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首届长江青年投资人论坛”于4月13日在上海举行。上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3首届长江青年投资人论坛”于4月13日在上海举行。上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

　　以下为演讲实录：

　　魏加宁：大家早上好，来到这个会场感到非常感动，那么多的朋友坐在后来新加的位置。我觉得要看一个地方有没有希望看什么呢？看年轻人，看年轻人看什么呢？看年轻人是否好学。看到上海的年轻人这么好学，我觉得上海还是很有希望的。

　　接着刚才金行长的话题，我想说两句话。金行长刚才介绍了国际银行业监管的一些趋势，因为我也是长期研究国内的金融改革、金融体制问题，个人认为中国现在在监管方面的问题有很多，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或者是潜藏着的比较大的风险就是“猫鼠换位”，就是金融机构的经营者今天是高管，明天就去当监管者，而金融机构的监管者明天又去当经营者。这样会出现什么风险呢？因为很多都是国有金融机构，就很有可能利用国有资产为自己升官铺路，这又带来了一个相应的问题，就是让监管者中下层的监管官员在监管的时候就不敢从严监管，今天我监管了你这家银行，明天你来当我的老板，我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所以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监管者的通道也有问题。监管者会给自己留后路，发现某家金融机构有问题了，我先放你一马，达成一种默契，等到我退官的时候下来到你这里，当不了高管，当个顾问总可以吧？这样就会出现监管的宽容。其实这个话题不是今天才讲的，银监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专家座谈会，在那个会上当着银监会主席我就讲了这个观点，一定要切断这个链条，否则中国的监管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这是我有感于刚才金行长提到的国际监管谈的一点我对国内监管的看法。

　　回到今天我的话题上来，主要是讲中国经济。我想先做三点声明：第一，以下所讲的观点都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发展研究中心的意见，与所在单位无关；第二，本人只是一个学者，并且不在股市，所谈的内容是讲宏观经济的，与股市无关、与改革无关、与政治无关；第三，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一定要让我看一下，这样可以避免出错。以上是我每次演讲之前要做的三点声明，谢谢大家的理解。

　　为什么说今年的经济形势主要要看国内呢？我很赞成刚才金行长讲的，个人认为今年的国际环境总的来说应该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外部风险我就不讲了，刚才金行长已经讲了，我就补充一点，就是刚才这位朋友提出的日本的问题。我觉得日本的问题确实值得注意，一个是它的债务负担率其实要远高于希腊，但是它的问题在于它的债务都是本国人持有，所以外界好像不是太关心，但是话又说回来，大概有90%是日本人持有债务，但是回过头来承担这部分损失的也只能是、主要是日本人自己，所以解决起来难度恐怕会更大，另外就是后来看看安倍的政策，现在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现在泡沫经济破裂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增强，但是这次安倍政府明显是在各个方面压制银行，就连财政长官都提前退休了，这样的话会后患无穷，暂时可能会缓解一下当前的困难，但是体制上的问题，如果央行的独立性被削弱的话将来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我也注意到中央银行就把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策，谁赞成什么，谁反对什么披露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要增强货币政策决策的透明度。另外现在安倍政府定的2%的通胀目标能不能实现，即使是日本的学者也在持怀疑态度，泡沫经济时期通胀才是1.5%，现在想一下子达到2%？能不能实现还是一个问题，就算真的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会不会出现债务违约？还有一个矛盾，现在在刺激经济的同时又声称未来要提高消费率，这是一个很矛盾的政策。还有就是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后，日元大幅度贬值的外部性问题如何应对，对于国际方面我就做这些补充。

　　对于中国国内的经济，我觉得今年主要是三大风险、两大看点。

　　首先是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其实2005年左右我们就在呼吁警惕这个事情，当时温州的企业已经开始出现分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去搞房地产了，只有很少量的企业愿意坚持实体经济，做实业制造业，但是非常艰难，各种成本都在上升，人民币也在升值，所以就非常困难。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低端的产业有可能因为成本上升面临淘汰的风险，而高端的产业又因为研发投入不足上不去，这样的话中国处在这样一个中间的夹心层的位置上就会很难受。但是我认为这种责任不完全在企业，板子不能都打在企业身上，造成这种现象是和我们整个宏观经济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过去10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仔细回过头来反思的话，形成了一种什么局面呢？就是虚拟经济的超额利润过高，而实体经济的利润太薄，货币超发、利率长期为负使得投机长期盛行，所以大家都去炒房地产了，再加上各地制度创新的环境太差，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政府的作用过强，或者是该做的事情没做，不该做的事情做了很多。比如各级政府所谓的产业政策，包括新兴战略产业的指导最后可能都会出问题，比如最近无锡的光伏企业出现的问题就说明政府不一定比市场聪明、比企业家聪明，政府的作用太强对市场实际上是一个抑制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产业风险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方面。

　　其次是金融风险，这里包括几个方面，今天就不展开讲了。一个是房地产泡沫的风险，刚才金行长提到了，还有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以及所谓的民间借贷、信托理财、影子银行等等。我想这些风险大家都比较了解了，应该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三大风险的存在，所以我也不展开讲了。

