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城镇化与企业家论坛”于8月10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万科集团执行副总裁毛大庆。(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3中国城镇化与企业家论坛”于8月10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万科集团执行副总裁毛大庆。

　　以下为演讲实录：

　　毛大庆：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刚才赵司长讲了很多的观点，我都非常认同，去年李克强总理一月份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中国城镇化拉动经济的主要的抓手，求是杂志发表以后，各地纷纷讨论城镇化，我也参加了大大小小几十个会。事实上城市化和新型城镇化，两个概念当中有非常大的区别，城市化刚才学冬讲了，我们50%多的城市化率，我觉得没有达到先进水平，率不低了，但是质量非常有问题，这一定和赵司长谈的也很类似，前几年我做过一个文章，里面谈到事实上我们的城市化率是骗人的，如果按照国际的城市化率的专业指标来评价的话，我们得再定一个学术名词，文明城市化率，把这个套在中国，当时拿他们的指标算了一下，估计连10%都没有达到，文明的城市化率和中国的城市化率两个之间本身就有问题，今天不谈城市化率的问题，谈谈新型城镇化。

　　既然是新型城镇化，显然不是原来的传统的城市化，这一点在多次国务院包括中央的文件里面多次强调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讲的是人的城镇化，这里面非常值得研究，为什么是人的城镇化，首先标志着我们国家把城市化的发展从规模化转移到人的城镇化的方向上来，我每次要陈述我的观点，其实国家搞新型城镇化，其目的最根本的还是在缩小城市新移民和城市本地居民的福利待遇差异，缩小收入差距，逐渐减少二元结构的问题，这些问题根本在于，这届政府对于未来中国长期稳定的发展站在老百姓共同富裕的基础上，为什么要创造新的城镇化，其根本是解决原来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资源分配不均等，公共服务不均等，人的待遇不均等的问题，这个远远不是盖几个房子，修一个城镇，远远不是把基础建设搞起来就结束的问题，这一点随着这一点党和国家各种层面的引导，大家已经慢慢的形成了这个共识。

　　改善城市新移民的待遇，让福利待遇差距缩小，减少各种公共福利的待遇和差距，这里面需要很多很多的技术和政策，需要财政投入引导，这里面毕竟我们说中国现在已经有680多个城市，财政的力量往哪里投，显然有限的，也不能洒芝麻粒，怎么投，怎么布局，就涉及到今天的话题，怎么协调发展的问题  。

　　首先我们既然谈人，我们看一下过去20年中国的城市化达到了刚才学冬说的53%这个比例，这里面的特点是什么，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底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全国地级以上的城市外来常住人口是1.4亿，有的数据说大概1.6亿，大概两亿不到的样子，注意这1.4亿，1.6亿，不包括流动的农民工，这是常住的工作概念，上海、深圳、北京、东莞、广州50个城市外来人口总量1.3亿左右，占全国总量的80%，可以这么说，过去二十年中国的人移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带来的人的迁徙绝大部分人都进入了这50个城市。再细化，上海、深圳、北京、东莞、广州、苏州等十个城市占前面人数的43.2%，就存量的城市新移民来看，分布非常不均衡过去二十年。

　　大家一天到晚谈房地产调控，针对房地产调控我做了一个研究，今年应该是中国房地产调控的十周年的纪念，2003年开始，2013年今年，正儿八经有调控这个词出来，03年以后是有规划的，有计划性的各种各样的性质的调控，十年前我们一共进行了43次政策性调控，一共颁布了179份由四个部委以上联合签署的文件，有六部委，五部委，八部委，还有国务院办公厅直接发的。这些文件不要紧，但是连起来看发现一个规律，所有的文件每次对调控的范围都有一个规定，文件里面永远都会涉及到36个城市，后来提到过38个城市，52个城市，最多提到70个城市，从30到70个城市，最近的研究是60个大中城市，这些数字我们仔细看一下，取一个中间位数，50个，我06年在北大学习的时候，把02年到06年中国城市移民趋势画一个图，把房价上涨的图也画一个图，我们画了两个图，在北京设计院那个台上一对，完全重合，人口的迁徙对房地产房价的增长，房地产的问题带来了很重要的推理。

　　我想跟赵司长讲的问题是吻合的，事实上过去二十年城市化建设里面，小城镇建设，多数的城市建设是无法固定人口的，而人口的吸引和牵引，万变不离其宗全部在这50到70个城市，当然引起了房价、医疗、垃圾的问题，统统出现在这些城市里面，我们看一下房价涨的高的城市这些城市一定是这样的，PM2.5一定是高的，这就是中国20年50%多城市化大致的样子。

