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在今日2013财富论坛第四场，主题为“西部崛起”的会场上，四川省人民政府省长魏宏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为文字实录：

　　致辞：魏宏，四川省人民政府省长

　　讨论嘉宾包括：

　　葛红林，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

　　樊纲，所长，国民经济研究所

　　廖文良，嘉德置地有限公司前总裁，樟宜机场董事长

　　刘永好，董事长，新希望集团

　　主持人：吉米，美国有线电视网北京分社社长；2013财富全球论坛中国主席

　　主持人：谢谢亦非，我是吉米，我是2013年财富全球论坛的主席，我是负责美国媒体在中国的一些业务，我在中国工作了有30多年了，在过去25年当中，我负责CNN在中国北京的一些工作，我不仅仅在中国居住，同时我也在不断学习，更多的了解中国。非常荣幸主持这节的会议。

　　我们这节的嘉宾代表了这次全球论坛强劲的主题，就是中国西部的崛起，在此之前，我很荣幸地向大家介绍四川省人民政府省长魏宏先生，让我们一起欢迎魏宏省长。

　　魏宏：主持人，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这两天我们围绕世界经济的走向，中国未来的发展，各个方面的话题进行了论坛，今天上午我们将讨论西部崛起。

　　作为西部的大省四川省，我们在这里，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前来参加财富论坛的贵宾们，朋友们，表示热烈地欢迎！

　　进入新世纪以后，在我国政府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推动下，西部迅速崛起，加快了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体。四川作为中国西部的资源大省、人口大省，经济大省，经济总量一直位居西部的首位。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从实施西部大开发12年多来，四川的GDP增长了6倍多，城乡人均居民收入增长了3倍多，境外世界五百强企业增加了500多，四川的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分别达到了45.3%和43.5%，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四川省省会成都具有担当起国际产业转移的巨大空间和潜力。目前全球有20%的电脑在成都制造，有50%的笔记本电脑的芯片和70%的苹果平板电脑在成都生产。与其他地区相比，四川有着多方面的比较优势，四川区位优势突出，具有临近东南亚大通道的优势，四川资源配套，可开发水资源及天然气储量居全国第一，11种稀有金属矿产资源储量居世界的前列。四川科教实力雄厚，全省有94所高等院校，400多万的各类人才，而且还有2000多万具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四川的市场潜力巨大，有9000多万人口的巨大市场空间，而且辐射整个西南大市场。

　　四川交通体系完善，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居西部首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是全国航空第四城。四川的开放势头良好，目前与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往来关系，四川的创业环境优越，省会城市成都享有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最佳宜居城市等，非常宜居宜业和宜游。

　　这里特别跟大家报告的是五年内，四川在同一条地震段上遭受两次强烈地震，但是天府之国总体依然美丽，总体依然安全，充满发展生机和活力。今天的四川仍然是中国新的开放前沿，内陆开放高地和中国西部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地区。不久前，先后成功举办了中国中央企业入川，全国重大民营企业入川，和香港澳门企业四川行等重大投资促进活动，企业家们和投资家都十分看好四川，对四川发展未来充满信心和充满关注。

　　贵宾们，朋友们，随着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及国内外产业加快向西部转移，四川面临诸多发展的重大机遇，这也给全球投资者创造巨大的商机。我们热诚地欢迎各位贵宾，各位朋友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多到四川布局产业，投资发展，四川政府将竭力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创造更加优良的环境。最后衷心祝愿各位贵宾，各位朋友身体健康，事业发展，衷心祝愿财富全球论坛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吉米：非常感谢魏省长。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奠定了一个很好的讨论基调，现在我邀请各位讨论嘉宾上台，他们是葛红林先生，成都市长，是我们东道主；他是工程师出身，在过去是宝钢集团的总裁。樊纲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是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经济学家。接下来是刘永好先生，是新希望集团的主席，他和他的三位兄弟一起开创了这个企业，他们是来自成都的，是众所周知的成功故事。接下来是廖文良，是创始人，这家公司在20多个国家拥有一万多名员工，是东南亚最为成功的上市公司之一。非常感谢各位参与我们的讨论。

