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本次论坛是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携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熙可生物圈城乡统筹研究院联合举办，并且得到了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的大力支持。

　　那么首先我想有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国际管理学特聘教授Hellmut Schutte来代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致欢迎辞。

　　Hellmut Schutte：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论坛，周博士谢谢您前面的开幕辞，我们稍微有一点晚了，我们会尽量保持原来的时间点，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发言人和小组讨论人。

　　我想在这里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的论坛，你们代表了党、政府、企业界以及学术界，同时我们要特别欢迎中欧的校友们，欢迎你们回到你们的母校。

　　我们看一下在座的各位，看到你们的面孔，我们知道在这里有很多重要的人物，你们全部都是贵宾、全部都是VIP，但是我想要在这里特别提到两位非常重要的贵宾，一位是黄奇帆市长，黄奇帆市长是重庆市市长，特别欢迎您，一会儿我会重点介绍您。另外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农业部副部长朱保成先生。

　　周博士已经谈到了我们这里有一些赞助协会，我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熙可集团，关于熙可集团背后的重要人物，我在后面会给大家讲到，他就是朱演铭先生，他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也推动了中欧的一些思想的发展。我还要非常感谢梅赛德斯奔驰来帮助我们安排交通以及一些融资方面的服务，希望大家在积累了更多财富之后，这周末以及以后能够更多地想到梅赛德斯奔驰。

　　谈到农商，农业和粮食，我们知道这是所有的国家都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农业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因为必然民以食为天，我们都需要吃、都需要喝，所以农业一直都存在，而且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

　　我们看一下中国，很明显中国已经在过去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比过去变得更加重要。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食品安全问题，以及食品的质量问题，还有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问题，这些都是今天重要所面临的一些紧迫性的问题。

　　如果我们看一下今天会议的主题内容，基本上所要讲的就是农业在中国的现代化。就像昨天晚上我们的名誉院长所讲的，也许我们应该思考农业背后的工业化，他指出在我们讲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限于农业机械化而已，因为过去讲到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机械化，加大农业的投入。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现有的知识，不管是中国本国的知识还是借鉴国外的知识。这包括科学知识以及管理知识。

　　在我谈到管理的时候，在这个领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确实是拥有一些知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也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农业部门和粮食问题非常感兴趣。如果我们看一家商学院的话，价值链优化、规模经济、劳动生产率以及利润率、产品差异化和品牌，所有这些问题、所有这些概念，都是我们每一天在讨论的内容。

　　现在工业、在服务业这些概念已经得到了大量的应用，但是在农业领域他们应用得还比较少，相对比较新。而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些重要话题。我们想要倾听这里的贵宾发言，我们希望从他们那里学习。特别是在进行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够分享他们的真知卓见。这样今天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

　　我们今天有很多杰出的嘉宾，在这里进行演讲，但是请他们上来之前我先请周博士回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共同主办单位。

　　主持人：

　　下面我们有请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会长陈泽民先生。

　　陈泽民：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参加2013年第二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本次论坛的举办为政府、业界企业家、行业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沟通交流的平台，有助于大家了解大农竞争农业的前景，把握农业创新发展的脉搏，开拓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视野，希望对每位参与者都有帮助和启迪。

　　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一直致力于为涉农的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商会将集合大家的智慧，使会员企业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为大家多做一些事情，这次商会有幸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熙可生物圈城乡统筹研究院共同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我们共同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就大农竞争的农业、农业的创新发展和危机管理，农业服务化等问题，大家集思广益，共同讨论磋商，在农业发展到现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目前国际发达的国家的农业已经处在高科技和高度机械化发展的阶段，而发展中的国家正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农业化的过渡阶段。在我国伴随着农产品领域的日趋开放，来自外部市场的冲击和挑战越来越大，例如我国大豆需求对外依存度已经高达85%，我国粮食进口也有迅速的增加，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各个行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农业发展相对滞后，这些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单靠农民自己的那点儿土地靠低机械化的水平、低科技含量的生产，是难以富裕起来的，农业体制的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因此要求我国农业产业的格局和发展方式，都要及时地进行调整。

　　农业的发展逐渐地进入了大农业竞争的农业，农业国的工业化是必由之路，在过程中把握机会、有所作为，在全球农业进入高度竞争阶段，我们被动地转入竞争的行列。在此背景下如何保证13亿人口的粮食供应的安全，如何开发以休闲服务、农资服务、粮种服务为代表的农业服务业的潜力，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们积极讨论、沟通的话题。

　　最后预祝本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圆满成功，希望大家在此渡过一个愉快的、有价值的周末。谢谢！

　　主持人：

　　今天我们论坛非常有幸邀请到几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分享他们的真知卓见，所以我们下面进入主题演讲环节，主题环节由我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Hellmut Schutte来主持。

　　Hellmut Schutte：

　　非常感谢陈主席，您是这个商会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您担任这个职务也是源于您的重要背景，您是三全食品的董事长，这是中国领先的一个食品公司。昨天晚上我是第一次跟您谈话，我称您为冷冻食品先生。我知道也许我这么讲有些调侃，但是这也表达了我对您的尊敬。

　　我非常有幸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发言人，也就是黄奇帆先生，他实际上并不需要我来介绍，因为他已经是非常著名的人物了，他最早是一位工人，后来成为了工程师，之后他又进入了管理层。在他长期的职业生涯中，他发展了浦东地区，而中欧的校园总部就在浦东，我们对您深表感激。您现在是重庆市市长，同时也是重庆党组书记和党中央的成员，最为重要的您还是中欧的校友，非常感谢您来参加这次会议。

　　那现在我们就请您上台演讲，谢谢。

　　黄奇帆：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今天很高兴来参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跟熙可集团主办的这个活动，这个论坛的主题，我想就在重庆工作中探索、琢磨的三个问题跟大家进行一些讨论。

　　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我们整个国家近几十年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中，除了要投入、要发展、要招商这些以外，很重要的在发展过程中，要对的各种普遍性的、长期性的、周期性的问题进行改革，通过改革释放改革的红利，推动城市化、工业化、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在我们现在城乡统筹方面，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方面，我们绕不过去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我们30年来形成了2亿多的农民工，这个农民工的现象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独有的现象，全世界其他国家这100年没有过，这现象不是好事情，必须解决。不解决就障碍我们城乡发展。

　　第二，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土地越来越紧张，房价越来越高，而农村的耕地又不断地减少，以至于18亿亩耕地红线守不住，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三，在农村，我们的农村金融、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资产性收入，比重非常地低，这也是我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我觉得这三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城乡统筹、农业现代化都会变成一个空话，会变成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

　　那么首先讲户籍制度，城市化的过程是减少农民的过程，是把农民变成城市市民的过程，不是城市现有的人群自我发展、自我拔高、自我改善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出现了农民工，农民工10年、20年一直是农民工，以至于到了40岁、50岁以后人老了，又回农村养老。那么我们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不完善、不到位、半拉子的城市化，刘易斯拐点就不会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因为这个拐点的意义就在于当农业的人口、农村的人口减少到10%、15%的时候，少数的农民能够供全社会居民农业食品的时候，农民劳动生产率，与城市居民劳动产出基本持平，那么就产生了一个拐点，城乡的一体化、城乡的生活水平就能够平衡。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中国要实现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有三大意义：

　　意义一，只有把农民工进了城，5年、10年以后变成城市市民，让他落户，农村的人口真正减少。那么我们现在9亿多农民，每户居民5亩耕地的状况就有可能改变，十几年以后，每户农民可能拥有10到15亩耕地，那么规模效应就出来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就提高。

　　意义二，能够摆脱城市发展中的瓶颈。就是沿海的开发区一到12月，农民工回家过春节，一走就是3个月的时间，白天没人气、晚上有鬼气，工厂都停了，老板也无奈，这是生产力的极大损失，一个企业12个月只干9个多月，2个多月停着，他要么放一批库存市场不断档，要么就是市场断档不生产。总之是资本的损失，生产力的损失，所以这个本身是对经济的极大摧残。

　　意义三，对农民工也是社会保障方面的一个不和谐，没有做到同等市民待遇。

　　那么为了解决这件事儿，我们最近几年按照中央要求，因为重庆是我们国家确定的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的直辖市、实验区，按中央要求也做一些探索，我们确定了一个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计划，有三个条件，首先是确定凡是3年到5年以上在城市工作的人。第二个农民自愿的，第三农民工的小孩儿、夫人或者老人可以接到家里来住。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职业的必须是有职业的亲属、落户的亲属伴随而来，大概是这么三个条件。

　　在这么三个条件下办了城市户口的农民工跟城市居民五个一步到位，(就同样的养老、同样的医疗、同样的住房制度、同样的小孩儿教育读书、同样的就业门槛)，各个方面都跟城市居民一样。另一方面我们也做到就是农民工到了城里以后，他在农村有三块地，承包地、林地和宅基地，这三块儿地是一个使用权，按照我们国家承包法原来的规定，承包法里有一个说法，土地是集体所有。那么什么人算是集体一份子呢？自然是这个村、这个乡的户口里的一员，你如果户口迁到城里去了，不再是户口一员，按照原来的规定，他就自然地不能再拥有这三块地的使用权。在这个方面我们做了一个改革。我们认为所有权是一种财产权，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这个财产权既然是他的家庭的财产权，既使他到了城里，农村的使用权还是可以继续保留，由他自行处置，给亲戚朋友用还是自己留着还是闲置着，或者说5年、10年以后把它给转让了都是自愿的，从这个意义上有一个流转的制度，但是这是在农民自己支配的前提下，政府不搞任何强迫的剥夺。这样就使得农民工进城，这后面的这个尾巴也是处理得比较妥当，符合老百姓利益。

　　那么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很关心的，农民工进城的社会综合成本10几万，如果2亿多农民工要进城，那就是30多万亿，这个话既对也不对，你如果把这个成本算出来吓唬大家说，这个事情不好干的，要放50年以后干的，这是错误的。全世界城市化过程农民工都会有这个成本，但是大家都推进了，谁也没有把这个当成本，因为农民工本身是贡献人口红利的，他几十年在城里工作的效益绝对能把这个成本消化掉，而且这个成本只是他贡献的几分之一。

　　我们也做了分析，大体上一个农民工进城的成本，三分之一多一点，40%不到是由招聘他工作的企业支出的，还有三分之一是政府、市政建设所要开支的，还有三分之一是农民工自己社会性的一个成本，自己承担的。

　　第二个是这个成本不是一年里支出的，是农民工15年、20年、20多年的过程中支出的。比如说养老保险、企业、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支出和城市居民养老保险支出要增加8%，那这8%不是一年来交几万块钱，而是由十几年、二十年的过程中慢慢支付积累的，所以整个这个成本是可以消化的、可以解决的，不是一个大问题。而政府的成本既使你不给他户籍，几百万人在城里工作，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学校医院该增加的也增加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当把这些问题处理好了以后，我们听起来像洪水猛兽一样的农民工进城这件事儿，实际上是一个可以风平浪静进行的。

　　我们最近几年重庆有800多万农民工，其中400万在沿海打工，400万在重庆城里打工，我们就把过去10多年形成的，在重庆城里打工的400多万人里面，凡是5年以上的，自己又愿意在城里居住下来的，就由他们自己申请来转户，几年下来转了360万，这360万里边270万是打工的农民工，还有那么八九十万是这个农民工把他的老爸老妈或者小孩儿从农村里，原来作为留守儿童、留守的老人带到了城里，这是一个人情、人性、社会和谐的一种措施。

　　那么总的我们认为这360万，270多万是工人，有八九十万是家属，这个结构是合理的。第二个是它的配置，40%在重庆主城，就是在700万人口的这个大城市里，有30%是在区、县的县城，还有30%是在小城镇，总的是以工业、工作为载体进城的。资金各个方面社会也没感觉有什么负担，企业也都能接受，而农民工安居乐业形成了重庆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杀手锏。就是我们重庆最近几年任何工业园区的作息时间12个月都上班，这些农民工成了城市工人阶级，跟我们一样小年夜前一天休假，年初六上班，所以说每到春节的时候，重庆的工业园区变成招商引资的好时机，沿海的老板就把订单自然而然转到了重庆。这些企业每到年底向重庆资产的转移、企业投入总是能增长20%、30%，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所以这是我想讲的一件事情，城市化过程中千万不要忽略农民工进城。

　　同时也有几个悖论要避免，不要把农民工进城偷换成概念农民进城，重庆也好、整个国家也好，不能搞农民进城运动，若把没有工作的农民去拔苗助长变成市民，然后说要培训，要给他就业，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过程，是一个偷换概念的过程。我们讲的是让农民工进城，打工工作了5年、10年、20年还不让他成为城市居民，这是不对的。

　　第二个大家有时候又有一种悖论，说现在的人不想进城了，城里的人很想进农村，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城市的高级白领、老板，到农村再务农，这是偷换概念，两回事儿，一个是讲着几亿农民工的事儿，像重庆来说是几百万农民工的事儿，一个是可能有10万城里人到农村去发展，是一个因地制宜的事、因人而异的事儿。我们现在在说的是一个基本面的事儿，就是总地来说这个问题应该把它给好好地解决，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规模效应，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

　　全世界的城市发展过程中，都是耕地增加的过程，这100年没有哪个国家说城市化发展、工业化发展耕地在减少，就一个国家而言都是这个概念。那么为什么我们国家这30年耕地不断减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从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居住状态来说有一个基本现象，就是城市的一个人人均建设性用地，一般是100平方米，而农村的人均建设性用地一般要250到300，全世界都如此。

　　那么当农村的人有1亿人进了城，在城里安居了以后、落户了以后，城市刚性地要增加100亿平方米，也就是1万平方公里的建设性用地，那么他在农村的地自然就退出了，退出就会复垦为耕地，那么这个时候会退出2.5万平方公里，所以说在这么一个自然过程中，全世界的宏观潮流用10年、100年看都是耕地增加的过程，没有哪个国家出现我们城市用地这么紧张的。我们城市用地紧张是不是因为城市浪费呢？也没有，反正人均100平方米是一个基本规则，全国任何城市发展，建设部、规划部门、土地部门都是按人均100来供地的，也不存在浪费。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紧张呢？就因为我们2亿多农民进城了，城市化率增加到50%几了，农村这些农民建设性用地基本没有减少，两头占地，他就变成了250+100，变成350，这是中国土地紧张的根本体制性的问题。

　　我们每年城市发展、工业化发展，每年建设部和国土部审批的土地是800多万亩土地的指标，耕地变城市建设用地，这是硬性要增的，那10年就八九千万亩，再加上各地总有一些违规的，没有经过报批就使用的地，所以10年去掉1亿亩，那一定是刚性的。但是农村里面又没有把农村建设性用地减少1亿亩，所以就自然每隔几年少掉它1亿亩，从20多亿亩现在到18亿亩。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不能说进城的农民，刚性地说你的土地、你的宅基地我拿回来要复垦为耕地，你把他当私人产权，他自然而然就会处置，你如果要剥夺他的话，他会抵抗，这也就是中国现在的一个现实。

　　那么怎么化解这个问题？在宪法意义、法制意义上用一个技巧把它化解了，重庆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个探索，我们搞了一个地票交易所，重庆现在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地票交易所，就是说当进城的农民在城里落户以后，如果他觉得5年、10年以后，他这个宅基地实在没有用处，他可以交给政府复垦为耕地，复垦为耕地以后一亩耕地他可能拿到地票交易所交易，房产商要征农民的地要指标，他买了你这个地票指标，比如说买了1000亩，他拿下来搞房地产去了，他一亩地票如果是20万，这20万地票的价格，除掉复垦成本就给农民，这农民宅基地如果有1亩，他就得到接近20万，对农民来说就会增加一笔收入。这样的一种地票交易，对大城市的郊区没有意义，因为他的级差地租明显地摆在那里，征地动迁的过程就会把这个价值体现，所以近距离的地票没什么意义。但是如果在一个城市1000公里外的山沟里，那一亩宅基地上面的所有的房子可能只能卖2万、3万元，不值钱，但是他把这个房子拆了以后复垦为耕地，级差地租的效应使得城市房产商愿意出20万一亩，因为在城市1000里外复垦为耕地，种庄稼效果是一样的，但是房产商拿了你的指标征的是大城市旁边的农村居民用地，这个时候就有级差地租效应，所以这件事对于远距离的大城市反哺大农村，工业化推动农业化，这个过程资金流起个平衡作用。我们这件事儿推动了以后，这几年每年有几万亩宅基地变成耕地以后，得到了地票，那么几万亩就可以有七八十亿资金进农村，就是房产商的钱直接到了农民手里，几年下来我们已经有十多万亩耕地，有200多亿近300亿的资金进了农村，农村就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财产性收入，一举而三得，于是对农民进城的来说，他闲置的、没意义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他得到了一笔收入，这笔收入可以作为他进城的资金。第二个是对农村来说，城市来说，宏观上城乡统筹耕地得到了保护，我敢说这个话，10年以后重庆的城市可能增加100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设用地，但是城市的3400万亩耕地一定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因为我们有地票制度。第三个概念重庆的经济发展也加快了，因为我们国家一年批800万亩耕地指标给各个省，重庆一年假如说能批到15万亩、20万亩，那么我的地票相当于市场配置的指标，不要国家批的，这个过程中如果多了3万亩、5万亩的地票指标，我就等于计划指标20万，多了5万亩市场指标，重庆一年可以征25万亩地，这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发展速度会相应地加快。

　　讲这个意思就是地票制度目前在重庆探索，国务院批准已经搞了4年了，还是非常合理的，我是认为这项制度对整个国家有意义，宏观长远的城乡建设性用地综合平衡，最后城市供地能保障，房地产价格也不会因土地太少而变得畸形高涨，另一方面农村的耕地又能得到保护。

　　第三件事儿我简单讲就是金融没有下农村，重庆也好、全国也好，农村的金融比重很低，我们国家60多万亿贷款余额，农民、农户的贷款只有2000多亿，那么重庆也一样，我们1.6万亿的重庆市的贷款，农户贷款几年前才只有30多亿，农民得不到贷款，银行不借钱给农民，大家有时候把它看成是一个技术问题，是银行太大了弯不下身来，所以要搞一些小银行，小银行就能为农户服务，其实不一定对。

　　我们国家以前有那么多的农信社，那都是小金融机构，几乎也没有对农民搞什么贷款，有时候把它当做一个方向、政策、态度的问题，有的时候把它当做一个信用技巧的问题，其实都不是，关键是信用。金融融通本身就是信用、信用、信用，那信用的本质就是财产的担保，你说人头担保，人和人的信任感担保都可以，但是这是小范围的、小比例的、小概率事件，你要1万亿、2万亿的数量，总是和财产有关。我们农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可抵押的财产，农民家庭的3块地，不管是宅基地、农业用地、森林用地都是集体所有，而集体所有的我们的承包法里有一个规定，它的又一个规定就是集体所有的地，农户不得用于金融质押，法律有这个规定他就无法操作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认为承包法30年前搞的，不一定适应现在的金融，也不一定想到现在的农民工进城，所以有关他的户籍和集体所有制关系，说金融质押、财产担保和这个集体户口的关系，集体所有权的关系，可能以后是我们要修改的地方，改革要探索的地方。

　　那么为了解决好这件事儿，我们的确也动了个脑筋，就是让重庆的宅基地、农业用地、森林用地，三块儿地确权，我们给了一个股权明晰，就是说集体所有权是一个财产权占20%，农民的劳动使用权、承包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那么财产权就要在财产里确定为80%，那么有了这么一个确定以后，我们重庆政府、重庆的人大各方面讨论，然后报中央有关方面作为实验探索嘛，就确定了这么一个定义，有了这个定义以后，就可以把我的80%部分可以质押，这就定了一个游戏规则，改变了一个游戏规则。第二个就是当农民能够把自己的宅基地、土地自己使用权的部分，也就是相当于这块儿地80%的部分质押的时候，万一坏账了是怎么坏？我们又有了一个三个三分之一的概念，就是农民既然担保质押了，真坏账你还是要赔钱，但是也不要你全赔，至少赔三分之一到40%，然后我们政府成立一个担保公司，我们这几年成立了一个重庆兴农担保公司，这担保公司是市政府拿30亿，然后我们每个区县各出1亿，30个县成立30个子公司，是总的60亿的资本的担保公司，按担保法可以担保800多亿的贷款，这样他就为农户只要借钱质押了，他就起担保作用。万一坏账农户自己质押物赔三分之一，担保公司也帮助赔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商业银行自己的坏账拨备准备金自己覆盖。

　　那么这样一来这个事情合情合理也合规，也得到金融系统的支持，三年时间我们的农户贷款从30多亿增加到了现在的300多亿，我自己认为再过3年，可能七八百亿、一千亿也会来的。有了这个以后就使农民增加了金融资产，农业生产力就会更快发展，同时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增加，我们原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是每年农村GDP只占3%，农民收入的3%是财产收入，大部分是劳动收入或者说政府的转移财政补助的收入，现在已经增加到了5%，我是认为合理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应该在每年10%左右，这就比较合理了。

　　总之我是觉得如果能够把农民工进城这件事儿做好，减少了农民，增加了农民的劳动生产力、推动城市化，如果又能把地票制度搞好，城乡建设性用地一增一减平衡有余，那么城市房地产也会更健康，农村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会增加，再把农村金融搞好，这里面都要改革，都要对法规进行调整，所以通过这些改革产生改革的红利，将是我们近10年、20年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Hellmut Schutte：

　　非常感谢黄奇帆市长，您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我们待会儿在讨论的时候还会说一说，而且您也给我们大概刻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也就是农业的问题。

　　我认为重庆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基地，因为让我们看到了，就是农民以及三农问题的发展前景。接下来我们有请朱保成先生，他曾经也是来自于军队，而且在军队当中一直都是在司令部做培训的工作，也是做了参谋的工作，而且之后在党政机关做了10年的指导性的工作，现在他是就职于中国农业部的副部长。

　　有请他上台为我们发言。

　　朱保成：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我发言的题目是《在发展现代农业中大力推进农业品牌建设》。大家知道中共十八大继续把解决好三农问题确立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今天各界精英齐聚中欧共商三农大事，我想这对于大家更新观念、拓展视野、创新思路、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必将产生积极作用。

　　国家十二五规划和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推出了推动自主品牌建设，提升品牌价值和效应，加快发展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及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培育品牌的要求。因此说加快推进农业品牌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一项紧迫任务，下面我重点围绕农业品牌建设讲些思考与大家探讨。

　　一，农业品牌建设意义重大，加强农业品牌建设是建设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农业品牌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农业品牌化的过程就是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种养、标准化控制、产业化经营、品牌化销售、社会化服务的过程，就是用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的过程，通过发展农业品牌有利于推广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有利于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挥农业规模效益，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实现由数量型、粗放型增长像质量型、效益型增长的转变。

　　加强农业品牌建设是适应社会消费升级的迫切需要，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不仅要求吃得饱，而且更关注安全、关注营养与健康，大众对农产品的消费正逐渐由商品消费向品牌消费转变，品牌信誉正成为农产品消费的主要取向。深入突进农业品牌建设，有利于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整体提高，满足农产品消费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的需求。加强农业品牌建设，是促进农民增收的迫切需要。

　　目前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在农民收入的比重接近50%，农产品价格仍然是农民最关心的因素，农产品能否实现顺畅销售，能否卖个好价钱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能否稳定增长。

　　近年来区域性、季节性、结构性鲜活农产品滞销卖难时有发生，其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相对于有品牌的产品来讲，没有品牌的产品容易滞销卖难。深入推进农业品牌建设是拓展农产品市场，形成优质优价机制，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必然需求，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统筹城乡发展。

　　加强农业品牌建设是提高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我国是农业大国，不少农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但我国还不是农业强国，最突出的就是缺少一批像荷兰花卉、津巴布韦烟草，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农业品牌。我国不少优质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只能占据低端市场，无法带来高溢价。所以推进农业品牌建设是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把市场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

　　二，农业品牌建设必须回答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农业品牌建设要依靠谁？从国民的经验和国内的实践看，必须紧紧依靠四个主体，企业是自有品牌创建和培育的主体，没有企业的创造任何品牌都不可能生产出来，品牌是企业的形象大使，是一个企业产品质量、科技能力、管理水平及文化发展等多种信息的首席代表。由于农业生产受到自然与经济双重因素制约，相对于工业产品，农产品的品牌培育及维护则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农业企业在品牌建设上绝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每位有志于在农业领域长期耕耘，并希望把自己领军的企业打造成百年老店的企业家，都应该带领自己的团队在潜心分析四家优势、劣势、机遇以及面临危机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出本企业农业品牌营销的发展战略及推进的路径。老老实实把功夫用在提高产品质量、展现服务能力等为目标，客户提供非凡价值的企业管理上，应该坚信腹有诗书弃气自华，而不要把精力和成本放在过度包装上，消费者是品牌认知和宣传的主体，没有消费者的认可，任何品牌都无法确立，品牌对消费者是一份温馨的承诺和期待。因为相信所以愿意支付，农产品一头连着农民，一头连着市民，没有农民和市民参与的农业品牌建设是空中楼阁，因而真诚倾听来自市民和农民的声音，搭建合适的意愿反映渠道与平台，得到赞美就要坚守，得之期许就要努力，听到批评就要改进。

　　当然农民和市民也应该付出自己的热情，因为农民参与品牌建设，帮助企业把农产品质量搞得更好，那对农民就意味着更多的收入，市民参与品牌建设帮助企业共同培育好品牌农产品的质量，那对市民也就意味着更放心地享受。

　　政府是品牌推进和监管的主体，政府在农业品牌建设中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品牌是竞争出来的，而竞争就要有良好的秩序和环境，政府恰恰能够提供诸如制度安排、政策扶植等公共服务。近年来农业部在农产品品牌培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台了创建品牌农产品的指导性意见，支持有关协会开展了农产品区域公共影响力品牌调查等工作，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多种原因，广受欢迎的优质农产品在市场上被冒名顶替的并步不鲜见，这种柠檬效应奥让千辛万苦培育的品牌毁于一旦，真是让人痛心，政府不仅是农产品质量标准的制订主体，农产品商标品牌注册和管理的主体，更是农业品牌扶植、监督和保护的主角，尤其是目前我国农业品牌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农业企业规模还比较小，品牌知名度还不高，更需要政府在战略层面上加强顶层设计，在操作层面上赋予富有含金量的政策扶植，在市场监管层面，给予众多直营性打击。社团组织是品牌推广和行业自律的主体，我想在第三部分阐述。

　　第二个问题就是推进农业品牌建设要处理好哪些关系，从当前实际看，我国农业品牌建设必须妥善处理好四大关系，材料上说了三个，大家考虑还有第四个。

　　一要处理好公用品牌与企业品牌的关系，品牌是产品质量、价值、信誉的载体，根据权属可分为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对于农产品公用品牌，权属不归企业所有，大多由社会组织和企业单位所拥有，反映了相关组织、企业、农户集体共同行动和发展的共同诉求，具有共用和共享的特点。对于企业品牌而言，是以企业为权利人而申请注册的企业商标，具有企业独享的特点。目前我国无公海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就是咱们大家说的三品一标，已经成为农产品公用区域培育的重点，并且初步探索了一条以品牌带动农业标志化生产，以标志化生产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新路子，区域公用品牌与区域品牌虽然权属，但是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推广区域公用品牌的过程中，支持和鼓励企业申请企业自身品牌。有人把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地比喻为伞，而企业自有品牌则受到这把伞的提携和庇护。