　　金融风险以外的第三个风险就是财政风险。去年我们也做了一个研究，中国政府债务汇总起来发现总的政府债务风险与GDP相比，根据我们的口径大概是59%，也就是说接近了通常认为警戒线的60%，这与广义财政收入相比到了175%，也是已经超过了警戒线，通常认为警戒线是100%，但是中国债务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结构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和各国比较起来，你去看债务占GDP的比重，中国和发达国家债务国相比好像不是太够，但是和财政收入相比基本上就和发达国家债务国持平了，你再看债务结构就会发现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占到了大头，达到了58%，中央政府债务好像看起来还不大。当然，光看债务还不够，还要看资产负债表，去年马骏和曹远征他们编了一个表，后来社科院经济所李扬他们又编了一个表，这些还有待讨论，不管现在的判断如何，但是有一个趋势可以看出来，中国一方面民生的支出在快速增长，而且民生支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刚性特征，能上不能下，另一方面现在经济学界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下一个台阶，经济增长下了一个台阶的话，如果体制不做大的变动财政收入增长肯定也会下一个台阶，这样的话大家就不难想像未来财政的可持续性的问题了。你的政府债务只能会变得更多，而且将来还没有具体讨论的养老金的缺口问题怎么办。以上主要就是中国经济的三大风险：产业风险、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

　　大家可能都很关注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也希望更多地看看未来。我想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主要是有两大看点，具体的预测刚才金行长已经做了详细的分析，我想从大势上来把握，我也比较赞成刘院长讲的，首先是把大势把握住了。我觉得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势主要取决于两件大事：一是体制改革何去何从；二是城市化走什么道路。今天我想重点把这两件事情和大家探讨一下。

　　首先是体制改革和经济走势的关系。个人认为未来经济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间投资能不能上来，民间投资要想上来又取决于预期，取决于什么预期呢？当前看来主要取决于对改革的预期，也就是说在竞争性的领域中能不能让民营企业当家，而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把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当做一个权宜之计，应当是把在竞争性领域充分发展民营企业作为立国之本，而不是权宜之计，只有这样民间投资才能上来。由于这样一种判断，所以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会有三种情景，或者说是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情景就是改革形势大好、人心大振、前景明朗、预期好转，它的结果就是民间投资快速上升、居民消费也会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提速，当然，物价可能会有上涨。如果出现这种情景的话，宏观调控的重心主要是要防止增长过快、防止通货膨胀，重心是在这里。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就是回顾过去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从这些经验中可以看出每次经济的高涨都和改革形势的好转有着密切的关系。在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第一轮高潮，联产承包、经济特区、吸引外资等等一系列新的举措出台，结果带来了中国8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再来看看第二次经济高涨，邓小平1992年初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改革形势大幅好转，出现了一个高涨的局面，改革形势大好，中国经济迅速升温。1993年不得不加强宏观调控，朱镕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降温。第三次高企是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国内经济放缓，出现了通货紧缩，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时围绕着加入WTO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展开了空前的讨论，这场讨论非常热烈，可以说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朱镕基果断抓住时机加入世贸，中国加入了WTO之后实现了全面的对外开放，这场举措可以说是带来了过去10年高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出口快速增长就和加入WTO密切相关。这是三次改革的浪潮，改革形势的好转、改革的高潮带来的经济高涨。我们认为这一次的背景是国际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国内面临的一边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一边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去年开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放开市场准入、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实现全面对内开放，所以如果新一届政府把全面对内开放的事情继续推向前进予以落实的话就有可能带来中国经济的新一轮高涨。大家可以从这张图上很容易地看到，实际上就是GDP的增长速度，它的高低明显和改革形势密切相关。

　　第二种情景就是如果改革若即若离、时隐时现，处于一种拉锯的格局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投资放缓，但是消费可能增长，就是一种结构调整的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很多企业家实际上不敢投资，为什么？看不准未来的形势，但是他敢消费，索性把过去用于谈判、用于调研的时间都用来打高尔夫球、去搞消费，就会出现这种局面，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但是通货膨胀下不来。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要防滞胀，这个我就不展开了。

　　第二种情景，如果改革毫无进展，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社会各界对于改革彻底失望，就会出现民间投资下降、经济增长下滑、财政收支吃紧、不良资产上升、通货紧缩、资本外逃、移民增多、汇率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的重心就是防破裂、防财政危机、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中国的未来无非就是这三种情景，当然，我们都期待着第一种情景。