　　大家知道在中国，常常有这样的实验概念，像经济特区和深圳，在你们成功之后，会推广实验的经验，现在中国实验的中心就是中国西部开发和发展的实验中心，葛先生，您认为这是成功的实验，您一直处于实验的最前沿，您觉得最令人您自豪的成就到目前为止是什么？

　　说一个最为自豪的成就。   

　　葛红林：中国西部开发了十年，现在不太好正面回答，但是我可以说，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十年，不仅促进了西部的发展，而且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经验，也可以说提供了很多典范。包括四川省，我们有很多方面的发展，也包括绵阳的科技城，德阳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也是为中国城市今后转型发展，也是可以借鉴的典范。

　　吉米：您吸引了很多国际性的公司到成都来投资，给我们当地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和商机，这肯定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吧。

　　葛红林：政府在这方面主要是做好政府该做的事情，搭建好一个服务平台，如果你服务做好了，在当地的地方，把你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逐步完善，我想世界500强肯定会来的。他们在这里有发展的空间，也一定会到来。

　　吉米：这里有四千万人口，而且发展速度非常地快，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是请客吃饭，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是什么问题让您晚上睡不着觉，您最头疼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葛红林：当市长当了十年，头疼的事情比较多，最近比较头疼的是整个城市的人口增加的非常快。比如我们中心城区，2012年比2010年增加了将近130万人口，就中心城区4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这个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交通问题会比较突出，西部包括成都人民也愿意像西方那样的城市，大家愿意开上车，过上现代化的生活，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汽车的尾气对整座城市的PM2.5也是做了一些贡献。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成都已经在若干年前已经意识到了，我们已经看到了沿海那些城市发展摊大饼的现象，我们从成都来讲主要搞疏解功能，发展卫星城市，尤其是加快建设通往卫星城的快速交通体系，不仅是高速公路，更重要是连接每个县城的快轨和轻轨。

　　吉米：这个战略给我们带来了挑战、机遇和变化。我记得习主席给我们致辞当中讲到了中国梦，就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现在的清洁，更加幸福，更加和谐的社会。樊纲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中国梦在更大的程度上，为什么中国梦这么重要？

　　樊纲：就像刚才葛市长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想过现代化的生活，所以中国梦可以说是现代化的生活，这是一个安全、和平、清洁的梦，这是每个人的梦，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也学习其他国家的做法，你们开大车，你们住大房，我们也想这样做。可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你们房子太大了，你们的车太大了，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想要的，当然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梦想，我们怎么样在不犯你们的错误，不制造你们的问题的同时，实现我们的梦想呢？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吉米：据我了解，中国也面对快速发展和发展不平衡之间的困境，东部、西部、城市和农村之间都有不平衡的现象，不平衡的战略是否有助于实现或者解决这个问题呢？

　　樊纲：中国目前两大战略之间，就是城镇化意味着要缩小城镇之间的差距，然后要西部开发，发展西部。这也是旨在缩短东西的差距。在中国这种区域差距在世界上是最大的，像其他国家特别是大的国家，他们有很长的三到四个海岸线，人们可以从四面八方都可以通向海洋，可是中国只有一条海岸线。它的内陆地区是很大的，四川就是内陆省份之一，对于这样的地区来说，怎么样来发展，怎么样把他们与外界相连接，怎么样让西部的人跟东部的人一样富裕呢？这是很大的问题。你可以看看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是最大的。

　　吉米：刘永好先生，您是西部大开发的典型，您的故事是充满传奇性的，您和您的兄弟们建立了自己的企业，开始是做家禽养殖，现在你们公司的员工达到了9万人，业务也实现了多元化。在您看来，你的成功秘诀何在？你的发展是与中国西部大开发是怎么样来进行对接的？

