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城镇化学术论坛暨2013年春季城市建设论坛”于2013年4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中国新型城镇化学术论坛暨2013年春季城市建设论坛”于2013年4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

　　以下为演讲实录：

　　陈玉宇：台湾的李宗盛有一句歌词叫做“爱情它是个难题”，我准备发言的时候发现城市化是一个难题，我今天准备给大家讲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是回答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以及它所处的当前的中国和国际的三大矛盾；第二部分内容是回答中国当前的城市发展中所形成和积累的五大问题，回答了这两块内容之后，我们就应该有政策建议，但是我发现我没有什么政策建议，作为学者我只能够就前面这两部分内容把我自己及我的国际、国内的同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介绍给你。这些认识有的比较迂阔，对于你的现实工作没那么大帮助，只能起一点启发的作用。

　　中国当前处在经济转型中，中国城市发展继承了很多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的色彩，从而使得我们得出结论，在下一步的城市化过程当中应该转变这种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变成更加发挥市场力量的、由市场力量主导的城市化，政府只是一个引导的作用。在稍微具体一点的改革的体制上，中国城市的行政层级结构的改革是决定城市化是一个健康的发展过程还是将会是一场麻烦和灾难的关键点，中国的城市化应该做到行政层级权利与城市的治理权利相分离，就是我这一个小镇管理城市的功能和一个1000万部级城市管理的职能是一样的，这两者必须分离，可是现在没有分离。

　　表现的特点就是这么多人讨论城镇化，我跟原来国家机关各级当中的朋友谈话，他们能够说的问题就是在等待，镇长在等待、处级干部的县长在等待，地级干部的市长在等待，省长也在等待，等待着所谓的有更聪明的伟人来做出决策，这不是胡扯吗？

　　中国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是9000多美元了，这是世界银行[微博]给出来的数据，按照过去三年的名义汇率的计算也有6100美元了，是标准的中等收入国家，相当于韩国1986年的水平，无论是用购买力平价还是用名义汇率平价，相当于日本1963年的水平。

　　第二个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农业占GDP的比重是10%，相当于韩国1985年的水平，相当于日本1956年的水平。

　　第三个城市化水平稍微弱一些，相当于韩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相当于日本1950年的水平，这就是简单化表面现象的比较。本质上的比较，中国现在的第一个矛盾就是经济转型的矛盾，这个大家提了很久，这个经济转型的矛盾我强调的跟别人不一样，从贫困国家1000美元以下发展到3000美元以上，这叫超越贫困陷阱，你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很简单，政治稳定、发挥市场的力量，让资源、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高效率部门，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制造业部门，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制造业，然后政府能够发挥一些作用，比如说做基础设施建设等等，你就能够完成从贫困陷阱到中等收入的转变。

　　虽然这么简单，但是世界上能够完成这个的也并不是特别多，中国终于在过去的三十年完成了。

　　进入到中等收入之后，按照经济学家这样一个粗糙的理论，你就是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长驱直入进入富裕国家的俱乐部，你从五六千美元，经过十几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努力能否进入以当前的购买力衡量两三万美元国家的组织、这个俱乐部。依赖于两点，产业的技术升级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第一阶段劳动生产力那么多的情况下、不提高的情况下，你可以雇佣更多的工人、你可以雇佣更多的从农村来的闲置劳动力来扩张生产规模，但是到了今天这个阶段，你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每个工人能够生产多少？做不到这一点，现在倒逼我们的力量，不是我们的经济学家远见卓识说我们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中央领导号召我们这么做，而是中国的工资已经进入到长期持续提高的阶段，我们的劳动力总人数从明年最差的预测、从后年总人数开始降低，也就是说我们从中等收入阶段已经进入到劳动力工资将会持续上升的过程，我们的企业家们城镇化过程只有能够提升技术，造就劳动生产力的提升，才能够迎接工资提高的需要，如果我们不能造就、不能这么转换，我们的工资提高就会停止，这就叫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我们面临的一大矛盾，是倒推来的，我们的工资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企业家不应该再迷信说政府有一天出台政策可以使得你面临的要素成本降低，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要面临的问题是没有效率的企业、没有成长空间的企业不得不关闭、不得不转移到东南亚去、不得不转移到西部的地区去，这个空间其实很小。高效率的、能够支付得起高工资的企业才会成长。马歇尔在100年前举了一个例子，最近经济学家很乐意举，就是跳出贫困陷阱的时候你栽了一片松树林，很旺盛，野蛮生产，但是松树林的基因和种子就是拧拧巴巴的长十米高，你现在要变成二十米高的一片森林，你需要换红杉木的种子，你得砍掉原来的树，这叫创造性毁灭，这是很挑战的问题。

