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在今日2013财富论坛“城市发展的重新思考”分论坛上，环境财富高级编辑布莱恩·杜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我们的主题是都市化、城镇化，巨大的几千万、上千万的城市未来几十年都要进入的城市，会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面对面解决这个问题，到底我们怎么做呢。请大家环境财富高级编辑布莱恩·杜梅。

　　主持人布莱恩·杜梅：大家下午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们开始重新考虑、审视我们的城市。今天早上已经不断的谈到这个问题了，城市化非常重要。50%的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里了，其他人怎么样，这是多快的速度在发生的呢。我们用中国作为例子，2025年10亿人将居住在城市，现在是6亿5千万，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相当于美国和中国的人，把他们放在城市里。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呢？是因为城市化，一般来说使用了比农村用的人多三倍能源，他们消费的糖也多十倍，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各种智能的计划要确保我们能够可持续的平滑的过渡到城市化。今天的专家发言人非常多。最右边是霍尼韦尔CEO、董事长高德威，他们是控制能源效率，50%他的公司都是和能效有关系。第二个客人是施耐德电气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赵国华，施耐德为电气控制可再生能源各方面的工作，公司员工13万人遍布在世界各个国家。230多个城市搞项目。下面一个张跃，中国远大集团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他是中国的主要是在冷却和加热、取暖设备的公司，建设和各种各样的有关的建筑材料。张跃1988年只有3千美元开辟他的公司，现在拥有200多个专利的重要的公司。开始的时候，我想先问一个高空状态下，我们现在是什么状态了？可持续我们是不是取得了进展呢？你们都在世界各国的城市做了很多的项目，市长的问题、城市委员会的问题，他们需要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还是的确了不起的硬碰硬的战斗，高德威先生。

　　高德威：到目前为止有很多好的意愿和想法，当然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几年以前，你要问很多人，什么叫智能电网，按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都无法回答。6、7年以后都能谈了，什么是智能电网。智能城市现在也都能理解了，什么是智能城市这个需要界定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中国有一个优势，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欧洲城市两三年以前就有城市了，再看看美国，300年以前城市就在那儿了。当然，你是在你原来有的基础上，加上后面的发展，城市越来越大，包括水的渠道，100年，很多很多，都是基本的东西。再看看中国发生的情况，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我们从一开始要看，到底什么是智能城市，比如说我们的能效是怎么看，我们的邻居怎么样，如何控制等等，比如说机场怎么工作，现在的城市有500万，1千万人，按照中国来说是小城市，肯定有机场，你要考虑人口怎么流动，要如何管理，有很多的东西要仔细考虑。有很多的机构现在正在侧重这个问题，我们开始处在问题的早期。

　　主持人布莱恩·杜梅：赵国华先生，我们谈到智能城市，重建一个城市，世界各种城市，很高层的建筑，周围都是环路、交通拥堵，这种推动力量来自于什么地方，重新规划我们的城市，很好的满足广大人们群众的要求呢？

　　赵国华：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你看看全球的情况，处在一种僵局。未来40年比过去40年的都市化都发展的更多，你已经可以看到了，有很多很多的就像你讲的，我们生活的城市，比如说各种资源、能源、拥堵、污染，中国现在大城市的阴霾，等等等等，什么是阴霾像PM2.5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才有，没有人可以批评中国，因为中国超过了10亿人，现在面临的挑战都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我们看所有的问题，我们要把城镇化快速的发展，达到极限值，就是目前的社会。我们怎么看待呢？我们怎么重新考虑，我们怎么生活在一起，这里面有50%的人口，还有80%这样的涉及到排放，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努力的可持续发展和一些问题，这是很大的变化，我们考虑到城市独特的地方，在今后15年的发展。这需要数字化技术，可以看一下互联网过去15年发展的情况，人与之间的连接，今后15年里面，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对象而去连接，而不是人。我们所要连接的比如说我们的环境，办公室、交通，更多的地方连接在一起，所有的设施在城市里面的连接在一起，我们这样做可以提供技术的发展，节能我们的资源、资源获得一些回报，还可以把所有人连接在一起，更好分享，在城市里面，我们使用同样的基础设施，同时使用，如果我们去任何的地方，包括交通的管理，怎么样优化他们自己的环境。城市非常拥挤的，我们看到未来还有一些对象，互相连接、物联网、包括一些媒体，我们也参与了一些项目的管理，有500个对象要连接，应该是500亿，再过18年可以达到2500亿的对象的连接。我们过去几年当中，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期待着下一个阶段，环境、汽车、冰箱、房间，所生活的地方，通过互联网，通过智能手机连接起来，可以叫做一个互联的城市。

　　主持人布莱恩·杜梅：请张先生说一下，从城市的看法，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看到城市有很大的变化吗？或者在今后你这样的一些建筑的大楼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总体来讲一讲，城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张跃：我们公司的业务是做大型的中央空调的。在过去20多年一直在做中央空调。过去4、5年我们开始做建筑，跟城市关系非常的密切，不论是中央空调还是建筑物，我们一直关注城市里的方方面面。现在所有的民众感觉到城市的问题就是PM2.5，空气非常的脏，第二个问题，每一天上下班要很长的时间，每一天路上堵的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虫机场到这儿来就用了很长时间，所有人对城市都是这两个坏印象，几乎所有的城市同时都有这两个坏印象，尤其从去年冬天开始印象特别的强烈。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呢？我觉得是有办法的，而且这个不需要什么代价，不需要什么额外的成本，现在大家想到的要解决PM2.5，我们要投很多钱治疗污染，我们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要花很多钱来修地铁或者是修高速公路，一般的人想到的都是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问题不是这样的，最好的方案也许是根本不需要什么代价的，我就有这样的方案，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比方说我们的产业里面有一种东西，利用发电机的废热制冷制热，这个在欧洲非常普遍。至少他们倡导往这个方面发展，电站要小，可以设在小区，发电机的尾气作为废热来制冷制热，尾气如果利用不了就要多消耗一倍或者两倍的能源，有人说发电机离的很近会不会造成更大的污染，不会的，污染就一个原因，大量使用能源，这个能源在呢的家门口、五公里以外、一百公里以外区别不大，像PM2.5的飘散范围很大，北京周围50公里、80公里是没有电站的，为什么北京空气不好呢，就是远距离的电站吹过来的。汽车肯定会有影响，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日本的汽车不比北京少，曼谷的汽车、东京的汽车都不比北京少，为什么空气比北京好很多呢，就是电站的问题。要解决问题就是要提高能源效率，要减少对空调也好、电力也好的能源需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很好的办法、很简单的办法，投资比大电站更低的办法就是建小电站，这个电站发电机的尾气直接拉来制冷制热。   