　　这是第一个看点，就是改革形势怎么样。第二个看点就是城市化走什么道路，政府投资能不能上来很大程度上看你城市化怎么走，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推进城市化的话基础设施就要先行，基础设施先行通常需要举债融资，但是如果依然像现在这样不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话就会出现地方政府只能要么靠买地、土地财政，要么就是东借西借，增加负债，这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风险。这是一个需要非常高度关注的问题，就是如果城市化盲目地上来的话，短期内经济增长可能会上来，带动一些投资上来，但是长期来看也会造成更大的风险。另外城市化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个是城市化和三四产业的关系，首先是和农业的关系，现在号称“粮食九连增”，对这个形势到底应该怎么判断？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到底如何？其实下面是有质疑的，包括一些基层干部亲口跟我讲，他们是很怀疑这个事情的，为什么呢？理论上讲，现在存在一种机制，过去在收农业税的时候粮食产量往往是被低估的，因为你多报了，国家拿走的就更多。现在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还倒给补贴，大家想想在中国现在的社会氛围之下有没有这种骗补可能？还有就是一边进口一边粮价上涨，怎么解释？而日本的经验是把国防都交给美国人，但是粮食问题上绝对不敢放开。还有就是和工业的关系，其中有一个很纠结的地方，没有工业形成不了聚集效应，没法解决就业问题，但是有了工业又有环境污染的问题，怎么解决？还有就是和服务业的关系，中国城市化这些年来进展很快，但是并没有带来服务业的增长，所以你的城市化必须解决好和这三个产业的关系。

　　还有就是城市化走什么模式的问题，这里有几个不同的模式，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点到为止了。第一种是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结合在一起的模式，比如日本和韩国；第二种是政治中心很小，经济中心很大，比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是这样，美国的经济中心纽约很大，但是政治中心华盛顿很小，这和它的经济模式很有关系，而德国是一种分散的城市群模式，在这背后都和你的政体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你的经济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导向密切相关；第三种是和影响城市模式的融资模式有密切关系，如果你不给地方政府一个正规的融资渠道，它就只能靠卖地摊大饼，它的危害是一方面剥夺了农民的利益，这种城市化不能给农民带来应有的消费，另一方面通过推高地价推高房价又损失了市民的利益，抑制了市民的消费需求，所以整个影响了经济的增长，还有就是导致城市化的这种摊大饼的模式，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其实城市和企业一样，都有一个最佳规模的问题，你的规模太小达不到聚集效应、规模效应，但是超过一定规模之后边际投入效率是递减的，而且还会带来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水资源匮乏、社会治安大城市病等一系列问题，城市都有一个最佳规模，由于时间关系就不能展开了。

　　城市化还有一个管理的问题，主要是三大管理：第一是规划管理，政府的规划怎么管理，我们的问题是政府频繁换届，或者是地方政府的领导频繁更换，所以规划没有一个法律的约束效力；第二是为什么管理，农民进到城里就得按照城里的交通规则、各种规则，不能按照在农村的那种生活方式跑到城里头来，但是现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问题，结果使得城市出现了农村化的倾向，所以这方面需要注意；第三是公共管理，各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都会出现因为土地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问题而造成的市民运动，传统的、集中的、高度统一的管理模式恐怕应付不了这种局面，所以要放权，要给城市地方政府放权，一方面满足市民参与公共管理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满足城市政府的这种应急管理的需求。

　　我就讲到这里，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校友：魏教授您好，今天上海的空气指标是170多，是世界卫生组织最大平均的限度的9倍，现在中国政府正在考虑什么政策处理这种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

　　魏加宁：这个问题很受欢迎，也确实是和大家息息相关的，甭管你是高官还是老百姓都得呼吸同样的空气，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人人平等的。我对这个问题是这么想的，主要是两点：第一，很多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环境问题，发达国家也有很多很好的经验，我们无非是好好学习，先别想着创新，先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第二，我在这个问题上更关心的是政府该干什么，其实环境问题恰恰是政府首要的责任，首要的责任在政府，这是政府最应该干的事情。这就涉及到各级政府，中国是5级政府，应该怎么分工？谁来管什么？关于环保问题，前些日子在和美国官员座谈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讲到了加州，加州过去环境污染问题很严重，他们先是地方基层政府成立了一个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发现解决不了，然后加州成立了环保部门，后来发现光是加州还不行，联邦政府又成立了环保部门，就是这样一个顺序演变过来的。现在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研究的就是各级政府应该怎样分工，一般来讲我们是有一个基本的想法，要搞市场经济是有几个基本原则应该确立：就是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时候应该本着一个原则，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就尽量让市场去解决，只有市场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政府才去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应该本着一个原则，凡是地方政府能做的就让地方政府去做，只有地方政府做不了、做不好的就由上一级政府或者中央政府来做。目前我们感觉环保方面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其它很多事情地方政府来做确实是效率更高一点，当然这和国外的民主制度有关系，他们的地方政府主要是要考虑老百姓的民意，所以在环保问题上他们的份量要比GDP的份量更重，国外的地方政府很少去关心GDP，但是环保的问题他们必须重视。这里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污染有一个外部性的问题。比如这个地方上的项目污染的可能是其它的地方、其它的省市，所以这个问题就比较纠结了，现在我们也在探讨和研究，但是我想基本的答复是，要想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首先要把政府的职能明确，然后在明确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明确各级政府之间的分工，同时还有区域政府之间的联防联控，这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化的，而且需要增加透明度，要让老百姓只有什么事是哪一级政府的责任，这样才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