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于7月13日-14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3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于7月13日-14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微博]。

　　以下为演讲实录：

　　辜胜阻：刚才郑主任讲到中国经济的升级版，那么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要靠什么作为新的引擎？靠什么作为新的动力？李克强总理曾经讲过，城镇化是内需最大潜力，改革是最大红利。那么我认为，城镇化引领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将是稳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新引擎，创新驱动是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最重要的抓手。

　　我认为，十八大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就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这四个字连在一起，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提出来，在十七大报告、十六大报告、十五大报告中都没有出现过。创新驱动是针对什么而言？我们知道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曾经把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要素驱动”发展阶段、“投资驱动”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阶段、“财富驱动”发展阶段。应该说我们过去30年的辉煌成就主要得益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那么现在经济转型升级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当前，我国廉价劳动力形成的人口数量红利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以及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所形成的“投资驱动”，都已难以为继，并且付出了巨大代价。经济学家克鲁格曼2009年到中国进行研究，他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美国的4%。这种人口红利及农民工“半城镇化”背后的代价是大量的“三留人口”及农村空心化问题。目前我国有留守儿童6000多万人，留守老人4000多万人，留守妇女4700多万。土地红利背后的代价是特大城市房价高企及土地资源严重浪费。从“投资驱动”来看，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力挽狂澜，成功实现了保增长目标。2009年，我国投资在GDP中的贡献达到92%。有学者的研究分析表明，如果没有“四万亿”的财政刺激，2009年的GDP增长速度只有2.4%，而不是9.2%。但这种“投资驱动”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如严重的产能过剩、房市泡沫、政府债务风险、低效投资、过高环境成本和大量货币投放。上世纪西方有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个是熊彼特，一个是凯恩斯。凯恩斯主义认为危机中最大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解决危机首先要靠扩大需求。熊彼特则认为，如果没有创新，不仅有效需求不足，有效供给也会不足，结果就是滞胀，所以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创新。他认为缺乏创新是引起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主要动力。凯恩斯强调要加大政府支出创造有效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而熊彼特提出要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危机源于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罗斯福新政，就是一系列扩张性政策；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美联储降息刺激房地产进而刺激美国经济，结果引起次贷危机这种更大的泡沫和更大的衰退。

　　为什么要向“创新驱动”转型？我们过去依靠廉价生产要素驱动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五低四高”(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低价工业化模式，经济发展大而不强，快而不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全球价值链受制于人。2010年款的iPad售价是499美元，但中国的代工收入只有8美元。当前我国经济必须转型升级，而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提高创新能力，要从依赖廉价要素投入和货币财政刺激转为依赖创新和技术进步取胜。

　　如何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一要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做强实体经济。当前实体经济面临五大困境：融资贵 、用工难 、税费重、成本高、利润薄。缓解实体经济困境迫切需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创新离不开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如果中小企业不能很好地生存发展，创新无从谈起。当工厂消失时，创新者也消失了。所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一定要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创新规律表明，在创新过程中，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昨天也有演讲嘉宾提到这点；人才激励重于技术开发；营造环境重于集聚要素；作为创新“软件”的创业创新文化重于设备厂房“硬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意志”一定要化为“企业行为”，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我认为创新最重要的是要靠营造好的环境。所以我们讲“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是“创新驱动”战略最需要的。

　　二要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兼容并包、宽松创业”的创新创业文化，让创业创新的活力竞相迸发。创新文化是创新之“魂”，创新文化的核心是激励创新、鼓励探索、兼容并包、宽容失败。我对硅谷的文化和深圳的文化进行了比较，我发现这两个地方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就在于它的文化内涵。美国硅谷是一个创新驱动发展的成功典型，成功的根本就在于其特定的创业文化氛围。深圳模式与硅谷模式有着很强的相似性。深圳模式的成功得益于建立在城市移民文化基础上的创业创新文化。深圳是移民城市，1300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不到300万，开放的移民文化为创业者提供了创业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脚踏实地、追求卓越”是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创业者到深圳，基本上无亲无靠，只能靠自己独立打拼，不断进取。深圳人口的高度流动性使他们每天都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逐渐养成了兼容并包的心态。

　　三要推动合作创新和发展平台经济，构建创新联盟，鼓励企业走出创新“自闭症”。企业不能独担创新重任，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借助其它创新力量。我们这里有几个模式，一个是举国体制推动合作，这就是我们的航天工业。什么东西不能引进，什么就能创新。我们航天工业技术是不能靠引进的，所以我们靠自己通力合作来推进创新。另一个是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就是“三峡模式”。还有一种就是“市场换技术”，我们汽车工业就是靠市场换技术，结果市场让给了别人，技术却没有换到，产生了高度的依赖症。“三峡模式”的特点不同于以市场换技术，用7年的时间顺利完成了从左岸机组分包商到右岸机组独立承包商的重大角色转变。平台经济已经成为合作创新的重要载体，在创新过程中要重视平台经济的作用。