　　第二个中国现在正在面临的问题，全球的技术基本形态发生了变化，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汽车技术、电力技术大约从创造出来到进入市场到饱和经历60年—70年的时间，二战以后电视、电冰箱这些技术从创造出来进入市场到饱和大约是30年的时间，现在互联网、手机、新能源等等新技术从创造出来到进入市场、到饱和是10年时间，外部全球性的技术变化要求我们当前无论是城镇化还是产业结构变换必须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难以解决，我们正在粗放的造了很多城市，欧洲在开始做准备第三次工业革命，造智慧城市和新能源城市，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第二个大的挑战。

　　第三个大的挑战和矛盾是我们自己造就的，我们的城市化滞后，刚才的演讲嘉宾说了52%也好、35%也好的城市化，我们还有大量农业等待的城市化，可是我们已经城市化的部分又形成了新的二元结构和城市里面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产业结构上的问题。我们的城市也有一个城市结构，就是城市结构不合理，我们的城市需要更新换代，这就是当前面临的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产生，这三大矛盾其实确实是构成一个难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面临的城市化的五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城市化在中国增长速度慢，城市化率低，城市化本来的核心是市场力量追逐积聚带来的利益，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那么中国在放手让市场力量追逐，经济资源、经济活动和人口积聚带来的好处方面做得很差，全球二战以后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也就是说从百分之二三十的城市人口变成百分之七十以上，大约四十个国家，这四十个国家在二战后迅速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城市人口增长率平均速度是5%—6%，中国只有北、上、广、深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超过5%—6%，三十年来大部分城市总体的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只有3%，是慢于二战之后这四十个国家的基本速度的，这是城市增长速度慢。

　　城市化率低刚才嘉宾讲过了，我就不说了，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城市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城市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中国没有做好表现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城市的大中小结构有问题，城市的最优规模没有得以实现，什么力量决定了城市规模？是两个相反的力量：第一个力量是大家凑在一块互相学习生产力会提高，这是好处，凑的人越多越好，所以每一个城市其实本质上会追逐这个地方人口扩展，会带来繁荣，从历史上到今天每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的，只有在计划经济下不是一样的，在计划经济下要涉及到财政负担问题，没有一个市长乐意让我这个地方人口越多越好，但是这是错的，积聚化会带来效率的提高，相反的力量是什么呢？集聚的人太多了，城市管理和技术手段跟不上的话会带来拥挤，通勤时间长、低价高、生活成本高，这是坏处。好处和坏处的平衡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最优规模，在这样的理论下西方的经济学家布朗大学的一个教授做了测算，中国的地级市如果把规模扩大一倍，生产率会提高三分之一，不需要任何技术进步和别的方面，只是因为积聚效应，他的结论是中国100万—1000万、尤其是300万—1000万人口的城市数量太少，居住的人口比例太少，他是怎么比的呢？有没有什么神奇之处？比如说你这个国家居住在12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跟居住在300万—1000万之间相比，全球的平均水平是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你有三个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那你就应该有九个300万—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但是中国的比例是多少呢？不到10%，也就是说类似这样的比例，告诉你中国300万—1000万能够充分发挥积聚效应的城市太少了，还要增加一半。那哪个城市太多了呢？10万—100万这个区间的中国的人口城市太多了，这就是结论。第一个表现就是大中小结构的城市不合理，超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领头羊的作用，高端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研发、金融都集中在这，当制造业标准化就要从这样的大城市扩散到300万、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这是基本的规律，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存在着天下最臭的城市结构。

　　第二个表现城市的产业结构有问题，举一个例子，三位数的制造业产业一共也就100多种，宁波基本上占了90%，宁波并不是一个个别的例子，所有宁波水平的城市都能够生产全部的制造业当中的各个门类，没有专业化分工，底特律的问题也许是专业化分工过头了，但是我们没有专业化分工，没有专业化分工你的规模经济就出不来，积聚效应也出不来，这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产业结构中增长模式转变的问题跟城市的产业结构是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规模，而且还制定了一定的专业一点的、重点一点的产业的积聚，形成各为特色的城市就是能够造就重新配置资源、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根本途径。

　　中国在这方面当前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你想一下，因为城市有层级结构，大城市享有的无论哪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权利大于低等城市，就算经济规律要求大城市的一些制造业产业应该向更低一级的城市转移，但是因为行政权利和经济权利的约束，使得包括税收上的激励、使得大家不愿意完成这个转移，也就是说这个增长模式的转换也受到了阻力。

