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13(第十三届)中国企业“未来之星”年会于7月19日-21日在湖北省襄阳市举行。上图为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2013(第十三届)中国企业“未来之星”年会于7月19日-21日在湖北省襄阳市举行。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微博]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出现了“自己是万能的”幻觉，要想尽快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就要重新回到市场指导的经济取向的路上。

　　辜胜阻同时呼吁移民的企业家要把根留在国内，呼吁政府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用工荒、成本高的问题，让离家出走的企业家，重新回到宽松的环境和安全的环境，特别是安全的法制环境。

　　以下为演讲实录：

　　辜胜阻：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我演讲的题目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机遇与挑战”。

　　最近英国一家金融机构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李克强经济学”，并总结说不用经济刺激、金融去杠杆化和结构改革是“李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我理解的“李克强经济学”和它的不一样，我觉得李克强经济学三大要义是：一新方向：以转型打造经济升级版；二新引擎：用好城镇化内需“最大潜力”和创新驱动；三新动力：用改革释放“最大发展红利”。准确理解李克强总理的执政理念，在当前十分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世界银行[微博]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影响当今世界的两件大事，一个是美国的高科技，一个是中国的城镇化。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中讲到未来中国20年的发展变化，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会由现在的50%在未来20年上升到70%，也就是每年一个百分点。

　　第一，从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新型城镇化在稳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011年我国GDP增速为9.2%，2012年下降到7.8%，今年第一季度是7.7%，今年上半年平均增速是7.6%，可以看出经济是稳中趋降。2012年襄阳的GDP增长速度为12.5%，高于湖北的11.3%，也高于全国的7.8%，所以襄阳作为中部城市还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区间。

　　面对当前经济下行，我觉得决策者最重要的是忍住现实的阵痛，在阵痛中调整结构。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要实现房地产去w泡沫化、制造业去产能化、金融去杠杆化和环境去污染化，要解决经济结构上的这四种问题，首先非常重要的是，政府要去“政府万能”的幻觉。

　　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我们稳增长迫切需要新引擎，今年上半年7.6%的增速比2009年的9.2%的增速要好，2009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高信贷、高投资、高房价，保八成绩很好，但是难以持久，且带来了诸如产能过剩、房市泡沫、巨额政府债务以及低效和无效投资等负效应。所以我们当前要寻找新的稳增长的引擎，而新型城镇化正是稳增长的一个新引擎。

　　城镇化是持续的增长动力。它涉及到几十个产业的发展，会为几十个产业带来商机。城镇化可以把两亿多农民工的消费从流动性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有专家曾预测，未来10年，通过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50%以上，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将有望达到45～50万亿左右，居民消费率将达到50%左右，最终消费率达到60%左右。

　　城镇化是继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后的新红利。我觉得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人口数量红利可以说已经消失，但人口的城镇化红利还有巨大的空间。人口因素影响经济增长有双重性，我们人口老龄化会拉低经济增长2—3个百分点，人口城镇化会拉动经济增长3—6个百分点。新型城镇化最大的特点是人的城镇化，是农民工市民化。我国过去30年的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据官方统计，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2%，但是如果扣除农民工的话只有大约35%，也就是说，有近2亿人的农民工，他们虽然实现了职业的转换和地域的转移，但是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很多农民工出现“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工作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或者叫做“候鸟型”的城镇化。这种模式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新的城镇化最关键的是解决农民工的“半城镇化”问题，减少半城镇化的巨大代价，这意味着新城镇化是一种平等的新的理念。

　　新型城镇化是改革的新起点。30年前小平教育改革使一小部分的农村青年通过高考跳出“农门”，今天需要通过户籍改革使大量的农民工市民化；30年前小平改革从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从农民开始，今天改革需要从城镇化开始，从农民工开始；20年前小平南巡引发体制内精英下海创业潮，如今需要激发新一轮的创业潮，带动农民工创业就业，使草根经济大发展。

　　第二，怎样推进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是配套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在今年两会刚刚闭幕时，新华社记者问李总理，城镇化是现代化自然而然的发展进程，政府是否应该主动为之？还有网民讲城镇化只能是“瓜熟蒂落”，政府不能“强行引产”，在城镇化问题上，政府要做什么？如何做？世界城镇化的模式，有放任式的，有政府主导式的。我觉得政府不应该主导，应该是引导，政府的引导是必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配合，从“政府主导”模式逐步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模式，政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城镇化发展，要围绕五个要素开展改革，一个是人，一个是业，一个是钱，一个是地，一个是房。人如何市民化，人往哪里去？如何市民化，决不是改变户籍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人的市民化，首先要有稳定的就业，然后政府要提供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就业培训之类的公共服务，还有安居。市民化决不是改户籍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不能盲目的户改和土改，让农民，特别是大量的农民工一夜之间成为市民，而失去土地。人往哪里去，我觉得应该大力发展城市群和中小城市。决不能像有些人讲的，北京可以把人口规模从2000万做到5000万。城市要有产业的支撑，没有产业支撑、居民没有就业，就会出现“拉美化陷阱”。昨天别市长也讲了很多，讲了制造业，实体经济的支撑。城镇化和市民化是高成本的改革，钱从哪里来？我们要构建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特别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联手合作，共同分担外来进城人口市民化的改革成本。城镇化中土地要进行流转，集约使用，特别是农民工转移出来以后，如何推动农民工家中的土地流转非常重要。针对城镇化中住房问题，我们要通过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住房供给体系来解决。厉以宁教授说我们城镇化不能有两个“老鼠洞”，一个“老鼠洞”是农民在村里的老房子，因为进城打工而闲置成了“老鼠洞”。另一个“老鼠洞”是农民进城打工以后住在地下室，条件较差的出租房，是老鼠出没的地方。