　　二要处理好品牌与商标的关系，在这里我主要谈企业自有品牌与商标的关系。商标源于法律，是企业品牌在法律上的体现形式，是用于区别产品来源和服务提供者的可视性标志，企业品牌来自于市场，其法律保护由商标权利来保障，但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区分标识和符号，而是一种被赋于了形象、个性乃至生命的综合象征。商标掌握在企业的手中，而品牌是属于消费者的，当消费者不再认可品牌，那么品牌就一无所值了。创建一个好的农业品牌，当然也要从商标开始。

　　三要处理好品牌与贴牌的关系。贴牌生产多见于工业，而且在一些世界级品牌产品的生产上，已经占到相当比例，随着人们消费升级和品牌意识的增强，我国农产品市场领域的一些冒牌产品不断受到围追堵截，而农业企业的授权贴牌生产则正在快速地发展，有些企业生产的农产品在市场上以其他企业授权的品牌进行销售，虽然不能从品牌价值链中分享足额的利润，但对于企业自身提高生产水平和产品品质，对于当地农民出售农产品，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少知名企业都走过由授权的贴牌过程，到贴牌生产自主品牌，再到完全自主品牌，进而为其他企业授权的历程，从而实现对整个产业价值链进行控制的过程。

　　四要处理好品牌创建与维护的关系，创业难守业更难，创建一个具有市场竞争力和高附加值的品牌不容易，但为应对市场变化所进行的品牌形象维护、品牌市场地位和品牌价值的保护等维护工作更不容易，俗话说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要求我们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有效防范企业因内部原因造成的品牌危机。

　　三，农业品牌建设在这当中社团组织大有可为。今年的全国两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要求政府部门职能将进一步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更多群众性、社会性、公益性、服务型职能将交给各类相关社团来承担，社团的桥梁纽带功能，行业联系指导功能，以及社会服务支持功能将进一步增强，这是政府转变职能、提升服务水平的新要求。

　　近年来农业系统社团组织紧紧围绕三农工作，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中履职尽责，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特别是在推进农业品牌建设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协会为例，因为农业部党组安排我兼任这个会长，所以我了解他们一些工作。两年来他们连续组织最具影响力公用区域品牌的调查，而且向社会每年发布100个，他们联合农业部6家协会共同举办2012中国农业品牌发展推进会。今年他们又会同农民日报社创办品牌农业特刊，联合中国农业出版社创办优质农产品期刊，他们支持有特色、有品牌的市县举办优质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因为农业部主抓省一级的，所以他们就主要抓市县一级的。他们还组织我们国内农业品牌企业参加国际农产品展销会，近期他们又举办强农兴邦中国梦，品牌农业中国行等一系列活动，他们这些活动都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农业品牌建设，传播品牌理念和方法，交流品牌创建、培育和推广经验，促进地方和企业树立品牌意识挖掘自身价值，帮助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业品牌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下一步他们还想重点搭建三个平台，拓展三个领域，以期推动我国农业品牌建设大力发展。一方面就是着力搭建会展、融资、走出去三个平台，一是搭建会展平台，举办会展是宣传优质农产品、打造优质农产品品牌的重要途径。二是搭建融资平台，农业品牌建设需要有资金的支持，这需要搭建好融资的平台，拓展融资渠道。刚才大家听了要学习借鉴刚才黄市长介绍的，重庆在农村金融方面的有益探索。三是搭建走出去的平台，充分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因为国内短缺的优质农产品在国际市场要力争建立稳定的货源基地，还可支持企业建立稳定的生产基地，同时要把国内的优质农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增加农业出口创汇。

　　另一方面要着力拓展标准制订、企业培育、产品质量的监管三个领域。

　　一是促进标准制订，要发挥广泛联系企业和科研单位的优势，积极参与完善优质农产品外观、内质，商品性和加工性等指标，以及分定等级的标志，逐步引导建立优质农产品品牌的评价标准。

　　二是培育龙头企业，引导龙头企业在优势区域和重点产区建立生产基地，延长产业链，培育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加工水平高、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大型龙头企业。

　　三是要搞好行业自律。

　　女士们、先生们，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发努力。打造中国农业品牌，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应是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意，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农业品牌建设是一项紧迫任务，更是一个复杂工程，需要多方共同努力长期真情付出。要做到四个主体的定位拿捏准确、表演到位。四大关系的处理与我国产业发展水平机市场化进程相适应。不仅需要积极大胆实践，也需要不断进行政策创新和理论创新。从有关资料分析，美国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日本在五六十年代，韩国在八十年代都先后经历了农产品市场形势大的变化，生产经营方式及产业政策也都发生了相应调整，农业品牌建设先后提上议程，并逐步探索出了个具特色的路径。我国正处在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农业品牌建设也必将伴随这个过程大步前行。

　　展望未来前程似锦，只要我们在新的征程上凝心聚力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将美好梦想变为美好现实。

　　谢谢大家！

　　Hellmut Schutte：

　　在工商学院我们经常听品牌，但是听政府官员来讲我们觉得耳目一新，而且还要从国外进行学习和借鉴，这也让我们深感鼓舞。

　　对于企业是有很大的压力的，现在我们就有两位发言人，他们代表了农业企业，而且我们还要给他们加一点压力，如果看一下我们的时间表的话，我们会发现确实是时间已经很紧张了。要么就是接下来两位发言人发言时间保持在规定的时间里，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有茶歇，或者是无法吃午饭了，这两位发言人就有很大的责任。

　　首先我请一下于旭波先生，他是中国在国际上最有名的农商领导人，他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也是世界著名的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同时还是其他一些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另外他也是中欧的校友。欢迎回家。

　　于旭波：

　　尊敬的各位校友、各位来宾。今天我看到一个题目，是赢在价值链，价值的创造和定价权，我觉得中粮有很多东西在这儿给大家汇报，但是基于今天会议的主题，我今天主要是来给大家汇报一下中国的粮食安全。

　　我想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如何来正确地看待中国眼下的这个粮食安全，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如何来解决，有哪些路径，我们靠进口行不行？第三个是中粮作为一个企业要做什么事情。

　　粮食安全的话大家眼下肯定比较纠结，第一个来讲的话，在国家的支持之下政策非常有力，农业生产连续9年增，所以说这个应该说我们一方面看到粮食安全的状况，粮食供给的能力在不断地增强，这是可喜的一面，但是与此同时去年大家说，那去年的粮食进口，我们也进口了1400万吨，为什么没进口这么多粮食，是不是国内粮食不行了，所以大家看到粮食、大豆，刚才陈会长在开篇的时候也说到了，大豆我们现在对外依存度非常高，这个说明了一些什么问题。这两张图好像看起来有点儿矛盾。

　　那么背后是有原因的，中国的粮食安全基本上我们大家会说到，粮食安全和口粮安全不是一个概念，口粮安全的话基本上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口粮吃，有没有小麦、有没有大米。大家说平时这个基本的主食的消费，这个概念上来讲，实际上我们自给自足的条件是非常好的。去年大家看到了实际上去年的进口也是进一步改善了这种自己的水平。

　　那么今天来讲我们实际上是，我们的粮食安全更多地还是被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水平，消费结构的升级，被这些东西在推动，所以今天的粮食安全不光是包括口粮，更多地包括蛋白质，我们说肉蛋奶的消费，它是结构上发生很大的变化，肉蛋奶的消费，必然导致我们进口原料的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说今天大家来看，从统计口径上来看，所以大豆的进口多了，因为我们要用这些来做饲料、植物蛋白来做饲料，所以玉米的进口多了，是因为我们整个肉蛋奶的消费在增长。

　　从这个结构来看的话，应该说我们整体来看，农产品的形式逐渐地由过去的出口逐渐地转变到了现在的进口，这个也是由我们当地的，刚才市长前面也说到了，当地城市化的发展，我们的水土资源各个方面，我们的资源的元素所决定的。

　　这张图大家看起来可能更清楚了，中国的GDP始终在全球是一个高速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增长，我们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有农村老百姓的纯收入，都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增幅，也是趋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现在大家知道我们城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了2.5万，农村的纯收入、农民的纯收入也达到了7900块钱将近8000块钱，这样一个高收入一定使得他们在消费结构上要探索，在肉蛋奶的消费上要增长。

　　那么另外城市化的发展大家也看到了，这几年我们城市化还是非常快的，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刚才黄市长也说了，下一步还是要把城市化作为我们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力，这样的话实际上城市化，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那必然它的消费结构也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从结构上来看，一定是城市里边和农村的消费结构是不一样的，城市人口口粮的消费比农村人口要少将近30%、31%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但是他在食用油、糖、肉、奶各个方面的消费都有一个很大的增长。食用油的话基本上城镇居民比农村消费要增长将近25%到30%。肉类的消费、猪肉的消费增长50%。鸡肉的消费要增长1.36倍，奶的消费业是在1.5到2倍，所以说这几年城市化的发展，一定会驱动我们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这个消费结构的变化，一定是驱动我们农业的生产结构的变化。

　　大家过去可能是生产粮食的多了，现在城市化以后，大家吃粮食少了，肉蛋奶多了，那这样可能我们的口粮的消费肯定就会下来，我们有更多的土地来用于玉米、大豆包括畜牧业等等它的发展，所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这张图上大家可以看到消费升级，大家看到是一目了然，这是过去10年，城市的过去十年整体的口粮的消费还是在下降的，我们真正肉蛋奶这些消费都在不断地增长，所以我想这个中国的粮食安全，将来一定会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不断地进行演变。最终的结构还是因为食品消费的升级推动的我们整体的供求关系的变化。

　　那么这个说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中国今天还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东西部的差距很大，国家整体的消费水平和国际上的差距还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差距，我们实际上是在整个国家来讲，那么和西方国家相比的话，我们的猪肉、牛羊肉、肉蛋奶等等这些方面，整体的消费水平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所以从这个整个西方的发展水平来看，我们也预计大概应该到，消费应该到人均购买力平价，GDP的数字达到2万美金的时候，中国整体的消费才会进入相对均衡的一个阶段。那实际上是去年，我们的购买力平价人均GDP的水平已经达到了9000美元，用购买力平价人均GDP的数字来看，所以我们还有一倍的增长空间。

　　从消费来看，我们觉得从中粮自身的分析来看，在未来的10年，我们在肉蛋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我们在肉蛋奶的消费，还会有很大程度的增长，肉类现在我们基本上朱部长刚才没说了，但是农业部的统计数据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肉类的总产量已经达到了7000万吨以上，所以大家知道这里面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植物油、糖、乳品，乳品现在我们的消费量才只有3000多万吨，和未来的增长非常大。大家会看到现在在中国所有的米、面、油、糖、肉、蛋、奶整个数据拉下来，我们在猪肉消费量和西方的话没有差距，因为中国是一个猪肉消费大国。我们在鸡肉的消费量未来的空间很大。随着快餐、城市化的发展。那我们在乳品的消费量，虽然今天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快的增长了，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还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增长空间。

　　所以正确地认识中国的粮食安全，和我们今天的发展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来讲从中国的发展来看，它也是一个走向富裕的必然。那么今天从全世界来看，中国进口一部分粮食，也是国际分工的必然。这是第一个，就是正确认识粮食安全的问题。

　　第二个来讲，我们未来应该怎么解决呢？从国外进口有没有可能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答案是肯定的。过去的10年大家看到价格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实际上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粮食价格和能源、和矿产等一些价格相比的话，还属于涨幅比较慢的，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涨幅，也大大刺激了供给，那么应该说有效应对了需求。大家会看到过去的10年时间，不同的产品。特别是大家说到了稻谷的产量，这基本上算一个口粮的范畴，玉米大家知道中国的稻谷的单产水平是全世界最高的，玉米的、大豆的这些产量，更多地它的增长是因为需求和价格的带动。

　　实际上来讲从整个全球来看的话，土地资源大家知道说巴西还有多少耕地、非洲还有多少耕地、中亚还有多少耕地，这样土地资源也是存在很大的空间的。再一个来讲的话大家会看到，实际上是过去10年，单产的提高由80%以上都是来自于科技的进步。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说，他不是说要靠简单的土地的增加，一定要科技水平提升了，它是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过去大家知道，过去的从美国开始推动生物能源，粮食、玉米做乙醇这个战略以来，巴西推动的甘蔗转化为燃料乙醇，这两个实际上是对粮食和糖还是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大家会看到现在这个因素基本上已经消化差不多了，美国基本上说要把燃料乙醇做到150亿加仑，今天已经接近140亿了，这个消费量已经差不多到这儿了。随着页岩气的发现，大家对页岩气的渴望、清洁能源的使用，应该来讲说美国粮食作为乙醇的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但是粮食作为乙醇消费的这些玉米，今天已经被科技的进步和产量的增加，已经被消化了及大家实际上可以看到玉米和乙醇消化了7000多万吨粮食，实际上今天产量也增加了7000多万吨。整体来看特别是今年，美国玉米又面临大丰收了，所以全球的农产品的价格也进入到一个低谷期，所以这样来看应该是全球的整体粮油糖这个形式应该来说还是越来越稳定的。这是巴西的情况，前面说的是玉米的情况。

　　那么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们今天说我们强调粮食自给自足是对的、是必须的、是必须必要的，但是从未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来看，我们也必须真正地从经济地发展、从肉蛋奶消费的升级来看，我们也必须向大豆、玉米、肉等等这些方面，也要有适当的进口来补充国内的供给的不足。

　　所以说从国家来看的话，现在来看我们应该说科技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从今天来看我们主要的一些，包括我们玉米的单产，包括我们现在的玉米业，今天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上相比还是相差很大的。那么举个例子来讲，今天我们说我们的生猪，一头母猪产活仔数，一年我们差不多在16到17头，那美国是20头，欧洲是25头，丹麦是28头，所以实际上我们大家看到科技的进步空间是非常大的。

　　那么另外的话来说，国家可能今天面对的一个全球化的市场，我们的一些农产品的政策，我们今天在农产品的托市、保护价这个方面的政策，还在不断地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调整。今天我们对农民的价格支持政策是刚性的，这种刚性政策必然说一定程度上，我们和科技市场造成脱离，当我们的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的时候，我们是没必要的，进口那些粮食，所以我觉得宏观的政策方面也是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那么从未来的政策取向来看，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政策，因为不但是进口粮食，可能我们还进口一部分肉，特别是今年牛羊肉的价格上涨很大，现在作为企业来讲、市场来讲，政府来讲，也都在琢磨，未来我们也得去买一部分牛羊肉回来，那么今年实际上牛羊肉的进口数量已经在不断地增长了，特别是像牛肉，牛肉本来就是冷冻的，到国内来分割，所以形成这个产业链是非常容易的。

　　那么另外的话可能我们在国别上面来讲，我们也试图去多增加一些国别，这样小麦全球化地生产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玉米的话，过去主要是从美洲，基本上美国。今天来讲巴西的产量，巴西变成第二大出口国了，阿根廷还在那儿，我们可能在中亚地区、黑海地区还可以扩展一部分玉米来进口。大豆的、油料的这些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大豆、棕榈油、菜籽、葵花油等等这些方面方面也可以来平衡。

　　那么作为企业来讲，我们说第三个方面主要是企业来讲能做点儿什么，我想第一个是中粮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粮肉食品的企业，从2009年开始，中粮集团就提出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发展理念，中粮今天面对的一方面是量的问题，一方面是质量的问题。量的问题我们主要通过生产方式的改变，中粮一定往前去走，刚才朱部长提到了我们要做品牌，中粮今天更多的，我们说全产业链最大的出口就是下游的品牌业务，我们说米面油糖肉蛋奶，这就是中粮最大的业务，所有的这些业务都要有品牌。我们说奶通过蒙牛来做，我们也是奥运会的最大赞助商，所以说一定把品牌、食品按照解决好，这样的话才能真正地通过和政府、农户一块儿来搭建基地，通过我们这种模式把农民纳入到中粮这个产业链里面来。

　　刚才黄市长也提到了说农村金融，中粮集团也有一个农村商业银行，我们希望和当地的银行更多地介入进来。特别是刚才黄市长讲了，说当地的政府和当地的银行都非常支持，能够30%，通过成立担保公司来支持这个模式，我觉得非常有信心。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中粮要把不同的产业。现在我们说已经在中粮集团全产业链的架构之下，已经搭建了13个我们说从原料到产品到品牌的这么一个链条。下一步在全球的这个粮食发展当中，最终我们还是解决一个足够量的问题。从国际市场上来看，我们将来一定要进口，那么这样中粮作为中国最大的进出口商，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必须向我们的标杆企业学习，标杆企业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ADM这些企业来学习。今天中粮集团给大家报告，截止到去年中粮集团在资产规模、我们的加工能力、我们的经营量、我们的销售收入已经跻身到世界五大粮商之列，所以说今天我们已经具备这个能力。

　　但是再往前走，可能我们在布局上要调整，说中国这个市场做好了，国资委把华粮划给中粮了，我们说上游有设施、中游有加工、下游有市场，已经把这个架构和布局完全打开了，那么品牌业务也完全打开了。但是再往前走，我们可能在世界的原料的高端，我们也必须要有布局，一方面通过合作，另外一方面还不管困难有多大，还学着一步步往外走出去，这个就是未来中粮的道路，我们的标杆已经给我们规划了这个模式，我们要一点点去学习、一点点去做，才能真正地把粮食安全的工作做好。

　　我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Hellmut Schutte：

　　最后一位发言人就是朱演铭先生，他体现的是非常好的创业的例子，最开始的时候是进行交易，然后开发出了更多的领域，进入了农业、加工，然后也进入了金融、营销等等。最后能够一直把这个食物摆上大家的桌面。也就是说从农场一直到桌面的整个的业务，我们中欧是非常了解它的，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上海的校园有一个饭馆，它也是一个非常富有激情的人，激情也就意味着能够不仅仅寻求进一步地往前看，去赚更多的钱，而且他现在要开始建设自己的学院，能够寻求为社会作出贡献。来教会其他的人，他自己的一些经验以及外部的一些人的经验，而且他在农业以及在农商所积累的经验，把这些经验传播给其他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中欧的校友。给我们在建新的校园的时候，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应该做一些什么，他也是我们的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一个经常给我们做演讲的演讲人，也是我们今天的论坛主要赞助商。

　　现在我们有请朱先生。

　　朱演铭：

　　我们在我们第一届的农商峰会上，就是上海的农商峰会上，我的演讲提出了农业投资和城乡统筹的改革进程当中，持续面临的五大挑战，提出了三农改革的解决方案，应该围绕着农业体制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和跳出农业看农业的全产业链，跳出农民看农民阶级的消灭，和逐渐有序地大规模地减少农民的数量，以及跳出农村去看和谐的、可持续的统筹城乡。我的结论是城乡统筹是破解中国三农之道。两会以后，中国政府将城乡统筹指导下的新型城镇化的建设确定为中国今后10年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这不是巧合，我认为这是大势所趋。

　　今天我想结合我们在重庆实践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熙可城乡统筹的项目，就农业、农商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当中的人才缺失和教育落后的问题和大家分享一下熙可在这里的体会和感想。

　　在当前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当中，假如中国的农业体制，假如中国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和系统性的改革等等，都能像重庆一样获得实质性的突破，不难预见，接着迎面而来的最大的瓶颈应该是相关的相应人才的大量缺失和中国教育改革的严重落后。这不简单是一个人才缺失的问题。

　　根据中科院发布的数据表示，2011年我国的大学生失业率为17.5%，而农民工的失业率只有3.4%，这是5倍的关系。而且这个3.4是农民工在转业的时候、转换工作的时候的一种状态，而不能够算作是真正的失业率，同时大学生的平均月薪是2766元，而农民工的平均月薪现在是3500块钱，建筑业的农民工和城市的月嫂，月薪甚至已经超过了过万，我们现在不断地听到的是民工慌，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大学生慌的？

　　因此我这里所指的人才缺失，是和市场需求相吻合的，和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相关人才的大量缺失，而现在农业和农商人才的缺失，在这种供需的错位当中，尤其显得严重，需要我们今天就未雨绸缪。

　　第一，未来中国的务农者绝不是我们现在在农村的那些农民，未来的中国的务农者应该是新一代的大批具有竞争力的农场主、实干的农业的企业家、职业工人、农业的机械工程是、农学家，懂得制订现代农业和家庭农场，营运市场规则的政府官员和农业的农商的协会的领袖，他们受过高等的教育，懂得学习和应用科技来实现精益农业，管理有效的全供应链的营运，从而提高农业的全因子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农业大学是学术性的农学院，他们传授的是农业的理论知识，他们培养的是写论文的专业专家和学者，比的是谁写的论文更多，谁写的论文更出名，而不是针对科技引领的现代农业，帮助我们去培养农场主和农业职业经理人，这种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来自于1949年，1949年以来的农业的体制，中国的小农经济从未出现过现代化的现代大农业，也就没有现代化大农业对于人才的需求。

　　理所当然当今天我们想要搞现代化的大农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相关的农商人才和农业营运的人才严重匮乏。美国和欧洲的农业大学，奥恩他们的办学宗旨就是为农业企业服务，长期地和企业同生命、共呼吸，跌打滚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美国今天你看他的大豆和玉米，平均亩产是中国的一倍，蓝莓的种植亩产是中国的3倍，平均每头奶牛年产量是中国的4倍，而且相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都是安全的、放心的食品。

　　大家都知道今天什么东西不可吃？只要是跟蛋白有关的所有的食品，你都是吃得胆颤心惊。有人说现在的中国有钱了，而且有流动性过剩，我们可以去购买和购买和雇佣欧美先进的农业科技和人才，但是我们有送出去学习的合格的学生吗？有那些让国际先进的农业科技在中国落地的人才吗？中国可以去购买知识，但却没有学习和应用这些知识的合格学生和实践者。

　　现代农业是科技引领的规模农业，而科技需要所有相应的人才，人才是教育。

　　第二我同意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不是房地产，是人的城镇化，是农民的城镇化，这固然不错。但是农民的城镇化首先要解决的是农民进城后的就业，而驱动就业机会的动力绝不是我们现在在农村的这些农民，农民是新型城镇化过程当中需要获得就业的人，而不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人，至少初始的就业需求不会来自于农民。

　　农民本来就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中国历史的产物，是中国封建社会与地主对立而共生的一个群体，这场轰轰烈烈的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其根本就是要加速、有序地消灭落后的农民阶级解放农民，这样中国食品安全的隐患同时才可以迎刃而解。食品供应的危机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才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发展，而创造就业的动力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产业定位的问题，现代农业本身尚需时日，而且所需的将是极少量的高资的劳动力，而工业发展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制造业，也已经趋于饱和，加上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和环境污染的不断恶化，工业显然不适合成为新型成也化的产业支柱。

　　而最好的产业应该是什么？我看是服务业，服务业是医疗、是教育、是金融、是文化、是旅游、是娱乐，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相应的人才，人才又是教育。

　　第三我同意新型城镇化是人的现代化、是农民的现代化，各行各业就业都有上岗证，为什么农业就没有上岗证？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农业上岗证的？在中国谁都可以搞农业，因为农业被认为只是在地里撒几棵种子、种几棵树，养几只鸡和猪浇浇水、喂喂食就是农业了，我们的农民兄弟们如果知道三聚氰氨、农残、重金属等污染是有害生命和慢性自杀，我相信有一半的农民就不会蓄意而为了，道德在知识和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民应该受良好的教育，我们的农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导致了知识的缺失和道德的破坏。但因为农民又是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从而获得了社会的同情而不受谴责。

　　从田间到餐桌的农商全供应链，涉及的是生产、组织、种植、养殖、包装加工、批发零售、物流配送、烹饪餐饮、新型城镇化是当中的服务业，涉及的是教育、医疗、金融、银行、体育文化等等这些领域，无不提供着巨大的就业机会。但怎么能够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呢？怎么能够让农民适应新型城镇化中的各种不同的用工需求，实现农民的顺利转业呢？如果农村的职业教育可以实现农民的现代化，那谁又是这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先行者呢？

　　广泛的、规模的职业教育本身需要大量的教育人才，而人才仍然需要是教育先行。以上三个观点都是围绕着城乡统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熙可对人才缺失这个瓶颈的预见和体会，这需要一整套的系统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国家政策的扶持。

　　首先我们应该打破服务业的垄断，为服务业松绑提供政策支持，为农村的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打破教育个、医疗和金融业的垄断。中国今天已经是有2亿多的中产阶级，具备了服务业庞大的消费需求，但是这些需求至少有一半因为服务业的垄断而无法获得充分的满足，每一年的暑期结束，在上海浦东机场飞往美国的波音747的飞机上，我问了一下美国的UA在中国的总裁，他说有一半的乘客是我们中国的留学生，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这批学生留在中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国际高端的教育品牌引到新兴城镇化的建设中去，将我们巨大的教育和培训的市场留在中国、留在国内，创造服务业初始的需求呢？我们每年流入国外的高端的医疗消费，高端的金融、理财服务、奢侈品的购物，他们的需求不计其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新兴城镇化的建设过程当中开一条口子，将这一日益成熟的市场需求留在中国，提供新型城镇化服务业需要的规模呢？

　　只有在新兴城镇化的过程当中推动、打破服务业的垄断，剩下的一切服务业的繁荣所需的初始需求和规模都可以留给市场，这将创造一片我们曾经拥有的万马奔腾欣欣向荣的景象。

　　其次农业教育的改革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突破。

　　第一，是把农商学院、农业大学和农业职业教育带到农村去、建到农村去，把农民在转型过程中所需要的专业培训带到农村去和实践相结合，不断地培养现代农业的人才，培养愿意留在耕地上的现代农商人才和农业的职业工人。

　　第二，将农业职业教育纳入到中国的高等教育的体系中去，大力地发展农业、农艺和农商的职业培训，提倡从实践中学习，打破职业培训低人一等的传统观念。为现代农业以及现代农业的发展和三农改革不断地培养真正的实用人才，同时为新的务农者设置上岗条件，颁发良好农业操作规范和类似的食品安全的上岗证。

　　第三，引进世界顶级的农商农业大学的培训机构到中国来，积极地借鉴国际先进的农商农业的高等教育体系，借鉴美国、欧洲、以色列成功的现代农业的发展经验，帮助我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一起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理论性和灌输性的教育当中跳出来，尽快为启发型和实践型的教育模式转型做好准备，从而突破中国农业农商人才严重匮乏的瓶颈。

　　最后国家的财政政策最应该扶持的应该是农业和农商的教育事业，中央的每一次的中央一号文件，历来就是把三农的改革方在全国国家国事的第一位，财政的扶持每一年都像撒胡椒粉一样地撒向我们中国的小农经济，这种不可持续的的输血机制，不仅没有解决我们的三农困境，反而使农民在低效的耕地和落后的农业体制中受到了长期的束缚。

　　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自那以后132年的时间的历史当中，美国不断推行高等教育的大学，至今已经有106所大学在美国相继出现，而这106所征地大学的第一学科就是实用农业。

　　今天美国的农业如此发达跟这些大学帮助美国创造的市场化的造血机制息息相关，中国有中国的热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我们无需照搬美国的农业模式和农商的教育模式，但是美国成功的经验是否能够值得我们借鉴呢？三农的教育是提高农业全因子生产效率的关键，国家应该出台一系列的扶持政策鼓励农学院、农商学院和农业大学建到四化同步的新农村去，让教授和大学生贴近农业、贴近农商企业、家庭农庄，实现教育的市场化体制，帮助农商企业和家庭农庄增加他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帮助他们更好地满足市场中一系列巨大的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同时为中国农业和农商的市场化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永动的造血机制，谢谢大家。