　　刘永好：很庆幸能够在这个时代创业，我们企业30年了，今年31年。经过31年的发展，我们从一个四个兄弟一千块钱的规模发展到900亿，近千亿的规模，发展到9万员工的规模。靠的是什么呢？当然靠的是整个时代的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更感觉到我庆幸在西部，在四川，在四川这个地方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支持，首先我们从事的是农产业，四川的农产业是发展得比较好的。第二，四川有巨大的市场，第三点，我们四川各个时代的政府，方方面面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和支持，所以我们才有今天。我更感到高兴的是最近一大批的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和我们的民营企业这些佼佼者都到成都，都到四川来投资，来发展。以前我在成都，要见一个全国的朋友，世界五百强的朋友特别难，要么你到北京，要么到上海，要么到纽约，但今天，我昨天、前天连续两天见到了七八位世界五百强的首脑，他们愿意到成都来，他们不但到成都来开会，更重要到成都来投资，来发展。

　　有人就说改革开放初期前十几年叫孔雀东南飞，我们四川的人才到沿海去了，大家都说四川的人会打仗，川军好，四川人会干活，川工好，四川的保姆好，我记得99年财富论坛的时候，别人就问我，什么时候财富论坛在你们四川召开，你们四川不但会当兵打仗，不但会干活，不但会干保姆，还会挣钱就更好了。我终于看到今天了，世界五百强的人到成都来参加这个会，我们四川人一样能会赚钱，一样能够给世界的企业家，给全球老百姓带来价值。

　　吉米：那廖先生，您现在也在四川做投资，在西部投资。

　　廖文良：我们是十年前来到了成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小的房地产项目，然后我们就开始建大型的购物商场，一开始是在成都，而且我们还是有一些混合开发的项目。我们也是在中国最大的40万平方米的建筑项目，也是我们公司在中国最大的开发项目，所以我们在成都是一个很大的投资。

　　吉米：成都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住房的问题，你们公司如何来解决新的农民工，给他们提供比较经济适用房？

　　廖文良：对于我们来说，经济适用房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公司的重点不是建造比较昂贵的豪宅，我们是想给老百姓来建房子，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住房，我们也是占到了40%的比例。现在现在也是在建，可能要建三千万套所谓的政府的经济适用房。

　　吉米：这是很大的项目，葛市长，在保障房方面，您如何确保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来到城市，你们政府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葛红林：公共保障住房建设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刚才廖先生说的一般商品房，包括廉租房、经济适用放这是政府建的，这个建设过程中是政府的财政纳入预算，每年要给予补贴。我们是在成都根据家庭收入情况建立一个完整的城乡公共保障住房。另外，刚才讲到的关于农民工入城的问题，他的住房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是纳入到我们的经济保障住房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工业集中发展区里，也包括红海集团在成都生产二派的基地，他员工的住宅问题都是由我们政府纳入到农民工的住房建设过程中，通过我们国有公司进行运作，是入住的，只要能够交付一定的租金。这种住房的问题不需要企业来承担，这也是我们成都吸引外来投资者的应该讲比较优势。包括外来大学生也是这样，成都毕业的大学生，如果一时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找到单位之后，一开始买不到房，有大学生学士公寓，在三年之内，可以按照一平方米10块钱，如果两个人住在一块，40块钱一平方米，一个月400块钱，摊到一个人身上就200块钱，我们在这方面政策比较完整。公共保障住房说起来比较复杂，也不是一句两句能够做得到。

　　吉米：樊纲先生，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向其他国家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呢，在城镇化方面。不会说是出现城市的贫民窟，在这方面可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樊纲：在中国确实没有看到城市当中的贫民窟。因为一直以来中国的农民是享有土地的所有权的，如果农民在城市没有房子住了，可以再回农村，还是有地。就像刚才葛市长说的，你也用不着建立那么多的廉租房。中国城镇化最好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没有城市的贫民窟。