　　再看为什么大家都往这些大城市走，我们具体分析分析一下，那50个城市是一些什么城市呢，基本上可以非常明确的讲，这些城市大概就是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这些城市在前面50个里面占了32个，还有18个地级市，这18个地级市全部在广州、江苏、浙江和福建。

　　我们看中国的地图，很多研究经济的人知道，中国有一条著名的经济分界线，爱辉腾冲线，可以说我们国家城市的分布很不均衡，可以看到都在这条线的东南部，所以看人的城镇化，不分析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是没有抓手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些问题带来了什么直观的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就业、教育、医疗机会纷纷的分布在这些大城市，我曾经在06年的时候跟北京市一个会议，我们谈北京房价的问题，我举过北京市的例子，我说有六个数字加上四种人决定了北京市的房价非常明确的上涨，当时我说211工程的大学，北京占了24所，上海北京占了35说所，全中国教育部工作的100强中学北京占了35个，意味着北京前100名的中学，北京就有35个，上海我估计也有20多个，北京上海占了全中国的一半，剩下的50个分布在所有的省里面，有的省就一个，卫生部公布的活华佗，活扁鹊，北京占了227个，两院院士北京占了49.5%，所有的门户网站基本所有总部都在北京，还有全中国最好的唱歌跳舞的导演、编剧，大腕，出名的都会来北京，不来北京在艺术上很难发展，这样的状况下，这六个数字背后是什么，是全中国14亿人口的最优质的教育、医疗、文化、咨询、艺术资源的30%以上在这个占中国国土面积1/1394的巴掌大的地方，这样的城市承载的哪里是房地产的诉求，承载的基本上是人生最美好的愿望，所以习近平同志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到北京，这是最大的追求。

　　这些问题背后是什么，就是刚才赵司长讲的，我们看到就业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交通资源的分配当中，行政级别成了重要的标准，政府参与资源的分配，而且不是参与，是政府调动资源的分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假想100所的24个大学，把其中的2/3搬到内蒙古，河南，北大搬到石家庄，清华搬到呼和浩特，很多人就去那了。

　　我在唐山做了调查，这个城市非常可怜，在全国GDP排前十九，人均社会零售消费总额排五十四，这样的一个GDP大市，里面一个国家重点大学都没有，三甲医院只有两个半，过去三年这个城市引进的博士以上学位的医生九个，这个城市里面一片儿童活动场都没有，一个现代的电影院都没有。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全国GDP十九。

　　就是这样的一种倒插比的关系，我们看到大量的资源分配配置的时候跟我们的思考完全相反，我们一说轨道交通连接，首先考虑的是省会城市，我们一说什么什么重点产业的转移，肯定都往这些城市转移，所以永远带来的差别越来越大，后果是什么？我们还拿北京打比方，解决20平米保障房，政府要投入20万元，每年的交通，教育，社保，人均的财政投入6400元，现在北京外来常住人口750万，按照现在有一些专家提到外来人口城镇化的标准计算，每年只解决70万外来人口的问题，需要增加770亿财政投入，北京一年卖地年景好的时候1000亿，相当于要多卖一倍的地或者多征25%的税，还不保证水资源，环境治理，交通的问题，结果是什么，在北京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交通难，住房污染。北京尚且如此，其他的城市更加不用说了，北京还有一些能力，其他的地方连能力都没有，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发改委的数据，每年至少增加1500万的城镇常住人口，未来十年，相当于城市新移民要翻一番，城镇化任务之重不堪重负，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讲，我觉得中央到今天这个时点，不提出新型城镇化根本不可能，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实际上有他的战略和时间，紧迫性的必然点，中央提出这个以后，发展方向是发展中等城市，放开小城镇，引导大城市，原则上讲我是完全赞同的，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未来的城镇化以后，继续再引入五十个大城市，不是房价上涨的问题，房价根本不是问题，这个城市是没有办法待的问题了。

　　我们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刚才赵司长讲了一些国际上的经验，我简单的分享一下，现在我们研究城镇化，大约三个国家很多人拿来做样本，我非常反对拿国外的东西对比中国，拿这些东西治中国的病完全不可能，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14亿人口，我们说任何一个国家研究城镇化的模式来看看，这个国家有几千万人，有什么好说的。但是研究还要做，无外乎三个国家，德国、日本、美国，德国其实在城镇化里面有很多特点，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德国1978以后进入高收入的行业，77%的城镇人口分布在50万人的城镇里面，二战之前工人就比较多，二战之后汉堡作为唯一的出海口，大部分的人都往西南移动，欧洲大陆经济起飞，莱茵河变成了重要货物的通道，德国的制造业纷纷的沿着这些河道分布，人口相对就比较分散，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战争，德国也不会是这样的。

