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携手海航集团于2013年4月27日海口举办“探寻企业真实成长”高峰论坛。上图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图片来源：新浪财经王有涛 摄)

　　新浪财经讯 《财经》杂志携手海航集团于2013年4月27日海口举办“探寻企业真实成长”高峰论坛。新浪财经现场直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微博]表示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新动力。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中国经济未来20年需要新的引擎，也需要新的增长动力。新的引擎在哪？新的动力在哪？我觉得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过去30年，城镇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辜胜阻讲话实录：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演讲的题目是“未来二十年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动力”，这是大会给我出的题目。关于未来20年，有一本书是世界银行[微博]写的《2030年的中国》，它是关于从2010年到2030年的一个研究报告，正好写的是未来的20年。报告在2010年不到50%的城镇化率基础上，预测20年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增加20个百分点。同时报告预测，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将从36下降到12%，目前美国这个指标只有4%；服务产业的产出比重从43%上升到61%，上升18%；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从现在的47%下降到35%；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从47%上升到66%，意味着消费将要成为“三驾马车”当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增长19个百分点。这是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的未来20年。

　　未来20年我国经济实现这些目标要有新的引擎，也需要新的增长动力。我今天就希望跟大家共同讨论新的引擎在哪？新的动力在哪？我认为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新引擎。而创新驱动则是新的动力。过去30年，城镇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诺贝尔奖经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一句话，影响当今世界的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一是中国的城镇化。未来的20年，城镇化还会成为重大引擎，但是未来的20年的城镇化和过去30年的城镇化不一样。李克强总理讲，新政府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要靠城镇化来稳定增长。中国的城镇化是稳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引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光稳住增长还不够，必须产业升级，这就必须靠创新驱动提升质量。李克强总理说过两句话，一是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二是改革最大的红利，把城镇化这一“最大的潜力”变为经济发展的现实动力，这就要通过改革。

　　第一，城镇化是最大潜在内需和持久的增长动力，是未来二十年经济增长最大的引擎。

　　城镇化实际上涉及的产业非常广泛，有地产、建筑、建材、机械、环保、汽车、医疗、电气设备等产业。城镇化可以把两亿多农民工的消费从流动性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海南的专家迟福林专家预测，未来10年，通过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50%以上，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将有望达到45～50万亿左右，居民消费率将达到50%左右，最终消费率达到60%左右。人口红利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人口红利消失了吗？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有双重性。有人测算过，城镇化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推进，可以拉动三到六个百分点的GDP。人口老龄化作为另一种人口现象，被视为对经济发展的一种制约。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人口越来越少，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必然拉低GDP的增长。有专家测算人口的老龄化会拉低增长两到三个百分点。我认为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人口数量红利，可以说已经消失，但是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口城镇化红利，远远没有完成。新政府应考虑如何用好城镇化红利。金融危机期间，有人写过一本书《谁来拯救美国》，他的答案是九亿中国农民。九亿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在消费需求，但是农民只有变市民，只有从农村走向城市才产生让巨大的消费需求成为现实。城镇化是稳增长的持久动力。城镇化是一个持续的增长，可能涉及到未来20年。应该讲，我们过去30年的辉煌主要是依靠以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人口数量红利、“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要素条件改变，这种要素红利驱动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新城镇化最大的特点是人的城镇化，是农民工市民化。我国过去30年的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据官方统计，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2%，但是如果扣除农民工的话只有大约35%，也就是说，有近2亿人的农民工，他们虽然实现了职业的转换和地域的转移，但是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很多农民工出现“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工作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或者叫做“候鸟型”的城镇化。这种模式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为此我们通过市民化改变这样的局面，减少半城镇化的巨大代价。新的城镇化最关键的是解决农民工的“半城镇化”问题，这意味着新城镇化是一种平等的新的理念。新型城镇化是改革的新起点。30年前小平教育改革使一小部分的农村青年通过高考跳出“农门”，今天需要通过户籍改革使大量的农民工市民化；30年前小平改革从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从农民开始，今天改革需要从城镇化开始，从农民工开始；20年前小平南巡引发体制内精英下海创业潮，如今需要激发新一轮的创业潮，带动农民工创业就业，使草根经济大发展。最终就像迟福林教授预测的那样，未来我国城镇化将会打造六亿中等收入群体。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城镇化是最大的增长引擎，而且是未来20年增长的引擎，也是未来20年发展的重要红利。