　　Hellmut Schutte：

　　非常感谢主先生，您刚才的讲话充满了热情，您刚才讲了很多的活动，而且最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必须要持续性地关注教育，而且在农商行业当中的人才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感谢。

　　作为一个工商学院，我们也确实是非常地关注教育，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全球的指标。我想要非常感谢今天上午的主旨发言的所有发言人，我们学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而且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方面。而且我们还有很多要去消化的。

　　我们现在是茶歇时间。

　　(茶歇)

　　秦富(主持人)：

　　我首先向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也特别感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参加2013第二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也很高兴为第一主题，机遇篇：从小农竞争农业到大农竞争农业提供服务。

　　根据议程的安排，我们分成三个大的环节：

　　那么第一个环节每位演讲嘉宾做报告，每个人控制在8分钟；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围绕着这两个题目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讨论；

　　第三个环节是根据演讲嘉宾的主题报告，同时结合现场五位嘉宾的主题讨论的两个题目，与现场在座的各位参会者进行一个互动。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第一主题五位演讲嘉宾：

　　孙中华先生  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

　　Ismael

　　Roig先生  美国ADM公司亚太区总裁；

　　陈绍鹏先生  联想控股高级副总裁、联想控股佳沃有限公司总裁；

　　J.Norwell

　　Coquillard先生  安可顾问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李昌平先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

　　首先有请孙中华司长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家欢迎。

　　孙中华：

　　刚才听了四位领导和专家的精彩演讲很受启发，那么按照本次论坛的安排，下面我想围绕着第一个主题谈两点看法：

　　第一点看法，我国农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阶段。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这个阶段性的变化可以概括为农业生产综合成本上升，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社会结构可变动，城乡发展加快融合这么四个特点。

　　那么这些重大的变化对完善和创新我国的农业经营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大家都知道经过改革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多种生产经营主体共存的农业经营体系，目前全国的家庭经营的农户有2.26亿户，5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有276万户，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有73万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11万家，还有刚刚兴起的家庭农场和其他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

　　但是这样一种经营的体系专业化、职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程度还很不够，与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还不适应，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个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持续往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呈现出老龄化、妇女化、低文化的趋势，迫切需要解决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问题，加快培养职业的农民。

　　二是承包农户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下，迫切需要解决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水平偏低的问题。大力培育专业大湖和家庭农场。

　　三是农户家庭经营大多属于分散经营，存在着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迫切需要解决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的问题，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

　　四是伴随着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的转变，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迫切需要解决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育滞后的问题，大力培育新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这是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看法，就是对加快构建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的几点看法和建议。当前我国要加快构建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要着眼于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围绕现代农业的建设创新农业的生产经营组织，要逐步建立起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为骨干，以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也可以叫做农业企业为纽带，以各种社会化组织为保障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节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

　　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加快培养型职业农民。没有农民的职业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这个问题在前面的朱教授已经论述得很充分了，要研究制订职业农民的标准，所从事的农业行业领域、农业劳动时间、生产经营规模、素质能力等方面进行探索性的确定，并作为政府培养和扶持的依据。要拓宽培养的渠道，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职业教育，逐步建立农业技能持证上岗的制度，要加大扶持力度，广泛开展种粮大户、养殖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和合作社带头人的培训。还要吸引和支持高素质的人才务农创业，包括吸引大学生到农村、到农业领域来创业。

　　第二，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家庭农场是伴随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生产分工分业，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既发挥了农业家庭经营的独特优势，又克服了传统小农的不足，是实现农业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的有效载体，它代表着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明确标准和登记办法，加大扶持力度，新增的农业补贴重点向家庭农场倾斜，对达到一定规模的家庭农场给予奖励、给予补助，鼓励和支持农村的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还要加强对家庭农场的指导和服务，提高他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的竞争能力。

　　第三，加快发展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是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提升农业组织化、社会化程度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要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引导扶持合作社做大做强，提升规范化的水平，不断增强其自身的实力，带动农户的能力和发展的活力，要加大扶持力度，鼓励农民兴办多元化、多类型的合作社，国家的涉农项目优先安排由合作社来承担，要建立示范社的评定机制，分级发布示范社的名录，把示范社作为扶持的重点，要建立农民合作社的人才库和培训基地，着力打造合作社的领军人才队伍和辅导员的队伍。

　　第四，要做大做强农业企业，叫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主体，是分散小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桥梁和纽带，在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进程当中，无论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还是培育新型主体，构建新型经营体系，无论是推进四化同步还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都担负重任大有可为。要进一步完善扶持政策，促进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组建大型的企业集团。要创建农业产业化的示范基地，促进龙头企业集群发展，要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与合作社建立紧密型的利益连接机制，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实现龙头企业与农民，与合作社共舞、共振、供应。要鼓励和引导城乡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但是对于租赁农民的承包地要建立严格的准入和监管制度。

　　最后一点是加快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达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要坚持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方向，充分发挥公共服务机构的引领作用，大力培育经营型的服务组织，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和手段，加快构建公益型服务与经营型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性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

　　下面有请Ismael Roig先生做报告，他演讲的题目是《在中国的农业价值链整合》大家欢迎。

　　Ismael Roig：

　　关于国内的工业化，特别是国内的供应方面的工业化，它不仅仅影响到国内的供应，同时影响到国际的供应，这不仅仅是国内的问题，是国际的问题。

　　如果我们看一下全球的生产，大概是27亿吨，我们估计在25年之后，我们大概需要40亿吨的粮食，也就是比现在要高出40%，也就是说在这方面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的人口将从70亿增长到90亿，中国是全球供应的20%，是全球供应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作为一个全球公司的代表，我们不能不重视中国，一定要中国的农业兴旺发达，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同时也有利于整个世界。

　　在我们看工业化这个问题的时候，以及关于小规模和大规模农业发展的问题，我想要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目前所发展到的工业化的阶段来问这个问题，人们都在讲我们需要更多的技术、更多的土地整合，但是我就想问，那么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有没有一些能够快速取得的成果，使得我们能够加大重组和投资来提高生产，那么这些想法能不能够在中国的农业工业化的阶段中所采用，在讲这方面的时候，我主要是讲三个内容，这也是我们ADM正在研究的三个内容。

　　一个是避免损失，我想大家都知道收割后的这个损失在中国还是很大的，也就是有6000吨的粮食都是损失掉了。也就是说10%，中国粮油每年进口600万，能够供2亿人使用，其中3500万吨的损失是由运输所造成的，另外2500万是因为人们的浪费，也就是在消费的时候的浪费，这些我们都是很容易解决的，而且能够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把包装改进，改进运输的汽车，另外还可以帮助农民更好地治理病虫害和改正储存。比如说ADM就有一个在一例挪移大学的研究院，就在跟农业部门合作，看我们如何降低收割后的损失，来帮助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到中国来。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关于我们所说的替代玉米的饲料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一种技术是一个低水平的技术，也就是用土地中的生物质，收割大豆和玉米之后的剩下的那些东西，把它加工混合在饲料之中喂牛，主要是奶牛。在美国是喂奶牛和肉牛，如果我们能够把生物质放在饲料之中来替代饲料的话，在中国我们就可以每年省下400到500万吨的玉米，这个相当于是中国去年的进口量，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就表明一个小的技术的进步，能够产生很大的反响，不仅是对于加工行业来说，因为它可以降低饲料的成本，同时也使得农民他们不用烧这些秸秆，把它当做饲料获得新的增加值。

　　第三个我要讲的例子就是关于以货易货的交易，这个是一个古老的交易方式，那个时候还没有货币，大概6000、7000年以前是这样的，以货易货现在仍然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可以处理黄市长所讲到的关于信贷的复杂问题，就是给很多的农民提供信贷，那么怎么做呢？基本上来讲农业公司他们负责购买农业投入品，包括种子、化肥和其他的一些产品卖给或者是贷给农民，这样农民不用前期有任何的资金投入。然后农民用这些投入品来种庄稼，当然农业公司就会将这个庄稼与最开始的借贷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就可以跟农民建立很强力的关系，农民他们不需要前期投入资金。事实上农业公司他们有抵押的贷款，因为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的话，他们可以用收割品来作为抵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表明通过引入一点点创新，就可以绕国市场金融的复杂性，提供一些工具给农民。

　　那么随着他们在价值链往上游走，随着他们工业化，就会越来越有意义，比如说ADM在巴西所做的事情，我们就用以货易货的交易，广泛地使用这种方式，我们有10亿美元的金融，就是给巴西的农民提供这种投入品，包括化肥和种子，然后跟他们签订合同，他们就在收获之后把大豆交给我们。

　　不仅仅如此我们还有一些粮仓，基本上这些粮仓就是农民服务的中心和农民建立起了这种关系，不仅仅给他们提供这种投入品，而且还给他们提供培训，给他们提供农业技术的推广，让他们知道未来怎么能够更好地去使用、去进行种植。同时我们这个粮仓还是一个手机店，不仅仅可以用来卖庄稼，同时也可以在那里去处理我们这个生物质能，把它用于饲料。

　　当我看这些非常简单的例子的时候，我是在中国的这个背景之内看这些例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粮食储运的系统，中国有非常好的粮食储运的系统，全国都有，是非常好的系统，主要就是由于中国有足够的这个实际的政策，要有足够的粮食储备。

　　我们可以把这些粮食收购的中心或者是储备的这些中心，可以把它进一步扩大它的职能，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

　　比如说可以去进行一些教育的问题，可以来解决一些损失的问题，这样就可以极大地改进农业的效率。

　　谢谢！

　　主持人：

　　下面我们有请陈绍鹏做报告。

　　陈绍鹏：

　　非常容幸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联想控股在现代农业方面的一些实践和做法，同时也回应论坛的主题。

　　我们在2010年进入农业了，大家都非常关注，好多朋友都知道了，都想了解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做了哪些事情，下面想怎么做呢？我想简单地跟大家报告一下，希望在座的专家、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能够指正，多多帮助我们。

　　我们为什么进入农业，我想应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的创始人柳传志先生，他和我们的管理团队发现食品安全越来越成为一个大家都很关心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是不是能有所贡献。

　　我们进去之后发现说，中国的食品安全由特别多的原因造成，但是我们发现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还是需要更多有实力的企业进去，一起去努力可能才能够得到改善。我们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说，中国的这个农业空间无比广大，前景非常美好，是一个很好的行业，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业务。我们的创始人把它总结成叫三利的行业：

　　利国：对国家有贡献。

　　利民：让人们能吃上安全的产品。

　　利自：又能够变成一个好的业务、好的事业。

　　进去之后我们选择了做水果行业，现代果业，在过去的一年多两年时间，我们做了4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收购了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在青岛，他是做蓝莓的全产业链业务的，他有上万亩的种植示范园，有初加工、深加工包括品牌销售，是这样子的一个企业，我们现在成为了全中国最大的蓝莓全产业链的企业。

　　第二个是我们在四川的成都并购了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叫四川中兴农业科技公司，这个公司是做，他有1万亩的猕猴桃的种植园，今天我们也成为了猕猴桃行业最大的厂商，当然整个的规模都还比较小。

　　第三个是我们在海外，在智利并购了5家水果种植公司，这5家水果种植公司在智利非常优质的产区，能够向中国提供非常好的新鲜的水果。

　　最后我们就是把这些企业通过我们的努力改造成一个能够提供安全高品质食品的企业。

　　我们进去发现之后发现现代果业有这么几个挑战，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应对之道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挑战就是消费者怎么能吃得放心的问题，这个非常地明确和现实。那我们建立了一个全程可追溯的系统，从果的每一个生命周期的每一个环节，都用可追溯这样子非常好的流程、非常好的管理和IT管理把它管理起来。消费者今天买到我们上市的蓝莓，每一个盒上都有一个二维码，你一扫描就能够看到果园的信息、加工厂的信息以及销售环节的信息，能知道哪个基地种出来的、基地的主管是谁、那个班组生产的、班组的组长是谁，怎么去送到你的手里的，这样能逐步地帮助消费者建立起非信心。

　　第二个问题是怎么能吃到更多的好东西的问题，我们的这个解决之道是全产业链运营，我们把整个的业务从最源头一直到餐桌前，都覆盖起来。那大家说谁都可以讲全产业链，很难的，为什么你们去做这么难的事情，我想很简单，因为中国的这个农业它水平分工程度还很低，还在很初级的阶段，需要企业去塑造建立小气候，让这个小气侯建立起来，端到端连接在一起，一是保证食品安全，另外一个是保证整个端到端的效率，能够让真正的事业既有效率，也能够保证产品安全。

　　消费者面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怎么能够吃到新鲜的水果，这个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的解决之道就是全球化布局。我刚才也分享了我们在智利，在南半球收购5家水果种植企业，就是因为他在南半球跟北半球是互补的，我们冬季的时候，我们智利的南半球基地就可以给中国供应新鲜的蓝莓、新鲜的猕猴桃，这样的话全程可追溯、全产业链加上全球化布局，能够支撑我们去塑造一个可信赖的品牌，这个品牌叫佳沃，这就是我们的农业品牌，它的英文是快乐、健康、生活、生命的意思，我们想把这个品牌打造成一个立足于全球视野跟生态环境友好和谐，跟合作伙伴合作共赢，给小费者提供安全高品质食品的这样一个品牌。那么我们走一个品牌农业的发展道路。

　　这是整个联想控股今天在做的一些事情，我反过来也分享了一些我们对现代果业和现代农业的一些思考和一些解决之道，更多的内容待会儿跟大家一起分享和互动，谢谢大家。

　　主持人：

　　下面有请J.Norwell Coquillard先生，他报告的题目是《农业科技进步的趋势、特征、影响以及机遇》，大家欢迎。

　　J.Norwell Coquillard：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科技在中国很多农业领域发挥的很多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上午听到了很多好的例子，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主要是讲四个领域，一个是园艺，一个是畜牧业，再一个讲一下供应链，尤其是冷链的物流系统，然后再讲一下作物的生产。

　　首先讲一下园艺领域，我指的是种花、树、水果等等以及支持的行业，比如说像温室还有生物的一些系统。中国有非常富有活力的园艺领域，比如说刚才联想就讲到了这一点。主要现在中国是非常小的小农的经济，所以说用的这个技术非常地简单，因此中国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提高这个领域的技术和生产率。

　　那么提高这个领域的技术的话，不仅仅能够提高利润率，而且能够提高安全性。我们最近可以看到有一些温室的生产，它能够比非温室的生产能够更安全，而且效率更高，那么现在的这个物流的系统，它能够去保证食品的品质不受破坏。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像西红柿的温室的生产，生产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生产率只是世界平均的三分之一，我觉得政府应该意识到了，在这个方面食品的安全非常地重要。我们要利用一些种植的技术，还有生物的害虫的控制，科学的管理以及物流的管理等等，来提高这方面的能力，非常有意思的是听到一些非传统型的公司，比如说像联想这样的公司，也开始在这个领域进行投资，这就表明在这里面已经有一些新的参与者意识到了这个园艺投资带来的好处，出现了一些新的模式，比如说像美国的公司是向中国提供一些马上即食的食品和蔬菜。最开始的时候增长得比较慢，但是现在已经快速扩大了他们的生产和业务。

　　但是要是发展现代的这个园艺的话，也有一些障碍，最大的障碍就是要有足够的土地、要有足够的利润率才能够拨出足够的土地生产园艺。

　　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能够确保从农场到餐桌的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我还要讲一下关于畜牧业，因为畜牧业方面也是在这个技术方面的投入，可以帮助获得很大的改善的一个领域，中国是世界上猪肉最大的生产国，也是在禽肉方面也是最大的，但是生产的这个过程和分销的过程还是需要有很大的改进的，中国原来是分散型的猪肉的生产，但是现在是密集型的这种生产。所以说现在中国就需要利用一些相关的技术，比如说像基因改良和繁育的技术等等，还需要进一步地改进卫生、运输方面的技术。我们曾经和一些肉类的生产商，曾经有过一些联系，他们都说对于禽肉和猪肉来讲，投资于技术是有非常大的潜力的。

　　其实在这个领域中国进行了很多的投资，畜牧加工业方面，我们还是有非常紧迫的需要，要进一步地改进这方面的技能。事实上虽然我们进行了很多的投资，但是进行的这个改进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地去在这方面进行投资。今天上午孙先生也讲到了我们需要有职业的这些农民或者说职业的这个管理人，这样的话才能够使得中国的这个农业真正实现现代化。

　　第三个要讲的就是供应链，到目前为止我讲到了要改进的园艺和肉类的生产，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安全、高效的供应链，才能够把这些产品能够让消费者进行消费，所以说供应链非常地重要。

　　在中国供应链大概是占了GDP的70%，这个是比美国和西欧的国家的供应链，也就是物流的这个成本要高很多，但是这个水平和其他的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的。新鲜的农业的产品不是用冷藏的方式来进行运输的，所以在现代的农业进入那些土地比较便宜的领域的话，离城市越来越远的地方，我们就更进一步需要有高效的物流系统，比如说需要有冷链的物流系统，来确保蔬菜和其他食品的新鲜度，同时我们也需要有更好的冷藏设备的卡车系统来进行产品的运输，在未来会有更多的浪藏食品而不是冷冻的食品。

　　比如说最近在有一些城市，由于H7H9的这个事情，很多的城市他们就禁止活禽的买卖了，这样的话就需要有冷藏的肉类来确保安全。

　　最后是讲一下，中国的水稻和麦子的种植量都是比较大的，我曾经和一些专家进行过这方面的讨论，但是很多的这个作物过多地使用了化肥和农药，除了要改进农业的管理之外，还需要用很好的方法来降低成本、增加产量又减少化肥的使用。所以说需要改进的这个方面就包括比如说要进行这个种子基因的改良等等。

　　还有另外的一个机会就是进一步拓展精细的农业，可以利用这个卫星定位的系统来优化播种，以及作物的这个生长，这个从长期的角度来讲是能够增加这个产量，把握作物的生长情况的。那我们知道在有一些地方是已经开始使用这方面的技术。

　　最后我要讲一下在收割之前的损失，刚才我们的同事讲到了收割之后的损失，非常多的努力都是用来遏制收割之后的损失，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去减少收割之前的这个损失，专家表明中国其实有一些损失是完全可以预防的，就是在收割前的这个损失大概是占了损失的20%。

　　最后改进农业的这个技术的话，在中国的很多领域已经采用了改进的农业技术，但是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以及随着消费者要求有越来越价格低廉又安全的食品，就需要进一步地使用更加进步的农业科技，因为农业科技的这个进步，不仅仅能够增加农业生产的数量，而且能够增加质量，但是有很多的挑战。我们今天上午已经听到一些发言人讲到了。那这些小农的经济，的确是阻止了大规模地采用了一些现代的农业技术，第二个就是缺乏比较成熟的一些农业管理者。所以我们既需要有技术，也需要有很好的管理者，才能够有更大数量的农产品有更高质量的农产品，我希望我们在今天讨论的时候，能够提到怎么解决我今天所讲到的这些挑战。

　　谢谢！

　　主持人：

　　下面有请李昌平先生，他的题目是《与小农共赢——龙头企业的选择》。

　　李昌平：

　　我要介绍一个概念叫中国拐点，这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词儿，对应刘易斯拐点的。我认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当一般性的制造业从亚洲的四小龙转移到中国沿海以后，全球的一般性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这个中国拐点就是全球在亚洲四小龙搞制造业的时候，是几亿人搞制造业，几十亿人消费制造业，等到咱们中国搞制造业的时候，全球的制造业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逆转，由几亿人搞制造业，几十亿人消费制造业，变成了几十亿人搞制造业，只有发达国家的几亿人消费制造业。这就有点儿像中国一样的，9亿、10亿农民搞农业，3、4亿的城市人消费农业，你就发现农民永远都挣不到钱。

　　所以今天全球的，印度来制造业、中国来制造业，制造业是过剩的，制造业挣不到钱，也正是因为中国拐点出现了以后，制造业的中国拐点出现了以后，带来了一系列的中国拐点，中国是卖什么什么便宜，中国买什么什么东西都贵。制造业不挣钱，在亚洲四小龙之前的国家和地区搞指导也的时候，100块钱的GDP能够转化为国民收入70块，等到咱们中国人搞制造业的时候，100块钱的GDP转化为国民收入的30块。在亚洲四小龙之前，我八十年代学经济学，九十年代学经济学，我的老师跟我讲，我们只有通过工业化学亚洲四小龙，人均GDP4500美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像美国一样，解决农民的问题，我们全国的农业人口就能降到5%。

　　可是经过这几十年，我发现我老师骗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人均GDP5000多美元，我们的农民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亿农民，到今天有户籍的农民人口9.4亿，我们增加了2亿农民，我们所设想的说，我们只要学亚洲四小龙就可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我们就可以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可是没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因为制造业是过剩的，他们的农民进入制造业的时候，他几年以后就会变成市民，我们做不到。所以中国拐点出现了以后，我们怎么去思考中国的城乡关系，怎么去思考中国农民的未来，怎么去思考中国未来的农业，以及未来的城市化还是城镇化。

　　所以小农我认为在中国会长期存在，消灭小农有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像2008年的那种经济危机出现，以后大量的农民返回农村，这种情况还会多次反复。所以未来的城镇化、农民的共同体，专业化的农民将成为中国特色的主要特征。

　　我认为在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并存的背景下，我们要搞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必须要明确它的趋势，我认为未来中国的30年，如果依然保持7%的速度增长，30年以后的城镇及城镇以下，依然会生活6亿农业和农业的人口，所以10%的村庄我认为会进入城市，60%的村庄会出现空心化，30%的村庄会成为中心村或者说小城镇。那么30%的村庄他们要实现整个村庄的农业和农村的服务业化，60%的村庄他们会实行机械化的大农业或者说是有特色化、产业化的特色产品的农业。这样我们未来的资本要进入农业要遵循一些原则，最大的原则就是与小农共赢，而不是要消灭小农，我们要做小农做不了的事情，做小农不愿意做的事情，做长期性、开拓性的、基础性的、前瞻性的领域的一些事情，要为小农提供服务，要服务服务再服务，千万不要跟小农竞争生产领域的东西，要帮助小农自主地退出农村。

　　我今天听了黄市长的很多报告以后，我觉得重庆的很多东西还是要帮助农民自主地退出农村，这里面有一个东西是自主退出，而不是你逼着他。要帮助小农的组织化，要与小农的组织结成伙伴，而不是要故意把小农搞散。那我觉得资本与小农共赢有一些选择，你和小农的共同体合作，实现农业、农村的服务业化，你和小农的共同体合作，建立三生共赢的生态养老村，三生共赢就是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

　　我认为中国未来的养老村有很大的前途，既可以解决中国未来的养老问题，又可以解决农业和农民的就业问题，我们很多人到城市里面养老成本会很高，可是你把村庄建美，你可以让城里的人在养老村里面养老，这个成本低、效益高，农业的问题、农民的问题也解决了。

　　那么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事情，你要和小农的共同体，要搞特色农产品的专业化的生产，进行产业化的经营，你要与小农的生产合作社和城市居民的消费合作社，将来城市的小区里面，一定有消费合作社，要形成联盟，要协作建设产销一体化的城乡联盟。我觉得未来一定会形成一种食物自主化的食物安全的运动，就是我的食物我做主，一定会兴起这种运动，要主导全产业链的各个主题之间的互为服务，而不是你要主导全产业链化。将来的农业是有分工的，互相之间是互为服务的，资本进入农业我觉得未来要避免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你和小农去竞争，专家搞养殖，你不要这么搞，你占有农民的土地去搞基地，把农民变成工人消灭小农，这个可能会有问题。你搞全产业链的垄断经营，这个肯定会有问题，你要搞全产业链的互为服务，你要主导这个服务，你依赖行政手段搞什么补贴优惠政策，你来形成一个龙头企业的老大，我看今天中国的龙头企业90%左右的离开了政府的补贴立马就死，这样的龙头企业没有生命力的。高投入地搞什么有机农业、装备农业我觉得都有问题。

　　谢谢各位。

　　主持人：

　　非常感谢李昌平先生，当然要是从最后往前倒过来讲呢？就是尽量不要犯常见的错误，但是我们要与小农共赢，实现三生共赢，非常好的命题。

　　刚才的话五位波高人在我们控制的时间范围内每位报告人都非常守时，沿革地按照我们的时间议程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演讲，演讲也非常精彩，我相信大家已经耳濡目染听到了，也看到了。

　　接下来第二个环节的话，我们是进入相关的两个我们一开始预定的两个主题，有请五位嘉宾分别发表简短的看法和观点，根据时间的总体要求我们控制在每一位演讲嘉宾就回应相关的两个主题之前，我们一个一个来，每个主题建议每位嘉宾别超过1分半钟，控制在90秒。

　　第一个互动的主题是有关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机遇与挑战，就这个主题请五位嘉宾分别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孙中华：

　　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一个环节，更没有想到主持人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很敏感的话题，这个话题可能也是在座的不少朋友所关心的。让我回答，我的看法是工商资本进入农业，有着良好的机遇，同时也面临不少的挑战，良好的机遇就在于农业及其食品产业，永远都是昭阳产业，尤其是在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它的市场前景很好，我们的农业基础差，缺资本、缺人才、缺管理。所以说企业的进入大有可为，面临着大好的机遇，同时也面临不少的挑战。目前的涉农企业的数量很多了，但是小规模的偏多，大的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将会有不少的企业被淘汰。

　　另外在农业当中，政府要加强引导和管理，要保护小农和农民的利益，在这个方面也给企业家们提出了新的挑战，政府不提倡我们的企业长时间、大面积地租赁农民的承包地，为此从今年开始，国家各级政府要建立企业租赁农民地的准入和监管制度，当出现了损害农业的增长和农民利益的情况，政府将会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Ismael Roig：

　　对资产、资本是和风险相关的，而且总地来说，全世界的这个资本量是比较低的，但是对于农业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波动性非常大，所以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或者是欧洲这样的一些国家，他们有一个非常广泛的，囊括性非常广泛的农业保险的制度，而且在发展农商方面，尤其是保护农民的利益这个方面，实际上农商的发展是非常独立的，所以企业的资本进入到农商的发展，首先就是资本量必须要增加，而且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基础设施，同时我们还需要有一些银行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两者之间的一个非常合理的发展。而且我们也觉得就是省份之间，或者是一些地方政府，他们也必须要有一些工作去做。

　　我们知道中国比如说像有一些洪水、地震灾害等等都是发展非常频繁的，发生得非常频繁的，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系统性的公共的保险系统的话，可能就很难去保证或者说是鼓励这些资金进入到农商经济当中去。

　　陈绍鹏：

　　我非常同意孙司长谈的第一点，它是一个永远的昭阳行业，市场行业巨大，时机也恰到好处，应该说是非常有机遇的，我想这个就不再赘述了。

　　第二个也非常同意孙司长说的，大有可为，我想谈一点我们的体会。你走到中国的农业行业去看的话，问题确实特别多，第一个是有食品安全的问题，当然也有粮食安全的问题。第二个是存在着品种老化、技术非常落后的现状问题。第三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行业的链条，产前、产中、产后、上游、中游、下游非常割裂，耦合不紧密，很低效、经营模式很粗放的问题，这个里面需要产业经营需要，需要技术、需要管理、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说这都是工商企业在其他行业和产业里面，多年打拼积累下来的非常宝贵的财富，进到农业里面，真正能够对农业有帮助，对农业有推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机遇应该是无限的。

