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第二届岭南论坛”于2013年3月31日在广州举行。上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以下为演讲实录:
郑永年:人的寿命长了,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很容易剥夺下一代人的幸福。
我听说中国要反腐败,同时也要反特权,现在寿命越来越长,中国的退休制度正在改革,高官如果早退休一年,多活一年,下面数百万人的福利就没有了。今天下午的环节是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稍微讲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们的中国梦是什么,上午有很多的官员,下午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大家都比较看重GDP,我觉得中国梦不是GDP的梦,上午的总工程师讲得很好,1840年中国的GDP占了世界29%,当时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被日本和英国打败,英国的GDP是多少,当时西欧七个国家的GDP总量还不到世界的7%,这么大GDP总量的大国,被小GDP国家所打败,这是我们要反思的问题,因此今天讲有质量的GDP,有质量的经济增长。我感觉这一届政府上台后,谈论改革的观点出现了,我认为是好的现象。我自己的忧虑是GDP主义又回来了,现在各界政府谈论改革就跟GDP相关,又多起来,大家都说其他的省份追赶上来了,我们又要超越那个省。
GDP确实是很重要的,上午同样引用万总工程师的话,如果一年的工资只能买一平方米住房的话,再多一点,就是一年买二平方米的话,我想中国梦是不能实现了。大家现在都在谈2020年中国的GDP要超越美国,中国要怎么样,为什么没有人说2020年中国没有毒奶粉了,我们的空气好了。我是60后,八十年代受教育,我们这一代是在GDP和红旗下长大的,我们是否可以跳出GDP主义这面红旗,中国是一种国家动员型的体制,以GDP为目标是可以达到目标的,这样做不难。
如果动员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提到重庆的问题,就是国家动员机制,模式市场的机制,这样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二、三年内可以建设很好的城市,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说是会出现问题的。
第一句话是,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继续的将GDP主义放弃,追求有质量的GDP。
第二句话就是顶层设计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我自己也在不断的呼吁顶层设计,但是我感觉顶层设计越来越渺茫,那么谁是顶层,顶层是否有权力。我觉得如果你是总书记或者是总理,在这样的体制下,你是否有权力。例如汪洋书记在的时候,总书记和总理没有权力,都是官僚机构的权力,下面是企业和银行,现在的体制是官僚机构的设计,官僚机构的改革是可以打造GDP的,但是对整个社会和整体的发展没有什么帮助。
例如这次的大部制改革,我认为大部制的权力还是在体制内的流动,放到我这里,或者是你那里,根本说不到将权力放给社会,下放出去。这样的顶层设计下就很麻烦,发改委大家抱怨了好几年,权力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上午大家认为铁道部砍掉,我认为高兴得太早了,会将成本转移给我们。没有顶层设计就无法进行,现在的问题是顶层通过设计,如何减少对顶层改革的阻碍,中国的改革阻碍是很多的,但是地方很多的改革一到了上面就被官僚利益集团删除了,改革不下去,而且是否定的。很多地方是自己讲改革,别人改革就不行。
上次在北京的时候,我说中国进行的改革就是体制改革,每一个体制背后全部是庞大的利益集团,国有企业、银行,我们整天讨论改革,大学改革也是很难的,城市改革也是困难的,不让农民工进来,每个改革说得容易,做起来难。我认为创新才是最大的红利,而不是改革。因为改革是很难的,邓小平说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这样做是很容易的,对既得利益构成巨大的压力,让既得利益承担改革造成的巨大成本,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做的话,例如国有银行体制改革不了,前几年说发展中小企业,让大型的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失败的机会多于成功的机会,因为没有动机,如果这样不行的话,就允许民间的金融机构产生,民间的金融机构成长起来给中小企业贷款,这样做是可以的。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创新要比改革更加的重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