　　我刚刚跟霍尼韦尔的董事长在说这个问题，我们在全世界有几千这样的项目，其中也有跟他们合作的，各个发电机我们都有合作的。利用这些废热经济回报非常大，一两年就可以收回这个投资。中国已经有这样好的消息，国家允许你发的电可以上网，这是好消息，最近几个月才有的，我们最近在中国也开始推广，以往在西方国家，现在也开始在中国。

　　主持人布莱恩·杜梅：张先生，我们有这样一些技术的解决方案，问题是我们如何实现能够满足要求，所以有什么样的驱动力，这些技术可以刺激收回成本，像智慧城市里边我们变得更加具有智能、更加节能？

　　张跃：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建筑要做好保温，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建筑都是没做保温或者做很少的保温的话，一个建筑白白的，在空调方面消耗的能源可能是整个建筑的一倍或者两倍，而事实上大量的很厚的保温，比如在成都这个地方做15公分的保温，比如在北京这个地方做20公分的保温，现在在北京只做5公分是不够的，如果按照德国、欧洲的办法是用30公分的保温，如果做到能耗可以轻而易举的降低5倍。

　　戴维德：最大的动力我们没有更多的选择，中国我们有很多人他们需要从农村能够进入到城市地区，我们可以让他们一种叫失控的或者没有规划意外的方法去实现的，比如说两千年前在美国差不多几百年之前我们做的周到，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我们要进的领域，什么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怎么样的灵活性，涉及到我们这个城市可以是非常有成效的，生产率很高的，比如纽约城市三四年当中，我还记得我们到12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圣诞节，我怎么能够得到一个圣诞树呢？是要开一个小时车到郊区买一个圣诞树呢，出去之后有人卖这个圣诞树可以在你门口买到，实际上我们所有人生活在一个农村地区，可能浪费了很多汽油来买这个树，现在可能更多的污染，所以这样一种概念也是对所有人非常有效的。

　　赵国华：你来去设计想一下，到底我这个智慧城市什么样的成本，像刚才说的20%是我们今天做的一半，你要来试想到我们关于节能问题吗，还有最好的一些设备来自于霍尼韦尔等最好的设备，所以回报应该是非常好的提供这些技术。我们效率低什么原因呢？我们新的建筑，还有老的建筑可能是个问题，新建筑没问题的，比如说要跟市长交流的时候，一个城市可以给你省钱，不管是交通控制系统，他们能够给你这样一个预算吗？所以这个城市可能在欧洲、在美国是同样的一些事情。像这个情况要点来强调，我们投资的回报比以前更加短了，很快了，从美国来讲投资回报来自于我们很多节省，节省能够快速的投资回报。讲到节能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差不多三年就可以非常好的投资项目，你所说的也是很正确的，城市市政府在现金上提供支持，比如融资机构，私营公司，这个回报是从节省进行回报。我们前面强调的，里边有很多创新可以在城市里边发现的，在我们一些企业来说，包括这个城市的组成部分相互去合作，包括一些私营部门，根据城市的合作能够做到效率更高，好像这个城市来说合作保持竞争关系的，每一次要作出一些让步的话可能是公司共同竞争的一个合同，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管理更加有效，创新我们认为通过融资、投资上也涉及到，我们不同利益相关方在城市里边合作。

　　主持人布莱恩·杜梅：还有一些私人的钱投入到某些项目上，还有美国的一些市政府他们最近也感觉可能其他地方把这个私有的钱拿到城市进行投资。

　　赵国华：在欧洲是更多私营企业参与城市的建设，更加私营化。

　　高德威：我想说一个流程是用的非常好，可以提出一些节省的目标，比如政府针对一些私营企业做什么呢？充分的利用这样一些建筑，给他提供一些特殊的能力，不管是改变他的窗户或者分析这个建筑，你搞清楚怎么样节能，有什么样的项目，然后得到银行的贷款，能够支付这样一些改进的项目，这个楼宇，对我们霍尼韦尔公司这样的情况，我们保证实际的节省，我们也德国一些贷款，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节省愿意支付这个贷款，来去节能上获益，越来越多的在公共部门也是一样的，并不是像更多的我们有大量的机会在这些公共的建筑上，我们私有的一些建筑可能是涉及到最终租赁方式去运营，包括融资来源，可以很多首席财务官、CFO需要看到这样一些实际的节省。

　　主持人布莱恩·杜梅：在这儿我们也开始做城市的转型，有很多的计划能够节能，另外，钱是有的，尽管不是那么容易得到，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具体的一些例子，然后我们看一下在座的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

　　张先生，你们有一个计划，就是有很大的一个计划，另外我们管它叫做摩天大楼的城市，有更好的能效，是典型的建筑物，而且在建筑方面是浪费的少，你还说了你们7个月要有超级的摩天大楼或者5年建这样的一些计划，体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

　　张跃：我们在工厂造房子，这个工厂造方面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因为它很快，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话题，很吸引眼球，但事实上我们做的东西目的还不是为了吸引眼球，目的就是要解决城市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面积的占地，现在这种别墅也好，中低层楼的建筑也好，在我们这么快速的移向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时候，如果说大面积的去占用土地肯定是不行的，不但是房子占用了更多的土地，而且由于你铺的更开的时候公路也就越多，然后就造成了汽车能耗越多、废气越多，总之是连锁反应，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要告诉别人，我们可以使得这个建筑占用土地更少，腾出更多的树林子来，腾出更多的农田来。

　　但是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更重要的我们觉得，现在中国在模仿70年代、60年代欧美的做法，就是把居住、工作、学习、商业这些功能分开，变成一个一个孤立的地区，一个一个孤立的地区就导致了大量的每一天出门都要依赖交通，依赖交通、依赖公路、依赖汽车、依赖大量的能耗，这种方式肯定是不行的。其实现在欧美，尤其是欧洲已经完全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错误，美国的奥巴马也说了，他说他这一届政府要把人们工作、居住的距离要缩短。但是我们中国事实上在走一个相反的方向，现在还在朝着分离的方向发展，就包括我们成都在内，尤其这些发展很快的城市这里一个开发区，那里没有居住的人，也没有医院，也没有学校，另外一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就是居住，那个地方就是学校，这样导致我们每天在路上都要一两个小时，中国的城市这样发展下去后果非常严重，这种城市化会给后代带来问题，就是市我们别的东西错了，可以，甚至于房子错了，还可以改，但是城市的功能布局错了，可能子孙万代都要承受这个后果。所以国家的城市化只有一次，而且这个错误以后无法纠正，所以我觉得混合社区是必须要解决的。