　　面临的挑战是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农业是一个长周期回报非常慢的行业，千万不能想赚快钱，就是态度很端正，你想来赚快钱，就不要去做农业了，因为它是一个长投入回报周期，而且投入强度还不小，这样子的一个行业，你想赚快钱根本没戏。我遇到的一些朋友比我们来得早，后来一分享他说陈绍鹏我干脆卖给你吧，为什么？这太慢了，陈绍鹏你做蓝莓和猕猴桃三年挂果，七年丰产，谁能等得起，跟房地产比是没法比的，所以说第一个是不能有赚快钱的思维，绝对不可以。

　　第二个就是没有暴利思想，农业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回报的行业，合理回报的行业，没有任何的暴利机会，如果带着暴利思想来农业的话，这个态度就不太端正。

　　第三个就是合作共赢的思想是很关键的，你不可能自己做所有的事情，应该说像我们这些企业做一个子行业的全产业链的品牌服务龙头，就是打品牌，把市场连接起来、把技术带进来，把资金带进来，然后给整个的生产者和各个链条提供好整合型的服务，最后把田地和餐桌连接起来，就实现了我们的价值。

　　那这里面我想就是，一个挑战就是上游的分散化，我们都提到这个问题，上游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种植，这个真的是只能是简单再生产，没有扩大再生产，只有扩大再生产才有产业未来，那怎么能够去推动呢？我非常推崇和信封的方法就是产业龙头再加上大量公司化的家庭农场，我认为这是必由之路，产业龙头必须存在，没有产业龙头我觉得是没有未来的，但是仅仅产业龙头是不行的，那就是发展公司化的家庭农场，第一个是家庭农场能够上一定的规模、有规模效应，能够扩大再生产。第二个是非常专业化，能够对产品、食品标准、食品安全非常地尊重，能够做得好，第三个就是企业化，遵守市场经济规律，有契约精神才能够跟产业链上的各个合作伙伴长期共赢，可持续地发展。

　　这是我看到的机遇和挑战，谢谢。

　　J.Norwell Coquillard：

　　今天早上我们一直讲的都是机遇和技术等等，我不想讲太多了，但是我觉得在看到中国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后一个新的机遇的大陆，而且我们今天早上讲到了，就是美国的还有欧洲，他们在六十年代的农业发展，可能可以印证中国所发展的一个机遇，但是中国所建设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农业经济，刚才讲到了这个园艺还有冷链等等，还有到大超市这样的发展，这是我们现代的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些方面，所以我们觉得在中国看到很多振奋人心的机遇。

　　今天早上我还讲到了冷链，或者说食品运输方面的冷链的一个供应，我觉得这个冷链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没有经济性的，因为我们需要的是非常安全的食品，如果安全的话就必须保证它是冷藏的食品，就像之前的同事所讲的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这种像农业的保障系统或者说农业的保险系统，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就是能够很好地去管理或者说是去解决风险的问题，还讲到了园艺的问题，我们觉得在园艺这个方面，尤其是地方的政府或者说省份上的政府，他们在园艺的发展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我觉得这也是大有可为的方面，因为中国的消费者他们需要的是安全的食品、美味的食品，不一定是快速食品，但是控制风险如果做得好的话，就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能够引入更多的资金到农商经济当中去。

　　李昌平：

　　首先我觉得农业现在的比较效益是上升的，我们过去说农业比较效益是下降的，从2008年开始，农业的比较效应是上升的，这个我的理解与小布什2005年的8月份签署的一个新能源法案有关系。他把能源跟粮食用玉米生产汽油进行补贴，他把能源产业和农业打通了，农业成为能源产业的一部分，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从那个时期开始，我的理解，持续了好长时间的农业比较效益持续下降，出现一个拐点，农业比较效益上升了，所以基于农业是对的。

　　但是资本进入农业，服务服务再服务，千万不要去跟小农竞争生产，在中国搞农业投资越多、亏得越多，至少现在这个阶段，你有什么本事搞服务你就去搞农业，在农业这个产业连中间，你有什么本事搞服务就搞，只要用小钱搞就能挣到大钱，如果用大钱搞你就没有服务能力，所以往往投得越多亏得越多，谢谢各位。

　　主持人：

　　刚才的五位嘉宾就有关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机遇和挑战做了非常好的回应。

　　下面的话我们再进入第三个环节之前，先把第二个环节的第二个现场互动环节先进行完。

　　第二个环节我们主要是基于今天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到了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关于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这个主题，当然在中国的基本事实是，比如说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等作为经营主体，在这个创新里面有各种的角色，那么现在我们也想再听一下五位嘉宾就有关农业经营主题创新的一些看法。

　　这次我们按照顺序，按照国际惯例，我们这是倒着来，先请李昌平先生。

　　李昌平：

　　经营主体我反对创新这个词儿，首先我反对农业经营主体创新这个词儿。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农业的主体它之间会有一些根据市场规律的演化，我觉得遵循这个规律。几个农户我要出来打工，把我的土地给我隔壁的哥、姐就可以了，是吧？我们几个人合作起来形成一个合作社就行了，我们不要用太强的行政手段去鼓励什么资本下乡，去给予高额补贴搞什么家庭农场，我觉得这将来都会发生后果，为什么？因为农业不仅有自然风险，农业的更大风险来自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社会风险，就是你这种推动，当社会不允许的时候，社会风险会使农业的新主体，最后服从于大多数人，你的投资、你的辛苦会在一夜之间就没有了。

　　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种粮大户兴起过三次中粮大户，比如说1985年出现卖粮难，后来出现了很多的种粮大户，比方说90年代中亏本，出现过种粮大户，可是你发现这些种粮大户他的命运怎么样呢？我是1983恩年当党委书记，我当过4个乡镇的党委书记，2000年辞职下海，我发现种粮大户的命运在中国特别悲惨，那是因为他的社会风险他没法看出来，最后他只好缴械，只要农业挣钱立马就有一些人去搞破坏，那他有什么办法？他没有办法。所以我不太主张所谓的创新、推动这些词儿。

　　谢谢各位。

　　主持人：

　　李昌平先生对创新这个词儿的反对，当然我们这个社会是在不断地创新、不断地进步，我们也在建设创新型社会，当然世界也在不断地创新。相关的观点我们可以在后续继续讨论。

　　那么下面有请J.Norwell Coquillard先生。

　　J.Norwell Coquillard：

　　现在我来讲一下，我宁愿用创业企业家这个词儿，因为创新，中国需要不需要农业创新，当然需要，但是不需要重新进行发明，中国所需要做的就是要解决自己的农业问题。那么有些如果你们要是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我觉得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要有创业企业家的行为，要有更多的创业企业家，比如说整合土地、租土地，然后市场新的模式。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走出去，然后完全创造新的这个模式，很多情况下我们只需要实施世界上各个不同地方的最佳实践，所以创新是人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现的，创新可能很小，就是跟你的这个朋友或者说你的亲戚，然后建立更大的和更有效的这个农场，人们需要利用更多的这个机会，有更多的创业企业家的精神来从事农业。

　　主持人：

　　如果说借鉴别人的东西，结合我们自己的特点，那么这个基础上，就有一定的新意，这个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创新。

　　非常感谢。

　　陈绍鹏：

　　我想就是这个话题其实确实是很重要，在我们进入农业的时候，我也确实很多国家去考察过，真的是真切地体会到产业整个体系的健全还是未来发展之本，这里面我觉得你看到任何全世界的农业，不管是美国的大农业到智利、台湾、日本和韩国的精致农业，都是依据自身的发展条件发展起来的，但是逃不脱都是种植者、市场经营者和各类的服务组织有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如果说这个生态系统里面这几类角色不足够有数量规模、有质量，然后有机组合在一起的话，这个行业它的发展始终是在原有的水平上去重复。

　　那么这里面就像李昌平院长谈到的，这些服务组织的快速地发展和推动，对于整个的农业和食品行业的出路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里面我觉得龙头企业可能是承担着，比如说市场经营主体这样子的角色，还有各类各样的专业服务组织，种植者最后还是大户包括家庭农场或者是你所谓的一家一户，只有把这几个无缝地链接在一起，让它们之间产生很好的互相信任的、共赢的合作关系，我们中国的现代农业才有未来。

　　我想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Ismael Roig：

　　在我看印度的经验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印度跟中国有相似的挑战，就是它非常分散的农业的基础，他们他另外还有一个复杂的因素，就是在农业，在印度方面的媒介是完全没有的，也就是说农民根本就不了解价格发现，不了解农作物的质量等等，有一个脱节。所以说任何一个过程，也是一种脱媒的过程，也就是说让农民无法了解最终的消费者的话，中间有一个脱节的话，这个是非常糟糕的。

　　我认为在中国没有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一些大的农业公司他们可以直接找到农民，同时也可以找到中间商，同时农民也可以直接与农业公司进行互动，而且还有一些服务中心，如果去黑龙江或者说吉林，发现很多的服务中心，人们可以将他们的大豆和玉米带到一个集中地来进行销售，可以把这些中心集合成为服务中心，相当于是一个超市，使得一些基本的投入品可以进行改易，同时可以教育农民，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关于价格、质量的信息，帮助他们减少收获后的这个损失，我觉得这个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

　　同时呢我们也要现实，就是要了解这个工业化的速度，中国的工业化到底有什么样的速度，中国有2、3亿的农民，这个工业化的过程不是5年、10年的过程，而是20年的过程，对于美国是花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因为城市化的这个过程。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有的这个机会，创造机制来支持现有的农民的基础，而不需要搞工业革命。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继续往前推工业化。

　　孙中华：

　　太大，是农业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对象，从政府工作部门来讲，农业经营主体的问题，恰恰也是我们司里的工作主要对象。要让用3、5句话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很难。

　　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工业、城镇化发展的之后。我们的农业经营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就形成了高度分散的、超小规模的农户家庭经营，这是我们国家农业经营主体的量是最大的，达到了2.2亿个农户，我们有2.2亿个微小的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这样一个主体是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是不可能改革农民的命运的。

　　那么他一定要创新，他一定要发展、演变，这一点也被国际上现代农业的国家的经验所证明的，他的规律只能是随着农民的转移会有越来越少的农民种地，每一个种地的农民他种地的规模会越来越大，这就是目前我们所讲的，要培育大户家庭农场，当然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是人为推动就可以做到的，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农户一定要联合，因为你农户必须要超小规模的，既使你是一个家庭农场，他要走进市场也很难，他必须要联合，这种联合的组织方式就是合作社。那么目前我们国家虽然有73万家合作社了，但是我们合作社发展的质量并不高，尤其是它的合作社的个头小，仅仅是为农民提供点儿技术的服务和产品的销售，生产资料的供应，甚至连加工领域都没有进入。

　　那么在座有很多外国的嘉宾，他们都非常清楚，咱们也都到国外考察过，欧洲的农业、美国的农业基本经营的最大组织是合作社，我们去看看他的加工企业、流通企业，这些企业是谁办的呢？70%以上的是合作社办的，并不是在中国，像中国这样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那些企业的产权是农民的，这就是合作社，我们合作社发展的路还长得很。

　　由于合作社没有发展，我们的工商资本很发达起来了，从事的农产品加工，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样一个主体他一定要处理好跟小农的关系。所以这三个大类的主体，都需要不断完善，都需要不断地去创新，并且要相互有机地结合，来共同配合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说得不一定对，尤其是李昌平同志不一定完全赞同我新的看法。

　　主持人：

　　非常感谢孙司长的精彩回应，也同时非常感谢5位嘉宾就刚才上述两个议题非常精彩的，当然有一些观点还有分歧，当然还有一些观点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有启示、有借鉴价值的。

　　非常感谢五位嘉宾，下面是最后一个环节，时间非常紧张，我建议咱们是不是控制在1刻钟之内，我们争取延后10分钟吃饭，我们控制在12点20准时结束。

　　下面是台上和台下的互动环节，请大家举手提问，先举的先提，男女同时举手的话女士优先。

　　提问：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省的一个合作社，我们的合作是袁院士给我们提名的，我们的宗旨是科技兴农，这是国家一直倡导的，我已经把它变得很现实了，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做农业开始我就是想科技肯定是兴农的一个唯一出路，包括我4月12号在南昌举办了江西。

　　农业是一个生态系统、是一个产业链，所有的生产经营体都承担各自的一个专业化分工，这个农业就变得很简单，别人都讲农业很复杂，在我这里农业是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只要把它进行专业化分工就很简单。

　　我问一下陈总，别人讲资本和农业怎么对接，请问陈总。

　　陈绍鹏：

　　时间非常短，用一两句话回应一下，就是龙头企业要去做品牌，要做全产业链的服务，很多好的养殖合作社、终止合作社都可以跟龙头企业进行和好的合作，他们可以在资金上给予一些支持，他们可以在销售上包括技术等等方面给予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是比较现成的，我们现在是在种植业做品牌，有种植方面的合作社可以跟我们多联系合作，在现代果业方面吧。

　　提问(老外说话口音很重)：

　　现在农民工离开农村以后，我们农村留下的劳动力三分之二是女农，女农除了种地以外还要养孩子。所以说现在我的问题是，我发现中国政府是最有效的政府，但是这个跨部门的合作越来越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如果你现在给每一个村提供一个托儿所，这样能解放女农的劳动力，如果你一天解放一个小时，一天能解放2亿，一年是700亿的劳动力，对你农业发展就非常好，你应该要求教育投资10亿，因为这个小孩子必须100万农村的代课老师给他一点讲课，是这样你投资10亿，你解放700亿，我觉得这是一个优化，你觉得呢？。

　　孙中华：

　　我完全赞同者谓先生的意见和建议，你讲得很好，而且从经济学的原理出发，研究和提出了农村妇女发展解放和农村社会管理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中国的教育学龄前的教育是一个弱项，在城市是一个弱项，在农村更是一个弱项，而我们的小学以上的教育比较好，并且小学以上的教育开始集中，开始寄宿制，解放了农村的妇女，但是学龄前的教育很滞后。你也赞扬了一下中国政府，我赞同你的看法，中国政府是高效率的政府，我相信你这个问题会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并逐步解决好。

　　提问：

　　我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陈总，联想进入农业，出于食品安全的考虑，是否是属于一个短期的行为，如果食品安全解决了，你们是不是可以撤退了？如果不是的话，你们有哪些雄心大略，是不是联想将来变成联想农业，而不是现在大家一提到联想是计算机。

　　您刚才也谈到了农业的问题比较深入的，你看到了比如说品种的老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你兼并几个蓝莓厂，兼并几个猕猴桃厂就能够解决的，你们如果有一些深层次的想法的话，可以不可以跟大家共享一下。

　　陈绍鹏：

　　我们关注到食品安全问题，觉得一个企业可以做一点点贡献我们才进去的，而不是说一家企业就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全行业的努力，国家的这个引导和推动。

　　我想食品安全的问题是永远存在，不可能哪一天可以解决了我们就撤退了，这个问题我想既使是农业发达的国家，业面临着食品安全的问题。只不过我们面临的问题更独特一些。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一辈子的事业，不可能是几天就解决了。

　　那么我们最主要的是说想把一些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进去，使得这方面我们提供的产品是比较放心和比较高品质的，同时也能够跟其他的同行分享我们的知识和经验。

　　中国的这个品种落后的问题，真的是农业部早已经看到了，去年就是以种苗为主题做的农业1号文件，那么我们自己讲一点点我们自己的实践，就是说我们跟国内的一流的研究机构一起合作，繁育新品种，并且大面积地去向大户、向农民去推广，然后完了在过程中进行技术标准的指导，对这个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管控，最后在打品牌去销售，再提供到餐桌上去，所以说这个品种、育种这些方面我们只能做一些初步的工作，我们现在主要是在蓝莓方面和猕猴桃方面，真的太广大了，我们只能做一些小小的工作、小小的贡献。

　　提问：

　　我的问题是，我关注到你刚才提到2008年美国能源法案之后，中国的这个农业比较效益也提高了，我就想问生物制能源发展，对中国农业会带来机遇吗？

　　李昌平：

　　能源法案它是把能源和农业产业打通了以后，这样就使粮食的价格、农产品的价格跟着能源走，这一定给未来的资本进入农业带来一个很大的收益。

　　再比方说有些能源是用得越来越少的，比如说石油是越来越少的，但是能源的需求是增长的，我觉得像西部地区、像北方的干旱地区这些地方，将来一定有很大的用处，大家有钱没地方烧了，可能那些地方先把它投资一下，我估计那些地方会有前途，谢谢你的问题。

　　提问：

　　我问一下Ismael Roig先生，您刚才也听到了联想陈绍鹏讲的做农业的一些方面的一些情况，然后您对联想做农业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Ismael Roig：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像联想这样的公司，本来历史上来讲，他和农业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现在又开始进入了农业领域，我觉得这就证明了我们有一些嘉宾可能不太喜欢，但是喜欢的一点，也就是说创新的重要性，我们有一本书叫做《创新者的窘境》，有一些人非常舒服地扮演我们现在的角色，但是对于行业的领导者来讲，我觉得我们有限的几个大的主体应该是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应该去发展这些行业，虽然这个行业有的时候，可能和农业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他们也开始扮演非常大的这个角色了。

　　那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再讲一下，因为农业现在是越来越全球一体化的行业了，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是有很多的这个盈余，那么我们现在是全世界的粮食贸易量极大地增加了，所以说有一些公司，比如说物流方面有自己核心的能力，我觉得联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司，他们就可以利用自己现有的一些物流的这些平台，来进入其他的一些业务，这些业务从这个自然的角度来讲是非常依赖物流的业务，所以我给他们提出的建议就是他们应该继续往前走，继续在这个领域去发展。

　　水果只是一个开始，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机会，尤其是在中国现在，在物流的这个，在现在的这种情况，我们有一些城市的集群，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工作，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物流会微弱着一些核心的这个走廊，有一些非常大的革命性的变化。

　　但是工厂分布在全国的各地，会有越来越多大规模的工厂，他可能只服务于某些地区，就需要有物流，同时还有一种轴心辐射的方式。所以说我觉得像联想这样的公司，在物流方面的能力非常强，我觉得在这方面比如说像冷链的储存，还有这个运输方面，可能都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J.Norwell Coquillard：

　　我想要补充一点，我们讲的在中国的农村增加加工的能力，有的时候可以保留小农的方法，但是如果在农村，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让人们能够在这个农产品加工业来工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联想的一种模式，但是我就觉得，比如说你可以在农村去进行这个蓝莓的加工，你可以雇佣一些农民，也许女性在农村的这些女性，他们就可以也从事这种工作，如果他们的丈夫到了城市的话。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模式，所以我可以鼓励联想可以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选择。

　　主持人：

　　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议程就到这里了，谢谢各位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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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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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各位来宾欢迎回到会场，我们下午的主题演讲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请大家尽快地坐下来。

　　上午的这个主题演讲部分跟主题讨论部分，都非常热烈，甚至热烈到我们有我们的听众想自告奋勇到台上跟大家分享，当然由于我们的时间限制，我们想下次请这位听众我们可以再找另外的机会进行分享。

　　今天下午的主题演讲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两位在农业领域最顶尖的专家、学者，一位是从欧洲来的学者，一位是从中国最顶尖的学者，所以我们这个论坛叫国际农商高峰论坛，所以我们这个论坛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也希望从不同的视角邀请的国内顶级的专家学者，同时我们也邀请国际的专家，来从国际视角给我们中国的农业问题出谋划策。

　　第一位演讲嘉宾他来自荷兰瓦赫宁根大学，世界上有两个做农业教育做得非常棒的，一个是美国的戴维斯，一个就是荷兰的瓦赫宁根大学是欧洲最好的农业教育的一个大学，今天我们非常容幸邀请到了瓦赫宁根大学研究中心的校长兼执行董事会主席，Aalt Dijkhuizen，名字有点儿难发音，但是我想他待会儿讲的东西一定是非常精彩。

　　大家知道他是在从这个，瓦赫宁根大学毕业获得，从这个大学毕业，而后的话又从商，最后又回到了这个大学，担任了这个大学的校长，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应该是非常有意思，从教育再到实业，再从实业又回到教育，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下，他的大学一定是非常非常贴近实践的。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领导的大学，能成为欧洲最顶尖的农业大学。

　　当然除了他跟我们分享国际经验以外，他其实跟我们中国也有一定的关联，他还是我们中国福建省的省政府科技的顾问，那我想他跟中国已经有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联系，所以他可以把国际经验跟中国的一些咨询的、顾问的这样一种经历可以结合起来。

　　所以我想不要占用更多的时间，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瓦赫宁根大学的校长Aalt Dijkhuizen。

　　Aalt Dijkhuizen：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容幸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也非常感谢大会主办方对我的邀请，我非常有幸来到中国，每年三到五次，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中国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你们的这个雄心是加快发展，能够把你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转变成机遇，这个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我相信你们能够实现自己的雄心。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食品和农业方面的荷兰模式，我相信你们可能会看到我今天讲到的几个问题，今天上午的讨论中已经提到了，这是很好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方式和你们的一些做法，或者是你们希望能够在中国采纳的一些做法之间是有联系的，首先想简要地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小了，所以你很容易忽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非常小，只有4.5万平方公里，但是人口密度是非常高的，那人和耕地之间的比例和中国大概是差不多的。

　　我们的气侯宜人、土壤肥沃，而且管理得非常地好，但是劳动力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个是影响到了我们的食品和农业。我们主要的产业是温室业、园艺业，也就是说是水果和花卉等等，还有就是畜牧业，比如说像奶制品、猪肉和家禽。我们的农业以及我们的畜牧业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三个词非常重要，首先就是高产，生产率非常地高，而且非常地高效，它是知识密集型的。我们必须以这种方式来发展这个产业，否则的话我们是无法承担得起土地和劳动力这么高的成本的，这也就意味着在荷兰我们有一流素质的农民，绝大多数的是农户他们符合我们的特点，而且我们在农场领域实力非常雄厚，因为虽然我们国家国土面积比较小，但是我们已经是世界上粮食和花卉第二大的出口国，你很难想象，但是的确如此，第一大是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是第二个就是我们荷兰。

　　待会儿再回来说这个事儿，但是现在要给大家讲一下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有一个黄金的三角，待会儿再给大家讲什么叫做黄金三角。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国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过去的50多年的时间，我们的生产力或者说农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升，而且我们也是名列前茅了在全世界。

　　那么当我们看一看，1985年到2010年的生产力提升的话，我们发现实际上已经是翻了三番，尤其是今天早上讲到的，在过去的50年当中，是1985年的时候翻了两番，2010年的时候翻了三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平均每年每公顷提升的数量是30%，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提升。所以这只是一个平均数量的提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因为我们这个生产水平还没有走到一个终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提升，是非常大有可为的。我们需要这么去做，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合力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明显的，那就是粮食的问题，或者说是粮食安全性的问题，因为现在粮食安全性的问题是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如何能够让全球的人口的粮食问题解决，因为人口不断地增加，同时人们可能会越来越有钱，这样的话他们的食品结构会发生变化。所以在未来的30到40年，需求将会翻一番，尤其是对于动物的蛋白可能会提升得更多一些，所以需要我们做更多的一些努力。比如说在牛肉还有畜牧业等等这个方面加大努力。

　　因此在未来我们需要生产至少比现在能更多两倍的产量，因为资源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们必须就是投入得更少，而获得更多，也就是做到事半功倍，那么在未来几年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向。那么如果是要事半功倍的话，我们必须要投入更少产出更多，因为消费者他们的预期可能越来越高，或者说消费的这种需求越来越高，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粮食安全性的保障，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投入更少，比如说像肥料还有就是等于其他的一些资金的投入，是不是能够减少，而同时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减少。

　　因此我觉得需要通力合作或者说是要加大我们的投入力度，因此像这个生产力，一方面要提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减少消耗，而生产更多，我们必须要重新去思考如何循环利用手上的资源，还有就是在粮食这个链条上加大力度，同时我们还必须提升劳动生产力和它的效率，用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如何能够更好地区提升我们的生产力或者说是它的效率呢？从定义上来讲的话，那就是对于肥料的投入，还有就是每单产的投入，都必须要减少，而且我们必须要减少排放，或者说是排放降到最低。所以我们在全世界那就是每单位产量的投入要减少，而同时每单位的产量排放要减少，所以这两个减少是必须同时来进行的。

　　而另外一个方面单产必须要增加，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在交通方面、运输方面，还有在运输以及加工方面都加大力度，所以说生产率和效率是一方面，如果我们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提升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满足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标准。

　　但是我们也必须就是我们常规的生产力，也必须达到更加地有效或者说是提高生产的效率。因此我们必须要看效率和生产力两个方面。同时我们还必须要看一看就是时间的投入，因为现在我们的，比如说生产每单产的牛奶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副食品，可能如果用一个好的技术或者说是用一个好的工艺的话，是不是可以减少50%的投入时间，而且同时减少50%的排放，所以我们必须投入更少、产出更多、排放更少。

　　在提升生产力和效率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减少土地的占用，土地可以做农业、非农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用途，这样的话可以保护环境和自然。因此大家在思考土地的时间，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生产力，而且同时又能够三番地生产出产品，同时又效率能够提高三番，如果我们还能够减少排放，所征用的土地又能够减少的话，可以看出我们的创造的价值有多少。还有就是这些畜牧业、这些禽畜类，待会儿再给大家讲禽畜类如何来做。

　　我们在未来猪肉的产量还有家禽的产量，那么现在也必须就是说在每公斤的这个单产方面减少投入，而产出更多。当然了这是和其他的一些产量或者是和猪肉来进行对比的，也就是家禽类我们必须要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还有就是要关注技术的提高。当我们在考虑荷兰的时候，我们是企业家首先，而且有一些小的国家，他们可能都是比较小的生产规模，但是却创造了非常大的价值，那么如果要做企业的话，政府他们必须和企业进行密切的联系，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短期的信息，而同时又必须要有一个公私合营的机制，这样的话就是不同的一些机构都必须要进行协调，政府才能够出台相应的政策，而企业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决策。

　　同时我们认为企业的参与能够使得农业发生巨大的转变，我们认为就是把三方连接在一起(企业、农业、政府)，这样才能够创造一个三位一体的价值。大家看到全世界我们在乳品产业的出口方面是全世界第二。我们可能再回到刚才讲到的三个角色，我们必须就是将三方的角色综合在一起，或者是进行一个良好的协调，在瓦赫宁根大学，在图上我们已经显示出了有三个重要的角，一方面就是生活的环境，这个居住的环境是和周围的环境还有就是和社会环境相关的，而且和人是相关的，所以我们有健康一个角，还有环境一个角，还有就是生活方式，还有一个角就是食品生产的角。如果我们把这三个领域联合在一起，我们在这个组织架构当中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了。

　　在研究中心，我们做的是根本性的研究，而且我们除了这个组织以外，我们还有合同制的研究组织，也就是大学和合同制的组织来进行一个合作，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连接，同时又分别列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大学，可能就是说，们类别和类别之间的相差是非常大的，隔行如隔山，所以如果知识不一样的话，五年前和十年前，以及五年后、十年后，知识架构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而且它们之间会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因此我们必须要和合同制的这些研究组织进行合作。而且在整个领域进行跨学科的一个研究。

　　还有一个就是在教学人员方面，首先就是学生可能不是非常地多，大概就是有8500名学生，有1500名的博士，而且这些学生都是来自于各个国家的，他们都投入到了各种研究的项目当中。

　　还有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他们代表了不同国家的一个背景，还有就是瓦赫宁根大学和合同制的研究组织，他们之间的这个雇员数量占到了一比一，这6000名的雇员，他们不管是在大学里头还是合同制的研究组织当中，都为我们的研究作出了贡献。我们的这个大学首先是以瓦赫宁根大学为基础，同时在荷兰有25家不同的分支机构，那么包括在巴西、智利还有在中国北京，还有在非洲以及在中东都各有一家分支机构，所以说这些分支机构他们都想要作出自己的努力以及实施自己的行动。

