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中国CFO高峰论坛”于2013年7月15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第九届中国CFO高峰论坛”于2013年7月15日在北京召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在演讲时表示，政府简政放权可最大限度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但也带来一个隐忧，即，如果权衡不好，就会削弱政府在维护经济秩序、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能力。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燕生：首先感谢这次论坛的邀请，也感谢这么多年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原来我在想，讲的要更加扣主题还是更加宏观，因为我发现现在对形势，大家的看法分歧很大。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今天的重点还是从整个宏观形势来看，我们中小企业下一步融资战略，我们的发展策略和我们CFO的价值究竟应该增加体现。

　　第一个问题，我想表述一个观点，中国现在的经济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个转型的关键时期，我自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现在很像再次站到了1978年，一个新30年的新起点上。一个方面，按照相关机构的预测，2016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有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超过美国。因此，2016年，很可能是中国世纪的元年。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前30年的模式包括体制、战略、结构，已经很难支撑我们未来30年的发展。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转型之痛也就是面临着要探索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新的体制机制，新的战略和新的机构。

　　在这个转型中间，下一步的转向究竟转向什么地方。我个人有一个看法。

　　首先，第一个方面，前30年的外向型模式不能继续下去了，出口驱动和招商引资驱动的外向型经济的模式。它下一步的转向一个方面要转向我们叫开放型经济。什么叫开放型经济，也就是对国企、民企、外企都是公平非歧视性的体制环境和市场环境，无论进口出口，还是本国生产的产品，无论是外资内资还是民营企业，都应当受到公平非歧视性的对待。

　　第二个转向，转向扩大内需。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是由中国人的消费拉动和支撑的。

　　第三个转向方向，转向我们经济国际化。下一步的中国发展，我们要靠全球的人才，全球的资本、全球的资产、全球的资源来支撑我们的发展，因此下一步的开放的重要方向就是国际化。

　　第二个方面，前30年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也不能够继续下去了。因为在1978年的时候，我们没有解决老百姓的温饱，我们没有解决经济如何有效发展，我们没有解决如何缩小与世界的差距。因此，在1978年确定的战略是那个时期迫切需要的。我们说未来30年需要什么，也就是我们更加需要公平。什么叫公平，也就是十八大讲的机会的公平，规则的公平和权力的公平。第二个转向，要转向城乡区域和老百姓收入和公共福利要更加平衡。第三个方面，要转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更加协调。

　　我们会发现，前30年，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叫转型转轨。未来30年，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规范，要与国际高标准的市场经济的规范对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叫，改革可能是下一步发展最大的红利。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改革也可能会面临着巨大的代价。因此，红利和代价之间的权衡，它不是科学的，它是一个艺术。

　　下一步的改革，我们有可能面临的代价，第一个方面，全球经济减速、中国经济减速。全球在80年代的平均增速是3.3%，90年代的平均增速是3.5%，2003到2008年的平均增速是4.5%，去年全球增长是3.3%，今年IMF的预测可能会下降到3.1%，全球增速缩水了三分之一。中国过去30年平均增速是9.98%，过去十年中国平均增速是10.7%，十一五，五年平均增速是11.2%，去年增速下降到7.8%，今年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有可能下降到7.5%，也缩水了三分之一。全球缩水三分之一，中国缩水三分之一，我们在座的中小企业会感觉倍感困难，倍感艰辛。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开放调整有可能使我们经济增长速度还要往下调，大家愿意接受吗。经济增长减速条件下，我们的调整、改革，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第二个方面，很多重大领域的改革都是双刃剑。比如金融改革。金融改革，我们希望使金融市场、金融体系、金融机构更有效率，把我们中国老百姓节约的每一个铜板都能够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但是今年上半年的几件事，一，1到4月份海关数据的失真。5到6月份，银行间利率异常，我们叫钱荒。全世界不差钱，中国不差钱，实体经济不差钱，那钱荒意味着什么。例如日本在搞安倍经济学，日元在大幅度贬值。而我们中国在加速人民币的升值。这些都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到了高度不稳定时期，高度敏感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任何的措施如果不审慎，不到位，过于着急，就可能带来我们所意想不到的风险和问题。

　　第三，改革重点是改政府，重点是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管制和干预。我就很担心，简政放权如果权衡不好，会不会削弱政府在维护经济秩序、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能力。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谈改革谈得最多的是顶层设计。我们也同样有一个担心，顶层设计如何能够符合实际，如何能够符合规律它同样是一个挑战。