　　城镇化潜力的发挥要靠改革，城镇化涉及到一系列的改革。如果没有改革城镇化还是老城镇化，不可能是新城镇化。那么有哪些改革呢？我认为，首先是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为什么讲农民工是“半市民化”、“半城镇化”，就是因为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公共服务，特别是基本的公共服务。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公共服务的体制改革。农民变为农民工后，有人认为农民工这个称呼要取消掉，但是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现在只有通过把农民工变为市民以后农民工这个概念才会消失。户籍制度的改革是非常艰难的，或者说仅有户籍制度改革，仅简单地给农民以城市居民的户口，这是不可行的。市民化最重要的是要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安居，要有稳定的就业。现在城市有两亿多农民工，其中80%的人就业是不稳定的。仅仅给农民工大城市的户籍，但是他们没有稳定的就业，就很难再城市扎根。基本公共服务改革的同时再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户籍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一堵无形的墙，阻碍人们自由迁徙。现在户籍不仅将人贴上身份的标签，分为农民工和市民，而且成为分配公共资源的依据。户籍背后不同待遇是动态的、相对的，过去附着在城市户籍上的粮票、油票、布票等已消失，但教育、社保城乡待遇差别加大，购房、购车等新待遇不断出现；农业户口上附着宅基地、承包地、各种补贴等，含金量很高，差别使户改十分复杂。为此，新型城镇化要在全国应该要实行积极的“全覆盖”政策，只要你是常住的人口就可以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对所有的进城农民工都应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属地化。然后让其中一部分人市民化，像广东实行积分制使得一批农民工能够落户，避免了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的问题。在09年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有几千万人失业，外国人都感到很震惊，但是我们是如何解决这部分失业人员的呢？主要是通过农民工回乡创业以带动就业。我最近到东部进行调研，现在大量的农民工回流，在城市落户，实现家庭的团聚，就地实现城镇化，这种模式也可以避免“钟摆式”、“候鸟型”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代价。要解决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等地大量外来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光靠地方政府自己做很难，要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渠道分担外来进城人口市民化的改革成本。企业也要有积极性。农民不仅要洗脚上楼，更重要的是洗脑进城。农民变市民以后，他们的思想观念会发生很大变化。小平30年前的改革让农民有机会上大学，这种市民化是文化的市民化，这个过程中教育培训体系很重要，以提高农民工创业和就业的能力，让他们进得来，主得下，留得住，融得进、可创业和就业。我认为当前我国正出现以产业转移和劳动力回流为主要特征的“双转移”现象，最典型的是“富士康现象”。富士康从深圳迁移到郑州，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增加的用工需求，保守估计不少于50万，产生了强烈的就业带动效应，并且改变了人口流动的格局，现在郑州本地打工比例已经超过了外流劳动力的比例。所以，民工回乡潮可以促进内地的城镇化。这些人到沿海打工本身就是上了经济大学，返回老家创业的成功的概率很高。还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否则城镇化很容易陷入以地价推高房价的“房地产化”陷阱。还要实行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县市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现在有很多城市有城中村，农村有城市。前不久我去了广东省东莞市虎门，虎门的流动人口数量最高时曾经达到100万人，100万人大城市的概念，本地人只有10万人，而目前的县市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这个城市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改变城市设立标准和管理体制。此外，还要住房及保障房的改革，就是要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保障性住房的覆盖范围，多渠道的解决农民工住的问题。还要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

　　今年两会期间城镇化的问题很热，这一现象背后主要有三种心态：一是兴奋，因为城镇化会创造巨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为众多产业带来无限商机；二是担忧，担忧城镇化好事办歪，陷入误区；三是不理解，不理解中国城镇化的巨大意义。城镇化趋利避害要防范五大误区：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农村被城镇化，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陷阱。

　　第二，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还要靠“创新驱动”战略来推进产业升级。

　　现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时代已来临。哈佛教授迈克尔波特说，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就动是生产要素驱动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第四个阶段是财富驱动发展阶段。当今创新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命题，为此美国提出再工业化，中国也提出了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创新的国家意志不要转化为企业的行为，我们的企业要么向上走通过创新实现转型，要么向海外拓展海外市场，如果不这样就会被淘汰。在创新过程中，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人才激励重于技术开发；营造环境重于集聚要素；作为创新“软件”的创业创新文化重于设备厂房“硬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意志”一定要化为“企业行为”，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演讲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张燕冬：非常感谢辜主席对新引擎、新动力，尤其是以创新做了全面的诠释。当我们看到这个新引擎对中国社会真正产生效益的时候，我们更加担忧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能力以及对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能力。另外，辜主席通过对海航的分析在创新体制上提出了新的动力。由于时间关系，辜胜阻先生愿意回答一个台下的问题。

　　提问1：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有什么关系？

　　辜胜阻：有人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面前中国有可能被甩出，我们不希望“被甩出”，我们希望“弯道超车”。前面的工业革命我们失去了机遇，我觉得要实现弯道超车一定得靠“创新驱动”。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高技术作为支撑的，如果我们没有技术上的创新，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也会失去机会。我们要“弯道超车”，最重要的是在技术上实现创新驱动，关键是企业加大研发能力，政府对创新型企业要支持，特别是金融支持。技术的创新如果离开了金融创新，那就是无米之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关键是落实创新驱动的战略，让企业成为创新和推进产业升级的主体。

　　张燕冬：因为见辜主席不容易，我想提个问题，中国市场经济到了今天并不像西方那样，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政府计划、政府控制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还需要政府逐渐地减少职能，但是同时，城镇化也好，农民市民化也好，包括环境、交通、地下水等问题，比如说一下雨地下水就堵，这是政府治理能力的弱。那么，政府怎么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更公平的体系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有些事是政府不应该做的，但是做了，但是有些事是政府应该做的，但是没有做，我们应该怎么做？

　　辜胜阻：这个问题特别好，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所有的改革中，具有“龙头”性质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自身的改革非常重要的是，怎么按照两会前二中全会的精神落实，一是放权，向社会和市场放权；二要“削权”，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削权；三要“分权”，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四要“限权”。要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让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笼子中”运行；五要“监权”，加强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六要防止“侵权”，确保依法行政。最近一次国务院政府常务会议提出改革审批制度，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你刚才讲得很好，政府一方面存在“越位”，把不该做的做了，另一方面存在“缺位”，该做的不做，像环保的问题。这次两会大家对环保问题高度关注，“空气质量、饮水安全、食品安全”三大安全问题已经关乎到民生的底线。政府应该做该做的事，把不该做而又做不好的事交给市场、交给社会来做。所有的改革最重要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自身的改革改好了，其他的改革就会“水到渠成”。

　　张燕冬：非常感谢辜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