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岭南论坛”于2013年3月31日在广州举行。上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第二届岭南论坛”于2013年3月31日在广州举行。上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以下为演讲实录：

　　郑永年：人的寿命长了，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很容易剥夺下一代人的幸福。

　　我听说中国要反腐败，同时也要反特权，现在寿命越来越长，中国的退休制度正在改革，高官如果早退休一年，多活一年，下面数百万人的福利就没有了。今天下午的环节是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稍微讲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们的中国梦是什么，上午有很多的官员，下午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大家都比较看重GDP，我觉得中国梦不是GDP的梦，上午的总工程师讲得很好，1840年中国的GDP占了世界29%，当时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被日本和英国打败，英国的GDP是多少，当时西欧七个国家的GDP总量还不到世界的7%，这么大GDP总量的大国，被小GDP国家所打败，这是我们要反思的问题，因此今天讲有质量的GDP，有质量的经济增长。我感觉这一届政府上台后，谈论改革的观点出现了，我认为是好的现象。我自己的忧虑是GDP主义又回来了，现在各界政府谈论改革就跟GDP相关，又多起来，大家都说其他的省份追赶上来了，我们又要超越那个省。

　　GDP确实是很重要的，上午同样引用万总工程师的话，如果一年的工资只能买一平方米住房的话，再多一点，就是一年买二平方米的话，我想中国梦是不能实现了。大家现在都在谈2020年中国的GDP要超越美国，中国要怎么样，为什么没有人说2020年中国没有毒奶粉了，我们的空气好了。我是60后，八十年代受教育，我们这一代是在GDP和红旗下长大的，我们是否可以跳出GDP主义这面红旗，中国是一种国家动员型的体制，以GDP为目标是可以达到目标的，这样做不难。

　　如果动员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提到重庆的问题，就是国家动员机制，模式市场的机制，这样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二、三年内可以建设很好的城市，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说是会出现问题的。

　　第一句话是，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继续的将GDP主义放弃，追求有质量的GDP。

　　第二句话就是顶层设计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我自己也在不断的呼吁顶层设计，但是我感觉顶层设计越来越渺茫，那么谁是顶层，顶层是否有权力。我觉得如果你是总书记或者是总理，在这样的体制下，你是否有权力。例如汪洋书记在的时候，总书记和总理没有权力，都是官僚机构的权力，下面是企业和银行，现在的体制是官僚机构的设计，官僚机构的改革是可以打造GDP的，但是对整个社会和整体的发展没有什么帮助。

　　例如这次的大部制改革，我认为大部制的权力还是在体制内的流动，放到我这里，或者是你那里，根本说不到将权力放给社会，下放出去。这样的顶层设计下就很麻烦，发改委大家抱怨了好几年，权力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上午大家认为铁道部砍掉，我认为高兴得太早了，会将成本转移给我们。没有顶层设计就无法进行，现在的问题是顶层通过设计，如何减少对顶层改革的阻碍，中国的改革阻碍是很多的，但是地方很多的改革一到了上面就被官僚利益集团删除了，改革不下去，而且是否定的。很多地方是自己讲改革，别人改革就不行。

　　上次在北京的时候，我说中国进行的改革就是体制改革，每一个体制背后全部是庞大的利益集团，国有企业、银行，我们整天讨论改革，大学改革也是很难的，城市改革也是困难的，不让农民工进来，每个改革说得容易，做起来难。我认为创新才是最大的红利，而不是改革。因为改革是很难的，邓小平说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这样做是很容易的，对既得利益构成巨大的压力，让既得利益承担改革造成的巨大成本，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做的话，例如国有银行体制改革不了，前几年说发展中小企业，让大型的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失败的机会多于成功的机会，因为没有动机，如果这样不行的话，就允许民间的金融机构产生，民间的金融机构成长起来给中小企业贷款，这样做是可以的。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创新要比改革更加的重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