　　主持人布莱恩·杜梅：在这儿有没有说，人们愿意这样的方式生活，还是说我们愿意有家庭、学校、健身房都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大楼，有的人愿意出去，你有没有这方面做过一些调研呢？

　　张跃：我们的调研非常多，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每一个城市里的人都在厌烦这个交通问题，每天在路上耽误很多时间，不说他有没有社会责任，说要节能，说要保护环境，最起码他不愿意每一天在路上，在拥堵的公路上面耽误很多时间的，没有人愿意，小孩子也不放心让他每一天坐汽车去学校，像我小的时候上学、父母上班都在一个地区，都是用走路、用自行车，这就是最愉快的。所以我说那个年代我们其实生活很愉快的，除了物资过渡贫乏以外，但是很愉快。现在物质丰富了，但是人不愉快，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把我们分裂的，就是我们的功能把我们分裂了，是建筑师把我们分裂了，是城市里的某一些设计者把我们分裂了，任何人都不愿意这种分裂。

　　高德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所说的刚才的圣诞树一样，在纽约没有人说我每天都期待着去坐地铁，纽约没有人这么说，最终没必要，也不见得所有的东西都在一个大楼里，可能都是走着就可及的地方，这样我们的构建就是在我们的周边，比如学校在附近，商店在附近，电影院都在附近，这是有可能的，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合适的比如说人口密度要是合适的话完全可以这么做，这样大家都生活的非常的轻松，我非常支持他这一点。

　　主持人布莱恩·杜梅：能不能有这样的人口密度呢，使得开发商能够这样的开发呢？

　　高德威：对的。

　　张跃：一百万平米里的楼里面住三万多人，他的工作、学习、一般性的保健医疗、养老、幼儿园全都在这个楼里头，包括运动，包括打篮球，游泳池、打篮球都在170层那么高的地方，完全可以的。

　　赵国华：这是一个很大的选择，就是城市化的一个选择，我在很多的国家都生活过，跟你们一样，如果你在美国生活的话，他那个生活方式是一样，你在欧洲、在日本又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在日本都是集中性的，如果像有些不同的城市组织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所说的在中国，我们中国的城市化今后二十年中是不是像西方那样还是像什么样子，等等，这个是要作出很大的决定，你要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是不是要扩大型的，还是集中型的，让所有的效率都提高，减少出行，等等，这个完全就是你的一个选择。

　　高德威：再回到刚才前面，就是说我们需要有时间，一开始就要有时间来看一下智慧城市设计方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否则我们自己来做有些想法是好的，但是我们是值得让政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机构花点时间来说到底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有一个生态城市，这个生态城市的项目是一个例子，在中国还有一个城市离这儿很近，我们在这儿把交通的效率提升了，另外还有3D视觉化的城市，把人和整个城市生活联系在一起，这样更好的生活。   

　　中国经历了这么快的变化，在过去30年中，中国在释永信的技术方面、适应新的技术方面做的非常好，而且把技术推到了一个新的极限，我们在中国、在其他地方也做这样的尝试。有没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在社交媒体方面怎么能够帮助人们在城市中有设计方面的体验。

　　最大的一点就是说，城市间是相互连接的，这样我们就需要很多的信息，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一个人在一年所行走的路程。另外，我们要找合适的路径，另外，如果你是智能手机，能够告诉你我大概是去到20分钟以后的办公室，但是他告诉你说别从常去上班的路走，因为那里有事故，他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如果这个城市有洪水，那洪水就会影响到很多的东西，你的交通，你的建筑的气温都受到影响，所以说我们要把人和这个环境联系在一起获取到相关的信息，因为都是从大数据中来的这些信息。

　　高德威：还有一点，我从成都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展示，就是说哪个地方含有多少停车的车位，我看到这个了，这个非常简单，但是这种做法非常好，我们应该到处都做，告诉人们哪还有多少停车位，我以前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主持人布莱恩·杜梅：所以说社交媒体和大的摩天大楼就是让你的大楼建的更有效率。

　　张跃：你刚刚说的交汇或者船舶停车的信息或者说建造更多的停车场，我觉得这都对城市的未来不能解决问题，其实在欧洲已经有很清晰的做法了，比如在日内瓦，如果一个机构申请几个车位可能都要十几年的时间，市委组织申请几十个车位几十年都申请不下来。比如这个城市就控制了什么样的交通工具，5万辆汽车、几个轻轨或者地铁，如果这样的前提下设计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是好城市。纽约是被迫这样设计的，因为纽约建造的很早，后来没有办法来建造更多的交通工具，建造最初没有太多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导致了很多人住在一起，住的、办公的都在一起，就形成了全美国现在来看最低碳的城市、最方便的城市，我们要改变观念，其实中国就像纽约那样建造就好了，纽约当时是没有办法才那样子的，我们可以比他好得多，相对密度高一点，然后混合社区，就OK了。所有的技巧，所有多余的智慧都会引导我们耽误这个时间，我们耽误时间的结果就是建了更多的错误的社区。至于我那个楼房，我就是要给人家一个强烈的信号，大家都在看这个世界第一高楼，突然发现这里面要解决的问题其实不是第一高楼、也不是多么快，而是要解决我们的居住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建筑浪费能源，对交通的过度的依赖，解决这个问题。

　　高德威：说到未来的城市，我完全同意，现在我们在纽约要找停车位，我特别想知道到哪去找这个车位。

　　主持人布莱恩·杜梅：我们现在看一下有没有人要提问。

　　提问(法国)：非常感谢你们刚才所说的，我很吃惊听到说，在这儿没有反思这些未来的一些环境方面的问题，我们谈到了缺水，在全世界范围内6个人里有1个人他们就没有水，这个情况以后会更恶劣，由于城市化的问题。另外一点，如果我们确实光是为了能源而节省空间，我们实际上说的这个建筑有的时候由于要断电，纽约就经历过这个。怎么帮助他们呢，我们也谈到缺乏未来技术的远见和愿景，世界在朝着一个环境来走，以后汽车不用汽油来推动了，大楼取暖也不用电了，我们是完全不同的生活，这样我们城市的规划者他们没有关注这个趋势，如果没有关注这个趋势的话他们就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赵国华：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来谈这些东西了，现在在这个城市的水30%、50%的水都是浪费掉了，我们要看一下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可以节省20%的城市的水，水是一个资源，也是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一个是水的量，另外一个是水的质量，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未来这个水就会变成初级产品，也是能够做交易的。另外，我们买瓶装水，因为我们不能够直接饮用这些水。