　　德国公共资源的配置虽然不是政府参与，但是是比较机械的配置，是按照距离配置，车程15分钟内需要什么设施，半小时内需要什么设施，不是按照人口配置，是按照人的分散居住的便利条件分配的。应该说这个起码是围着人的需要配置的。后来德国出现了什么问题，太分散，这一点我想在我们的新型城镇化里面一定要注意，是不是高度分散就是好事，现在很多领导也认同，高度分散不是好事情，尤其是中国资源少，财政能力并不宽裕的情况下，高度分散并不是城镇化道路好的方向，公共服务成本太高，很多小城镇后来很快死了，比如说三十万人口，怎么托起这么多的公共资源，欧洲央行2003年对23个国家的公共服务绩效进行了评估，德国非常靠后，德国政府逐渐消减福利支出，把这个级别下放到城市政府，甚至让城市居民自行管理这些公共服务设施，把原来的生硬的规划标准，半小时半径内一个高中就取消调了，中国城镇人口配置分布分散度在德国的问题上需要汲取一些经验教训。

　　日本是城镇化高度聚集的海岛和德国正好相反。他提出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东京和阪神都市圈集中了日本43%的人口，除了东京和大阪以外其他的都是小城镇，北京现在出现的问题，东京在1970年都出现过。日本在1960年制定了第一次全国综合开发的规划，到了1977年以前，日本一直希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政策，把东京阪神的产业向其他地域转移，但是基本上最后都失败了。

　　后来如何解决东京的问题，就是把企业，政府机构，高校搬到东京周边的地方，神奈川，崎玉，千叶这些地方，现在看大东京地区有好几个新城，开车大概一个多小时，居住区非常大，规划的比较密集，设施配套非常完善，统统都发展密集的轨道交通和城市中心连接，每天有300万人从周边到东京上班。

　　再看看美国，美国的情况相对来说好很多，一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占比13%，一百万到一千万的占44%，一百万以上的42%左右，美国的产业发展从二十世纪初的东北沿海，五大湖地区，依托军工、教育资源聚集在南部墨西哥湾地区，实际上美国在城市布局的时候，根据产业的布局，把资源好的地方，密布了很多的城市群，中间的地方还是一直保持在人口密度相当的地区，但是不存在个别几十个大城市把人全部吸引过去的问题，基本上把资源分配的在城市群内非常的均衡。

　　其实在美国，没有人感觉到我一定要搬到纽约，一定要到华盛顿，因为大学的分布是均衡的，医院的分布是均衡的，中部地区的一些资源差的地方，人口一直很稳定，中国人太多，地太少，能像美国大量的空地不容易，但是我们的城市群和美国比起来实在太差了，我们就是一颗豆一颗豆的五十个城市，周边都发展不起来。

　　美国的大城市事实上有它自己的特点，从人口分散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的内部也做了很多的规划，传统的经济区核心城市，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90年的23%下降到8%，芝加哥和底特律人口80年代出现下降，纽约也是这样，其实在大城市内非常好的发展了大城市自身的城市化，比如说我们拿北京做一个例子，今天的北京刚才我提到的一大堆六个让你们听了很刺激的数，全中国人民30%多的城市软资源集中在北京这么一个占全国国土面积那么小的城市里面，但是这句话里面仍然有一个误区，这些资源大部分在北京的六环内，我们的高校往昌平去了一点，房山区了一点，但是仍然还是在五六环周围，好医院都在城区里面，中学更不用说了，都在城里。

　　我们的北京自身新型城镇化事实上也没有开展，比如说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房山再远一点的地方，事实上在国外的大城市本身的新型城镇化已经做到了人口在大城市里面的均衡分布的问题，比如说在纽约大家看的很清楚，新泽西和纽约城的关系，都在不断的解决人口分布的问题。

　　我们看纽约，曼哈顿人口密度超过了每平方公里四万人，后来开始长期的下降，人口逐渐向布鲁克林地区疏散，慢慢的纽约城中心的人口开始疏散，其实人口的疏散是伴随着公共资源的疏散而疏散的。

　　几个国家的发展历程，高度分散都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改变新增城市人口的流动方向是有机会的，大城市的郊区化，应该说也是城镇发展的共同点，刚才提到的都是值得我们大家思考的，高度的分散，不协调的城市，其实是为造成大量的浪费，另外，大城市内部的资源分布均衡化，在中国的今天远远没有做到。

