问题如果从长远角度和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讲，我们的环境教育要从孩子开始抓起。实际上我们公民的环境意识和自己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会影响到一代又一代人，将来怎么办？

　　今天王总提出从不吃鱼翅开始，我是非常赞成这个想法，也积极支持。实际上我们今天很多生活方式，每一个普通的公民都对环境污染和环境问题都有责任。不要老去怪责任，政府没有做好，企业造成污染，实际上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也对环境产生影响。如何从自己做起，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过去十几年里，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如何通过学校的教育帮助孩子们提高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提升，帮助他们怎么从自己的行为，从生活方式方面减少碳排放，减少环境的污染，更好的保护环境。但是很遗憾的告诉大家，我们这些环境中间教育部原来有三个环境教育中心和中小学的教育培训，我们得到所有的支持都是外企的支持，包括BP，包括德国的公司，几乎没有国内自己的企业支持，有各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也呼吁一下，我们企业家关注一下我们中小学的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这是最长远的考虑。谢谢。

　　何启强：我觉得阿拉善宣传做的不够，很多人不知道，连我们的大学校长都不是很清楚，尤其还是搞环保专业的校长，阿拉善这个阶段为了扩大他的影响，应该增加一点宣传投入。不要简单的讲环保，首先是阿拉善干什么。阿拉善不是为了赢利，为了公益，在政府很多工作没到位的情况下，起到一个先导的作用。能感动很多人，能带动很多人一起参与这样一个工作。

　　我在广东搞环保，都不是特别清楚阿拉善怎么运作，也没有人动员我们参加。我在今天表一个态我要加入阿拉善。

　　阿拉善组织是由企业家组成，是对环保工作的一个推手，一个倡导者，一个促进者。同时也是污染源的产生。搞企业的都会产生排放。只要你有制造，肯定有排放。我们如何能够让排放降到最低，如何在成本跟环境方面得到一个平衡，这个问题的关键我觉得好像还不光是企业家的思路问题。企业家是搞企业的，以赢利为目的，环保在政府的倡导下，政府做事情往往讲的跟实际采取的措施是相悖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垃圾发电肯定就有排放，这种排放肯定有害，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这个不是技术问题，完全是投入问题。如果你添加净化的材料足够的话，完全可以降到大家可以接受的程度，但是我们做那种项目往往是采取招投标的方法，比较多的采取低价中标的方法，由于你价钱太低，后期的运行和项目的投入肯定有后遗症。

　　搞企业的为什么投入这笔钱，他觉得后边有回报。低价中标的为什么拿这个项目，他认为后边可以赚。怎么赚回来？如果政府对于环境的执法是严格的话，他就赚不了钱，他就不敢报低价。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选择性的执法。我搞定什么人，这个问题就不用怕，长期的投入就可以省了。

　　所以环保的教育应该是从教育政府官员开始，政府的引导我觉得非常重要。中国大陆现在没有全民性的宗教国家，大家对一些问题的敬畏、信仰有缺失。我儿子在新加坡念书，一开始把他送到教堂是为了让他周末这两天没有课上的时候，去英语教堂念英语。但是没想到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他慢慢的有了信仰。现在他非常省钱，我亲戚去了给他带东西，打的他不打，拎着要走路，坐地铁。基本上非常省。反而周末陪老人家聊天，帮人家做义工。有信仰。信仰的力量比我们说什么罚款管用的多。培养全社会对环境的敬畏，不是人定胜天，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有因果关系这个问题一定要讲清楚。

　　刚才王维嘉有一句话非常好，用互联网的方法，不是滚动式的发展，是几何式的发展，这点非常重要。中国私德不错，缺乏公德，自己的东西很省，外面的不省。我刚才进来，要把空调调高一点，结果只有其中一个能调到25度，结果没多久，我看服务员进来赶紧把它调到21度，他们穿着西装打领带，拿这个标准衡量温度。

　　在我们讲的很多事情没有行为标准，这是非常影响国家能够解决环保问题的大问题。中国最大的力量还是在政府，政府的倡导，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敬畏。阿拉善的作用虽然巨大，但是能量毕竟有限，我希望通过宣传，通过扩大它的影响力，通过更多的推进政府来引导，一步一步把我们的环境工作做得更好。

　　汪建：我讲几个建议。重金属污染问题，这个问题非常触目惊心，我们最近找了一下，有些天然植物对重金属有很高的吸收性，比现在粮食作物吸收高一千倍，一公斤产量可以到10克重金属，镉、汞，还有油料作物，吸收性非常强。如果那个土地都不能用了，怎么弄？集中起来烧回收，要有一个生态保证它。这个可以用基因科学方法找到一些跟释放重金属的代谢途径弄清楚把重金属吸收到植物里，把植物烧掉回收。