　　我们当然也是可以向其他国家借鉴相应的经验，低收入住房方面，不全是由政府来提供的，低收入群体他们还是住在一些比较质量差的房子里。但是这些人收入增长以后，还会住到一些好的地方，我们这些房子留下来还可以再出租出去。新的农民工还有一些七大的低收入的人，再可以继续来搬到质量不是很好的房子里去。这是一个共同的问题，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慢慢地一步一步来提高。低收入的人可以慢慢地进来，先搬到房子质量不是很好的公寓里。对于我来说，也别先着急把质量不好的房子先拆了，还可以先慢慢地给新的农民工提供住房的。

　　廖文良：中国确实没有贫民窟，比如说你去印度的孟买，他们可能有八千万，所以中国这方面没有这个问题，还是挺好的。你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很快人们生活提高了，他们希望住得更好，在新加坡也是同样的问题。我们80%的政府或者说保障房都是由政府来提供的，慢慢地他们生活质量提高了以后，会搬出这些房子，所以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吉米：你说得对，他们生活质量提高了，就会搬出去。有人说中国现在城镇化率50%，50%的人基本在农村，如果真的要实现城镇化，可能得需要80%的城镇化率。80%的人都在城市住的话，谁来种地呢，刘永好先生，您是出身农村，人们都去了城市里，谁来种地呢？谁来做农耕的问题呢？您能不能来创造足够的非农的工业，可以来吸收那些农村剩余的人口，包括他们的孩子？

　　刘永好：我认为这是伟大的变革，在这个变革中，一方面广大的农民从农村到城里去，他们变成新的城市人，他们能够享受改革带来的价值，过城市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可能暂时或者永久都不回去了。这个时候吃商品粮，吃肉鸡蛋奶的人多了，谁来种，这就给我们企业带来了机会。当农民进城了，让出这个市场空间，才有可能建立规模的，现代化的产业的发展。拿我们来讲，连续五六年，每年销售超过一百亿，我们员工每年差不多增一万人，这是市场的需求，市场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市场给了我们这样的选择，你那么多的人他们要吃肉，要吃猪鸡鱼鸭，这是给我们的机会。但对我们来说，不但要满足这个市场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保证城市吃得好，要健康，要环保，要安全，这是巨大的考量。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也出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当这种规模化监管到位，更容易监管，更容易做得更好，所以说你看国际上，拿美国来讲，他们的农户规模已经非常大了，这样的话政府的监管就容易了，而且大的企业责任一定更大，因为一旦查出问题，是倾家荡产，他输不起，因为他有那么多的资产，有那么多的社会影响，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社会责任，要保证供给，而且供给更加安全，更加环保，更加让社会认同的，还不断有创新，这对我们来说是机会。

　　吉米：葛市长，这么多人都是要从农村进入到城市，这肯定是很头疼的一件事，费孝通之前说过离土不离乡这样的概念，现在这个概念还有意义吗，在您管理城镇化，农民进城这个过程。您觉得有必要，值得再考虑这个离城不离乡的概念吗？

　　葛红林：讲到中国城镇化，我认为这个城主要指县城，镇是乡镇。在成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没有鼓励农民直接进到中心城区，当然在中心城区生活条件比较好，他有这样的吸引力。但是关键问题在发展城镇化的道路过程中，你首先的重点是要把农村发展好，农村发展不好，整个城市发展基础是很薄弱的。另外要把县城发展好，把乡镇发展好，让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经过梯度的选择，有能力的甚至可以出国，外语好，受到高等的教育。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毕竟来讲不一定有这个能力，到大城市。你说一般的农民工到北京去，肯定住不下去。成都整个作为城乡一体化，全域成都进行规划，这个很好的城市。像刘永好他的家乡新津县，县城不错，现在他的一些镇如果发展得好，真正生活条件要比县城还要看。这个就是梯度发展。

　　对我来讲，我倒不愁这个问题，在成都来讲，农民现在是农家子弟，到外面去读书了，现在还经常写信给我，希望把他的户口迁回到农村去，因为我们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我们有很大的进展。

　　另外大家谈到公共保障住房，成都有一个政策，安需建设，确定标准，面向社会安需建设。公共保障对成都来讲，只要每个政府看清楚，想明白，你究竟有多少需求量，这个压力并不大。五年来，我基本在成都经济适合永远房三千套，廉租房就三千套，基本这个问题没有。好像不存在希望住的房子没有房子的问题，当然标准住房面积不能大，控制在一定合适的标准。