　　因为我们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大学，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国际性的活动，首先就是在欧洲来开展活动，而且现在一共有380多个欧盟的项目，从小的规模的项目到大规模的项目部等，那么现在就是有一些项目可能是小投入的，比如说只有几千万欧元的投入的项目，那么大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欧元的项目，这些项目更好地汇集了欧洲的知识和进行交流。像刚才说的研究组织他们也参与到了这些项目当中，项目遍布了全球90多个国家，而且参与了380个欧盟的项目。

　　接下来给大家三个例子，我们这个项目有几个不同的例子，首先第一个就是也是一年前，那么我们就是成立了一个在智利的一个中心，那么这个中心由于进行粮食安全的研究的中心，那么它旨在团结全世界各地的力量，我们就组织了这样的一个项目，而且我们还选择了相应的一些研究人员，当我们关注的就是粮食的质量以及粮食的安全，能够为人们带来更多的粮食以及更加安全的粮食。一年前正式成立这样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已经准备了四年，所以说这个项目是非常成功。

　　第二个例子，是来自于沙特阿拉伯的，我们有一个项目，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下面有两个子项目，一个就是农业信息中心的项目，另外一个就是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的园艺的项目，现在这个投入是每个项目500万美元。

　　第三个例子是在中国的项目，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一个项目，叫做一个示范的中心。这个项目之前已经讲过了是在福建建立起来的，这个项目主要就要进行应用型的一个研究，有很多的大学他们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培训和研究，那么我们这个项目也就是旨在针对进行农商的一个研究的项目，我们要做的就是和行业或者说是生产商来进行合作，而且能够更好地使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来提升生产的效率。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一个项目，它的幅员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那么瓦赫宁根和中国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集体的合作呢？首先就是我们在信息上进行了合作和共享，因为中国的学生在瓦赫宁根，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招收的中国学生数量是非常大的、非常多的，在中国我们也进行了95个不同的研究项目，在北京、在其他的国家我们也都有各种不同的国际型的研究项目，还有就是短期的培训项目。那么在有的是几天的时间，有的是几个星期的时间。

　　第二个合作的项目是在福建，是在8年前的时候就开始着手准备这个项目了，主要就是进行食品和食品生产的绿色环境缔造的这样一个项目，我们也和政府进行良好的合作，同时不同的工作人员他们也都负责这个项目的不同方面，而且还有一个示范中心。瓦赫宁根大学我们非常地容幸，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和中方进行了非常密切的合作，这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项目，现在是北京市的一个合作项目，我们有三个目标。首先就是提高生产量，第二个是质量，第三个是安全性。我们还在北京在去年的时候，瓦赫宁根在一年半以前和北京进行商讨，之前是坐落于瓦赫宁根这个项目，一年前我们又搬到了北京，而且在一年前我们都签订了一个MOU，并且这个项目已经是运行了几年，非常地成功，在北京我们也和中粮集团进行了一个非常广泛的项目，也就是提升生产量的项目，并且像北京这样的一些人口密度非常广的或者说非常大的城市，还有上海我们也是想要和中粮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拓展到上海。

　　因为我们在中国项目是非常广泛的，而且我们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同时我们还有很多一些延展性的活动，很多人就是说，我们可以将知识进行共享，我们可以合作，而且很多的方面都可以合作，很多人就说在最终我们的生产力这方面我们能做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看，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是新型的技术，一个就是刚才之前所说的投入更少产出更多，在瓦赫宁根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基因组学，就是基因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是不是能够育种更快、更准。同时我们也应该将这个育种的过程做得更好、更加地优化，更好地区挖掘作物以及动物的作用。

　　还有第二个方向就是精准农业或者说精细农业，在精细农业这个方面，我们觉得可以做更加好的或者说是更加明智的决定，因为我们可以将基因学和农业进行一个整合。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今天上午不断地强调的，就是生物炼油，因为这个生物不仅仅可以作为食物，还可以作为饲料，而且同时还可以作为能源，或者说是燃料而存在。所以对我们来说，生物可以作为各种不同的用途而存在。如果我们把这个组合得更加准确的话，可以生产出更加有效的一些内容或者说是产品来。

　　还有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将知识通过人员的培训来进行分享，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提升生产力和效率的一个途径。而且培训、教育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教室当中的培训，或者说是课堂的教学，我们觉得在一些新技术法开发和研究的过程当中，这个课堂教学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进行现场农民的学习，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大学和学习小组进行综合和整合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行业当中，我们可以将三个点，也就是这个黄金的三个角联合在一起，通过这种培训完成或者说是实现这种黄金三角的价值的形成。

　　因此我们如果说要将生产力翻一番的话，或者说是投入三分之一，然后产出更多一倍的话，就只能通过这种黄金三角才行。

　　非常感谢各位，我们非常期待就是在各个领域进行一个协调，非常感谢。

　　主持人：

　　我们接下来这个演讲嘉宾是温铁军，很多人都是冲着他来的，很多人在接受报名的时候就反复在确认说这位学者、这位专家会不会来。我们肯定说他会来的时候，很多人报名很踊跃，所以说这位专家我想要谈到三农问题、谈到农业问题，大家一定会听他在说什么。

　　我想他的这个介绍可以列出一长串，确实他的阅历、他的学术都非常非常丰富，非常令人深刻，我想很多人都了解。我只挑几条简单的来跟大家读一下。

　　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二级岗位教授，也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学者，这个在中国意味着他是最顶级的学者。当然他也是人民大学的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院长，他其实还担任了很多很多的职务跟很多的研究机构、政府机构，都担任了重要的成员。

　　温教授的著作非常多，大家可以看到他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是这个领域，他为此也获得国很多的荣誉，应该讲温角度是我国农村经济、三农理论的奠基者，中国的很多三农政策他都亲身参与，所以我们下面以热烈的掌声邀请温教授。

　　温铁军：

　　我今天要谈的话题似乎不是太主流，我希望各位如果听了以后不高兴，多多原谅，仅供参考。

　　我这里要说的所谓农业现代化的误区，我想应该从农业现代化提出谈起，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口号，而作为发展目标是1956年提出的，1956年提出能源现代化的同时，中国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把原来的初级社升级为高级社，所谓的高级社就是以乡为单位形成数万亩土地的规模经济，我们今天所要达到的目标，当年1956年的时候曾经达到过，也就是说当我们以土地规模经营为现在的农业改革和农村制度建设的目标的时候，别忘了我们曾经有过26年的集体化历史，那个时候是以乡为单位集中土地的。所以1956年在农业现代化提出的当年，中国实现了以乡为单位数万亩土地的规模经营的这轴经营形式，同期当提出农业现代化的时候，当时其实是斯大林主义模式的重工业化的工业，在中国开始生产50马力的拖拉机，我们知道中国成批量地使用拖拉机是1955年。由于工业各个部门生产出的拖拉机不能被农民所接受，因此当时工业各部普遍要求中央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让工业品能下乡，所以这是为了国家工业化从农业顺畅地提取原始积累，而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是说当年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机械化这两者，是紧密结合的。

　　这个话题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我们各类官员、学者几乎不加思索地把农业现代化作为一个发展目标，搬到我们所有的政策报告和所有的这些学术文章中的时候，大概少做了一件工作，没有去索引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就说多这儿，不多说了，我想每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应该自己去考虑它到底怎么回事儿。

　　我们看现在其实当人们谈农业的时候，已经很难再单独谈农业了，特别是以中国为例，我们从2010年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来看，农业已经超越了工业和城市生活的污染，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第一大贡献，也就是说农业造成的污染远大于工业、远大于城市。在今天人们讨论农业现代化的时候，也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农业是我国第一大面源污染。至今没有见到有多少，无论是国内国外的研讨会把这两者做一点结合分析，那殊不知其实在三四十年之前，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创造正外部性的行业，也就是说农业是因和自然性状直接结合，是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的。因此这叫正外部性，尽管农业自身没有收益，但是它却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同时此前我们说农业的第二重正外部性是它创造食品安全，那时候几乎听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事件，食品不安全事件或者说叫食品质量事件。

　　过去尽管农业可能有所为不现代化的问题，但它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结合是正向的，也就是说它不创造负外部性。现在当然我们把它叫做创造双重负外部性，一重是严重地造成了资源环境的破坏，特别是污染，江河湖海水资源的污染，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以及大气的污染，应该说面源污染贡献最大的是农业，这是第一重负外部性。第二重是严重的食品不安全。

　　在座的各位除了有利益在里面的朋友们，这个我不怪，除了利益使然之外，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安全的，这一点我也不多强调，只是告诉大家农业从原来创造双重正外部性，现在变成了创造双重负外部性。原因在哪儿呢？我们说为什么农业的污染，就是农业作为源污染超过城市和工业生活，成为最大的污染源。

　　首先我们说在于全球三大资本都各省。第一大资本过剩毫无疑问是金融资本过剩，金融资本过剩我们现在各地政府都是张开双臂欢迎招商引资，高喊着一个口号投资者是本地的主人，资本是要追逐利润的毫无疑问，那么在资本过剩的条件下呢？人们很少做这样的讨论，特别是我们农口各界的朋友们，我们农业院校，我们的教授们，我看了大量的论文，几乎没有哪一位在讨论，在资本过剩条件下，农业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你们都知道中国现在的奶产业造成了摧毁性的打击，你们也知道连带发生了政府的信用危机，现在无论政府出面说我的奶业没问题了，老百姓就是不信，这样严重的问题，也谁想到本源于什么？本源于一笔不到5000万美金的热钱，拿到这笔热钱的那位著名企业家，当然今天他已经不做奶产业了，去改做公益了，于是乎坊间有一个段子，你不做奶产业就是最大的公益。

　　这个热钱大家知道现在横行于世界，热钱横行于世界为什么会影响农业呢？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欢呼着某个玩儿热钱的大型投行，要玩儿中国的猪，要在中国建猪厂了等等，所有媒体都几乎跟进一概在那儿欢呼，我给你们举这个例子让你们知道，曾经有一笔不到5000万美元的热钱是如何摧毁中国的奶产业的。那就是拿到一笔钱根本不用，因为热钱要求短期回报，是不可能先去做草场和基地建设，和养殖户的培养，然后奶站的建设，然后加工企业，然后宣传推广，这套整个产业的投资，是需要多少年不断地投才能形成的，但是如果热钱会怎么样呢？掐终端。

　　建一个现代化的奶业加工车间，请领导人来看这叫农业现代化，但是有谁算过这一个加工车间的产量和这个企业总销量之间的关系？大概连它的总销量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那90%哪儿来的呢？抢奶站的奶源，只要抬价就行了，因为反正有一笔热钱，这样一抢购奶源，就把整个奶业市场搞乱了，那些辛辛苦苦培育草场，帮助农户上奶牛，甚至帮他贷款、帮他担保来养奶牛的那些企业全完了，于是乎大家一起来跟着三聚氰氨造假，奶产业毁了。这个人赚得盆满钵满，被我们媒体一捧捧成了企业家明星，现在转行做慈善了。

　　这个故事我想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没有任何研究机构愿意好好地把它研究清楚，作为一个个案提交给你们，有没有研究呢？有，只不过我们现在的高校和政府部门叫做有选择地使用研究材料，因此这个问题至今不能解决呢？出了多少文件解决不了，类似的情况难道不是比比皆是吗？

　　我们再看第二，当我们说到产业资本过剩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那比金融过剩还要早，中国人什么时候发生产业过剩的呢？是1998年，当时是由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给中央写报告，说中国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已经表现出生产过剩的问题，大家也都知道生产过剩只要你们上过高中就应该懂，高中政治课本都写着呢，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我不用重复课本了，只是告诉你们生产过剩发生会怎么样。当然也就在1998年，在生产过剩发生的当年，中国推出了农业产业化，为已经在过剩阶段的工业资本、工业产业找到进入农业拉长产业链的机会。

　　从此以后对不起各位注意，在1998年之前，你们很少听到有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1998年以后短短十几年过去，大概也就是15年的时间，我们几乎每年都会有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我们以黄浦江飘猪为例，看到多少了了，为什么？因为如果在它的上游浙江某个地方，那儿据说是700万头生猪的年产量，那正常死亡率在规模养殖条件下是多少？最低是3%，700万头3%是多少？一年有21万头猪死掉，农业部的官员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农业部的官员一拍脑袋发展工业养殖，卫生部官员另外一拍脑袋要搞焚烧和填埋处理。

　　如果按照8%的正常死亡率，56万头，那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请问卫生部的官员，你让他上哪儿天、上哪儿烧？烧一头猪比烧一个人贵得多，一年烧56万头猪吗？所以政府官员脑袋拍扁了能解决问题吗？没有人从根本上找原因。当政策理论界，至少在工业领域中我们已经找到了原因，今天中国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乃至于1998年、1999年发生了生产过剩，为了防止生产过剩作为危机爆发，我们这十几年是以远期过剩来掩盖当期过剩，那就是要继续扩大投资，所以我们现在变成典型的投资拉动增长，连续增长十几年。

　　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经济一枝独秀，我们继续保持着投资拉动型的高增长，我可以微笑着说这些话，但是我内心深处难道笑得出来吗？当这种产业过剩直接进入农业的时候，会造成什么？难道它不会同样造成类似的问题吗？十年之后当我们看到一份联合国粮农组织，组织54个国家的专家做的一个报告的时候，我们又是有选择地借鉴，我们让这样的声音完全不在中国有动静，他说什么呢？全世界如果按人均健康所需要的卡路里来计算，农业的产出量，农业产出过剩三分之一，之所以还有饥饿国家、饥饿人群那是制度不合理，有谁说国农业过剩吗？

　　那好了我给你们说一个数，世界上80%的大棚，你们讲的设施农业集中在中国，中国产生了多少蔬菜呢？全球67%的蔬菜中国人生产，你的人口只有世界的19%，那你消费世界上多少蔬菜呢？大概至少平均规模的三倍半以上，你真的消费那么多吗？不，浪费一半。有必要吗？

　　接着生猪，世界上一半的猪在中国，19%的人口，50%几以上的猪，有必要吗？还有果品，大概苹果的50%、柑橘的40%。我们各地的干部还嫌调结构不够，直到菜贱伤农，逼得菜农自杀，我们还认为那只是个别现象，有谁讲过中国也出现农业过剩？我们似乎说农业部安全永远讲的是量的不安全。所以我说提醒农口的朋友们，假如说政策理论界在1998年、1999年就已经发现了工业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当然这后续的一系列政策安排，都未必那么让人满意，某种程度上是尴尬的。那请允许我冒叫一句，在我们发生工业领域的生产过剩十年之后，其实世界上早已经指出农业也存在生产过剩，只不过我们接受不接受。对中国来说，难道不同样存在生产过剩吗？

　　我只是这么提一下各位，当然有很多人坚持继续沿着农业产业化的光辉大道往前迈进，这个政策领域中都是这样的，我原来干过政策，现在干学者了，所以说话稍微不那么顺着，希望大家理解。

　　当然金融资本过剩，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也过剩，因此我们现在农村中的商业环境，因商业资本过剩，而不可能构建一个所谓契约关系，这一点我也不多讲，只要是个懂点儿理性思考的人，他就会明白，在三大资本都过剩的条件下，会出现什么？于是乎当然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我就解释道这儿。于是乎我们所谓的污染的问题，当然就得靠国家调整战略，那现在国家调整战略了。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已经强调了，我们要发展的是多功能农业，2007年我们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2008年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两型农业，叫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然后到这几年，慢慢开始强调农业的转型，在这个领域中我觉得提醒各位，其实转型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我今天上午在另外一个会上讲了一个观点，在这儿也提一下，希望各位参考，我说其实如果我们把大农业口径做一个区别，你会发现最早实现转型的是大农业中的山区林业，尤其是南方山区林业。从1999年国家把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提出西部大开发的同时，强调了退耕还林、造林种草，1999年到现在，整个山区的植被恢复，林木覆盖率，就是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升，同时山区的森林经济乃至于制度创新，除了经济创新之外，组织制度创新也在大量发生。所以我们现在看如果和资源环境相对而言比较亲和的，大致有条件朝向可持续方向，向生态化方向走的是山区林业。如果我们第二大块儿就是平原农业，目前来看呢，恐怕越这样投麻烦越大。

　　我们以北京地区的为例，我曾经在北京的领导面前提过，如果在北京郊区这种地下水严重超采的地方，也就是说现在华北，华北几乎大面积都变成大棚，假如说你把设施农业防在华北大平原上，其结果就是更进一步严重超采地下水，然后地表沙化和盐碱化，这是严重地破坏资源环境的做法，很可惜在农业领域中，仍然不顾资源环境条件的约束继续这么干，包括大城市郊区，这是严重的不可持续的。

　　所以我们说农业因为原来的思路没改，不像1999年那次西部大开发，就沿革地要求所有15度以上全部退掉，然后国家拿补贴，这样才促使整个山区林业发生了相对而言比较正向的变化，也就是说它开始出现正外部性了，而农业还没有，所以说农业现在和资源环境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个破坏性就不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而是资源浪费型和环境破坏型，这种农业愈演愈烈。再这样搞下去我想大多数中产阶级移民的倾向会越来越强，因为他子孙后代不可能有安全。不是别的，而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我们再看干旱草原牧业，本来它是一个每况愈下，照搬了农区的家庭承包制，而把本来具有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公共性的干旱草原牧区，变成了牧业产业，也要追求干旱草原地区的牧业产业化，这个口号后患无穷，再不调整我觉得，林业地区调整成功的，而农业地区没调整，越来越严重，干旱草原地区恐怕更差，这三大块儿，我说如果抓紧调，就像林区那种调整，战略方向性调整，调还来得及，否则我看污染的问题、资源环境的破坏问题将会越来越难以缓解，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

　　接着还得提醒各位做农商的，像在农业领域中打造自己的产业的朋友，世界农业本来就是三分天下，你们所追求的一般大规模产业只在殖民地条件下才有，刚才荷兰的这位校长来讲的道理，说荷兰的人均耕地面积跟中国差不多，所以荷兰是也搞不得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那种大农场农业的，你们看整个欧洲，欧洲其实基本上算是小农场农业，所以我们说第一类大农场的规模化大农场农业，只在殖民地条件下，所以你们去看，北美洲是两个白人国家有大农业，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美国，原住民哪儿去了呢？加拿大和美国的原住民下降到不到2%，因此有外来人把土地资源占领，你就有大农业，麻烦就是我们的官员和企业家们，跑到美国、加拿大一看，说他那里的大农场真棒、这漂亮，是不错，你有本事把中国的原住民送进太平洋你也搞得起。否则没有大农业。

　　南美洲也有两个，一个是巴西、一个是阿根廷，这两个也是原住民人口下降到了5%以下，当然澳大利亚另外一个大洲，也是原住民人口不到5%，在这种条件下，你有可能实现大农场农业，否则老老实实认可，你就是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那怎么说？我们说欧洲是小农场，因为没法跟那农场竞争，所以欧洲欧盟财政的40%是补贴给农业的。你想像欧盟这样干吗？拿高补贴吧？平均每个欧盟农场一年要得到1.8万到2万美元左右的补贴，这就是客观事实。并且还得有一系列的过壁垒，除了一般的贸易壁垒之外，还得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壁垒，甚至社会壁垒。比如说讲牛权、猪权、鸡权，如果你的国家不给牛以牛权、猪以猪权、鸡以鸡权，你不符合我的社会标准，你不能出口。就是我不进口你的东西，类似像各种各样的壁垒，在欧盟国家因此他农业规模小，而没有国际竞争力，所以大量的各种壁垒来保护自己本国农业，这是普遍现象，这是常识，谁都知道。

　　我们接着看亚洲的小农，亚洲小农经济不管你叫什么主义，印度叫资本主义、日本叫资本主义，叫什么主义并不重要，但是亚洲小农长期就是小农，改得了吗？你让印度人、日本人改改，日本现在农业人口剩5%，你们有人说把中国人70%变成市民，农业就变成规模农业了？这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听不懂。因为中国说老实话，你再梦也顶多梦到日本，但是日本只剩下500多万人民人口，那还不照样是户均2公顷左右的小农吗？他改了吗？韩国改了吗？

　　且不说他改不了，你们看看整个亚洲地区为什么，就是因为亚洲是典型的原住民大陆，外来的殖民者没把亚洲这么大规模的人口把它给减少，份儿它增加了，那结果就是亚洲农业就是小农农业，那小农农业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和农村经济相关的产业，都包装进综合性农协，农民才能在其他的产业领域中获取收益达到社会平均收入，达到社会平均收入，他才帮你维持农业，否则当我们大家都说到粮食安全的时候，我跟媒体的朋友开过一个玩笑，我说现在只有总理抗旱，农民不抗旱，农民巴不得你旱得再重点儿，然后我坐着没吃的你给我送，反正你的保我，地方政府也不抗旱、企业也不抗旱，真到抗旱的时候就是媒体的记者跟着总理报道一下中国大旱了，他没有道理帮你抗旱。有机制吗？请问地方政府有没有激励机制抗旱，农民有没有激励机制抗旱？

　　所以我说现在就是媒体抗旱、总理抗旱，为什么？你没有构建中国这种人地资源关系条件下，在这个紧约束条件下，它相应的经营主体，我们现在开始搞家庭农场，民国年间就搞过，你以为你发明的？看看民国农业史写得清清楚楚，这个我也不多说了，这些又说可能农业部的朋友又坐不住了，好在我自己在农业部干过10年，大家过去是同事，知道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白，所以大家往往会原谅我，希望各位参考。

　　现在农民的收入靠农业是不可能的，无论你把农业怎么秀出花来，让农民的收入增加，靠农业来增收，这一条已经被事实证明，已经在10年以上的时间反复证明过多少次，我们的官员就是不接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非得跟事实对着干，所以现在实际上让农民靠农业增收，不要再想了，农民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非农领域增收，因此农业主要干什么？既然农民作为生产主体，不能再以农业作为自己收入增加的一个领域，那农业是什么？是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安全领域了，所以我们现在讲新三农的时候，我们第一条叫合作农业，农民不合作，搞不得经营主体。第二条是农村，农村是什么呢？叫做稳定农村，或者说可持续农村，第三条是农业，农业叫安全农业。

　　不再是过去的农民增收、农业增产，然后农村发展，那是过去的发展主义的追求GDP的老三农概念，现在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理念之下，三农问题要有新的概念。

　　接着我们说其实只要我们注重东亚小农社会的理性，我这里列出两个，只要我们注重这个，我们的发展仍然还是有条件的，这点我不多说，大家可以查我的文章，因为讲起来比较累，这都是理论。

　　我们现在做的实践是什么呢？给各位看一下，其实我们在鼓励市民下乡、农业进城，而这个东西其实应该说在日韩，包括中国台湾，乃至在欧洲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趋势，人们在这中产阶级一旦形成的我们都应该知道中国是世界上中产阶级人群最多的国家，我们现在社科院公布的数字是3.4亿，亚行的数据比这个更高，折衷大约有5亿多的中产阶级，一旦中产阶级成为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就会导致逆城市化或者说叫去城市化。

　　所以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希望在座的各位将来关注这个趋势，因为这个趋势带来大量的经济机会，比如说中小资本的中小企业，中小资本的中产阶级，他们希望流向农村，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政策建议，希望开放非转农，我们的政策主流是促进农转非，让城市房开户口，我们说有没有可能让农村放开户口，促进市民下乡，非转农，这样的话城乡之间的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流动，将会带来农村信的发展机会。

　　我们以北京为例，北京周边的所有的沟全都被有钱的人包光了，谁现在说我到北京找一条沟没有了，十年前还有，这十年期间，北京的富人大量增加，他们投向哪儿？房地产很多人都已经买了很多套了，投哪儿了呢？往山沟里投了，只要这个够系有水，这个沟口一卡，整个沟系生态化。就是在整个生态化的农村改造中，有着巨大的机会，我们以刚才所说的1999年林区的改造为例，不知几千亿资本流向林区，为什么呢？告诉大家一个，很多人问我说投资往哪儿投？我说告诉你，北方林区每年林木的增值率至少在6%，南方的林区林木的增值率至少8%，比你们搞一般制造业要强得多，南方投快林子，你那投资就保险了，别老觉得买股票不行、买房地产不行、买金子也不行，我告诉你农业领域中确实有很多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们说去城市化这个趋势，适应中国中产阶级崛起，它本身对于山区林业、对于牧区、草原，乃至于一般有点儿资源环境条件的那些地方，都有很大的机会。

　　因此我们开始强调农业三产化和农业多功能化，这个我想在座的人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我就不多讲了，否则占时间太多。

　　我是不是就说到这儿，希望在座的各位多多批评，谢谢大家。

　　主持人：

　　下面进入第二个主题的讨论，讨论的主持人我们下面有请朱演铭先生来主持这个环节。

　　朱演铭：

　　今天我讨论的时候就不太会按照这个议程上面写的内容，可能会带有一点我个人的一些影响在当中，我希望今天的这个环节会给大家更多一些的启发。

　　现在我们有请在这个环节当中的一些嘉宾：

　　王凯  教授，南京农业大学农业产业链管理研究和发展中心主任；

　　Rob Hulme先生，拜耳作物科学大众化地区经理；

　　陈南先生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Steven Currall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兼管理学教授。

　　首先这个环节开始的时候，我们请各位嘉宾用8分钟的时间，讲一讲有关他们所想要讲的一些课题，然后由我来把他们互相之间一些协调起来，看看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环节，把发光点调节起来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启发和价值。

　　我现在先有请王凯教授。

　　王凯：

　　我我今天下午汇报的题目是产业链管理模式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刚才温院长讲得特别好，他讲的是我们农业现代化的一些问题，其中有关特别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我们农业现代化当中，所面临的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会议主题是产业链管理，我是2000年的时候，当时我们有一个欧盟的一个项目，就是产业链到荷兰去考察，当时考察了两个农产品，一个是花卉，大家知道荷兰的花卉是非常著名的，他的这个产业非常地完善，也非常地繁荣。另一个农产品是蔬菜，因为是他们这个欧盟的项目，所以说他们当时的这个荷兰的合作社、大学还有政府部门，对我们这个项目很重视，带着我们从产业链的前端，从种子研发开始考察，一直考察到后边的批发、零售。因此2000年的时候，对于这个产业链，以前不知道什么是产业链，考察完了以后有了感性认识，并且对这个产业链开始有兴趣。

　　我今天汇报的这个主题就是把这个产业链和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给它结合起来，主要有这么几点想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第一个我们现在通常讲的理想的这个产业链管理模式，无外乎三种，一种就是说，我从这个田头一直到餐桌，我整个地把它链接起来，如果能够加上我的种苗也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我这个叫做全产业链，如果在这个全产业链当中，是不是就是一种理想的产业链的模式了呢？后面我们再讲，这是一种目前普遍理解的全产业链，这是一种理想的模式。

　　另外一种就是说，我这个产业链，比如说我以某一个比较强大的企业为主导，我能够控制我的上游，同时我也能控制下游，那么我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并且我有定价权、那么这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产业链，这是人们讲的理想的产业链，这是不是就是一种理想的呢？我们待会儿也是再回答。

　　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很长，不仅在国内市场上有一席之地，而且出口到国外去进行国际化的开发、出口，引进来和走出去进行国际贸易，这种产业链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家理想的，是吧？因为是开始国际化了。