　　大家都提到环境污染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结果，不用科学的办法解决这是一个问题，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工作。日本人在五六十年代也有同样的情况，他们用化学方法解决，那都非常贵。现在有生物学的方法去做，要有一个系统工程才能做起来。

　　既然是大工业和城市化的结果，生态保护，循环经济是未来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的根本出路。我们跟国家航天中心搞了一个循环经济示范。一个人在50平方米里面不给土，不给氧，你必须在里面活下去。明年的目标先活三个月，后年的目标活四个月，大后年的目标活半年，什么都不许带。吃什么拉什么，再种什么。这种循环经济可能是未来配合工业发展，先搞两个人示范。

　　循环经济，特别是数控生态的循环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在阿拉善的沙和草边界将来做一些数控模式，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这个要放眼十年二十年了。蒙草抗旱，他从草原生态恢复确实做的很不错，一年时间土壤从原来寸草不生的地方，土壤有了蚂蚁，有了蚯蚓，单子叶植物，双子叶植物，形成平衡，不用催肥，能够利用大气中间的氮气循环起来了，昆虫也回来了，糊涂、胡铁，这样一个小的生态环境就恢复起来。所以任何生态环境保护都是生态环境全面的，大农业其实也是一个生态破坏的因素，就像西双版纳的相交，马来西亚的油棕，大面积的小米小麦都一样单一品种，怎么样形成未来大农业向生态农业过渡，都是值得长期研究和工作。这些项目在国家很难立项，我喊了一年终于把数控生态系统拿下来，属于国家重点实验室。一边按照太空的模式去做生态，一边是按照阿拉善的模式去做生态研究院。

　　陈淮军：我是房地产忠诚联盟的成员，我去年到阿拉善参加过一次活动，应该说非常钦佩阿拉善的一些企业家们。我们这两年在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也是做一件环保的事情。安徽省政府这两年出台很多政策支持环保行动。现在合肥市委市政府开行国家银行达成共同出资，政府出资一百亿，省委省政府出台亿亩森林计划，去年在合肥租了七千亩地做园林，政府给了很多政策，把过去一些荒地作为园林建设。这样的话，安徽未来是一个大森林的美丽省份。现在各个地市都在行动，合肥这边力度大一点，浙江有几个最大的园林都在安徽附近大片的租赁土地做规划。我们这次租七千亩地做园林。

　　企业家不光是拿点钱出来去支持这个环保事业，我们用一种经营的方式去结合政府的产业，政府的支持，在主业能够有保障的情况下，做一些有利于环保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这个七千亩，我们在安徽租赁更多，从经济上有贡献，但是这个事情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情，我们应该做。我上次跟王石主席报告，今年有机会参加阿拉善组织，跟着大家学习。

　　主持人：谢谢陈总。最后我们请王总总结发言。中国社会处在转轨阶段，社会治理我们老讲独特性，但是这个环境治理应该是没有独特性。环境治理是同一个梦想，同一个世界。我们认为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环保组织非常重要，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的环境保护，可能也能促进中国的社会转型，我们请王总做一个总结发言。

　　王石：总结发言说不上，回应一下何启强老总的一个观点。本身企业又是生产污染源，我们企业投资投精力搞环保，企业如何搞履行产品，减少碳排放，本身就是它利利索索的事，在阿拉善三块，一块是自身的，从沙漠多样性开始湿地保护，第二个资助中国民间的NGO，第三如何做好自身的环保。

　　像碳排放，我们本身是最大的消耗木材的企业之一，世界非法合法砍伐的木材70%到了中国，中国70%到了建筑工地，建筑工作是70%是住宅，而万科是最大的住宅建筑公司。我主动找到绿色和平组织，告诉我们是最大的建材消耗户，WF绿色和平组织安排我到热带雨林考察，万科制订了一个减少木材计划，学习可口可乐如何从减少用水到保护水资源，到如何减少木材，到保护热带雨林。这已经成了一个国际绿色通行证，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一种竞争力。之所以我能被世界最大、最有公信力WF聘请为美国的董事会成员，就是因为万科有这样一个自我反省、自我救赎、自我认识的过程。今天我们这个论坛就是把阿拉善作为一个案例，94年阿拉善成立，作为中国第一个民间NGO组织，这个案例非常示范和启示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