　　主持人布莱恩·杜梅：可口可乐有一个项目，刚刚推出来的，他们有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就是放在发展中国家，就是说有了它以后就会把各种各样的能源资源把水治纯，这是非常好的技术，他们会把很多很多的东西给他们做清洁水的业务，我觉得水是非常大的问题。

　　提问(瑞士)：我们在西方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比如在中国正在发生数百万的人口迁移，在墨西哥、巴西也出现大量的人口迁移，这种人口迁移和人口增长的规模就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昨天上午和今天下午我们听到了麦肯锡的数字，数以百万的人民从农村搬到城市，他们不能够等待，因此新的更为密集的城市规划、更低的建筑成本，提供更多的教育，以及使用更多的对环境友好的技术，只有通过这些才能够在未来多容纳这么多的人口迁移，这种情况在欧洲没有发生，在美国没有发生，很显然在法国没有发生，在德国也没有怎么发生，正如台上发言人说的那样，我们要考虑时间的因素，在城市建筑中容纳更高的密度、并使用更多的技术。

　　张跃：你提到的两个问题，这么多的人涌现城市，像中国还有几亿人要涌现城市，解决他们的交通和他们的住房问题、教育学校的问题，这必须都要用新的思维，如果不用新的思维这些人是进不了城市的，会在城市里面最终制造贫民窟的，会产生很多很多新的问题，如果说不用新的方法不行，但是新的方法并不是刚才那位理事所期待的或者我们很多人所梦想的，有那么多的高科技方法、那么多智慧的方法，其实有些方法是朴素的方法，就是你让这个建筑占用的土地更少一点，建筑跟建筑的距离近一点的话，混个起来以后对交通的依赖更少一点，就是这样一些最朴素的方法。

　　我们肯定不能想像这么多人有来住有花园的几层楼的小洋房，这是不能想像的，但是很多地方建安居房建六层楼，似乎前面、后面有花园，但是那些人住在里面打开你的窗户看见我的窗户，并不舒服的，但是占用了大量的土地，目前没有人来做最基本的规定，其实香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香港在有限的土地上面容纳了很多的人，平均每一平方公里有差不多3万人，中国现在城市平均每一平方公里只有1500人，只有人家的1/20，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刚刚说的这么多人涌入城市，我们的城市就会瘫痪，我们整个国家就会瘫痪，土地没有了，粮食没有了，生灵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高德威：我也想加强一下刚才这位观众的观点，今天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有60亿人口，今后再过10几年、20年，可能就会有120亿人口，而且这个增长率也并不是很快，但是我们觉得要迅速的采取行动，现在中国也正在采取措施，因为中国也正在发生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迁移，我同意您的说法。

　　主持人布莱恩·杜梅：就是如何以一种符合环境的方式来做呢？

　　高德威：我们都认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不应该花上太多的时间，现在所有的项目都应该这样来做，那些聪明人应该坐下来想一想，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把这些建筑结合起来，最终这个城市是可管理的，他的环境影响是比较小的。比如说水的问题，如果有13亿人，这个水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你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而且肯定要提高效率。

　　赵国华：我想要谈一谈电力，许多城市都依赖电力，大部分时间电网都是有用电高峰的，如果我们能够想办法进行更为均衡的分配，更如你前面提到的这个问题的话，如果能够更有效的、更均衡的分配也是有好处。技术也在发展，我们大家是否能够走的更近一点，观点立场更接近一点呢，我们其实应该减少储存的需求，因为我们要消费，如果能源能够更绿、能够更便宜，我们就能够有帮助。

　　主持人布莱恩·杜梅：我们应该记住我们现在手上有了相关的技术，我们也有这样的意愿，需要做的只不过是要坐下来好好的想一想继续怎么做，下面我们感谢一下这几位讨论嘉宾，谢谢！非常感谢！

　　主持人：下一面项目是一个特别的节目，为中国和其他地方制作动画，请大家欢迎杰弗里·卡岑伯格和余仁英。

　　杰弗里·卡岑伯格：时机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时机非常重要，如果时机正确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今天在中国这个时机就是正确的，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时刻，在他五千年历史到了正确的时刻，多年来中国最有名的都是他的长城，而现在他的象征或许可以是一个充满机遇的门户，而这个机遇之门已经打开，而这个门户迄今为止还是中国化的。而梦工厂动画制作公司，我们现在也成为一个一个案例，可以说明为什么时机对于进入中国市场至关重要。

　　在几年前，有两个互不关联的事件发生了，在北京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了软实力的重要性，而同时在好莱坞梦工厂得到了一个批准，开始做《功夫熊猫》这部电影，我们的战略就是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进入中国市场，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当时只不过是想就做一部电影，这个电影里边的主题是一个熊猫想成为一个大侠，我们的电影制作人员他们想让这个电影尽可能的中国化，而他们尽可能的在每一个细节上面都非常的准确和精确，不管是这个故事它的表现形式还是文化。经过几年的制作，《功夫熊猫》成了比我们还要想像的电影，成为给中国的一封情书，《功夫熊猫2》也成了这个国家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除了《功夫熊猫》电影系列，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增长而且对我们梦工厂这个品牌来说也特别有价值，中国前五名的动画片中有四篇来自于梦工厂，而我们最近的《疯狂原始人》，也是中国市场上动画片收入最高的一部。

　　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认识到，我们已经在中国发行了十多部电影，但是中国当局从来没有让我们动剪子改任何一部电影中的任何一个镜头，很显然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我们讲故事的方法和中国电影观众之间是非常兼容的，考虑到这样一种成就，我们非常雄心勃勃的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把在美国制作中国主题的电影，就是每三四年制作这么一部，转成在中国制作电影，这个电影为中国制作，也为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来制作，为了实施这样一个远见，我们需要一些具有远见的伙伴，很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华人文化产业投资的黎瑞刚，黎瑞刚是上海东方传媒的董事长，创造了一个传媒企业，包括电视台、广播报纸杂志和因特网公司。而江博士也为这个项目带来了他的远见和洞察力，这是因为他特别善于进行投资，使一些非常新的技术和公司来到了中国。