　　这三种产业链模式，让我觉得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是一种目前来说比较理想的，但是都缺乏一个隐含的前提，我觉得最理想的产业链的管理模式就是能够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模式。因此我觉得第二点我要强调的，就是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保障机制，刚才讲了我们出了很多问题在农产品，温院长从大的宏观背景谈到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我是从小的，从具体的这种管理机制、管理模式来谈。

　　你比如说我们目前政府有专门的机构来监督、管理，为什么没管好呢？我们市场也有消费者协会，消费者也可以有选择地来买或者说不买，那为什么也影响不到生产这么多的假冒伪劣的，或者说是低质的农产品呢？再比如说我们企业，我们有很专门的质检部门，也没有把这个关给把好。

　　我们讲以前我们可以把这三个部分加起来、综合起来，那么我觉得这个还不够。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我觉得个人观点，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过去只强调我们的农产品只强调从源头，比如说从田头到餐桌的这么一个链的过程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产业链的管理模式当中，或者说在我们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保障机制当中缺乏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反向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农产品，你到欧洲去看一看他们卖出来的农产品都有条形码、都有识别的机制，能够查到你的农产品是从哪一个地方出来的，它的前面的各种信息都在条形码，一扫全都出来了。

　　因此我们，既然你这个产业链管理模式与这个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的这么一个结合起来看，应该有正向的一个结合，还应该有一个反向的结合，就是要把这个反向的机制建立起来，顺着这个产业链的末端进行后推，反向地推，只有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这是个人的观点。

　　第二个就是要健全产业链管理体系，我在2005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将近10年以前提出了一个就是产业链管理，它的这个体系应该有四个具体的链，一个是组织链，一个是信息链，还有一个是物流链，还有一个是价值链，实际上就是简单地讲白了，就是把这个要素，人的要素、物的要素，资金的要素，还有信息的要素，这些要素资源进行一个系统的、有机的组织和结合。只有这样除了正向的，还要有一个反向的机制把它对接起来，这样的话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第三个是特别强调的是要有针对性的产业链管理模式的选择和设计，温院长也提到，我们不能够照搬美国的大规模的，也不能照搬特别现代化的那种高投入的，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特色，那么不同的农产品在产业链的设计方面，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针对性。我特别喜欢看中央的7频道，看了他们好多的这个经验总结，我对其中那种生态的、可循环的、可持续增长的这种产业链的管理模式，我特别欣赏，这个应该是我们今后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有机农业。但是现在在我们国家要发展有机农业谈何容易，非常非常地难。刚才讲到这么多的污染没法解决，水的污染、大气污染、还有其他的面源污染等等。

　　牛奶的案例我在这边就不提了，因为前面已经提到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很没面子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今天想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正向的产业链管理与反向的农产品质量的安全机制给它建立、沟通起来。

　　谢谢大家。

　　主持人：

　　下面我想请出Soren Bjorn，请他给我们讲一下拜耳在这方面的，有关作物科技上有什么样的感想。

　　Rob Hulme：

　　非常感谢今天能够邀请我，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我的有些观点至少是在食品安全以及质量方面，可以给中国提供一些建议。我们觉得在全世界人口不断地增长的前提下，我们发现人口的转移也是非常巨大的一个趋势，而且产品的生产或者说农产品的生产也必须要吻合人口学的变化。

　　首先就是现在，在有一些发展非常快速的农业区，他们的这个产生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在一些产收非常低的地方，问题还是非常严峻。那么所以我们要解决现在这样的一个错差是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因此我们今天汇聚一堂，来解决一些转变上所出现的挑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事实上也让我看到了澳大利亚的，我这个国家，也是我来自这个国家，是我家乡，而且我也看了北京和上海，在中国对人口是超过13亿，非常地大。而且耕种的这个品种也是非常多样化的，方式也是非常多样化的。我也同意之前的一些发言人他们也说过了。

　　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现在的农业生产以及农业的做法也是非常不平均和不平衡的，所以在黑龙江北部地区，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个全民地进行了创新，从小农的经济，而且这种小农的经济到承包制的经济，从东部到西部在不断地延伸，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的耕种面积可能是减少了，那么有效的以及可持续性地提供粮食、能源、资源还有就是油，那么可能挑战是非常巨大的。

　　在最近的几年，我也是研究了一下中国的情况，那么我看到就是中国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专业化的农业耕种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而且我们也关注到了环境的保护，现在就是农业的这个，或者说是土地的转变，以及复垦等等的这都变成了非常热点的一个话题，而且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大农和合作社，以及一些大型的企业、龙头性的企业，他们都变成了非常重要的话语权的决策者。

　　在最近我们看到了，也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我们看到了不断的发展，而且肥料的使用也是在提到了日程，就是说减少肥料提上了日程，而且环境不断地恶化，也影响到了农业的生产系统，所以我们希望农业的生产率能力提高，同时农业的效率能力提高，这样才能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而且同时可持续性的、环境性的、可竞争性的可以提高。

　　所以我们希望在农业上进行新一轮的转变和沿革。中国现在在农业上，那么可能在未来的持续好几年的时间当中，农业会摆到日常的最重点，我们一直都在强调，而且在中央一号文件上也在不断地强调，中国政府一直都说要用更多的资源或者说投入更多的能力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以及推动他的可持续性的发展。但是这并不够，因为我们认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的发展的条件之下，我们需要投入，我们需要公司，还有需要一些企业的资金注入其中，我们必须要合作，这样的话才能够将演变转化成为改革或者说革命，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且需要各个参与方和相关方都能够加入进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将这个革命真正地引入到农业的发展当中，而且是可持续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当中。

　　实际上我们可以在未来的五年当中拓展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释永信型的技术和创新，我们可以让农民，不管是大农民还是小农经济的这些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加入其中，那么这些大农户，他们必须要有一个焦点性的发展目标。那么小农经济他们也必须弥补大农经济不足之处。同时在农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去关注这些农民他们在资金上、金融上以及他们在身体健康上的一些关怀。同时还必须要加强公私合营，不仅是在中国，那么在中国也不可能就是一蹴而就的。

　　所以今天中国的农业发展正在朝着一个从传统的方向到新兴的一个方向的发展，所以我们在描述中国或者说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在很多方面实际上中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了，而且在其他国家面前已经可以充当教授了，就是可持续性发展这个方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利用公私合营。就像之前的很多发言人说了，要转变从小农经济为基础到大的企业为基础的大农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技术的革新，还需要产品的革新，同时还需要人员的革新，还有管理方面的革新。同时还需要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网络，将各个方面都联系在一起。那么公司合影能够促进现代性的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可以促进政府的职能转变。

　　比如说之前我们已经向沃尔玛、麦德龙、百事等等，他们都在中国进行了多达30多个公司合影的项目，那么这样的一些项目，真的是解决了或者说是改善了价值链当中的一些不足之处，还有在整个中国，更新的、革新的这些技术，实际上还需要更多的资金的支持，政府可以从中花一些力气。

　　我们觉得就是在新的这个公私合营这方面做得比较的就是黑龙江，而且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技术转变方面，能够有新的做法或者说是大有可为的方向，尤其是在像丹麦这些国家，还有荷兰这些国家，他们新的这些技术能够在中国进行改革和使用。

　　那么在中国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示范型的一些项目，或者说是示范型的一些科研基地，这些示范型的科研基地，他们就是将这些国外的技术进行了沿革，同时还进行了转变而且内化，更加重要的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还有就是生物质在中国，在中国的其他的一些部门之间，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合作。在中国我们也有很多的在生产这些生物质能方面的一些项目，而且有了非常优质的环境保护项目，还有就是创新项目，那么这些项目都是帮助我们在增长提高生产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同时中国的农民是否能够自给自足，同时又能够提高自己的生产率、提供更多的产品进行加工。现在我们在农业上还看到了一些新的发展的方向，那就是以农业产品和经济作物为基础的燃料的生产，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全新的方向。

　　非常感谢。

　　主持人：

　　下面我们请出陈南先生，请他来讲讲他在三全怎么建立他的优秀的一个品牌。

　　陈南：

　　今天这个论坛有一个命题，给我了以后我看了一下。我想试着从一个品牌食品安全和农业产业化这样一个三个要素之间，希望能找到一些关系。

　　大家都知道品牌对任何一个商品来讲，都有它的功能和属性，包括你的品牌的个性和品牌的定位，那么但是作为农产品，特别是食品，我想它有一些更基础的属性，那就是食品安全。

　　我们之所以在购买食品的时候，会更多地看到品牌、关注品牌，是因为品牌是品质的一个背书，所以我们在选择食品的时候，更多地会看到一个品牌，因为这个品牌背后是一个质量的保障。

　　那么中国的这个食品安全，应该说这些年来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或者说不客气地说是受到了很多并购。我们应该从一个业者，一个企业的微观角度，我觉得应该理性、客观地看待这样一个事情。首先我们要承认，确实在现有的这个发展阶段中，中国的食品安全确实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理性地分析到底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或者说是根源在哪里。

　　我总结了一下，大概目前我们的食品安全的问题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方面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的健康越来越关注、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个主观上的环境。所以说大家对食品安全，因为食品安全是人自身以外健康的三个最主要的要素(环境、食物、医疗水平)，这三大要素是决定了人是否能够健康长寿的基础，除了本身的基因以外，我觉得这是外部的三大环境。所以说正是因为人对自身健康的关注，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这个食物的安全，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大家的关注度高了。信息的比较流畅，也造成了对一些热点事件的持续关注，传播很快，这是我想第一个原因，大家对食品安全的认识提高了。

　　方面二：我们对技术的认识在提升。30年以前我们在中国对很多食品的危害物成分并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对非食物来源的危害物我们认识得更少，比如说土壤带给食品的重金属污染，带给其他的一些致病菌，其他的一些危害，我们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说在十几年前，我们对这方面是认识不是很深刻的，目前我们有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这里面有很多例子可以讲。就是说我们过去对一些产品，甚至对我们包装容器，我记得很早的时候，中国人传统喝酒的时候是喜欢用一种锡制的壶，这是一个严重重金属超标的物品，但是很多人那个时候就不认为这是一件有碍于食品安全的事情，这是第二个因素，就是对食品安全到底有哪些要素，这个的认识有一个提升，技术水平的提升带来的。

　　方面三：我觉得确实就是一个食品行业或者说它本身的内生的问题。这个内生的问题，我觉得应该从，如果我们客观地说，把这个食品的整个供应链，从原料供应、食品加工、物流销售，如果把它分成四个环节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过去这几年，发生的社会性的食品质量事故，都是源头输入型的。

　　大家刚才很多人提到了三聚氰氨，那么三聚氰氨也是奶源里，我们先不考虑它是谁投的，是源头里的。还有瘦肉精的事件，也是在养殖领域。

　　那么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应该说中国的食品企业他无论从装备水平到管理能力，还是到品质控制的这个技术，各个方面我应该讲是得到了一个长足的进步，而且随着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这样的管控能力是非常自信的。因为你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其实是把工厂作为一个开放工厂来发展，我们在全国有6个工厂，我们每个工厂都有参观走廊，是允许消费者随时可以到你的工厂来参观，当然是不能进车间，但是可以通过这种玻璃窗，可以看到整个生产过程是可以开放的，我相信中国的乳品企业、肉制品企业，基本上这些大品牌的企业，据我所知，像乳制品企业，包括肉制品企业，它的整个加工过程是公开的、完全透明的。

　　那么主要的问题来源于原料。在物流和销售环节，因为虽然中国还有很多物流环节需要提升，包括运输的车辆、运输的时效性，各个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是我们的销售环节也是现在大型的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这些系统都进中国了，就是我们的整个流通领域也是比较成熟了。

　　现在对我们来讲，整个影响食品安全的最主要的环节就是在源头。刚才我分析就是说这三个因素，从认识提高到技术水平的认识的提升，以及到我们的这个食品行业本身的这个风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源头的问题，但是源头的问题涉足得非常麻烦。很多企业也都考虑到往上游走。

　　我们曾经作为，因为我们是一个主要用农产品的，我们的原材料基本上除了包装物以外，100%来源于农产品。所以说我们对源头的这种质量安全是非常地重视。那么我们也曾经考虑到，是不是可以往上游走一走，去控制一些原料，但是后来发现在中国现有的这个体制下，很难去实现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中国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今天觉得很多教授、很多专家都在谈到一些技术问题，特别是海外来的一些学者，更多地是谈农业技术的问题，其实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是一个农业产业化的体制问题，如何来解决突破这样一个瓶颈。

　　那么我们曾经想获得一部分土地，但是现在在中国，农业的土地不但是一个简单的生产资料，而是承载了农民现代的社会保障功能，所以这就加大了我们对生产资料获取的难度，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生产资料，而是承载了千千万万农民的这个社会保障，所以说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不展开讲了，确实因为这个原因，你很难去拿到这个更多的土地。在中国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成熟的企业，那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农垦，一个是军垦，因为他们在历史原因造成，在早期持有了大量的农地，可以低成本低去进行规模化的种植，那么除此之外，目前还没有看到比较成熟的往上游走的。

　　那么但是这样的一个小农经济，一家一户，确实从理性上来讲，它带来了很多的问题。首先来讲它的违法成本非常低，我们如果理性地考虑这些问题，如果一家一户的小农作为你和加工行业已经形成了这种工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严重。在生产领域一些行业龙头企业，他每年几十万吨、上百万吨的农产品的消化，形成了大量的农副产品的需求，但是在种植领域又形成了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谁来做中间的这个环节，确实我觉得也很难破题。所以说这次提出来了一个，我觉得今年中央有一个1号文件，提出来发展这个叫做家庭农场，我觉得不管用什么名字，其实它是一个，它最终的目的是形成一个适度规模化。就是从小农经济到农业的适度规模化之间找到了一个路，如果有适度规模化，那么我们从业者来讲，我们乐观其成，乐意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毕竟作为一个家庭农场，他也是一个有产者，他也有违法成本，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变化，能够改变原料的一些，对下游的食品安全的一些影响。

　　那么整体来讲我觉得，对整个农业的产业化，最后还有一个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有一些感悟。农业产业化，我们也把它分成两段了，因为我们从肉蛋禽到米面蔬菜，是一个全部都在我们的这个原料供应的清单上。所以我们在分析了这个农业产业化里面，我们也把农业分成了两块儿，一部分叫做种植，一部分是养殖。

　　那么从种植来讲，我觉得家庭农场化小经营单位，保持一个适当的规模，应该说是可能一个出路，但是对于养殖和农业技术服务，包括种子，包括这个农业设备，包括这些技术的服务，我觉得倒是可以规模化，很快地上一个产业化、规模化。因为种植领域是一个占用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要素非常多，但是产出又是非常低的一个行业。

　　那么对于养殖业和农业技术来讲，有些是重资产，有些是重技术，特别是养殖业，几千亩地你就可以搞几十万头的猪场，它的产值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也是最后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有很多人愿意从事农业产业化的投入的话，不妨先从养殖业开始，种植业我建议大家要慎重。

　　我就讲这些。

　　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听一听Steven Currall，从美国来的声音，听听看他对于中国现在目前农业所碰到的这个情况，对于美国在农商发展过程当中，特别是一个农商大学，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为他们的企业带来了什么样的价值，谢谢。

　　Steven Currall：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参加这个嘉宾的对话和讨论，一起探讨中国农业发展的未来。

　　首先我想简要地讲一下我跟中国的这种亲缘关系，有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我非常高兴今天我的妻子也来了，她是在西安出生北京长大的。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了很多中国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49年10月1日诞生的，既是中国的国庆日、又是我的生日，是同一天，我觉得非常地高兴。

　　刚才已经听到了很多的发言人讲到了技术的作用、政府的作用，还有企业界的作用，来帮助实现中国新的农业发展的中国梦。那我一会儿的时间里，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企业的领导力，特别是所进行的培训以及你们所做的决策。因为你们都是中国农业中的商业领袖，你们所做的决定非常重要。我用几分钟来讲一下需要什么样的技能。这个也就讲到了在中国农业，我们应该如何培养人才、教育人才的问题。我希望在一会儿问答的环节，跟大家进行对话。

　　我来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有所有的答案，我们会谈美国的经验，我觉得美国的经验不能够完全照搬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动态，有自己的复杂性，所以我们需要尊重这一点，我们不能够就照搬美国的模式，或者说是欧洲的模式，搬到中国来，然后希望它能够成功，我们只能够对话来讲一下我们是如何发展的，然后再以中国为中心来思考一下在农业领域如何培养人才。

　　首先讲一下这一点，我很快地讲一下UC戴维斯大学，然后我就会讲一下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在这个行业发展，最后我会讲一下创新，如何发展创新，特别是在中国农业发展创新。

　　我先简要地讲一下，这张幻灯片大家看到UC戴维斯是在我们国家排名第八，就是指的公共研究大学方面排名第八，还是很高的。另外一点也许对我们大学来讲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是以农业大学起家的一所大学，我们对于农业非常地关注，我们也非常地高兴，是世界上农业方面排名第一的这个大学，我们的管理研究院是商学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获得的这个排名，在金融时报、在经济学人，在世界报道中的排名。

　　那我们在这个对话中，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面，可以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是在加州，加州恐怕是美国最有活力的农业大洲，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大学研究的重点和领域。

　　那我们来讲一下商业教育和领导力发展方面的愿景，主要是农业方面，我们有一些研讨会，那么每年我们都会组织一些CEO的研讨会，另外还有一些农商的证书培训课程，这是我们的一个课程。我想也许这张幻灯片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间的这四点，这是我前面所谈到的，就是我认为商业领袖需要知道一些什么，在中国他们需要培养自己的解决方案，来加强农商发展。大家需要更多地了解，如何让你们的业务规模扩大，以及了解农业的复杂性，以及如何在公司内吸引和培养人才，还有就是如何加强食品安全的问题，这个大家已经讨论过了。

　　另外还有就是有机农业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过的。那么在关于中国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个关键就是一定得务实，不能是抽象的，只是一个学术性的材料，他必须得务实，得实际告诉人们如何来经营一个企业，面临什么样的这个困境，有什么战略、技术的困境，什么政府监管的困境，你在这个行业都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我们觉得一定要请美国和欧洲以及中国了解这个行业的商业领袖，让他们来讲一下如何做得更好，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这里就是我们认为应该参与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些合作伙伴，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教育课程。那么有一些公司都已经是农业领域中家喻户晓的名字。

　　最后我想谈一下创新，这个模型我希望可以引起大家深思，来思考一下如何将科学和工程的这个创新通过商业化的过程推到市场上去，这是我们心里在UC戴维斯所使用的模式，大家可以用它来思考一下在中国的情况，应用一下。我认为有一点大家还没有谈得足够多，就是中国大学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的科学和工程方面的这个成果，如何将他们的理工的成果转换成为商业产品和服务，也就是说这个科技成果转化到市场去，比如说技术转让，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这一点，我们需要一起对话来讨论中国的农业部门怎么发展。在这里在最左边的是基础科学，然后发展出技术来，然后再开发商业原型，然后有两个路径，一个就是进入创业企业，使得创业企业家可以在天使投资者和风头投的支持下来发展这些企业，或者说这个技术可以许可给大的公司，今天有很多大公司的代表。

　　那这些技术必须要能够规模扩展，然后再这个引入到市场上去，我们希望在这个时候就会有财务流动性的这个事件，使得我们能够创造就业。

　　今天我们特别谈到了中国逻辑性市场，农业劳动力的市场，以及农业发展的转型，还有农业工人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下他们将如何经历这些转型、这些改变。右边是我们认为一些非常重要的成果，就是在创新过程中，应该有的最重要的成果。我们希望能够跟你们一起进行合作，来以中国为中心，来发展这个人才培养商业领袖，然后能够使得中国农业取得更大的成功，谢谢！

　　主持人：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做农商的这些企业家们，我觉得我今天看到大家，能够大家聚在一起，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中欧的这些农商的企业家都聚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欣慰，同时我也觉得中国的农业的发展，最需要的就是你们。但是我不希望你们在以后的这个10年当中，因为投入到农商，因为投入到农业以后，你亏了钱，你不能够可持续。所以说这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农商领袖的培养。

　　我们企业在以前这个15年的工作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往上游走，上游走了以后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人才。我在中国找不到一个我要的人才，因为这件事情我亏了很多的钱，我招了农商的人才，人才来了以后，实际上是应该他付我钱，而不是我付他钱。因为我招他来以后，帮我亏掉的钱培训了他，然后他出去了以后到另外一个企业去，他又在那个企业亏损了那个老板的价值，经过三轮、四轮以后，终于他变成了一个农商的领袖，这个时候他自己变成了一位农商的企业家，小规模的，有多么惨？同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不断地在猎取对方的人才，我的眼睛永远在看哪家企业现在开始在做农商了，只要他做农商了，我就到那个企业去，看看他有没有人才，我把那个人给挖过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大家都是中欧的校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以前的20年历史当中，我觉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缩短了中国跟世界有关工商上，工商经营管理上、技能上，缩短了至少10年的时间。

　　我那天说，可能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校友们，可能他们的影响力，至少影响到中国GDP的30%，我这个是说得非常保守的，想想看大家整个中欧1.5万名的校友在不同的岗位上，他们都是领袖。也就是说接下来中国要往前走，农业要得到发展的话，最重要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培养农商的领袖。所以说今天刚才Steven Currall在讲到他们戴维斯商学院怎么在做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非常优秀的地方就是他们在研究企业到底需要什么，他们在研究农商的领袖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问题，然后学校是不是能够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帮助他们的产品、帮助他们的服务能够在市场当中更有竞争力，让他们能够在商战中能够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顺着这个课题，我今天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谈一谈企业和教育机构如何建立起一套人才培养的系统，我说的人才大家一定要理解的是，不是那个技术性的人才，不是做检测的人才，我们中国大量做检测的人才，我不需要做建材的人才，我要的是农商的企业家，就像现在在座的每一位，但是扪心自问，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位，哪怕是我农商协会的成员，中欧校友农商协会的成员的话，有多少位你们真正是称职的一个农商的企业家，你们的企业做到多大？我看一看我们农商协会的所有这些校友们，这些企业都是6亿、10亿，这么一个规模。再看看中国现在工商领域，百亿的企业很多，但是为什么农商企业只有6亿、10亿的，而美国的企业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企业，他们是做蓝莓、做草莓做这些莓类的，他们现在是做到28亿美金，200多亿人民币的产值，全球化的一个企业，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得到，为什么我们中国就没有呢？

　　我归根结底来看的话，是跟人才是有关的，我们没有人才，所以我先把这个题目抛给四位嘉宾，我们先把这个题目可以讨论一下，请问陈南你们是如何来做这个工作，你刚才说了用食品安全来做你的底板你打你的品牌，你打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碰到过你的人才的问题，难道你的人才就是那么充裕吗？如果是那么充裕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如何应该跟你学习，你是怎么在前十年当中培养你的人才的。

　　陈南：

　　实际上讲三全是一个消费品公司，所以说它可能和农商涉足，虽然是农业产业化的企业，但是毕竟离传统意义上的种植和养殖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说三全可以借鉴的力量，包括它的知识平台是相对比较广阔的，如果说从消费品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公司的人才分成两个序列的，大概是有两个阵营的组织来组成的，一部分是我们的空降部队，这个就是从其他的类似的消费品公司，的高管过来的，这部分主要是从一些传统的国际化的一些非品的公司，像宝洁、杜邦、可口可乐这些公司，有这样一批我们的管理干部，这些人集中在总部，更多的也是在职能部门。

　　主持人：

　　你现在要密切小心，现在在座的很多都是农商企业家，你把你公司的人才说得那么好的话，我觉得下来第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一定会来猎你的人才，你的人才保留计划是什么？你怎么保留他们？为什么这里有很多的企业家都出得起钱，你说我一年付50万，他说我付150万，因为只有这些人，这个时候怎么一半？

　　陈南：

　　我讲第二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就是快速地获取人才，因为在中国往往这个机会可能是很重要的，发展的机会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内部的人才学院，就是企业自己培养的干部，我们大概在几年前已经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企业全部依靠外来的人才，恐怕也很难。那么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叫做培训生计划，管理培训生，我们每年会从一些一线的本科生里面选择一批，那么每年大概有100多人这样的一个管理培训生，这些人来了以后分到各个岗位，我们给他重点地培养。包括外训，包括我们去年是和武汉大学搞了一个企业的EMBA班，那是专门全部是我们企业，他这个上课就在企业和学校之间来进行上课。

　　主持人：

　　三全是上市公司吗？

　　陈南：

　　是上市公司。

　　主持人：

　　你的规模有多大现在？

　　陈南：

　　大概我们今年应该是在50多亿。

　　主持人：

　　一个中型的公司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所碰到的问题，可能跟一个，像联想控股，我上个星期去参加他们的发布会，他们进入到了农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我非常赞赏你在内部培养你的人，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当你三全要扩张你的业务的时候，需要进入到新的一个业务的时候，你是不是碰到了对于农商领袖的一个瓶颈，你觉得你很容易能够派出你的农商的领袖吗？你觉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帮你培养出的所有的，你肯定是中欧工商学院做了很多培养，这些培养出来的人，能够立刻帮你在农商领域当中产生效益吗？

　　陈南：

　　也很难，但是我想这个事情应该这样理解，就是任何一个培训机构，能够解决你的技术问题，但是解决不了你的策略问题。因为每个市场的环境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机遇自己来建立自己的策略，企业的策略首先是你的，但是我们不要把一个企业。

　　刚才朱总讲的这个，说会不会幽灵修，对于一个企业来讲，领袖的作用是前瞻，是找到企业发展未来的路径和空间，这个我觉得他不需要太多的专业技能，因为专业的技能有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两个领域的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主要的领域是在于培养专业的技能，如果你一个企业家，一个投资人，如果你把这个未来整个企业发展的战略和空间，都由职业经理人来选择的话，恐怕这个企业也很难走远，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你董事会的价值所在，你这些投资人，你的这些董事们所要做的事情，我们从来也没有把那么大的一个重任，交给我们请来的人，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个重任交给了我们的，无论是你自己培养的这个职业经理人也好，还是你外面空降来的也好，把这个重任如果交给他的话，恐怕你可能永远都对这些人不满意。

　　主持人：

　　陈南介绍的有关你公司的这个人才的一个发展和培养，我觉得非常好，我要非常尊重你说的这些跟我们分享的东西。但是我想跟你分享的是我的经验。我在农商上面亏了至少3.8亿到现在，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不算怎么样的一个领袖人物，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我这30年走过来，我可以说赚了很多的钱，3.8亿如果我是一个企业家的话，可能我就完了。但是在今天我还活着，但是我的一个心理的体会就是如果3.8亿，如果我在起初的时候就懂得农商经营，我起初的时候就去过一个农商的大学，我去那里读过的话，可能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所有的这些我的观点和经验，都是在我的失败之中，都不是在我的成功之中。我跟大家讲了，我说你要做传统农业，如果你想亏钱投农业，是因为我亏了钱了，你不一定要听我的，但是我亏了钱跟大家分享。

　　所以有一点我觉得陈南他们做得很好，一方面可以让我们作为一个学习的对象，我们可以再更多地向陈南你的公司去学习，学习你们在人才上是怎么样培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我想听听Rob Hulme你的想法。关于人才的培养，以及说你看一下中国，当你讲到所有的那些要点的时候，刚才讲的那些要点的时候，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和人才的发展有关的。