　　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放慢改革，我们有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地方我提出了三个假设。

　　第一个，如果我们不能改革或者我们延迟改革，我们的经济会不会越来越像泡沫前的美国，制造业率不断下降，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不断下降，经济的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最后陷入空心化和危机的困境。我们自己比较一下，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像美国危机前所出现的问题。

　　第二个，如果不改革，我们的经济会不会越来越像1990年前后的日本，房地产价格的居高不下，汇率升值的速度居高不下，海外投资速度居高不下，最后陷入20年的停滞和困境。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发现对中国经济来讲，不改革很难走向未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发现对中国来讲，加快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的调整是我们当前转型之痛的关键。

　　在结构调整中，十八大提出了一系列的目标和重点领域和重点方面，在所有重点领域和重点方面中，我认为重中之重的一句话也就是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个坚实的基础，是我们当前调整的关键。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当前企业面对的转型之痛。

　　当前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从宏观来讲，主要是由哪些方面的问题。一，全球需求萎缩和供给严重过剩之间的矛盾，使我们中小企业有可能面对五到八年的苦日子，五到八年这个转型之痛要一点一点地化解。三个过剩，一个是过去十年在美国的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拉动下，在中国入市以后的高增长的拉动下，我们在重化部门和装备制造部门形成了巨大的产能。第二个方面，我们在过去的30年，我们的外贸形成了巨大的产能。最后一个，在过去五年，我们在新兴产业也形成了巨大的产能。

　　在我们需求萎缩，产能过剩，成本上升，价格低迷的时候，我们企业确实面临着很严峻的，也叫脱胎换骨的转型之痛。对我们的中小企业来讲，我们调研总结为五缺。缺订单、缺人才、缺技术、缺资金、缺规范。五缺对我们中小企业的转型之痛是非常重要的五个方面。

　　下面讲最后一个问题，下一步中国企业转型面临着一个历史性机遇。

　　第一个历史性机遇，我们经过五到八年的转型之痛，我们将迎接新的更长时期的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更长的黄金发展时期有这么几个诱因。第一个，新需求变化将诱导中国中小企业的供给结构的转型。第二个，当前宏观面重点要实施供给管理政策。而在供给管理政策，它的重心也就是要实施结构性的减税，推动政府的改革，减少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增强产学研的联合研发，大力推动金融为实体经济转型服务。在这些方面，将是下一步工作的主要着力点。因此，在这个方面，我们的企业从简单模仿走向创新性模仿和创新，走向走出去，以及提高我们供应链的管理能力，尤其是我们下一步要增强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分工的能力。在这个方面，包括要创造中小企业参与全球贸易和生产供应链的能力，参与跨境金融供应链的能力，增强中小企业参与基础设施供应链的能力，在这个方面，下一步无论是我们中小企业协会还是各个方面来讲，我们要为这个方面创造更好的条件。尤其从中央和行业协会，应当建立中小企业金融风险管理的社会征信体系和合作发展贸易融资、供应链融资，和使民间融资体系阳光化和规范化，以及发展合作金融、在线金融、小额融资等方面的服务，来增强中小企业的金融创新能力。

　　第二方面，应当努力增强中小企业发展在岸和离岸服务的能力。既包括从低端代工转向中高端的代工，服务代工、研发代工，也包括鼓励企业从低端的自主制造向中高端的自主制造，自主服务、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的建设。还包括对中小企业在岸金融和离岸金融、货币基础设施一体化的服务网络的建设等等。这些都将会中小企业创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前景。

　　最后一个问题，增强中小企业适应高标准改革开放标准的能力。对这个问题，我只想说一点，从2009年以来，美国在推动TPP、TTIP、BIT2012和TISA等等，也就是要建立一个所谓的更高标准的美国规则和维护美国核心利益在投资和高端服务业的推动全面开放。在这个情况下，无论是我们中小企业的融资战略，还是我们的CFO的价值来讲，你会发现你将以在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包括规则环境，包括国际格局，包括一些你的新的合作伙伴的机遇和挑战。

　　另外一个方面，从国内来讲，也将面临一个新的环境。因此，对我们的中小企业，无论是我们的融资环境还是CFO价值，都是在一个全新环境当中展开。

　　好的，我时间到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