　　刘永好：我补充一恰刚才讲的离土不离乡的问题，我们四川这样做，给农民选择权利，现在有很多人选择离土又离乡了，他们出去安家了，落户了，在那上学了，小孩在那安家了，再不回来了，只是逢年过节看看老人，这种是欢迎。但是你愿意就在当地创业，现在随着新兴城市化的发展，很多就在家门口创业，自己在做，既做农业，又做工业，又做服务业，也是很好，这是现代化新兴农村城乡结合。

　　葛红林：成都有一个特点叫离土离乡不离产权，这个在全国没有。中央一号文件里非常明确的，对于农村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农村要明晰产权，什么叫产权？他把他在农村里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包括耕地跟农用地，这个产权确切到每户人家，给他颁发产权地，即使是离土离乡了，但是产权不离的，这个非常重要。这样他即使在城里，今后在农村里有一份的稳固的产权收益。

　　吉米：樊纲，很多人说现在有体力的农村男男女女全到城市去打工，在那里的都是老人，爷爷奶奶，小孩子。所以农村都已经空洞化了，这是中国的现象吗？

　　樊纲：确实现在是比较令人担忧的情况，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保证。因为他们的根还在农村。在中国没有城市的贫民窟，如果有城市贫民窟，意味着你在农村没有根了。在农村地区还有这样的网络，还有所谓的社会安全网。

　　说到离土不离乡的概念，最终人们还是会离开家乡。当然整个成都这个城市，在我看来以后慢慢还是会建设成一个大城市，比如说卫星城市、郊区城市，是一个很大的中心区。更偏远的地方，大多数人还是会离开这些偏远地方，一代一代的人慢慢地就会离开。中国现在的系统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是说很快地农民就到了城市，就安定下来，当然成都现在在做实验，就是把城乡综合起来发展，但是在过去30多年来，很多城市都不行，很多农民工来到这里，比如说农民工来到这里，平均是七年，然后就回农村了，回家了。这是一个问题，他们安定不下来，并没有真正成为城镇化的人，只是说让他们到那边去打工，然后他们就回农村了。为什么他们要回去呢？当然有很多原因，如果是政府给他们提供社会保障的话，他们也可以。另外他们土地产权的问题，他们有了产权，可以拿着这个产权移动。人们肯定会迁移，不然的话，会扭曲他们的积极性，他们就不会愿意真正搬到城镇去。所以对于我来说，城镇化的问题关键是这个城镇的发展，是不是能够有效地利用资源和土地。这是一个问题。

　　这就是改变户口系统，户口系统有好多年的历史了，人要跟着户口走，还有土地制度问题，产权制度的问题，户口制度加上土地制度。

　　吉米：您觉得对户口问题怎样去看，是不是做尝试，让户口问题变得更加灵活？

　　葛红林：已经非常灵活了刚才樊纲先生讲的，最关键的是产权制度，另外有一次跟中央部门提了一个建议，四川包括西部有很多农民工到沿海去打工，沿海城市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应该要把他们留下来。但是现在要怎么样希望中央政府出积极的鼓励政策，比如给深圳，留住了一万个外来务工人员，中央政府给他们两千亩建设用地，一千五百亩住没问题，五百亩产业跟住宅加起来。否则的话你不给他政策，可想而知，沿海的城市没有积极性，我们真正要研究这个问题，多想点实招，否则大家都在理论层面，在原则层面上讨论，感觉这个问题越讨论越复杂。

　　樊纲：研究成都和深圳怎么置换。

　　葛红林：我的土地比金子还珍贵，我比深圳更珍贵，所以房地产商到成都来，感觉成都房地产拍卖制度，好像地价也不便宜，我说成都是四川省的首府，九千万人的大都市，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发展的过程。我们这座城市不能把土地全部用来搞住宅，还是留一部分搞生态。