　　第三，如何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要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层次城镇体系。城镇化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市群来发挥中心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辐射作用，以大带小、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大城市要素集聚的规模经济效益和中小城市吸纳就业的社会效益。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走向。我们有长三角城市群，它是国际上六大城市群之一，然后是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再就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另一方面要通过发展中小城市和做大县城来鼓励更多的人就地城镇化，减少城镇化过程中的“候鸟型”和“钟摆式”人口流动带来的巨大社会代价。湖北要抓住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和农民工回流的“双转移”机遇，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并引导返乡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农民当地就业。我去年到黄冈去调研，黄冈有2000人回乡就业创业，吸纳8万人就业。这种现象在中西部地区非常的普遍。

　　襄阳的城镇化水平现在正稳步快速提高。昨天别市长讲到襄阳城镇规划，“十二五”规划要从现在的145万人到“十二五”末200万人，从现在的147平方公里，到“十二五”规划末200平方公里。我觉得城镇化前景是非常宏伟的，为我们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推动襄阳城镇化的过程中，是政府作为主体还是企业作为主体？是政府主导还是政府引导？我昨天去了和兴集团，从和兴集团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找到了答案，那就是：企业应该成为城镇化的主体，让市场主导城镇化，政府应该顺势而为引导城镇化发展。

　　除了湖北以外，今年我还去了河北、广东、山东等多地调研，关于我国城镇的合理体系形成了一些结论。河北有130多个县，城镇化发展的最大潜力在县城，最大优势在于环渤海，但是最大的挑战是工业结构偏重，十大高污染城市中河北就有7个，所以河北城镇化还尤其要注重绿色发展。山东城镇化最大的特点是就地转移，山东省农民工90%以上的是在本省流动，市民化的配套改革很重要。而珠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已经很高了，最重要的是城镇化转型，努力改变外来人口“半市民化”的局面，实现城镇化的城镇化的“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发展。

　　第四，城镇化的国际经验与教训。德国城镇化经验有三点值得重视：一、均衡城镇化。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市之间“等值”，城乡高度一体化，没有“大城市病”；二、楼市管理有效。居民收入增长大大快于房价上涨，无楼市泡沫；三、职业教育支撑制造业大且强，城镇化有坚实产业支撑。巴西的城镇化非常的不健康，大量的农村人口集聚在贫民窟，这是巴西的贫民窟，1500人才有一个厕所。美国底特律最近因债务达近200亿而申请破产了。辉煌汽车之城变废都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人口从180万下降到70万，城市失去产业支撑使精英大量流失，失业率、犯罪率、人口贫困率、负债率“四率”达最高水平。这给我们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是一个警示，产业支撑和转移人口稳定就业是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城镇化要强化产业支撑，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防范产业空心化风险。

　　第五，城镇化如何趋利避害，防范五大误区。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城镇化决不是越快越好。昨天晚上大家讲到了智慧城市。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一定要推进智慧城市的发展。世界银行的测算，百万人口以上的智慧城市，可以提高城市发展的红利2.5—3倍。智慧城市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新型化，环境维护的自动化和服务的便捷化。湖北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智慧城镇化的建设。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城镇化不等于消灭村庄，不等于房地产化。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农村被城镇化，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陷阱。

　　最后，我讲一下经济升级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必须要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阶段向“创新驱动”的阶段转变。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有四个阶段，一是要素驱动发展阶段，二是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三是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四是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中国过去三十年的辉煌主要得益于廉价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以及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所形成的“投资驱动”。而如今这两种驱动方式都已难以为继，且付出了巨大代价。农民工的半城镇化和人口红利背后的代价是大量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构成的“三留人口”及农村空心化问题；土地红利背后的代价是特大城市房价高企及土地资源严重浪费。从“投资驱动”来看，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力挽狂澜，成功实现了保增长目标，但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如严重的产能过剩、房市泡沫、政府债务风险、低效投资、过高环境成本和大量货币投放。创新驱动是相对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而言更高级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必由之路。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对大量廉价要素投入及货币和财政刺激的过度依赖，实现经济从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转变。

　　创新驱动的关键是实体经济，别市长昨天也讲到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当工厂消失时，创新也就消失了。现在部分民间资本逃离实体经济，一个原因是成本攀升，不能干；一个是投资受限，企业发展空间不够，没法干，第三是利益反差巨大，不想干，特别是做实业和做投资投机的利益反差太大。所以有老板开玩笑说，我们要么不务正业去“炒钱”，做高利贷，要么离家出走。现在出现了企业精英海外移民的问题。我呼吁走出去的企业家，把根留在国内，呼吁政府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用工荒、成本高、税费重、利润薄的问题，让离家出走的企业家重新回到宽松和安全的环境，特别是安全的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