　　我们正一起合作来建设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将能够充分利用中国巨大的艺术和技术人才，并且利用我们在电影业讲故事的突出能力，东方梦工厂是一个伙伴关系，但是我还要不断的强调这是一个中国公司，在这个公司里面我们梦工厂只不过是伙伴公司，而因为它是一个中国公司，所以我一定要非常的努力改变我们的美国做生意的方法。在美国如果我们碰到一些问题的话，包括如果是规则、法规和传统的问题，我们就会努力改变这些法则，但在这里不是如此。在美国两点之间最快的道路是一条直线，在中国不是如此，在美国不耐心实际上是一个美德，在中国并非如此。在中国，有问题的规则不是要改变，而是要绕过，在中国，你要去实现自己的目标，通常并不是走直路或者是最明显的道路，在中国，耐心不仅仅是一个美德，而是一个要求。

　　在过去多年我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每天都有人会跟我说，杰弗里·卡岑伯格，这么做不符合中国的方式，正如大家可以想像，随着时间的推移，要调整我自己做事情的方法是非常具有挑战的。幸运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以前没有预期到的这些资源，帮助我更好的了解中国的方法，这个帮助就是一本620页的历史书，我说的是亨利·基辛格的《论中国》这本书，这本书谈到中国遗产和文化的每一个方面，而且特别有价值，如果你能的话，我劝各位都读一读这本书。

　　当然在中国和西方的方式是有不少不同点，但是同时我也看到，我们也有很多共同点，包括企业家精神的共同点，今天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充分的发展，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如此迅速的变化，现在有一整代人他们认为什么都是可能的，这一代人将会使中国成为未来二十年一个国际商业的中心。

　　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中国的谚语，这个谚语非常好的总结了中国的精神，“一个人如果觉得事情做不成不应该阻拦那些能做事的人去做事”，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同意这句话中的智慧，在西方也有这样一个谚语，古希腊人就曾经讲过，“时机就是一切”，我们在中国的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十年前我们就会觉得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可想象得，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我们不做现在做的事情，过十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许多人都超过了我们，走到我们前面去了。

　　在《功夫熊猫》里面有一句话，这是一个五百年的龟大师在里面已经讲过，他说“过去已成历史，明天还是未知，而今天是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今天中国就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中国就是我们机会的礼物。所以我在这里想给大家请出下一位我们的余仁英导演，《功夫熊猫2》和《功夫熊猫3》的导演余仁英女人，她是《功夫熊猫2》的导演，目前正在《功夫熊猫3》最后的导演和制作，她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她在整个电影发展的历史当中可以说任何的电影我们都算在里面，她是世界上、历史上最成功的女性电影导演之一，谢谢！下面有请余仁英女人。

　　余仁英：非常感谢杰弗里·卡岑伯格，杰弗里·卡岑伯格讲《功夫熊猫》是我们梦工厂给中国写的一封情书，完全正确，如果我们看《功夫熊猫》的话，我们需要去向中国美丽的传统和文化致敬，我们对于中国的这些水墨画，大家能够感受到它的美丽、它的迷人之处，董事还有中国的武侠、中国的功夫它的迷人之处，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功夫熊猫最后变成神龙大侠。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的制作过程当中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拍了大量的照片，搜集了大量的素材，我们访问了成都的熊猫基地，我们观察熊猫怎么样生活的，然后我们拍了大量的素材，使得很多的成都、四川还有熊猫的这些元素非常精确的融入到我们的电影当中去，还有一些小熊猫，非常可爱的熊猫宝宝，我们也搜集了大量的素材，所以你们在《功夫熊猫2》里面的熊猫宝宝也是基于我们搜集的素材。

　　联合国[微博]教科文组织一些自然和文化遗产很多分布在四川省，我们也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一些中国的传统的建筑，比如说青城山在我们《功夫熊猫2》的拍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型，我们在《功夫熊猫2》当中可以看到很多青城山和相关建筑的影子，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可以看到。在《功夫熊猫》里面的每一碗面、每一个菜都是我们经过了在中国国内进行了大量的素材搜集和研究的反映，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分或者真实的反映了中国的元素。

　　《功夫熊猫3》我们正在拍摄和制作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能够给更多的给我们的中国观众带来让大家感到非常熟悉而又非常耳目一新的中国元素，我们还会有一些新的角色进入《功夫熊猫3》，我们当然给整个世界留下一个谜题，让大家拭目以待我们的《功夫熊猫3》。谢谢！

　　主持人杰奥夫·科尔文：非常感谢杰弗里·卡岑伯格！非常感谢余仁英女士！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下面请下一节讨论的嘉宾上台。

　　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在座的各位有多少是为全球性的企业工作的？请举一下手，几乎所有人都举手了。有多少在座的各位是不为一家全球性企业工作的，或者他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企业？有一些。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为一家全球性企业或者是将要成为全球性企业的公司工作的，要想成为一家全球性的企业，今天的定义和昨天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看到一些大型的西方的全球性的企业正在离开一些国际市场，包括一些非常大型的市场，甚至是中国的市场，与此同时传统的原先的一些欧洲的大型的企业正在退出的同时，很多新兴市场的传统的企业正在进入很多新的国际市场，所以全球企业正在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有四位嘉宾来共同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是百威英博啤酒集团的CEO薄睿拓先生，我们听过很多关于技术的讨论，我们看到啤酒其实是最原始的社交网络，所以啤酒集团其实有很多可以讲的。下面一位是SIS   E商学院的教授潘卡基·格玛沃特先生。下面是美国前上午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先生。下面是李书福先生，是浙江吉利控股集团的创始人兼CEO。

　　下面请来自SISE商学院的教授潘卡基·格玛沃特讲几句，因为你曾经写一本书讨论全球化的战略，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潘卡基·格玛沃特：根据我们的调查和研究，在金融危机之前我们做过一个问卷的调查，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企业，是不是一家全球性企业应该在全球各地都去竞争，进入各地的市场，我们做过一个调查，2/3的认为应该是的。问题是全球性企业是不是真的在世界各地都在竞争，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他们可能是在100或者150个市场当中经营的，95%的美国的跨国企业其实没有这么多的市场，他们可能只在25个市场当中或者更少的市场当中竞争，没有说全面开花的进入一百多个市场。

　　主持人杰奥夫·科尔文：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企业，可以选择他所喜欢去的这个市场。