　　吉米：下面谈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廖总你们在新加坡有机场建设的经验，在城市化过程中，基建的重要性有多大？

　　廖文良：我们有一些中国机场建设的统计数据，美国有三亿两千万人，有五千个机场，中国有13亿人，是美国的四倍，但是中国只有四百多个了机场。中国的机场数量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所以说我们要想让人们实现连同的话，还需要建更多的机场，特别是西部城市，如果交通不通的话，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像成都能够和世界上280个城市连接，而且成都在建一个新的机场，有五条跑道，这是非常重要的步骤，建好机场以后，还要把这个机场管好。

　　吉米：管理和建设是不一样的，而且在中国有一种说法要致富要修路。市长先生，您觉得在四川成都基建的发展，建设道路以及城镇化的重要性何在？

　　葛红林：这是最基础的工作，大家原来讲四川蜀道难难以上青天。四川原来很大一部分受到交通设施建设。我们现在正在加快出川的高铁，动车组开车以后到重庆就相当方便了。原来总感觉四川又不靠海，怎么样把交通建设上去，尤其是物流成本给降下来，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有了很大的进展。比如我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现在了开通了成都到欧洲的铁路专线，13天就到了，这个成本构成了比沿海城市通过海域更有竞争力的物流体系。昨天和家乐福董事长交谈，他也非常感兴趣，在欧洲有很多家乐福商店，欧洲的产品可以通过这个运到成都，成都的产品也可以运过去。原来成都的产品通过上海、广州运过去，时间长，物流成本又很长。另外开通了国际航线，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当时开通国际航线，到巴黎。在巴黎的国际航线的时候，还只能是飞机先飞到北京，再从北京飞到巴黎，大家一看整个航线是反过来的。因为当时的经济发展还不是非常发达，没有这么多的客人，没有这么多的客人，只能飞机先飞到北京，再拉一点客源到巴黎。

　　在过去两三年前，一直盼望着成都直飞美国，当时有很多人说直飞美国不太可能，我想是，比如波音747，至少一半的乘坐率要有，将近有200或者150个客源，每天开，我肯定吃不消，航空公司也不愿意开，现在发现，这次论坛的过程中，美联航就宣布明年4月就开通，为什么能开通？关键是科技进步促进了，用的是787飞机，787飞机非常好，客座率只有200人，另外他这个飞机可以远程直飞，这种技术上对成都来讲开始起步，我估计明年如果能保持飞机满足了他50%到60%的盈亏平衡点，是没问题的，也是非常感谢787飞机的研制，推动了成都到美国的直航。

　　吉米：马上要开放提问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基建过热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我们看到大量有一些新城，有街区的建设，建好以后，没有人，空置率很高，中国也是同样的情况。

　　樊纲：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风险，并不是每个地方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对有些地方特别是边缘地区。我们的人口是净流出的。我不是说中国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的，而且中国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是适于人居的或者说都适于工业发展的。在中国制度下，每一级的政府都希望做同样的功能，获取同样的资源，这样情况下，会出现空置的情况，我们城镇化有总体的规划，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适合搞经济活动，哪些地方是人口净流出的趋势，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对各个地区发展来说，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吉米：下面我们进入开放提问阶段。

　　当当网[微博]董事长俞渝：刚才市长讲到大学生在成都工作的话，两个大学生共居，每个人一个月几百块钱房租就够。这样的房子一个大学生可以住两年、四年，政府有补贴吗？他们的居住有期限吗？

　　葛红林：我们在成都高新区创建的，也不是今年创建的，在我们市2009年就创建了，在高新区里，是三年，最多延长两年，是五年。如果他五年再找不到正式的工作或者说说明这个小孩在成都不太适合发展。

　　老师：我想问葛市长，现在讨论西部崛起的时候和早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东部的发展有什么不同，对我们来讲最大的挑战问题是什么？