　　城镇化的下半场，住房需求虽然财富需求的转移而转移，区域发展分化，中小城镇发展会是完成城镇化历程的一个必由之路，这里面为什么特意强调协调发展的问题，我非常怕，也非常担心，我们一旦搞起城镇化建设，变成地方各自搞各自的城镇化，每个省又弄出很多为了拉房地产，卖地，为了建城镇化而城镇化，这个将来会给国家带来重大的财政损失，这是新型城镇化里面我在呼吁的，这是万万不能走的路，所以城镇化的布局一定要有中央，国家统筹布局，协调发展，不适合搞的地方根本不能搞，今天的中国680个城市，我们600多个城市，真正吸引人口的成事不超过70个的话，意味着600多个城市已经是城市了，还不吸引人，为什么还要在建新型城镇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证明了那610个城市有的城市是有问题，甚至活不下去了，而新型的城镇化也不代表再建一大堆新城市，这个恰恰是讨论里面非常重要的需要破题的问题。

　　另外就是沿着哪里布局城市，在刚才国际化的分析里面可以看到，一个是都市圈的模式，第二个是城市带的模式，第三个是二三线的一般城市，这三类是中国未来新型城镇化的着力点。

　　从已经完成城镇化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大城市率先发展在城镇化中的前期无法避免，也是合理的策略，但是在城镇化的中后期，区域间的分化和中小城市群的发展，或许是完成城镇化历程的不二法门。城镇化的中早期，受益于交通、资源政策等优势，一大批核心的大城市优先发展是普遍现在，但是未来事实上发展大城市的周边，围绕大城市形成卫星城的城市群，城市之间通过完善的交通体系相互联系，同时发现一批有产业依托的可以持续发展的小城镇，这是未来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是未来值得关注的要点，十八大明确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的调整，必须以该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十二五”规划也提到了城市群的概念，我觉得它将作为新型城镇化主题内的重要的载体。

　　最近几个中央比较重要的会议上，讲到大的发展和改革重要的要点，看到李克强其实一直在重复，讲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战略，其中一条是要缩小城镇发展的差距，这个需要按发展新型城镇化，现代农业，缩小城乡一体化，做好中西部发展的大文章，另外还要发展好农村。我们脑子里面老想的是二元化的结构，我们说到城镇化，还是老把新农村挂在嘴边，新农村的未来，本身就是城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还是把农村当农村，城市当城市，城镇二元化的问题还是很难解决的。

　　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是在城镇化里面的两大看点，应该说受益于大城市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形成基础完善，规模大，对外辐射力强的城市群，这是城市化里面非常明确的方向。另外城镇化的程度目前比较低，但是发展潜力和空间较大的中小城市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两条应该是未来国家和我们关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两个大的看点。

　　现行的政策我们有什么样的思考，要推进城镇化必须有重点，有区别的进行，不能一窝蜂的上，一是对于存量城市新移民，已经在城市里面的存量的新移民，让他们再流动可能性不高，因为他们的就业已经完善、固化，在这些问题下，应该大力的考虑学习像日本、新加坡的经验，开发大的城市的卫星城，发展单一居住功能的，但是功能配套完善的小城镇，分散城市中心的压力，这是已经固化的，存量的新移民，通过大城市的空间挖掘来解决，对于未来要新增的城市新移民，必须要予以引导，这就是涉及到大量的公共资源和产业重新分配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已经意识到前面50个城市的问题来源，如果我们还是不适应新城市人口流动的趋势，还是随着这些人口流动，那些小城镇依然无法发展，没有动力。

　　我最近的报告里面提出，中国的城镇化是在跟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诉求在赛跑，我在去年北京大学校园招聘的时候，谈到万科招聘上的特点，我们从去年开始关闭超大型城市的就业岗位，会变得很少，我们在应届毕业生的招聘上刻意的放大二三线城市的工作岗位，希望吸引家乡在那些地方的应届毕业生去工作和建设，在讲述这个的过程中，有一个学生跟我做了一番对话，他说我是贵州的小城镇来的大学生，他说我们那个地方考上一个北大，市长派车给我送到机场上学，他说毛先生你的意思让我回到我们那里建设吗，我跟你说我想都没有想过，我说那你的意思呢，他说我的意思是像您这样的人应该到我们那里搞建设，他说你这样的人，你什么都有了，你还在北京占着这么多的公共资源，按照公平分配的原则你应该到我那里建设，我应该到北京享受这些资源。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思想的话，这个问题带来的下一个问题，李克强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中国在多做一些这样的容器来，来承载追求这些生活诉求的人的愿望，那么中国的城市就有希望了，而如果人人都想到北京来，把毛大庆弄出去，那么问题就来了，现在我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跟这个大学生私下交流，他说的很对，他说你看我今天上了大学，我已经二十岁了，我下来承载人生命运的责任、使命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的父母，他说我下来二十年到三十年，就是要解决我孩子的教育，我父母的养老，所有的人都寄托在我身上，我就三十年的生命周期，你毛大庆同志能给我解释三十年周期里面能等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结束吗，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面对中央领导也提过这样的问题，新型城镇化解决人们差距的问题和人们向往美好生活诉求的速度在赛跑，谁赛得过谁，这就是城市化的命运，因为人就是活的，每个生命周期就这么长，在座的这么多人都在讲你们的城镇化对你们的影响，何况我们农村的那些人，都是一样的。

