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一直是很敏感的词。灰色收入，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都不陌生。因为灰色的话题，总是能牵起人们无尽的兴趣。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玩小鲁，做客本期金融博物馆读书会，谈“灰色收入的现状与改变”。

    王小鲁：无法界定合法与否的收入叫灰色收入

    宋立新：我想现场很多观众喜欢灰色这个话题，因为灰色在商场上叫边缘地 带，都是获利颇丰的。在职场上有灰色收入，也是引起大家很强的投机心理。在情场上叫暧昧，这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大家对灰色这个词一直都很敏感，所以我想先请问小鲁，你怎么界定灰色收入？

　　王小鲁：我理解的灰色收入，其实就是指这样一种收入，你很难明确的界定，它究竟是合法收入，还是不合法的收入。因为生活中常常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你不大容易界定，我管这种现象叫灰色收入。

　　贾康：要我说，所谓灰色收入就是不规范的收入，有人把它理解为贬义的，其实我不这么看，在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这个时代里，这种灰色不规范的东西至少有两个前途，一个是走向规范，一个是走向更加应该被打击和取缔的黑色。在现实生活里我注意到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他特别崇尚的一个概念叫“灰度”，一个企业发 展，一个群体的奋斗，他说要给出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要掌握一定的灰度。中国社会转轨这么一个复杂的变革过程中，可能这个灰度和灰色，首先先把它中性化，然后我们再探讨他这里面怎么样进一步把它慢慢的清晰起来。

　　主持人宋立新：首先，贾康很担心我一开始就把灰色推向黑色的边缘，所以他让我们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小鲁你同意吗？

　　王小鲁：我同意，所谓灰色是有一部分收入我们没办法界定，既然没办法界定，实际上它的存在有可能是合理的，也有可能是不合理的。有可能是应该合 法的，但是我们法律界定的不够清楚。也有可能是非法的，或者说也是因为法律界定的不清楚，所以我们没办法把它当做非法收入来对待。

    贾康：科研人员拿课题费也算灰色收入

    贾康：我比较直率地说，听到主持人和小鲁刚才的评价，我感觉你们实际上比较倾向于把灰色收入还是做负面的，贬义的一个判断，至少比较大的分量是 他扭曲，带来副作用。但是我想说，从中性的角度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正面的。负面先说一下，财政部的老领导在不担任现职之后参加金融巡视组，巡视过程中他看到一个情况，他们跟我说起来很有感慨。组织部门派出去有官员身份，在社会上他是企业家身份，国有控股保险公司的老总，给自己发750万的年薪，巡视时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看得目瞪口呆，但想来想去以后说这个东西是违法了还是乱纪了？最后定不了性。这就是灰色收入。你要问起来，他说我们感觉有这个必要，我们必须招揽人才，才能够应对国际竞争，我自己作为掌门人，我自己没有这么高的收入，我要用的这些骨干他的收入怎么上得来？

　　主持人宋立新：您觉得这个话合理吗？

　　贾康：我认为这里面有明显的不合理，这是我负面的例子，但是他说起来他有他的一套道理，他为什么不合理，最关键的一条，你这个位子不是在市场竞

争中，按照企业家，按照高层管理人员的这样一个竞争程序产生的收入，是组织部门派你去的。在这个机制没改之前，这样一个看起来高的，比一般类似的有这种资历人员高出多少多少倍的收入，明显有不合理之处，但是以后所看到的回应，不是说这个人抓到什么把柄，而是在制度方面加了一个天花板，我的印象最高是 200万左右，可能分两类，银行、金融机构之类的，180万还是280万，有了一个比原来明显的压力，实际上是认为这个灰色收入里有很大的比重是不合理的，是 过高的。

　　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科研方面有课题费，比如科技界有各种各样的课题研究，规则上规定，你有工资收入的人不能在这里面拿取一分钱的劳务。自然科学界课题费动不动几百万，几千万，重大专项是几个亿，这里面参加的人员他怎么样在这里得到一种应该有的激励，包括他在工资方面，明明有工资收入的同时，

我个人认为对于他参加课题的努力应该有劳务的部分对应上，但是在对应不上。那怎么办？实话实说，比较普遍是拿各种各样的发票往里塞，去报销，自己的，亲友的，搜罗到的都报在里面，他形成这个收入是灰色收入，但是我不认为他一股脑都是不合理的。我在内部讨论对有关管理部门的官员我专门说了，我认为从长远看，你不能光 强调如何的加强管理，如何的一丝不苟，每一张发票是真的，说明你从哪到哪，等等之外是不是应该考虑把灰色的东西引到阳光化，把应该给科技人员做特别努力的激励的定位。这就是在中性里可能包含另外一个，我认为是可取的，应该给予一定合理地位的收入。

    贾康：公费改革谨防矫枉过正

    贾康：更多的借鉴一点国际经验，比如公车改革，国际经验都是成套的，为什么中国人做不到？一辆公车三分之一的时间办公事，三分之一的时间办首长的私事，三分之一办司机的私事，某种意义上首长和司机都有灰色收入，这个灰色收入跟着公车来的，怎么改？国际经验那么一大套，为什么中国就学不了？

　　主持人宋立新：你在政府部门给我们说一说。我是在媒体我不知道

　　贾康：公车改革我知道有些地方有过这种试验，比如大庆，我们专门调查过，他做了以后很难在别的地方推开，很难复制。这个说来话长。你看看国际上，人家是怎么在这方面相对稳定的可以排除中国现在人人都觉得气愤，但是老改不了公车上的弊病。这里说的直率一点，一定要有一个配套的，实质性的，从决策高端的顶层设计上，就相对来说合理，一直贯彻到下面的可操作性，又能够得到底下的积极创新试验的回应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种实质性的配套改革是真正解决主持人所说雾霾这一套灰色的东西泛滥、盛行于各地，总体来说希望所在。现实生活里操之过急也没有用，我们寄希望于十八大以后真正把配套改革的事情推起来。

　　主持人宋立新：你觉得八项规定是操之过急了吗？我们现在是不许宴请等各个方面。

　　贾康：那不能叫操之过急，但是我实话实说，中国的事情如果在一阵风的情况下很可能就过头。总书记明确的说，要控制这样的一些公费支持的各种各样活动。首先是比如说春节说的大家公费的聚餐，那么各个地方呢我观察到的，包括我所在的部门里面，相关的部门联合发文，扩大，除了聚餐之外，春节联欢，茶话会，等等都要从严掌握，那么再往下，取消联欢，取消茶话会，都有。至于么？在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都有联欢，为什么到现在就不能联欢了，他很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