　　葛红林：的确是不同，有些人大家知道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跟东部沿海很多政策，我看基本上没什么大的优势。我这个说法之后，其他部门不要不高兴。比如说在西部如果15%的政策优惠，在沿海高新区，通过高新技术，也是这个政策。你想指望政策优惠，是很难指望的。我是一直感觉，西部还是有人口，劳动力红利还是有的。第二西部土地资源特别是可适用于建设的土地资源应该还是有，毕竟来讲，有这么多人居住在西部，根据这么多的人口应该要匹配相应的建设用地，有些工业还是能容纳工业发展。特别是工业产品，因为西部的市场比较大，也希望到西部占领市场来开拓的。我感觉很重要的是政府服务，政府服务里提高行政效率，还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个非常重要关键。因为这个题目比较大，不能再说下去。

　　吉米：我们很多CEO，听到保护知识产权这些工作重点，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

　　提问：现在在台湾、新加坡工作，我们从成都软件园为我们全球三分之一最重要的客户服务，虽然我是第一次到四川来，但是给我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也是看到你们雄心勃勃的计划和发展的成就。有一点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发展，巨大的增长，中国政府和各行各业以及人民的大踏步的前进，另外一方面在新闻当中，今年黄浦江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死猪，还有刚刚建好的高速公路，由于建材不合格，桥就塌了。我们也知道中国公民到海外买配方奶粉，因为不相信国内奶粉。从产业角度，从政府的角度，我们如何解决社会责任的问题，让企业负起社会责任。

　　葛红林：非常感谢您的提问。因为中国城市很大，在成都也是这样。我当市长当了10年，1500万人口，整天我都在想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问题。这个倒还是真的。我们政府官员很努力，但是我一直帮我同事讲，出现问题不可怕，关键是出现问题要把它解决，这是最关键的。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我也和刘永好谈到关于奶粉的问题，新希望的奶粉应该没问题，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媒体要多宣传一些好的，比如说昨天大家看到一个城市，BIT出问题，我也是公共交通，我也开通了，效果挺不错的。永好，看来你还舍得花钱，给广告公司。

　　刘永好：我补充一下，刚才谈到关于黄浦江死猪事件，确实有这回事，我认为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变，而且现在改变得很多，现在的猪肉基本上是，绝大多数是健康的，是可吃的。现在牛奶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历史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宣传媒体宣传得比较多，宣传比较多，正面的宣传又比较少的时候，大家担心了，跑到香港买奶粉了，一方面我们的企业一定要把自己的事做好，从根本上把它做好。刚才讲的农村的转型，大量的农民进城以后，留下了机会，这给我们的规模化、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一个契机，这个时候规模化、现代化一定建立在高标准的角度，一个要建立在负责任角度，现在已经有一批这样的企业涌现了，所以往后走，我们的食品安全会越来越好。

　　樊纲：我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回顾一下历史，哪个国家在它发展早期都经历了类似的问题。中国现在每天都有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促使我们去改变制度，来改变现状，解决问题，并且让企业界着力来解决问题。我决不是在给这些人辩解，我们的监管制度、机制是需要时间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才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从一个进步的角度来说，多年前发生了这样的事，报都不会报出来，十年前没有人知道什么叫PM2.5。

　　深圳市政府做招商引资人员：首先恭喜成都在500强引进，我看数据是203家，其实深圳不到200家，190家左右。我接着市长的话预测，来问一下刘永好先生，我认为企业家首先是梦想家，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在榜单上主要是以美国为主，请刘永好先生预测一下未来多少年内，中国世界500强会超过美国，大概多长时间？以后开财富论坛是以中文来开财富论坛。

　　刘永好：中国原来没有世界五百强，现在有了，而且越来越多，而且中国成为世界五百强的速度越来越快，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企业的成熟，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进步，我相信中国世界级企业和世界五百强将会越来越多。大家也看到现在中国的世界五百强更多的是国企和央企，民企还不多，但是已经有了，我相信今后以民企为主的世界五百强在中国将会越来越多，我相信十年，不会超过二十年，中国的世界五百强超过美国是完全有可能的。

　　吉米：我们以乐观的预测来作为这段讨论的结尾，非常感谢大家，我们的时间也到了，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