　　土地政策方面，我觉得应该大力的研究人地挂钩的问题，结合人口发展的实际，应该尽快的修改城市建设用地的规划和规模，提高大城市非工业用地的比重，这个非常重要，减少对传统工业的补贴，允许这些城市，农村土地，存量土地自由流转，增加土地供应的有效率。

　　资金政策，人的城镇化涉及到大量的收入再分配，这里面外部性很强，需要实现社保、住房公积金全国统筹，中央财政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地方应该要他们靠地方的财政，以今天的体制和结构解决大量的流入的新增的流动人口，常住人口，对地方是不公平的，因为地方的财政，以北京来说，都承载不了，加上刚才司长报告里面提到了，有一些小地方连税权都没有，他怎么去应付这些人，所以中央的财政对这些问题是必须负有责任的，对于地方应该放宽和创新他们的融资渠道，加强地方城市建设能力的同时，又不至于对土地财政过渡依赖，这是城镇化过程中逐渐解决的问题。

　　从规划政策来说，继续发展沿江地区的非农业啊产业，控制核心城市的制造业占比，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占比，对于新型制造业从一开始就避免了过渡集中在特大城市，应该布局在有能力，有潜力可以培育的新型城镇，小和谐或者城市里面。

　　行政政策来看，鼓励城市建的工频竞争，下放或者取消高级别行政单位的审批权，实行财税分配制度改革，支持东部中小城市实现财政自足。

　　社会发展角度来讲，加大对非核心城市，核心城市的非中心地区的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的投入，鼓励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的进入，降低民间投资的门槛。北京现在做的都不好，还别说别的城市。

　　住房保障，就不说了。

　　最后再谈一句话，事实上我们今天谈的所有的这些问题，似乎在解决一个中国过去二十年，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遗留和欠帐的问题，我们今天想想这些问题从哪来的，改革开放之初，八十年代之初，我们解决了当时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打破了解放思想，打破了条条框框，到现在整整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年里面，我们发展了经济，但是不要忘记经济的发展里面是有潜在的很多的代价的，当时是在国力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小平用两个让一部分先怎么怎么起来的政策，把中国优质的资源集中在少量的地区，这些地区快速的发展，聚集了大量的GDP，使得中国这二十年财富迅速的增长，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是当时的必然。

　　但是这个问题带来了今天发展的不均衡，这50个城市资源如此聚集，人如此集中，大量的问题产生，实际上和快速的聚集资源，快速的发展有关系。那么在这个之后，今天我们谈未来的二十年到三十年，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我还想说一个事情，还有一个扰动因子干扰着未来中国三十年的前途和发展，这个因子如果不重视，今天谈的这些问题仍然都是没用的，这个因子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其他的问题，是人口结构迅速的恶化的问题。

　　我最近做了一个研究，我们大概到2033年，我们国家的60岁以上人口占比其实已经跟日本在1992年当时的情况一样，也就是说到2028年到2033年，我们国家是4.5亿60岁以上人口的国家，现在是1.92亿，当达到4.52亿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很多发展和今天的想象完全不同。

　　上个礼拜和日本最大的养老集团株式会社的社长做了对话，他跟我讲，日本人口的分布比我刚才提的43%进一步的向东京聚集，日本50%的人口聚集在东京周边，就是急剧的老龄化，我先不说这个老龄化以后创造能力，就业问题，就说人的居住需求和今天都不一样，我想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谈的一切新型城镇化美好的梦想，我们对未来十年，十五年的规划，这个道路走一半的时候，就会遭遇到老龄化的阻击，必然会扰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这样的问题非常复杂，未来出现城镇化和人口结构变化的纠缠，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和麻烦。

　　最后用一句话说，我们谈中国的问题，都是站在未来看今天，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