　　四要实现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创新驱动”的经济升级版为股权投资带来黄金机遇。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是相互依存的：技术创新为金融创新提供利润空间和技术支持；金融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单有技术创新而没有金融创新，则会使技术创新出现“闭锁效应”；单有金融创新而没有技术创新，则会使金融创新最终成为“无米之炊”。据不完全估计，中国现有的万余家VC/PE机构，其管理的存量基金规模为2万亿元。2011年VC新增投资额对工业与服务业增加值的拉动系数为1:7，远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对经济1:1.02的拉动系数。为此，充分发挥股权投资在“创新驱动”战略实施中的作用是大有可为的。

　　政府要重视股权投资对“创新驱动”战略的引领。当前，政府要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行业应加快转型，改变过度同质化竞争与粗放式发展现状，改变投资过度偏重晚期和心态投机化局面，真正成为创新驱动战略的助推器。具体而言，  

　　第一，要让VC/PE投资链前移，关注早期，改变VC的PE化倾向，鼓励更多的天使投资。当前VC/PE投资项目偏重于晚期，追求“短平快”项目，偏好Pre-IPO项目，VC基金的PE化倾向严重，导致投资时哄抬价格，恶性竞争，忽略风险控制，行业竞争混乱，投资收益率不断降低。要引导VC回归本位，积极推动投资链前移，发挥VC对初创企业和项目的发现、筛选、培育和风险分散功能，鼓励投资机构专注有潜力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让其真正成为我国企业发展的“孵化器”。

　　第二，要调整VC/PE急功近利、追求短期利益、赚“快钱”的心态，改变VC/PE的短期行为及投机心态。创新是一种典型的长期行为，需要持续不断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短期即可完成的投机行为。VC/PE需有更多重长期的“种树人”。“种草”可能立竿见影，短期见效；“种树”却是长期行为，十年树木。要改变VC/PE的投资理念，引导其更多关注投资企业的长期发展潜力和市场价值，而不是短期的投资利润。

　　第三，要让VC/PE 推动企业海外并购，帮助企业“向外走”，拓宽VC/PE的发展领域。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我国企业面临的主要难题是资金短缺，尤其是民营企业，由于银行融资周期长、条件严格等限制，企业“走出去”亟需拓宽融资渠道。VC/PE机构要抓住机遇，调整投资策略，通过参与企业海外并购，发掘投资价值，实现企业和投资机构“双赢”发展。

　　第四，要拓宽VC/PE 退出通道，同时降低税负，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据统计，中国PE的退出中90%靠IPO退出，而这个比例在西方只有20%左右。政府要努力改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拓宽VC/PE退出通道，在发展主板市场、中小板市场、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新三板市场扩容和场外交易市场建设。要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全力推动并购重组市场的健康发展，加强并购相关的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争通过并购等多渠道退出。政府要通过减少征税环节、降低税率、提高税基、再投资退税等措施加大财税优惠力度，尽力为股权投资减轻税负，调动其投资积极性。

　　我今天的结论是，推进“创新驱动”要有好的环境，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良好环境；要有好的文化，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兼容并包、宽松创业”的创新创业文化；要有好的平台，推进合作创新，构建创新联盟；要有好的动力，推动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何刚：非常感谢您的演讲，特别深入的阐述了各个方面的问题。您最后谈到如何通过金融创新推动和保证创新的驱动，实际上今年以来各个方面对于中国目前的金融形势也有很多的讨论，甚至在6月份也发生了一些从货币市场到金融市场的风波，您谈到了VC/PE对整个创新带来的保证和驱动，那如果说从我们深化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的层面来看，如果中国经济的升级和转型，经济体制改革里面目前特别需要推动而且也时机成熟的改革要点应该是什么？

　　辜胜阻：当前我国金融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流动性总量过剩而结构失衡，货币信贷存量推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率不断走低。尽管流动性总量过剩，但由于金融资源严重错配，大量的超额货币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大量的资金追逐各种金融资产、房地产和基础资源，形成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加剧了盲目的市场投机行为和经济泡沫化倾向。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并没有因为信贷资金的投放而得到缓解。即便货币信贷再度宽松，增量资金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依然有限，甚至会加大金融系统性风险。当前金融改革关键是提高金融效率，调整存量资金的流向，将“迷失的货币”引流到“干旱”的实体经济领域。我最近看到银监会鼓励我们的民间资本主发起建立营业银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制度创新将民间资本引导至创新性的实体经济中去是问题的关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