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于2013年6月28日-29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于2013年6月28日-29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一鸣：你刚才的判断有点不对，说这个《规划》是不是我在做？肯定不是，这是第一。第二，我所知也甚少，刚才尹主任已经讲了一些精神要点，我觉得发改委徐绍史主任在人大报告里面把主要精神都讲了，我也很难再讲出更多的媒体感兴趣的东西，所以很难满足要求。

　　我讨论一下未来中国城镇化的路径问题，我们摆脱贫困要靠工业化，中国过去30多年工业化发展很快，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真正实现现代化，按照我们原来既定目标要达到现代化，那还得靠城镇化，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口大部分在农村的国家是现代化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已经到了一个要迈过一道坎的阶段，就是我们讲得要转型。转型我们第一单元讨论了，我的理解是，要培育新的增长引擎，要推进结构调整，要创新，这是从供给端来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城镇化主要是解决中国经济需求端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创造需求。城镇化对中国来说，未来可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新的投资需求。

　　我们刚才说了，现在城镇化率是52.6%，7.1亿城镇人口，这在全球是最大规模的城镇人口，是两个美国的人口规模还要多。但是这里面有2亿6千万没有市民化，它享受不了城市居民的公共福利，这部分人他基本上是勒紧裤腰带蜗居，它的生活方式跟城市居民不一样，在城市打工挣钱，然后回自己的家乡创业，到家乡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

　　我生活当中遇到一个例子，我的老家是浙江。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大家如果去过浙江会发现浙江农村的楼越修越高，为什么？因为他到外面做生意打工，挣钱回来建楼，有的地方推了再建，楼越来越高，但是主人平时不在楼里面住，家里面都剩下老人。老人从来也不上楼。因为浙江地区当地乡镇企业很发达，当地也有很多外来打工人员，他们发现这种现象以后，就拿个梯子，晚上爬到楼上去住，老人也不知道，因为老人睡的很早也不知道，早晨再悄悄爬下来，日复一日，没有人知道。等主人回来了，发现楼上有人住过，但是主人回来以后，这些当地打工的也回家了，就是过春节了嘛。 所以为什么有这样的故事呢？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他没有市民化。

　　所以我们说未来城镇化的路径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把现有2亿6千万人尽快的市民化，使他们像城市居民一样去生活，我觉得这是最为迫切的一件事。当然还可以再继续吸纳一部分人口，但是这种转移，现在这种规模已经大大放缓了，这种转移的速率已经下降了，现在重点是转向已经进城的这部分人怎么市民化，这就需要创造一系列制度条件，我觉得有几个关键性的。

　　第一，户籍制度怎么办。从地方政府的角度，一般都不愿意主动去承担这个任务，为什么？财政是要掏钱的，你要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就学，解决他们的养老、医疗，财政是要有投入的。当地的政府，他也愿意外来农民工来务工，但是要解决他的市民化，解决他的公共服务，要让他有投入的时候，他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所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城镇化的问题是土地的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我们能不能把人口与地挂起钩来，你要占土地，就必须解决多少人市民化的问题，怎么让这两个协调起来。这是第一。

　　第二，中国的任何改革都非常复杂，比如户籍制度改革，人们都说户籍制度背后隐含着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在改户籍制度的时候，中小城市现在要求放开，但是没有人去。大城市根本就不敢放开，比如说北京现在2000万人，上海也2000万人，广州也接近2000万人，它能不能放开？它即便是不放开的情况下，北京每年有50万人进来，还有很多北漂。什么原因呢？它背后的制度因素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中国的城市是以大管小体制，它的行政管理体系跟城市等级是契合在一起的，越高等级的城市，资源的集聚能力就越强。就是优质的资源一定是在最高等级的城市，最大的城市，所以会带来一种什么现象呢？人们都愿意往大城市去，去分享最优质的资源。

　　如果做一个比较你就会发现，比如中国最好的大学一定是在等级最高的城市，等级越高，它的大学越好。在英国，牛津、剑桥不在伦敦，美国的耶鲁也不在华盛顿，也不在纽约，任何一项改革它背后的制度性因素都是非常复杂的。你不要看户籍制度改革，我们现在说了中小城市放开，大城市逐步放开，特大城市要尽量降低入户的标准，但是我们说真正操作起来跟背后的制度关联性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很简单的。这是户籍制度。

　　土地制度。土地制度主要解决什么问题？主要解决要素的流动问题，只有农村土地慢慢市场化以后，城乡的要素才能自由流动，我们讲城乡统筹才有基础。我们以前讲城乡统筹讲了一层意思，就是政府要加大农村的投入，比如新农村建设，加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服务，但是光靠政府这种力量是很难的，我觉得很难做到。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怎么样通过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农村的要素要市场化，就是土地能不能流动，能不能市场化，这也是一个制度的变革。

　　现在中央正在推动的是农村土地的确权办证，市场经济一定要产权清晰，产权清晰了才能交易，有交易的要素流动。所以我们说首先要确权办证，然后要建立土地的流转市场，使土地流动起来。当然还要有严格的用途管制，农业用地可以流转，但它是种粮食的，不能盖房子，要受到人大严格的监管，不能用于其他用途。18亿亩耕地是可以流转，但是不能用于其他用地，可以规模化经营。只有要素流动起来以后，城市的资源才会向农村流动，这才能解决城乡的统筹协调发展问题。

　　我对中国的城市化归纳一下，第一，核心任务或者说当前的重点是解决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是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不是物的城市化，而是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第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相应的制度变革，创造相应的制度条件，而这种改革应该说它的复杂性也是很大的，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看简单了。第三，城镇化在未来发展进程中，它也不会像过去30多年速度那么快，它也在发生阶段性变化，它跟工业化一样，我们以前工业化主要是规模扩张，现在我们产能扩张已经到极限了，过去城市化也是靠规模扩张。未来它城市化中心应该由规模扩张转向提升它的质量，不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来支撑，不是依靠低要素成本来支撑，不是依靠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支撑，是要有更高质量的城市化。这就是我们未来需要追求的，而且也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的。

　　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还得靠改革，我们要有好的战略设计，但是要实现这个战略设计，也要靠改革去实现目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