　　Rob Hulme：

　　我们的优先的事项不仅仅是吸引人才，而且也是要去留住人才，对这些人才提供回报，在拜耳作物科学，我们大概有几千名的工作人员，在过去我们的销售代表大概是占了20%以上，我们必须要认真地去研究一下，怎么样去实施一些有形的做法，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有工作的这个热情，这样的话给他们提供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职业发展的一个路线图，这也就意味着，比如说我在今年，在拜耳中国，在我们的这个几千的员工中，我们和中欧国际工商学运一起进行合作，开发了一个人才发展的项目，在整个中国开展了这个项目，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够使用我们在作物科学、材料科学以及保健方面的这些公司里边，他们能够去使用在其他地方所获得的一些技能，能够进行这种技能的交流和知识的分享。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不仅仅是关注一些技术方面的技能，更重要的是领导力方面的技能，比如说像灵活性还有沟通等等，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拜耳这样的公司吸引人才，这些技能也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

　　西方的学者和西方的企业家在说话的时候，总是觉得他们一说的时候，总是让我想到中欧告诉我一些什么，中欧教了我们一些什么，特别是在座的所有每一位，都是MBA、EMBA的学生，我刚才似曾相识，听到了Rob Hulme说了很多他们公司在做的一些东西，这些关于培训上的一些，我觉得都是值得大家去共享的。

　　我想听听Steven Currall对我们的这个话题，你刚才做了你的演讲，你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Steven Currall：

　　我想要补充一下Rob Hulme刚才所说的这个评论，来提醒大家，我们应该趋向一下财务方面的回报和非财务方面的回报，财务方面的回报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还不够足够能够留住你的员工的，所以说如果你的工资水平不够的话，当然你会流失一些员工，但是你只是不断递给他们涨工资的话，这个也不能够保证你就一定能够留住自己的员工。

　　经常地我们会发现一些非金钱、非财务的这个回报，才是人们留住的原因，假设他们的这个工资、薪酬是比较公平的，是足够的话，我所观察到的情况是，这个员工和他的这个主管之间的关系，如果是非常卓有成效的，如果他们觉得他们的上司非常地关注他们的职业发展，非常地关心他们的金声，还有他们所操作环境的文化，很多的人留在他们的这个工作岗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喜欢自己的同事，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的因素，不仅仅会影响到人员的招聘，而且会影响到人才的留住。我要提醒大家要关注那些无形的一些因素的重要性。

　　主持人：

　　请王凯谈谈。

　　王凯：

　　我们是农业大学，我在的这个学员叫做经济管理学员，我们实际上从培养的研究生以上，硕士和博士这个层次以上，他们的首选，因为他大多数都是学术型的，一般喜欢当老师，这是第一首选，不喜欢到企业去，风险太大，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首选的是喜欢当公务员，当公务员了以后可以当官，当官嘛啥都有了。

　　最后选择的可能会到农商去，但是一般他们要选也不选农商，直接进入证券、银行这些金融部门。而且他们找这一类的工作很容易，就是说尽管我们是农业大学，但是全国的各类的银行、各类的证券都有我们的学生在那儿，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有本事的，什么他都可以进去，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比较有本事，可能是。

　　所以我觉得要解决人才的问题还是多方面的，三全我觉得做得很好，谢谢。

　　主持人：

　　但是像三全这样的公司，我觉得在中国还是不多，如果能够更多一点像三全这样的公司，就为农商带来了机会，所以说希望的是更多的像在座的这些企业家们，你们要能够走出来，要能够成功，不是小成功，是大成功。

　　我们公司目前碰到的问题，我们是做全产业链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做水果的全产业链，我们每一天面临的问题就是人才的问题，我就是没有人才，我就是没有足够的人才，我要的这个人才，在每一个点上，特别是在刚才说了一根产业链它是否强壮，取决于你在这个链上最弱的环节，在每一个时间段，它的最弱的环节都不一样，因此你不断地要去解决的就是在那个弱的环节当中的人才的提供的问题。所以说每一年都碰到了不一样的问题，非常挑战的问题，这个点跟点之间的衔接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由于时间的问题，我们就不把这个话题再这样下去了，我想听听，我把这个话题放给大家，听听大家对刚才我们所谈的题目，大家有什么问题能够问我们在座的四位嘉宾的。

　　提问：

　　我是来自北京新发地的。应该是中国农业第一的问题就是缺少人才，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首先还是我们国家体制的设计问题，因为中国现在缺少懂农通商的人，特别是在我们企业也非常有这种体会。

　　首先我们在学校学的跟市场的不衔接，那么我们毕业了选项跟我们市场要求的环境也不衔接，所以说这造成了我们的资源浪费。那么学的用不上，用的又没有学到，所以我想这应该从政府、从企业还有我们的这个学员三方要结合在一起培训我们的专业人才，这个我想在新加坡他做这个模式比较好。就是企业出资政府进行指导，那么通过我们学院专业性地设计这些人才，为我们的农业来服务。

　　我是说如果中国缺少一个农商大学，希望我们熙可公司和我们中欧学院能来承担这个重任。

　　主持人：

　　感谢你，我一定去，我们现在要做慈善的话，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去做这个农商学员，我永远是这样在想的，如果我把这个钱投入到慈善，有很多种方法，如果我能够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那样去创造那么多的工商的领袖，他给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可能对我来说是一生积德的。所以说我要去做这件事情。

　　提问：

　　我们是一家很小的民营企业，也遇到了这种人才的问题，你像我们去大学里面去找大学生，想进行一个转型，我们本来这种粗放型的种植，我们做种植的，转成一种更精细化的，那么这种人才的，想让大学生到我们的基地来，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必须要跟你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不然的话他不会做这件事情，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我是苦口婆心，一个个去劝，我们认可这样的一个学生或者刚刚毕业的，我们认可他。

　　那我们去劝他做他的工作，让他们跟我们形成一个价值观，然后留下来一起做，在基地里面远离城市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再讲到这个农商的一个商业的流程设计，这块儿我觉得我们在网络上或者说看书，甚至去跟别人请教，我们看不到从事农业这样一个商业流程设计，甚至一些表格型的东西都找不到，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想象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也就是我跟大家一起探讨，也不是说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产业链，农业这个产业链给它做得更具有附加值，把它做得更具有利润，让我们参与到农业这样一个产业链中间的所有的人，都能分享到更多的一点的东西。

　　主持人：

　　你的问题是什么？

　　提问：

　　我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

　　主持人：

　　我们最后两个问题。

　　提问：

　　我想请问三全的陈总，三全食品从上游很难做，为什么不上上游做呢？

　　陈南：

　　我曾经想上上游，因为今天8分钟的时间很难讲清楚很多问题，其实我们曾经往上游努力过，安徽也是我们的一个选项，当时我们在怀远，政府当时承诺我们在那儿想种糯米，后来就发现农民不太愿意把土地给产业资本，为什么？刚才我讲了一个没讲完，我说现在我们中国的农地，其实承担了农民的社会保障，他虽然进城务工了，但是他那块儿农地，其实就是他的社会保障，他愿意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同村的农民之间流转，因为这个契约关系很模糊，随时他回去就还给他了，但是如果你和产业资本长期签一个10几年、20年的协议，他其实也是手发抖的，他不愿意和你签，这就造成了你无法去进行产业化的生产。

　　那如果对你来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后来我去东北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规模化，今天我听了几个教授讲，更坚定我自己的信心了，就是说有时候规模化是有边际的，农民如果是家庭农场，他在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他的效益是最大的，因为他本身自己的劳动力成本，他是不计入成本的，他是直接在损益表上，放在利润那个科目里面的，直接放在利润里的了，但是作为我要去投资的话，这个劳动力的成本，一定是在成本项里面，这是你产业资本无法去做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规模拐点，就是必须规模达到一定的时候，这个收益就递减了，不是上升而是递减，如果一户农民能够管100亩、200亩土地的时候，他的收益是最大化的，因为他最灵活，又有规模效益，充分地把这个土地资源利用起来，他的效益是最大化的。如果再大，这个曲线扔得再远的话，这个边际收益就开始递减了，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去上游再去走，从东北回来以后，我就踩刹车了，去年中国企业家杂志有一个论坛的时候我就讲，为什么三全在传统的种植领域踩刹车了，这个也正好符合了现在国家提出的这种农场，就是不鼓励产业资产进入传统的种植领域，不要去长期地租赁土地。

　　但是我刚才在8分钟的最后，我给大家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想还是你舍不得农的话，你可以从养殖开始，因为养殖对生产资料的占用相对比较少，特别是土地、人员这个占用是比较小的，比较容易形成集约化。

　　因为现在大的养殖场，据我所知有几家上市公司，养殖已经开始有很高的利润回报了，那么一个养殖场大的50万头，相当于一个城市了，你在几千亩的土地内，养活了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当然是猪了，所以你的这个收益就非常大，你和散养的就非常有价值。

　　主持人：

　　企业家就是谈战略，你看三全就做这件事情说，我们什么不做，我们有很多时间要学这件事情，就是说什么是我不该做的，就像我一样，你不要跟我学，我就走了一条路在做种植，亏了很多的钱，到最后我是因为我亏了钱以后我说我什么不做，那个时候你看就没有他三全聪明，他聪明得很，他说我现在种植就不进去了，我不知道你亏了多少钱。

　　陈南：

　　还没踩油门就已经把刹车踩上了。我觉得有些东西是我们必须要抛弃的，不是说什么东西你都能做。

　　所以说我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刚才我提案例的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没有一家企业在种植领域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一点我提醒大家。

　　主持人：

　　这个不对，我赚了很多的钱做种植，你不能这样讲，我做种植，我种柑橘、种黄桃赚了很多很多钱，可能我这个领域当中我赚的钱，比我所有的竞争对手加起来还多，所以不能那样讲，我亏了钱不等于我不赚钱。

　　陈南：

　　好，我再讲一个，我把这个概念再具像一点，就是说在大田作物上没有人，经济作物可能有，我纠正一下，在经济作物上可能有，在特种经济的作物的养殖、种植上可能有的。

　　主持人：

　　大家有更深的问题可以跟陈南再谈。

　　提问：

　　很高兴这里有两个企业家、两个教育机构的老板。8年前世行说了，50年内全球的平均温度要降5度，我现在想政府不管这个问题，政府看一年一年的GDP，你们有什么长期的战略，或者说你的股东也是一个一个季度地看你的利润，还是你们都有这个50年的战略。

　　Rob Hulme：

　　我觉得这种长期的战略，我们觉得应该从现在开始做起，因为当我在越南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参与了气候变化的这个适应性的项目，因为这是湄公河的一个大的项目，而且湄公河也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威胁，我们看到就是因为气候变化海岸线的不断地增加。所以说我们从中是得到了什么样的利益呢？而且我们从中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因素存在呢？那就是说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如果是农业生产的这些生产者或者说农民的话，他们在其中有什么样的利益呢？

　　那么不仅仅是生活风格的问题或者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也是息息相关于他们的生存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损失的话，如果我们不做长期的规划的话，我们最终就会失去整个行业的竞争力，也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因为我们就是现在生产如果是仍然是以这种粗放型的，而且是低效率的这种生产的话，尤其是在一些小的地区或者说是比较偏远的一些地方，而不仅仅是一个大的拓展的话，或者说是不关注资源的分配的话，或者说是土地的有效利用的话，或者是劳动力的一些问题的话，肯定就会扩展到一些其他更严峻的问题。

　　主持人：

　　我们的讲坛和论坛非常国际化，所以说我们充斥了很多国际的一些声音。刚才问的问题和刚才的回答，很少在中国谈起，我觉得现在目前中国确实碰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中国永远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盖，今天我们碰到的所有的问题，是因为昨天我们没有作出一个准确的决定。

　　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是值得大家去用心思考的，这是为什么我要去找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我们在做城乡统筹的时候，让他来指导我们如何做到可持续的发展。

　　今天这个环节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茶歇)

　　主持人：

　　我们在进行第二节以前，我们先举行一个简短的颁奖仪式，这个奖叫人与生物圈城乡统筹先锋奖，获奖人是来自重庆市巴南区区委书记李建春先生。

　　李先生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做了许多的实践探索，按照城乡经济一体繁荣、城乡设施一体建设、城乡社会一体管理的理念，通过了三种方式的转变，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民职业化、农村社区化，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农业、乡村旅游和生态养生、养老、养心，叫生态养老养心，这个产业。建设了生态现代的幸福农庄和特色小镇，构建了城中有乡、乡中有城的这样一个发展格局，实现了城乡一体的这种发展愿景。

　　那么在去年的10月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熙可集团向全球发布了一个白皮书，叫做《生物圈城乡统筹白皮书》，就对巴南区的经验进行了很好的总结，也表明了巴南区的经验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国际的认可。

　　我们今天就特别安排了这么一个小的环节，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向巴南区区委书记李建春先生颁发这样一个先锋奖，以表彰他对生物圈城乡统筹项目以及对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和谐社会建设的贡献。

　　下面我们就请李建春书记到前台来领奖，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编制局助理总干事Hans dOrville先生，为李建春先生颁奖。

　　(颁奖)

　　主持人：

　　下面进入第三个论坛，请论坛嘉宾来台上就坐，参加第三个环节的嘉宾一共有四位。

　　李建春先生，重庆市巴南区区委书记；

　　Hans dOrville  联合国教育、科学技文化组织战略规划编制局助理总干事；

　　Soren

　　Bjorn  美国崔克斯克浆果公司的国际业务与全球技术部高级副总裁；

　　张同贵  多利农庄创始人、总裁，中欧校友。

　　这一节是关于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与社会服务业化的主题，因为农业太复杂了，在农业上说话和发言的人也太多了。但是我们说它的规律恐怕说只有一个。

　　为什么出了这么多各种各样的观点，通过上午和下午的这种论坛发言，使很多人感到困惑，为什么这么知名的专家，他们之间的意见不一致呢？就说明我们农业太复杂了。复杂的问题就需要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和本质，如果我们人事到农业的本质问题，我们就会把这个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就会离农业本来的规律越走越远，那么我们期待着我们这一组的论坛的内容，会能够弥补我们有些人的困惑。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请李建春先生来进行演讲，我们每个人不超过8分钟。

　　李建春：

　　我和孙司长还有李昌平教授就他上午讨论的问题展开了一次个别的讨论。

　　那么李昌平先生提出来的要关注小农的利益，与小农共赢，我认为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当然我也给昌平先生指出来，我说你的结论是错误的。我给孙司长交换意见，我说孙司长你是主张农业产业化的，你要规模化经营的，为什么还要主张限制工商资本在土地流转的时候一定要限制一定的规模？他们两个给我了一个几乎是四个答复，他说是这个除了经济考量之外，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考量。

　　我是今天参会我看了一下，大概只有我一个人是搞党务工作的，书记是很关注政治的，但是在我看来中国农业的最大的政治是什么？最大的政治是怎么样解决我们现在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问题。在重庆我们是直辖市，我所在那个区也是一个主城区，但是我们还有10多个乡还是属于贫困乡。所以我觉得什么政治都盖不住这个政治，最大的政治是解决现在农村的农业生产的现实问题，农业现实问题是什么？没有人愿意去做农业，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食品安全，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最大的政治。所以我以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问题，不能坐而论道，要务实、要脚踏实地。

　　第二个观点就是中国的农业是多样性很大、差异性也很大，要是说期望一种模式、一个规律，就能够把不同地区、不同门类的农业问题都能够解决，那个是不现实的，因此不管是从理论层面、实践层面，或者是政策层面，都应该鼓励各个地方因地制宜，找出一个符合当地实际、符合当地农业生产发展规律的这么一些东西。所以我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把刚才听了很多很多以后，我确确实实有一些困惑，讲讲我的一个看法。

　　关于农业服务社会化的问题，我认为影响农业服务社会化的有三个重要的因素：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农业产业化的水平和规模化的水平，因为我们要是说没有一定的农业产业化的水平和工业化的水平，它对专业化生产是没有要求的，对社会的服务也是不可能有要求的。像我们现在的小农生产方式，它就和专业化生产方式是相悖的。

　　第二个影响因素就是农业的效益水平，我们现在要是说还是现在的小农生产的方式，效益提不高，他怎么可能把运输菜的这个任务去交给专业的公司，他一定是肩挑背磨，他一定是节省成本。

　　第三个，影响农业服务社会化的第三个因素，才是服务技术和服务的商业模式问题。

　　今天我们注意到国外的很多专家谈的都是技术问题，这就是一个规律，在国外决定农业服务社会化问题的主要是技术问题和商业模式问题，但是我看来，中国当下研究农业服务社会化的问题是前两者，没有前两者的基础，我们现在谈农业服务的社会化，是不现实的。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调整我原来讨论的主题，原来我更多地是从技术层面和商业模式层面来讨论，我调整一下，我重点从前两者来讨论，接下来我想就是在与朱演铭先生共同进行巴南城乡统筹实践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些思考和大家进行分享。

　　那么我们巴南的这个现实情况，我首先有一个前提，我们是属于城郊型农业，我们是主城，但是我们有广大的农村，农业的比例还不小，从事农业的人口也不少，因此我以下说的这些做法，或者说我们的一些体会是属于城郊型农业的一种模式。

　　第一个观点我认为，要提高中国农业产业化的水平，需要三农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刚才我说了产业化水平提不高，我们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提不上来的，就规模问题，中国现实的问题农业生产的规模不是大了，是小了，所以任何问题我们要抓住问题的本质，不能泛泛地谈，至少在我们那个地方一家一户就是几亩地而已，所以规模是小了，不是大了。所以在我们那个地方，我们需要的是要推进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

　　我们提出的思路是三化解决三农，首先是农业的产业化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由小生产变为大城市，第二个就是我们提出来的农民职业化，改变农民的劳作方式，由个体劳动变为集体老总，第三我们提出来的是农村社区化，改变农民的居住方式。

　　于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式就在熙可这个项目来全面地实施，在农业产业化当中，要使它规模化，我们主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引导城市资本下乡，或者说叫工商资本下乡，解决工商资本下乡最重要的问题是产权问题，于是只要在我们那儿流转土地，我们给的政策就是3%可以做设施用房，我们要是说你这个符合我们的产业发展和区域规划，我们可以由3%的小城镇规划指标予以覆盖。于是工商资本在这儿投入就找得到主。

　　第二个土地的流转，只要是有项目，我们是把先组建土地股份合作制，我们在巴南有两张鱼鳞图，一张鱼鳞图是当初突然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时候，大家印的手印，这块儿地是我的，那块儿地是他的，现在我们又出现了。第二张鱼鳞图，就是把大家的土地又集中起来，组建一个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前面一个鱼鳞图解决的是生产关系，我们的老百姓土地承包制不变，第二个问题是解决生产力，把分散的土地再把它集中起来。第三个问题我们解决的就是改田改土，是利用我们现在的土地政策支持我们的工商资本下乡之后，把它进行成片成片地改造，施以机械化、现代化的耕种，这是我们在产业化主要做的工作。

　　第二个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农民职业化，农民他不能够从头到尾就是今天说的，从播种到最后菜场去卖，一手做完。他是什么强项就是什么强项，由农业合作组织来进行培训，就做他专项的这么一件事情，第三个是农村社区化，为什么要农村社区化？因为我们大片耕作之后要保证食品的安全，现在我们南方的居住习惯是散居，所以在我们农田的周围都是农民，于是我们就把这些农民通过黄市长今天讲的土地复垦，把这部分农民集中起来，保障真正的耕作区没有农户居住，同时又为职业化创造了条件，他们今后就可以集中居住、集中上班，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解决方案。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把它延伸了。

　　第二个观点是提高农业效益，要在延长产业和拓宽产业链这两个方向上做主意，农民为什么原来不赚钱没有效益？他只在养殖和种子这个环节上控制成本提高效益，是有限的。那么工程资本进入之后，他可以在整个价值链上来降低成本提高规模，这样呢才会有效益，所以我不赞同说是工商资本在种植环节上一定是要亏本的，现在我们和朱演铭先生就在做这个实检，因为价值链延长之后，他可能在这个价值链上的成本，可以用下一个价值链的成本来改变，同时价值链它也可以把这些价值链通过专业化服务外包出去，用这种方式来解决，所以这是第一个，这个大家都清楚。

　　最关键就是第二个，就是今天其中有一个主题叫做农业服务业化，农业服务业化实际说我理解就是要注重农业的三生特性(生产、生活、生态)，于是我们在我们巴南区农业生产区就主要做三个业态：

　　都市型农业，蔬菜水果、茶叶蛋奶、花卉苗木，这就是都市农业和城市的经济形成良性的互动，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就增加了都市农业的价值含量，这是一家一户农民做不到的。

　　以农业为基础，以我们的丰富旅游资源为基础发展乡村旅游。比如说在我们那儿大尺度地栽种红高粱，它本身就是一个景观，大尺度地栽种熏衣草它本身就是一个景观，所以它不仅仅是是农业的价值，它有旅游价值。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发展生态养生养老养心，生态三养，实际上就把农业的价值体系由一条价值体系拓宽成四条价值体系。熙可在我们巴南的发展，他就是四个价值体系一共是11个项目，所以从这样的发展农业，他就是真正的城乡一体。

　　最后一个就是农业服务社会化，商业模式的创新和技术创新同等重要，我们现在的社会只有技术是不行的，要是说没有合适的盈利模式，这种社会化的服务是不可能实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主要是讲我们前面两点，后面两点我简单讲一下。

　　目前来讲我们就在两个方向做重大的努力，第一个就是建立农产品的专业交易市场，第二个就是组建包括冷链物流在内的农产品的物流体系。我们下一步就是农技服务，农技服务是原来最有基础，但是现在是最落后的商业模式。所以今后我觉得商业模式的解决和技术方式的解决，对于提高我们农业的服务的社会化，是大有益处的，谢谢。

　　主持人：

　　下面我们请Hans dOrville先生来讲农业的绿色可持续价值，也是这样一个主题。

　　Hans dOrville：

　　女士们、先生们，我给大家带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自巴黎的问候。你们可能会问我们跟农业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跟优质农业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故事实际上是科学的故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大家庭中唯一一个关注科学，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组织，当然所有这些都与农业有着重要的联系，如果我们看一下自然科学，我们看一下水，看一下创新还有生物多样性的话，所有的这些都直接地跟农业有着关系，所以我们作出了一个幸运的决定，就是熙可集团进行合作，来在巴南区，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李书记讲到了他的观点和他的理念，就是建一个生物圈城乡统筹项目，这个也是国家和国际辩论中的一个热点。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人离开了农村地区进了城，因此就出现了两个地区的问题，一方面就是以前的农业人口大量地涌入到城市之中去，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了农村地区劳动力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城乡接合的地区，我们需要进行加强，这就是为什么看到这个项目，就是跟教科文组织和熙可集团一直所做的生物圈城乡统筹项目，这个也是巴南区委书记以及重庆市市长积极支持的项目。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全球的观点，就是从联合国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去年里约会议之后我们的看法，当然在里约会议上，农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全球来讲，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来解决2000年的清洁发展目标里面提出的问题，但是总地来讲，这个进展还是不够的。而且也是不均衡的，就是各个区域是不均衡的，各个人群也是不均衡的，这里仍然存在着两个关键的问题。一个就是营养不良和长期饥饿长期存在，虽然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已经在降低了，当然中国是在扶贫减贫方面特别地成功，但是全球来讲减贫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对地球承载能力，现在有了巨大的挑战，比如说温室气体的排放，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氮和磷化肥的过度使用，以及海洋的算化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再加上淡水资源的降低以及森林的砍伐和土地的退化，这些实际上就削弱了越来越多人的这个生计，特别是那些赤贫中的人口，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农村地区的。

　　与此同时从广泛的角度来讲，其中农业包括作物还有畜牧业的生产，渔业以及林业，它能够提供收入、工作、食物和其他的一些物资和服务，给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潜在的角度来讲，农业可以推动包容性的增长，同时可以实现减贫，可持续地管理我们的自然资源和消除贫困和饥饿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那么在今后农业是需要实现重大的转型，来提供足够的、有营养的食品、收入和体面的工作，给越来越多的全球的人口。

　　同时又能够应对一系列的环境方面的一些挑战，能够在各个方面消除贫困方面，能够实现可持续的这种进展。在这个转型的核心，就是能够系统性地转向建立起可持续的农业，并且要由适当的农业政策来降低粮食的价格的波动，与此同时又能够推动本地市场的发展，以有利于穷人。

　　我们论坛的主题就说明了，现在农业技术的上升，劳动力的成本也在上升，所以说就必须用技术来替代这个劳动力，在农业生产的这些服务，一定要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要专业化的，这样才能够比较有前途的这个农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的这个深入，生态和能源的危机将沿着城市增长。而且逆城市化的这个过程越来越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和农业将会在时尚以及在这个消费方面有非常强的价值，而且农业服务业，比如说像旅游和退休的农庄等等，将会有非常光明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重庆的这个巴南区建立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刚才介绍的这个项目。

　　那么生物圈的这个保护区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和生物圈项目之下的指定的一些区域，这个是在2012年的时候推出的，这个主要是基于熙可集团的CEO他们的愿景和决心，也就是朱先生的愿景和决心，那我们的这个人与生物圈的概念和这种模式，就是要创造出新的一些生物圈的保护区，它可以作为一个教育，对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旅游和创造就业、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科技和气侯问题相关的观察和监控方面的一个枢纽。

　　那我们的项目能够有助于减贫，能够有助于扩大我们的这个生物群，同时也能够支持在2015年之后的一些发展的目标。作为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先驱，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能够帮助我们应对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其中包括在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那么全球的农业怎么样能够在今后10年的时间里面，进入一个黄金的时代呢？我们现在回溯一下半个世纪之前的情况，绿色的革命，主要是基于改良的这个种子，还有化学品的投入和灌溉，还有一些加强农业的政策以及机构和制度，就导致了在很多国家很多口粮的产量和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在亚洲。

　　所以在这个绿色革命之下的这种粮食生产的集约化，也是保护了我们脆弱的这种林地，否则的话我们就需要用那些林地来大规模地种植这些粮食了。在1970年到1995年之间，亚洲的人均实际的收入翻了一番，而在1975年的贫困率是五分之三，但是到1995年的时候已经下降到了三分之一，很多的这种减贫都是由于农业的增长带来的，尤其是在这个小农体系之下，伴之以粮食价格的下降和农村收入的上升，与此同时在很多的领域，由于过多地依赖一些化肥和进行了集约和的单一的种植方式，导致了环境的退化，其中包括不可持续地使用税和大量的化肥的使用带来的水的污染，还有就是杀虫剂、农药的这个使用，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这个损失、土壤的污染以及土地的退化。

　　因此农业的这种集约化，它既是一个救世主，同时又带来了一个威胁，这就表明我们必须要做好农业的集约化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使得农业的增长是可持续的。