　　薄睿拓：要想变成一个全球企业，必须所有的地方都要去，全球的品牌必须大家都认识，全球每一个市场都应该认识，我们又讨论全球公民、世界公民等等这些问题，在某一些市场其实很多的品牌不是那么知名的，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考虑进入哪些市场，不可能马上就进入全球所有的市场。

　　比如说你在非洲，可能暂时不希望去，啤酒是很需要的，为什么现在没有大规模的进入非洲市场呢？

　　薄睿拓：因为我们还是有市场发展重点的，中国是很大的市场，增长非常快，目前来看肯定比非洲市场好很多，所以我们会首先选择中国这样一个市场。我们会把我们的团队派到不同的市场，但是四面开花的话可能很难实现你的战略，所以我们还是有我们的战略步骤的。

　　主持人杰奥夫·科尔文：李书福董事长，三天之前你在成都说新工厂马上要建成了，而且在中国要大规模生产沃尔沃汽车，三天之前我们听到新闻，之前大部分沃尔沃都是在瑞典生产的，通过中国本地建厂，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李书福：刚才所说的全球性的企业、跨国的企业必须是在全球各个国家都要有经营，一定要在一百多个国家才能竞争，这才算是一个全球性的企业，我看沃尔沃就是其中之一，它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参与竞争，中国是其中一个国家。由于原来国家的政策和沃尔沃本身的原因，所以没有在中国建工厂，沃尔沃在新的框架下我们决定在中国要建工厂，成都就是沃尔沃70多年来第一个在欧洲以外建设的一个海外工厂。倒不是说就是瑞典一个工厂，在比利时也有一个工厂，但是这两个工厂都属于欧洲区的，欧洲区之外的大型的工厂第一个就是在成都，这个工厂要到10月份才能下线形成产品的生产能力。

　　主持人杰奥夫·科尔文：刚才我们讲到文化的问题，薄睿拓先生讲到文化的问题，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员工，瑞典的企业、瑞典的员工，沃尔沃应该面临很多跨文化交流的问题，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李书福：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跨国经营、全球发展所普遍存在的问题，任何的全球性的企业都会面临这个挑战，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叫全球性的企业文化研究中心，专门研究沃尔沃的全球发展，尤其是在新的所有权框架下，如何和中国以及和吉利更好的融合，如何使沃尔沃这个企业文化或者说整个吉利控股集团的企业文化能够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不分国界或者说跨越国界、跨越宗教信仰，跨越语言、肤色、国家，形成一个完全自由的追求商业成功的这样的一种全球性的企业文化。如果说一个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真正能够突破国家的概念、区域的概念，民族、宗教、语言、肤色，这些概念，这样就超脱出来了，在全球市场的发展过程当中就会取得更多的主动权，我们正在努力的研究克服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

　　主持人杰奥夫·科尔文：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丰富，内容很多，古铁雷斯部长，当心你担任美国商务部部长的时候，你是亲眼目睹了很多很多企业他们去实现国际化，其实您当时的职责一部分就是要帮助那些要去走国际化路线的企业，所以在您看来最成功的走国际化路线的企业他们最成功的地方是在哪里？

　　卡洛斯·古铁雷斯：有两点，首先第一点，地理上的趋近，地理上的靠近，如果你要选择走出去，你要走出自己的祖国，要到海外去发展，比方说我要去中国、去印度去发展，因为中国和印度是未来世界发展的前景之所在，这个说起来是非常时髦的事，但是你要选择你的市场非常接近的这些市场，而且在文化上跟你非常靠近的比较相似的，所以你可以在自己周边地区先建立起一个业务规模，然后再去比较远的国家，像中国和印度。

　　我的好朋友，前任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就说，经常有一些企业他们去非常边远的邮政编码非常糟糕的地区其发展，他们发现政府腐败，当地的政府政治非常腐败，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业务上的风险，还有一些人他们会确定非常复杂的持股比例、持股结构，当你选择一个市场的时候要考虑20年以后、50年以后这个市场能够实现巨大的发展。在我自己现在成立的企业，我们选择的地点就是中美洲市场，因为中美洲市场是我们最大的利润所在，所以有的时候好的业务往往是来自于非常边远的邮政编码非常糟糕的地区。

　　主持人杰奥夫·科尔文：这是非常好的经验，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您写过书的，如果一个企业不可能每个市场都进入，如何挑选进入什么样的市场呢，而且您自己也给我们分享过很多经验和教训，你能不能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潘卡基·格玛沃特：我也想回应一下刚刚古铁雷斯部长讲的话，我们想一个企业如果首次走出去我们首先选择的海外市场就是加拿大，其实去加拿大发展对于美国企业来说并不算出国了，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的企业他们面临的挑战，因为现在世界的增长已经向东方转移了，所以美国企业、西方企业什么时候才能够具备充足的条件去海外扩张。我们看一下西班牙的企业，离他们最近的市场就是葡萄牙了，中国是千里之外、万里之外的遥远的市场了，当然西班牙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却是越来越密切了。

　　什么时候他们应该去中国呢？就看你是做什么行业了，我自己曾经分析过三个行业，首先是早餐的谷物食品，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市场，第二，汽车行业，中国已经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30%，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一个企业不打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市场有所作为，在全世界都很难形成规模经济的。

　　主持人杰奥夫·科尔文：我想问一下你企业文化问题，刚刚李总也给我们讲了很多文化方面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讲到了企业文化对于企业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根据您的经验，有没有可能去超越、去跨越国界、民族这样的界限呢？

　　薄睿拓：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了24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进行了6个跨国界的收购，我们的模式总是一样的，第一天进场，然后我们想一下如果去实现企业文化的融合，然后再开始收购，我们要确保价值观是一致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企业工作，所以我们要有统一的企业文化。我们认为事实就是，不同国家的人有不同的国籍，像中国人跟其他国家的人吃饭、饮食、生活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在同一个企业工作，我们坚持的、坚守的原则和价值观都应该是一样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文化、共享的文化。

　　对于一些高绩效的员工，他可能不是非常适应这个文化，我们愿意不要这个员工，因为对于企业来说文化太重要了，因为我们需要这种统一的融合的企业文化才能够有整个企业的高绩效，而不是一些单独的高绩效的个人。