　　第四大问题是城乡差异问题，城乡差异问题就是一个老问题，也是新问题，我现在给你提出两个数据你就知道了，第一个数据中国的城乡差异是两倍半，韩国1995年的城乡收入差距是1：1，台湾2000年城市收入是农村收入的20%，是怎么做到的？韩国从1975年到2005年的30年时间，农村人口下降了85%，耕地下降了40%，但是总的农业产量上升了70%，这就跟咱们第一个嘉宾说的这取决于农村的提升劳动生产力单位产量的努力，中国做好了这个准备没有？也不见得。

　　中国的条件是不是就使得我们不容易做到削减城乡差异呢？印度农村地区劳动力50%的人不识字，巴西城市化比我们做得好、比我们的深度和广度都要强，巴西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龄是四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龄是七年，中国有全世界最优秀的、素质最好的、人力资源最好的劳动力家庭等待着被城市化，所以说原因在哪？这就是第四个大问题。

　　第五个大问题城市的治理结构有问题，观察一下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城市的最优规模也好、产业格局城市规模的结构都受制于市场力量来决定，你破坏了这个市场力量，你就做不到这一点，那城市治理在中国最破坏市场力量的是什么呢？就是城市的层级结构，我们有部级城市，我们也有镇级和科级城市，我们的东莞、我们的浙江地区科级城市好几十万人口，它能够拥有的管理、治理这个城市的经济权利几乎没有，这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这个城市治理结构拥有的权利主要是使得资源在不同城市之间的配置不是向着优化方面走，而是向着劣化的方面走，这是中国面临的问题。

　　中国的城市积聚，中国的城市需要劳动力，不需要人口，这是非常短视的一种行为，为什么短视呢？这和城市治理当中的税收和财政的权利安排也有关系，你想象一下欧美的城市有市议会，在管理和治理该城市的经济权利方面，一个10万人口或者5万人口的小镇跟纽约市拥有差不多相同的权利，在中国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我想讲的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从来没去过无锡，虽然它是那么美好的一个地方，在我印象中非常好，我最近去了，去了之后我就发现我的愚蠢，我做城市化研究虽然不多，但是号称对中国600多个城市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对无锡恰恰忽视了，我想当然的认为无锡现在应该是一个人口600万—800万的小都市级的城市，结果我去了之后发现权市人口400万，城市居住人口不足200万，从任何理由来看无锡都应该成为一个800万人口的城市，这和我前面讲的是有关系的，跟无锡的很多官员聊天，我说你同不同意一个观点？如果这个城市是你的，你关心这个城市，无锡如果变成一个500万人口的城市，已有的市民将从中受益巨大，新来的市民找到新的机会也受益巨大，这是一件对任何人都好的事情，你同意吗？他说我同意，他说为什么不吸引人口？我吸引人口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这就是经济地图，山峰的高度代表着这个地方每平方公里上生产多少GDP，我们把这个图所展现的地区不平衡跟真正的地区不平衡混淆一谈，我们认为经济活动过多的积聚在南部沿海、长三角、环渤海和几个中心城市，这是不对的，这也许就是历史的规律。

　　这是美国，美国有山峰的地方集中了美国80%的人口和90%的GDP。

　　这是日本，这两个山峰的地方集中了日本70%多的GDP，60%多的人口。

　　这是德国、这是英国。

　　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两个过程，在产业结构上就是从农业而制造业、从制造业而服务业的过程，所以韩国今天的服务业占到60%多，日本是70%，美国是80%，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

　　经济发展过程的第二句话就是经济活动和人口在地理空间上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几个地区去，中国的积聚已经现出雏形来了，这个积聚就是这个样子，中国有28个城市体系，这个城市体系的定义另说，但是我要告诉你经济地理专家的研究表明，这28个城市体系在南宋时代基本形成，也就是说我们的城市集聚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能够消除命令型的城市发展，让自由市场的力量在这个推拥下完成人口的转移、完成工作的创造、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变化，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起一个引导和服务的作用，如果我们能转到这一点，我们即将要完成的事业就是一件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情。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二十年时间我们提到了2.5亿农民工，有1.5亿是跨地区流动的，这1.5亿农民工已经半拉子完成了城市化，他们带了家属的只占10%，你想想我们政府应该准备或者将要提供的公共服务有多大？我们按照这些经济学家对未来的猜测，他对我们中国梦的猜测基本上是乐观的，他认为你在30年差不多可以继续走完从1986年到今天韩国走的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在30年后，中国的14亿人口有11亿在城市地区，只不过是配置在怎样的城市、怎样规模的城市，中国的城市会形成怎样的产业结构？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市场力量。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我们必须把命令型的城市化发展战略革除命，把它变成以市场力量主导、革除城市的层级结构，把城市的行政权利与城市的治理权利相分离，来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迂阔，对解决现实问题可能只有一点点启发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