　　农业它自己，它的这个本性就是要使用自然资源的，虽然是以不同的这个方式，取决于你采用什么样的耕种的体系，它使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世界上主要的生态系统中的这个物质和服务中，有60%最后就是，现在已经退化了而且是得到了不可持续的使用。农业现在过于严重地去依赖可持续的管理、作物的这个基因的多样性，还有树种以及水产品的多样性，但是这种多样性目前已经是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主要是由于全球环境的变化，还有一些物种的这个损失，比如说像这个植物物种的损失，所有这些也给农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因为他就无法可靠地去体够粮食和其他的服务给人，也无法可靠地提供体面的收入和工作的机会，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地去应对农业产品，越来越多的这个需求，以及自然资源现在的可获得性在减少之间的这种矛盾，以及目前的这个农业的政策和权利力量的失衡，也导致了在发展中国家的本地市场的粮食的这个匮乏，以及在粮食方面的价格的高波动性，所有的这些都要得到解决才可以。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能够提高这个行业的生产力、可持续性和韧性。到2050年的时候，全球的人口可能会达到92亿，收入会增加，全球的食品，粮食的这个需求也会上升60%，如果我们不能够降低目前的这种粮食的浪费和损失的话，也不改变我们发达国家目前的这种消费模式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么鉴于现在越来越多地对于土地、水、劳动力以及能源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然后供应量也越来越少，所以说绝大多数的这种粮食的增长都要来自于土地和水资源生产力的提高，并且能够降低整个的粮食供应链过程中的损失和浪费，必须要更加可持续地去增加我们的这个粮食的产量，再加上更加公平的和全球性的这种粮食以及农业资源的分配。必须要使得那些贫困的边缘化的人口，也能够获得土地和其他的这个生产性的一些资源。尤其是对于那些农村的妇女。除此之外农业将会遇到很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个有自然的风险，也包括有各种各样的间接的和直接的，由气候变化和经济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价格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为了能够满足粮食方面越来越大的需求，以及饲料和燃料方面的需求，农业的生产和相关的市场基础设施，需要越来越分散这样才能够满足穷人的需要，需要给农民以及他们的家人提供体面的收入，创造出就业机会，尤其是有必要能够降低从农村地区向外的这种移民的速度，而且这种体系必须是更加高效的、可持续的，能够有效地使用我们有限的自然资源，他还必须要能够给我们提供的非常重要的一些生态系统的服务，比如说像水还有授粉，神物多样性以及景观还有土壤肥利的保持，它也需要降低对于矿物燃料的这种依赖，化石燃料的依赖，可持续的农业是要依赖清洁的、绿色的、可再生的能源和提高能效。

　　所有这些挑战需要我们能够实现农业和粮食体系的可持续性，不仅仅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是有可持续性的，而且是从环境、社会以及制度的角度，这就需要我们能够持续地关注可持续的农业的这个体系，更加高效地去利用生态的原则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这就需要我们的这种变化，是需要更加有针对性地使用一些外部的投入，要有更加一体化的方式来管理我们的这个自然资源，并且要更好地区管理我们生态系统的这个服务。

　　农业是在非常复杂的一个社会经济和环境的体系之中所运作的，我们应该发挥农业的多功能的方法，然后发挥农业技术的作用，它能够降低贫穷，能够降低营养不良。农村以及城市边缘的这种环境是和我们这个土地还有文化的认同性，本地人的这个发展，以及这个旅游业的发展等等。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整合的这个发展农业，以及粮食安全的这些方法。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地关注农业对于减贫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具有创新性的方法。

　　最后我们想要学到的经验教训就是应该在农业方面采取多利益相关者的这种方法，我们必须要把多利益相关者能够纳入到重新设计农业发展以及粮食生产的过程中，多利益相关者的这种对话，必须要得到促进，这样的话才能够使得大的这个粮食生产商还有这个民间社会的代表，以及这个农业研究所还有政府、联合国的机构以及公司等等，都能够去解决一些非常有争议性的问题，比如说像转基因，还有使用生物燃料等等，我们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我们有像李书记这样的人，他们有愿景，他们也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虽然这个挑战非常地复杂，但是我们会采取多利益相关者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仅是在巴南，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试点来检测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大规模地开展我们的项目，所以我非常赞扬重庆的这种方法，我也希望在以后我们能够携起手来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

　　主持人：

　　下满我们欢迎Soren Bjorn先生给大家做发言。

　　Soren Bjorn：

　　首先我要简要地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我们的公司，然后我要讲一下我们的业务模式，我们的这个业务模式这个词儿几次都出现了，我们怎么样做我们的业务，我们在我们的行业里面还是非常独特的。我觉得对于以后在中国，也是可以进行应用的，同时我也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公司所遇到的一些挑战，主要是在西方世界里所遇到的一些挑战。因为我们是现代农业社会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说哪方面都做得特别好，我觉得有一些教训我们可以跟中国分享一下。

　　中国对于现代农业发展的这种方法，没有完全地照搬欧洲和美国的做法，我觉得西方社会、西方政府犯的一些错误，以及遇到的一些挑战，可以使中国政府所避免的。首先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公司，我们是一个新鲜浆果的公司，我们不做其他的业务，我们有草莓还有蓝莓、黑需等等，的确我们和联想控股也是有竞争的，我也是希望你如果要是在联想找不到工作的话，可以找我们公司，我们年营业收入是超过了20亿美元，我们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使命，这个使命主要是把重点放在了消费者身上。

　　消费者今天往往没有多少的发言权，在农业往往是这样的，好像人们就忘记了消费者，但是在农业要成功的话，最重要的是关注消费者，所以我们的使命是为消费者效果提供愉悦的体验，就是携手客户与浆果的种植商，为消费者提供愉悦的体验。我们在17个国家设有浆果的生产基地，而且遍布五个大陆，我们将会今年在云南，这也相当于是我们的第18个生产基地，这也是唯一一个还没有我们的生产基地的大陆，我们在全球是一个市场的领先者，我们在美国、加拿大还有香港、澳大利亚、挪威等等，这些是领跑的，我们是有专利的育种的方案的，我们是一个高端的产品，我们觉得在中国是非常有机会的。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业务模式，我们的业务模式是非常独特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一点了，我们所做的这个业务的方式，和其他的农场企业不太一样，我们相信我们的业务模式是我们的成功的核心因素，再加上我们的使命使我们获得了成功，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说我们要携手和浆果种植商进行合作，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不种植浆果，的确是如此，我们自己不种植，我们是在前端工作，我们开发基因方面的，这是非转基因的，然后我们把这些基因方面的技术会给我们的种植商，授权他们使用，他们来种植这些浆果，然后他们把这个浆果用我们的这个包装包装起来，把这个浆果给我们，然后我们是负责这个供应链，我们是进行冷藏，然后绝大多数是卖给批发商，然后再进行零售商的销售，我们从客户那里拿到钱。

　　当有一点点不同的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收入和这些种植商进行分享，也就是说我们种植商他的这个成功，直接和我们在市场上的成功是密切相连的，如果我们要是在市场上卖得不好的话，这个种植上也不会成功，所以它不是和我们采取合同生产制，而是直接分享市场的损益，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能说我们是一个大的公司，我们肯定是把绝大多数的收入都留给自己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总地来讲在我们全公司，在全世界各地，当我们分成的时候，一般来讲只是拿到了15%，而种植商拿到了85%。有一些地方可能是30%、70%的比例，有的时候可能是10%、90%的比例，这个就取决于我们每一方能够作出的投资有多大。我们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我们看一下整个企业的盈利能力。我们看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利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种植上可以分得三分之二的公司的利润，我们保留三分之一的这个利润。

　　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选择这样，我们为什么不保留更多的利润给我们自己呢？我们的机会就是要使用我们的这种创业的这种精神和我们的这个融资的能力，主要是利用800多种植商的能力，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做的话，所有的融资我们都要自己来做，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建立起来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合作伙伴关系，我觉得他也能够很好地解决中国现在的，因为有很多小的农户在这方面所遇到的很多的困难，因为一般来讲小农户没有那么多的钱。

　　所以那么平均每公顷的这个利润可以达到大概5万，如果是转化成为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率的话，可能就是5000欧元，我转化成为人民币的话就是大概5万的利润率，我觉得这个利润率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对中国来说，所以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完美的，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条真是亟待我们去挑战、去应对的。

　　实际上我们在生产的时候，生产基地是和市场紧密相连的，而且在地理位置上也是比较紧密相连的。因为我们在卖东西的时候，如果是在运输的方面呢？就可以达到非常贴近市场，而且运输的环节就不会花很多的力气。而且这也是我们在做商业模式方面非常关注的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非常快速地把这些产品都能够卖到市场上去，那么这也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基地，坐落于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原因。

　　那么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一直是从17世纪到18世纪的加利福尼亚发展到今天，所以我们和当地的一些社区，还有当地的一些社会都是紧密相连的，而且和他们的合作，和他们进行共赢和共存，同时我们提供的机会也是非常多的，达到了上万的工作机会。那么在墨西哥，墨西哥的这些移民在我们工作的这个农场当中也是工作人员非常多，在中国我们觉得这个农业也是提供了很多的学生。

　　那么在美国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希望就能够在基因学方面，能够有进一步的技术的个性，这样就能够提升农业的生产率。

　　同时我们认为在市场上也必须要进行革新，因为我们在社会和民间有非常好的伙伴关系，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合作的计划，那么这些计划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合作当中去。正像莎士比亚所说的一样，实际上这样的一种通力合作，我们中国也是可以从中得益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是如何产业化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农业和农民和西方之间的区别，同时我们发现农业生产在全世界已经和政治越来越挂钩。

　　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农业的产业化的话，实际上农业产业化并不是一个浪漫的事情，那么我们觉得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机械地参与，还有全自动化地参与，同时还需要技术的革新，还有就是要进行整合和重整，而且还要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这样的话才能够打造一个全新的产业化的农业。

　　那么很多的其他的国家，他们也是采用同样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同样的产业化的方式，我们发现很多的移民，他们已经成为农业产业化当中的一个生力军，在西班牙。那么人口是6000万，25%，也就是大概600万的西班牙的移民，他们从始到了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当中，所以大概就是移民当中，西班牙的移民当中有10%他们都是在农业基地来进行生产的。

　　那么在美国这是一个极大的特色，所以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生力军，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这个国家背景，因此农业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的人可能不喜欢这样的一种综合，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就让我们看到了在农业的生产的基地或者说是农庄，与现代化的农庄或者说传统的农庄和现代化农庄之间的脱节。因为很多人并不知道我们的产品是如何生产的，或者说我们的食品是如何生产的，有多少人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背景的人在参与这样的生产，而且对农业知之甚少，所以有很多信息是对不称的。

　　这种情况可能就使得农业的全球化受到了很大的桎梏。所以说有一些官员，可能参与农业的政策制订的时候，可能只是关注他们自己的一己之私，我觉得在中国这样的一些教训是必须要被吸取的。我们认为就是在农业的产业化过程当中，政策的制订必须要非常地透明，过程必须要非常地透明，中国的政府在这方面必须要做很大的努力。尤其是产品的或者说是食品的可追追溯性是必须要被澄清的。

　　那么我们在农业的产品生产以及粮食的生产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能够澄清这样的可追溯性。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创业家或者企业家的精神，必须要得到伸张，尤其是在农庄的生产。农业的这个现代化不能够仅仅是为了谋私或者是盈利。之前有肯多人讲了很多，但是并没有讲到太多的这一点，那就是我们认为农业的市场必须要更加地开放，如果这个市场更加地开放的话，他就会更加地开放于技术，而且产品的多样化也能够得到提升，因为产品的多样化也能够得到提升，因为产品的多样化也是现在中国所急缺的。同时还有就是产品的可获得性。

　　我们知道产品，比如说农业产品和粮食，有的时候它的价格非常地高，在某种产品价格非常高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换成其他的可替代性的产品，这就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生产更多样化的产品。在未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是非常让人鼓舞震惊的，而且我刚才讲的一切其实只是我们现在现代化农业生产当中非常小的一个部分，非常感谢。

　　主持人：

　　下面我们请多利农庄创始人张同贵先生演讲。

　　张同贵：

　　不好意思，我是最后一个发言人，因为我是做农业的农民。

　　做农业真的不能赚钱吗？我的回答是一定能够赚钱，关键是看你怎么做，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前段时间喝了三聚氰氨的牛奶，然后又吃了毒生姜，又喝了黄浦江的排骨汤，现在还有没有朋友们对食品安全不担心的，都没有人举手？这就说明大家对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大家都很担心，这就是我们的市场。

　　第二个，有的人说做有机蔬菜是奢侈品，当一家三口每天花一杯咖啡的钱，一包香烟的钱，有车族一天的停车费，换取一家三口吃一公斤有机蔬菜的健康，你们觉得愿意不愿意，大概是40块钱左右一天，能够吃到一家三口满足吃有机蔬菜。所以说这样的消费并不是奢侈品，关键是一个观念问题。

　　但是反过来一说，如果告诉大家，普通蔬菜只卖几块钱一公斤或者说十来块钱一公斤，而我们的商业模式从田间到餐桌做的有机蔬菜、安全的蔬菜，全程冷链送到你家里，要40块钱一公斤，可能很多人就会犹豫，我不一定买你的有机蔬菜，因为你觉得价格太贵了，这是一个消费观念的转变。所以说做有机蔬菜，做有机食品或者说食品安全，更重要的一点，不仅仅是保证了自己的安全，我们还有社会责任感，我们还帮助农民增收，我们现在我们的环境，我几乎见不到在大城市周边，一坛清澈见底的水，只有到丽江才能够看到一片清澈见底的水，为什么？因为农业的污染非常严重，尤其是养殖业，远远大于工业的污染。工业的污染是一个点，解决了一个烟囱的排污、解决了一个水管的排污可能容易解决，农业的污染是一个面，这个面的解决是千家万户，很难解决。

　　由此我就想到，首先我非常敬佩和感谢在座的大家能够坚持到现在，所以说你们是适合于做有机农业的，而且你们是最有责任感，也最有职业道德的。很早就走的人，不适合于做农业，他们是赚快钱的。所以说我跟朱会长提出一个请求，明年的农商高峰论坛颠倒一下叫商农高峰论坛，因为做农业真正的是坚持到最后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坚持到最后也许就是胜利。

　　我们再回头看看日本的农民、台湾的农民、韩国的农民，都是日子过得比较好的，都是中上层的，而中国的农民都是低层的。我在2005年做农业的时候，我的名片上不好意思打什么什么农庄主人，我要打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就怕别人出去看不起我，但是社会观念在改变，改变是靠谁？靠自己要争气。你给城市人提供了健康的保障，城市人就会尊重你。

　　所以我说做有机农业，如果你真正做好了是有人给你买单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担心我们的食品安全，但是有机农业在市场当中首先要解决一个信任度的问题，你是不是真的。我们很多人做有机农业就说，我也是做有机的，但是我没有基地，我是买来卖的，那么双汇、蒙牛不是自己犯了错误，是他的上游犯了错误，他控制不住，所以说出了问题。而多利农庄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我花了八年时间在全国建了十大基地，全部自己生产，而且花大量的资本在我的基地上，我仅仅是浦东的一个基地，改良水花了6000万，改良土壤要花3年，只要你老老实实去做，你建立一个消费者信赖的品牌、相信的品牌，你就会赢得成功，我会明确告诉我的消费者，我要赚你20%的利润，但是我保证你的健康，你干不干？我相信在座的都愿意。

　　你想你又要买最便宜的东西，又要保证食品安全谈何容易？农民不赚钱，你认为你忽悠了农民，但是更重要的是农民忽悠了你，农民养两头猪，自己养的那头猪不喂饲料，一年长100多斤，拿到市场上卖的那头猪五个月长200多斤，你们吃的是什么？是吧？鸡45天，我们原来在农村，我是农村的，我们的鸡至少要一年，那个肉才好吃，农民种两块儿地，一块儿地种来自己吃，不施农药化肥，一块儿地拿来卖。所以说要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东西，要有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说最后说，做有机农业的人，首先要有社会责任感，第二个是要有很好的职业道德，第三个是不要急于去赚钱，但是赚钱的时候一定会有的。

　　我们现在多利农庄在全国有十大基地，我们的市场只做北京和上海两个市场，其他的都不做。在这个基础上我下一个的梦想就是刚才我们李书记所讲的，我除了要有一个城乡建设、城镇化建设当中，不是简单的城镇化建设，建一个房子就是城镇化建设，关键要有产业，我先做好一个健康的产业，然后再实现我的庄园梦，让城市的人能够到农村去感受一种庄园般的健康的生活，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有这样的愿望。

　　最后一句话，吃有机保健康，有机生活源自多利，谢谢。

　　主持人：

　　下面这个环节本来应该是讨论，时间关系我们直接进入提问，我们用不超过20分钟的时间来提问，提问的主题我建议我们缩小一下，我们就这个有机农业和农业的多功能性问题，大家展开提问。

　　提问：

　　我有一个问题给张总交通一下，关于有机农业。您刚才给人的概念就是说，只有吃有机食品才是健康的，才是你的健康保证，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有争论的结论。其实是普通的食品按照正常生产的话，完全是可以大家放心消费的，之所以中国有这么一个怪圈，觉得有机食品才是健康的，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普通的蔬菜、普通的食品并不相信，有很多的事情发生。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全世界都生产有机的话，这是一个不持续性的概念，我们会有一半的人都会饿死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在目前这种全面地推广有机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更多地我是需要更正常的一种生产健康食品的方式，不知道您是否赞同我的观点。

　　张同贵：

　　我觉得你的提问很好，但是也不是完全负责任的。为什么这样说？

　　任何一个商业模式不可能搞一刀切，你说所有的人都去拿LV、爱马仕吗？不可能，市场游戏分化。有机农业仅仅是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就像昨天我在飞机上和黄奇帆市长在交流的时候，从政府的层面首先要解决大多数人所关注的。但是作为市场的层面，允许多元化的经济的存在，所以说中国做农业千万不要一刀切，要因地制宜，没有说是做有机农业做好了或者怎么样，要全部做有机农业，不可能，是吧？因地制宜去做这是最有效的。

　　那么有机农业为什么最安全呢？由于普通农业我们现在是农药和化肥的投入量太大，中国是全世界平均水准农药和化肥的施用量的四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前年哈佛商学院来我们这儿做了一个调研，关注是什么？美国人的消费者买有机产品，第一选择为什么买有机产品，是出于对环保、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而中国选择有机食品是刚性需求。

　　提问：

　　我的问题是提给李书记的，我们企业在也做了一千亩地的有种养和观光旅游结合的农庄，我们在经营过程中，是2009年开始做经营过程当中有很大的困难。

　　刚才就是李书记介绍了巴南区的经验，我觉得他们有很好的经验也有很好的突破，我的问题很简单，也很实惠，我号召领导干部和企业去你们那儿观摩，能不能给予支持。

　　李书记：

　　欢迎你。

　　提问：

　　我相信张总的有机农业是真有机，但是您怎么解决在市场运作过程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谢谢。

　　张同贵：

　　首先是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第二个是当你的投资规模足够大的时候，你是发自内心从你自在内心地要维护这个品牌，所以说比你外在来监督你是更有效的。

　　我想我投了几个亿、十个亿，一包蔬菜出了问题我要毁于一旦，品牌很重要。第二个是你的团队很重要，第三个是你要建立你自己的标准。我们现在是农业部委托我们一起来共同建立有机蔬菜生产技术标准，所以说要采用这种体系来保障。

　　提问：

　　可能我刚才问的问题过于简洁，我的意思是说在有机市场这个环境不是很好，假有机太多，这假有机产品，在这个大环境下，对您的真有机产品可能产生很大的冲击，在市场上，您怎么解决假有机和真有机之间市场竞争的问题。

　　张同贵：

　　我觉得对我的冲击不大，第一个是我的营销模式是体验式营销，我把我的农场开放给所有的会员，我在陆家嘴建立一个黄浦江边上，建了一个很漂亮的体验中心，你来尝了我的菜，喝了我的黄瓜汁，吃了我们的胡萝卜汁你的口感就不一样，体验性消费。第二个是你可以告知我们的会员，你可以去参观了其他再来参观多利，你来做选择，不是我来帮你选择，你自己来选择，因为你心里有底，我的体系完全不一样。

　　就是这样来做，你认认真真来做，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后面来一定会信任你的。

　　提问：

　　今天其实上午我们农业部的官员讲的愿望和实际的，特别是对于土地的这个流转问题，好像我觉得是有矛盾的他这个，既要跟发展规模化，又要限制流转，你的提的是非常好，但是如果都是作为政府的政策来讲，大政策是限制流转，又要搞流转，你们作为下面是如何解决这个土地问题。因为农民的土地30年承包期，有的已经在可能只有10几年了，如果你不给这个投资商，我们就是投资人吧，农商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我看大家是不回来投的。

　　因为我现在就面临几个地方土地流转的问题，如何能够做好，我们心里没底，请问李书记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个？

　　李建春：

　　第一个是我们认为现在出的那个政策，它并没有细则，所以说这个要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实际上我们现在最大的规模，从我们现在这个巴南区的情况来看，最大的流转规模也就是4000亩地，不太大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把握一个准则，就是这个土地流转只能是在承包有效期之内。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尽量做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两个鱼鳞图，我们是积极地做成什么呢？是只要有项目的，我们就把它组织成土地股份合作社，由我们的业主直接和合作社打交道，这样就是说一旦有一两户不通的，合作社做工作比我们政府做工作，或者说比业主做工作的能力要强得多，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投资的业主去和每一个农民打交道。

　　我们就是这样干的。

　　提问：

　　我这个问题是问给Soren Bjorn，您说您的公司的运作是不参与种植的，您怎么能够保证，尤其是在中国，保证这个食品是安全？比如说农药残留是合格的，谢谢。

　　Soren Bjorn：

　　谢谢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们确实是行使食品安全的功能，我们是一个公司，我们要承担这方面的责任。我们制订标准，我们给农民写这个标准关于质量和食品安全的标准。需要做一些什么，然后他们呢需要经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查，在种植期以及种植期之后进行检查，这个责任我们是不外包的，我们非常认真对待这个责任，这是我们的品牌放在产品上，所以我们要对我们放在市场上的产品质量负责。

　　提问：

　　我们说的话题是一个有机的话题，因为我们知道多利农庄是有机的产品为主。那么我是来自于农业部中国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的，我有两个问题想问张总，这两个问题你可以自己选择回答一个。

　　第一，因为在座的有很多企业家，我们想知道现在的这个多利农庄，大概它应该是一个投资，应该是一个尾部阶段了，它的规模或者说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投资，如果不是秘密的话，我们投资一共大概的数量级，我们现在每年的净利润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个数字我想对很多想从事农业的企业家来说，应该是非常宝贵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看到了咱们是中国都市农业的第一个品牌，同时咱们也有一个尝试，在上海、北京这些大都市的空气污染十分严重，甚至有人说，都叫毒空气，在这样的环境下或接近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生产有机产品，这里面有什么秘诀？

　　张同贵：

　　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你不能把它做得太绝对，如果按照现在在空气或者说怎么样，或者说上海或者北京的空气，大家说我们还在这儿生存，蔬菜得呼吸，人在直接呼吸，所以说相对是通过蔬菜过滤了以后形成的产品，可能会比这儿更好，这是第一。

　　第二个是有机更重要的是三大元素，第一个是不能使用转基因，第二个是不能使用化学的化肥，第三个是不能使用化学的农药。我们现在的食品安全不是因为他们的空气的原因的影响而影响我的食品安全，主要是因为我们农药残存太多，化肥施用量太多影响了食品安全，所以说一个事情是相对的。

　　针对多利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上海有两个基地，一个是在浦东，一个是在生态环境非常好的崇明，北京一个基地在大兴区，因为收购的。但是这些地方主要是解决叶菜的生产，而我其他将近7、8各级地都是建在漓江、九寨沟、成都、海口去，那些生态环境非常好的地方，全部空运过来满足北京和上海。

　　我说现在是农民的生活指数是最高的，我们要把农民的生活带给北京和上海的朋友们，谢谢。

　　Soren Bjorn：

　　我想接着评论一下有机这个作物，我们所做的15%是有机作物，就像张同贵一样，我们也认为关键的是消费者的选择，如果消费者想要有机食品的话，你就应该给他们提供。

　　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利润这个问题，我想讲一下成本的问题，在我们的系统中的成本的问题，我们的产品来讲，我们总地来讲，所有的这个产品成本，有机食品的成本要高出25%，所以说为了有利润，我们有的时候卖家要高出25%，有的时候比25%多一点，有的时候比25%少一点。我认为有机作物的利润比常规的农产品的利润要波动性更大一些，就是想补充这个。

　　提问：

　　我想请李书记回答。张总裁可以把他的农场建在成都，建在海南，那些有机质土壤丰富的地方种植蔬菜供到北京和上海来，但是您是落地在就是巴南，我想问如何解决您的有机质补充问题，植物的有机也好，可循环也好，核心是有机质，化肥是把土壤里面的有机质提升出来，用于植物的生长，您如何解决有机质的补充问题，您刚才讲的生态的养心的，这个地方一定是非常好的，负氧离子要非常好的，有机质的补充问题，也就是直接地决定着您的这些想法可持续的，现在不会，但是10年、20年以后，您肯定面临着一个如何去补充，让你的土地补充有机质。

　　李建春：

　　多利尽管没有去，我相信他早晚会来的。我们在巴南也有一个这样的企业，尽管没有多利这样出名，那么他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是和我们整体的农业体系考虑起来的，在我们那儿有两个巨大的牛场，它实际上是形成的那些粪便都是有机的，他就是通过有机的肥料、有机的农药来解决。

　　当然你可能提的问题，你太专业，我不是搞农业的，但是我相信就是刚才我们张总说的那些，我们都能够做得通。

　　提问：

　　因为你的牛场里面的牛的粪便含重金属，如果你把它做成肥料或者说发酵以后做成沼气和沼渣，照样有重金属存在。

　　李建春：

　　错误，我们的牛不吃饲料，就吃草。

　　提问：

　　但是你够那么多的土地供应那个牛吗？

　　李建春：

　　我们那个地方的有机蔬菜目前来讲就是刚才张总讲的，是一个体验基地，他要把这种模式向整个重庆市去推广。

　　提问：

　　要那么多的牛粪来，还要那么多的草给牛吃。

　　李建春：

　　这个就不是政府考虑的问题，他商业运作一定会考虑这些问题的，放心。

　　朱演铭：

　　可以说这个问题是给我们的，因为我们要在那里做产业的引入，要在那里做有机产业，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土壤的有机质的改良有很多种方法，要把它放在一个综合的区域去看，我们在重庆要准备种5万亩、10万亩的柑橘，每一年重庆就有很多柑橘，本身就有很多柑橘在种植，每一年在重庆种植柑橘的过程当中要做剪弃，剪下来的所有的这些叶，这些是很好的提供土壤的有机质。

　　第二个是在重庆要做有机，不一定是说重庆，在任何地方做有机，不是说我进去做有机，我就找到一块儿地做有机的，要做配套的。有机需要有机的肥料，肥料是要健康的肥料，肥料来自于什么地方？我们所说的肥料和需要的肥料，来自于鸡粪和来自于鱼粪，这两个是我要的，不是牛粪也不是猪粪。要完成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引入我们所要引入的那个养鸡和养鱼的企业，所以说从源头来讲，提供有机的这个肥料不是说当地取材，取他的那个当地的养殖场的肥料，不是这个概念。

　　你这个问题问了书记，因为这个不是书记要解决的问题，书记要解决的问题是给我政策来做这件事情，我需要从商业的角度和市场经济，商业和食品安全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去会创造这样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整个生物链，是一个安全的生物链，而不是说只是我要提供，因为我要做这样的事情，土壤里面有很多种金属或者说肥料里面有很多种金属等等这些问题，这个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问题，也是一个系列的问题。要做有机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跟张同贵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探讨，但是我们做有机，我们有整个有机的一整套，这个有机的一整套，我们酝酿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学了很多的东西。我不知道张同贵是怎么做有机的，但是我们有我们做有机的方法，但是回答你这个问题的话，这是一个系列性的、全产业链的一个问题，才能够真正做到产品最后的有机和保证它真正100%能够做到有机。

　　主持人：

　　谢谢朱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到这儿了，因为这个问题是人人都可以发言，人人都有发言权的，而且农业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切身利益的，所以再讨论一天我估计情况也是讨论不完的。

　　所以时间的限制，这一节的论坛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各位来宾的积极参与。

　　(全天会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