　　主持人杰奥夫·科尔文：您花了很大的力气融入这个企业文化。

　　薄睿拓：其实有很多方式来做，你可以做员工的培训，可以去给员工讲故事，以及以身作则，都是非常重要的方法，而且要让大家形成这种共识，每个人都很清楚他们应该做什么，企业的原则是什么，文化建设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应该认同这个问题，而且要有宏大的梦想，每个人对实现自己的梦想都非常激动，而且要拿出热情非常努力，而且他们觉得自己就是企业的主人翁，他们决策愿意实施，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企业，所以这种从梦想到现实去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我来到中国，来到成都，每次要做的事情就是跟员工的问答环节，我会说如果我们这样做后果是什么，我们会做这个因果关系的讨论，我们谈一下要做什么、如何做、目标是什么。

　　主持人杰奥夫·科尔文：李总，我也想请教您一下，因为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打造一个跨越国界的企业文化，您自己也应该转型成为一种不同的领袖，您要成为一个真正国际化的领导者，您自己有没有研究过这个话题呢，我相信您肯定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考虑的，您又有哪些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李书福：经验也有，教训也有，我们现在也在实践和探索的过程当中，这个跨文化研究首先是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因为任何国家、任何的民族或者任何的文化体征都有它的历史的沿革，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学习，才能够形成一个被大家所普遍认同的放在全世界都能够接受的一种企业文化。我们中国原来副委员长，他就是一个人类学家，从事跨文化研究非常深，他讲了一句话，叫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说人和人之间是不一样的，国家和国家之间也是不一样的，民族和民族之间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不同个民族、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肤色，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一种包容性的、开放性的企业文化，我想这个企业的竞争力在全球各个角落不同国家都是非常强大的，当然要想做到这样是非常艰难的。

　　这个世界正在走向进一步的全球化，走向进一步的扁平化，我相信这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未来，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跨文化研究投入了很多的心思、经历，在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自己必须要明白这个道理，首先要行动起来，要遵守这样一个基本的规则。

　　主持人杰奥夫·科尔文：您说的非常对，我觉得我们这里讲到了很多相互关联的问题，企业文化，还有当你决定要走出国门的时候你要进入哪个市场、进入哪个国家。古铁雷斯部长，当时您在嘉乐市工作的时候，他们生产出的是一种非常丰富的生产线，你们当初走出美国国门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

　　卡洛斯·古铁雷斯：刚才这位教授讲了一点，你的产品就决定了你进入哪个市场，我们进入了巴西，我们在巴西就发现他们都没有早餐这个词，当时在巴西发展是非常困难的，巴西人早餐喝咖啡就完了，在印度他们早餐喝牛奶、吃点谷物的食品，所以这个产品就会引导着你进入具体的市场。像中国有谷物的食品，你自己也有这样的体验，我希望我应该是听到您的报告然后再去中国投资建厂，所以产品就决定了你要走哪条路。

　　我也想讲一下企业文化，刚才李董事长也是讲到了这一点，有两个故事，我当时从美国转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我们的总部，我们当时就决定做一个测试，为高管提供跨文化培训，我就说为什么要去学澳大利亚的文化呢，我是美国人，当时我是花了一周去学了澳大利亚文化，然后节省了我九个月的工作时间。所以你不要理所当然的去认为一个国家就跟你自己的国家是一样的，其实加拿大和美国之间就有非常大的差异，而且我看到有一些超级明星，这些明星企业在加拿大作出了一些重大失误的角色，就跟李总刚才讲的绝对不要低估文化的重要性。

　　还有一个故事，当时我们要出口产品到加拿大，当时没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做墨西哥，墨西哥的竞争形势如何，为什么不把产品出口到墨西哥，因为像墨西哥人消费力要比美国低得多，所以觉得从墨西哥那边没有什么可了解的，因此你的好奇心不是非常强，不是非常迫切的去了解墨西哥这个市场，就跟李总刚才说的，我们应该让每一个员工都能够认同你的文化，而且都愿意去做事情。

　　主持人杰奥夫·科尔文：我们把品牌推出到国外，因为你旗下有两百多个不同的品牌，很多品牌都是本地品牌，你自己决定把一些本地品牌做成国际品牌，你是怎么做决定的？

　　薄睿拓：这是消费者做决定的，消费者通过他们的选择告诉他们，他们看到有一些品牌是很有潜力的，而且根据这些品牌的价值，比如我们跨市场取研究，我们做一个排序，有一些品牌是非常符合消费者的价值取向的，就跟人生当中任何事情一样，就是你心里想的、心里要的和脑子里想的是一致的。有的时候消费者会告诉你，有的时候你要费好大劲、绕好几道弯子才能作出选择，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投资，这一点非常重要。全球品牌也好，本地品牌也好，消费者都是分布在不同的市场，我们要为他们提供本地的产品，所以如果他们想要一个国际品牌的标签，那没问题，但是如果他们需要一个本地生产的这种本地品牌的产品，我们也可以提供，所以是由消费者来取决、来决定我们在什么样的市场上上什么品牌。

　　根据我们的经验，就像这样的企业一样，确实品牌都是可以跨越国界的，像好莱坞他们出口的是美国的品牌、美国的文化、美国的音乐、美国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们出口的是美国的价值观，他们讲述的是美国的价值观、乐观主义，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还有不断去努力奋斗的精神。

　　我们去纵观全球，年轻人真的想要这种精神，所以你在卖的东西，不光是美国的产品，而卖的是美国的价值观是放在这个瓶子里面，而消费者是非常需要的、非常想要的。在中国很多人喜欢苹果的手机、喝着星巴克的咖啡，世界变得很小。

　　主持人杰奥夫·科尔文：在这个话题上，你们有没有做一些工作能够引导一些企业的领导者去决定把品牌放在什么样的市场去发展？

　　潘卡基·格玛沃特：我觉得我有一点经验，品牌在跨越国界发展的时候，这个品牌很多层面、很多元素要做一些调整，有些东西在中国卖得好，有一些东西在中国不一定卖得好，在中国一些食品你不要做的那么甜才能够卖出去，在美国也是这样的，可能就是把中国的口味又迁移回到美国了。

　　主持人杰奥夫·科尔文：是，我们都非常喜欢这种品牌的巧克力饼干。

　　下面观众有没有什么问题。

　　提问：我觉得刚才那个讨论对我启发非常大，我是来自中国商务部的，特别是李总讲的跨文化的这些理念我认为是非常高明的，因为我的研究认为，跨国公司正在走向全球公司，而全球公司不但有全球战略，还必须有全球的文化，中国的公司里边像李总领导的吉利收购沃尔沃，真正成为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公司非常值得总结，但是我的问题是，中国的企业家像你这种观念的其实并不多，我就想问，你认为阻碍中国企业家走向世界形成这样一种全球的概念、这种文化障碍在哪里？因为我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不缺钱，也不缺技术，但是缺的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你认为现在中国企业形成这种新的文化障碍在哪里？

　　李书福：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刚才百威啤酒的CEO讲的，就是缺乏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这种斗志是走向商业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商场跟战场是一样的，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走到一起，商业这个东西，走到一起来的人基本上要有共同的价值理念为了一个共同的商业目标，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包括技术的创新、品质的进步、服务水平的提升、市场占有率的提高、产品的研发、品牌的定位等等，这些东西大家要达成一致，围绕这样一个目标企业上下去奋斗，所以这是主要的。

　　当然我们中国开放才30多年时间，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都非常小心，资金也非常的缺乏，经过这30多年的发展，现在有了一些积累了，包括资金、人才、理念各个方面，但毕竟比起西方几百年的商业文明，我们中国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在这些方面都需要补课，一步一步、一点一点，不要急，我相信最后中国会很好的表现出自己的商业魅力，这个世界也会因为中国的参与而大家变得越来越平和，规则越来越一致，大家合作起来就会越来越心情舒畅。

　　提问：公司内部有机的竞争，相对于并购的增长，是两个不同的战略，作为一个本地的品和一个竞争性的国际品牌，他们之间进行竞争，怎么样才能够进行有效的竞争？当一个本地的品牌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成功，他们肯定会走向国际化，要变成一个国际化的过程当中他们会不会很难去保留自己本地的一些人才或者说会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面临哪些问题？

　　薄睿拓：刚才讲有机的增长，增长两种选择，一个是自己有机的增长，一个是通过并购增长，这两个都是机会，有的时候要看机会，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企业收购的目标，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利润前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那家企业可能目前做的不是很好，这时候经过你的研究，这个机会摆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去收购。有的时候有一片新的市场你要去开拓的话，你可以去考虑收购一个市场当中已有的企业，这家企业可能通过你的改造、通过你给他提供的新的价值，他可以成为你一个很好的发展的基础。

　　我们比如说在中国买一个本地的品牌，我们希望把收购来的本地品牌发挥最大的价值，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共同品牌，比如说这个公司我们收购完了之后是由我们经营的一个企业，如果我们自己原来的品牌是一个强势品牌的话，所以这两个品牌可以做共同品牌或者做子品牌，但是本地品牌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国际化形象的品牌，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选择。全球品牌、国际品牌或者说相对于本地品牌，要看你具体的战略来调整相应的措施。

　　潘卡基·格玛沃特：我想讲一下品牌的问题。展望未来大部分的产品类别，可能啤酒是例外，大部分的产品类别会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的市场，他们会有更多的品牌，现在70%的GDP增长是来自新兴市场，但是他们现在只占30%的世界的GDP，像墨西哥、台湾这些地区，他们是新兴市场当中发展比较快速的，他们本地有很多很多的品牌，而且有一些品牌也变成了全球性的品牌，这个需要花时间慢慢的培育你的品牌，但是总有一天这个品牌变成全球品牌，从本地品牌变成全球化品牌的过程当中你肯定要克服一系列的挑战。

　　薄睿拓：你是说建立全球的品牌有很多困难，当然我们说国家品牌或者本地品牌可以慢慢的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品牌，很多的像墨西哥的本地品牌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很著名的品牌了，或者正在成为著名的世界品牌。

　　提问：我是一个建筑师，12年以前来到中国，现在是已经有8个同事的公司了。在我的旧金山的办公室里面我们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同事，中国的员工在美国的总部为我们工作，他们和中国的联系，他们和他们同学的关系也帮助了我们的发展。我的问题是，你的员工群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国际化背景的这些员工？这些员工是不是会帮助你的业务发展？

　　卡洛斯·古铁雷斯：是，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的员工队伍是高度国际化的，他的文化多元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时候我们会根据他们的背景派他们去不同的国家去管理我们的业务，我们看到在过去的10年、15年当中，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的CEO不是美国人，我们美国的跨国企业很多CEO不是美国人，比如说我的前任是一个加拿大人，我的后任是一个澳大利亚人，我们员工是非常多元的，你全球化的企业也意味着你的人才库也是全球化的，我们很多很多全球的高管多是来自印度的，所以现在人才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趋势更加明显了。

　　薄睿拓：我们24年前开始在巴西开展我们的业务，不是因为巴西市场规模大，而是因为我们看到巴西的人才还是非常强大的一个人才库，我们当时在巴西有一个市场营销的主管、一个销售的主管，我们通过这两个派去的人挖掘了当地很大的人才库，帮助我们在巴西开发我们的啤酒业务，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去一个市场投资不光是为了说这个市场规模很大，而是因为我们的公司里面可能有一个高管是来自巴西的，这时候刚好我们想留住这个员工，派他去那个市场开展。

　　主持人杰奥夫·科尔文：有一个话题我们还没有讨论，但是应该讨论，在最近的新闻当中有一个文章，欧洲现在有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美国也有可能采取相关的贸易保护的措施，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担忧贸易保护主义会再次抬头？古铁雷斯，您作为前美国的上午部长，您肯定观察这种趋势，您认为我们现在是否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的危险？

　　卡洛斯·古铁雷斯：我认为并不会成为很严重的危险，的确有一些公司受到贸易保护公司的问题，我们看到像一些问题非常透明的国家，当然里面有一些问题，还有报复的行动，有一些政治的因素，但是我们以前造成贸易保护主义关起国门自力更生或者自给自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主持人杰奥夫·科尔文：我刚才请您做了开场白，所以现在请您总结一下，您觉得做一个智慧的决策我们需要有哪些要素，特别是在一个新兴市场当中发展的话，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作出明智的全球化的决策？

　　潘卡基·格玛沃特：我们在新兴市场往往面临不同的选择，西方的跨国公司进入新兴市场，另外一个汽车跨国制造商场在一个月之前我们跟他们进行过讨论，我们说他们需要去更新他们的车型，但是他们应该加大在欧洲市场的渗透率。其实中国的市场是最大的一个市场，将来会成为最大的一个汽车市场，增加的速度非常快，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应该瞄准这些增长速度非常快的市场。对于他们来说，汽车的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你请一个德国的设计师，让他把设计实验室仍然保留在欧洲、保留在欧盟的框架范围内，你又想让他在全球各个地区进行竞争，已经是不太可能了。

　　主持人杰奥夫·科尔文：在我们结束之前，四位，感谢你们谈到我们今天的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