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于3月23日-25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于3月23日-25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世界银行[微博]常务副行长英卓华。

　　以下为发言实录：

　　英卓华：非常感谢！尊敬的王副部长，主持人，各位参会嘉宾，我非常高兴能够中国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我想今天午餐的时候朱民副行长的演讲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已经给大家很多的启发，作为世界银行来说，我们也希望做出我们的贡献。刚才IMF向我们展出了未来得问题和挑战是什么，但是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就我来看，我应该尽我的全力试着给出答案和建议。

　　在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的表现确实是令人瞩目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今天早上大家都已经谈及这一点了，但是我想现在也不是自满的时候，快速变化的世界，像朱先生说的，以及中国自身的快速变化也需要我们做出及时回应。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已经放缓了，中国增长的很多基本要素也出现了变化，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方面看到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劳动力人口总体比例也会下降，同时资本也在不断的积累，资本在不断的增加，中午也谈到了这一点。资本的积累现在已经到了相当的规模，最后他可能会因为资本劳动力比率的上升，边际效应会出现下降的情况。

　　经济本身的增长从改革第一波获得的收益红利也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增长速度在放缓，中国的环境以及收入分配方面也需要更多的进展，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这方面的挑战，认为需要进一步转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一点之前也谈过多次，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当中谈到了很多需要推出和执行的政策。我想谈三个宽泛的领域，这三个领域的变化可以带来生产率以及解决失衡方面很大的帮助，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的改变中国的消费增长方式。

　　第一，能源和资源的使用方面变得更有效率，同时加强创新和创业精神。第二，对要素市场进行改革，包括市场、土地、劳动力。要素分配过程当中进一步消除或者是减少扭曲。第三，今天早上谈及的财政体系方面，希望在公共、社会、服务方面能够加大支出，大到应有的水平。

　　中国在国内市场上加强国内的竞争和创新可以提升我们的生产率和生产效率，今天也谈到了这一点。中国过去十年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民营经济快速的发展，这也给国有企业和其他的国有经济部门带来了改革的压力和动力。中国在2001年入世之后也带来了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进一步推进了新技术的采用和利用。最近我们也看到能够进一步促进竞争的手段，包括中外企业一视同仁，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进行公平的竞争，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信用以及其他的投入，从而在国民经济当中占有更大的比例。

　　但是中国很多的产业仍然是以国有企业占主导，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竞争受到抑制的情况，传统的生产方式，粗放型生产方式难以维系的情况，人民的福祉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改善。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对国有继续垄断的部门进一步解除相关的障碍和壁垒，它一定能够带来一些超额的回报，包括能源的生产和配送，还有交通运输部门等等。在需要自然垄断的行业至少要做出合适的安排，保证市场力量或者市场权利不会被滥用，包括铁路行业。

　　同时今天早上也谈到了产业政策的问题，也要合适的设计，目前产业政策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未来也需要进行调整。过去有些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也有他们各自的产业政策，政府的干预和私营部门的公平竞争，对他们的支持是相辅相成的。同时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国有企业进行重组改造，让他们的所有制和上市变得更加开放。中国应当进一步限制地方政府对当地公司财力上的支持，那些没有竞争力的公司应该被允许退出，不应当继续浪费相关的资源。

　　第二，谈一谈对要素市场的改革。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当中，中国需要对要素市场进行全面的调整，需要有效的市场对资本、土地、劳动力进行调配，包括实现包容性的城市化，像李总理之前强调的一样。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未来20年，土地会变得越来越稀缺，因此有效地使用土地对粮食安全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以及对机会的均等、社会稳定来说也是重要的因素。在这个过程当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重点，保证农业用地的延续性和有效性，比如说我们希望能够扩大土地的登记和交易制，同时也进一步的能够让农民拥有很长期限，甚至无限期限土地的使用权，在这个过程当中，土地的征用和补偿过程当中也需要有合适的政策和安排。我们知道有一些地方政府他们靠卖地获得地方政府收入很大的部分，有时候农转非土地转变过程当中，有一些征用决定并没有受到上级政府的批准或者审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进一步确定土地的使用权，包括对农业土地的使用权，避免滥用权利的发生。第三，关于土地的租金和土地融资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开拓地方政府融资的渠道，减少完全依赖土地融资的方式。中国已经进行了两个城市房产税的试点，今天亚洲发展银行的同事已经谈到了这一点，但是技术上、机制上、社会上的原因，进一步扩展还是比较困难的。我知道税收方面还是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比如说加拿大等一些国家，房产税占到GDP的3-4%，OECD国家，平均房产税可以占到GDP比重2%的水平。定期性的地方政府正常的公开市场融资行为也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土地融资的缺口。

　　第三，关于资本市场。随着在这方面的改革比较显著，中国的金融体系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压力，还有一些关键的不平衡存在。

　　欧洲在1992年的经验，证明金融市场可以被逐步改革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存在这样的风险，从亚洲金融危机当中，当时我担任印尼财政部长，以及最近全球金融危机上，我们都知道危险是不可避免的。相关的改革也要避免风险逐步推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相关的监管当局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耐力进行这样的金融体系改革。在劳动力市场，建立更加富有活力，有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对未来实现开放性的高收入国家是有希望的，我们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的经济体来说，未来十年，从农村向城市地区成千上万人的流动，需要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具有灵活性，相关的机制能够更加具有包容性。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解除影响劳动力流动性的障碍，需要尽快地解决它们——相关的改革，获得公共服务，城市户口的改革，让进入城市的移民以合法的方式获得城市的公共服务。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分税制的进一步改革，也是改革推动的重要激励，尤其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财税体制改革方面。

　　为了进一步增加劳动力流动性，社会保障、住房、养老、失业保险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可转移的网络，同时对相关的雇主企业和雇员本身也是可以承受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能够加大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同时确保相关养老金的给付是足够的。

　　今天早上亚洲发展银行的同事还有OECD，还有我们的财长也谈到了这一点，我只想谈三个挑战。第一，关于财政体系当中政府支出的问题。改革政府支出的结构，让中国最新的轻重缓急的工作和未来支出状况相匹配。政府关于住房和教育方面重点领域的支出，这方面的支出和过去的支出战略，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的能力，同时还要做相应的安排。

　　第二个挑战，需要不断地满足预算支出的需求，今天早上财长也谈到了这一点，包括更多的国有企业分红上缴，能源使用方面的成本，个人所得，增值税的征收。

　　第三个挑战，财政预算收入和各级政府责任进行有效的结合。中国也是放权程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在收入这方面出现了中央高度集权的情况，不对称的情况。

　　城市化是能够帮助提升人民的福祉，如果城市化的改革能够帮助经济效率、环境可持续性、社会和谐的提升，如果正确处置的话，中国的城市化将会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引擎，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繁荣的中国，中国城乡和谐的关系，中国每一个男孩儿和女孩儿，不管他们在哪里出生，不管他们在哪里居住都有公平的权利。真正的“中国梦”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他们的工作可以得到公平的回报，每个人都得到公平的对待，同时也可以公平的获得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险，国家需要支持这样的改革，世界银行业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为中国做一个好的合作伙伴。谢谢！

　　下面是现场答问：

　　提问：

　　我想做一个评论，提几个问题。你刚才提到了金融体系，提升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利率自由化放开的改革，我们看到有一些证据，金融市场的开放在于像中国这样发展阶段的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实际上它会造成经济增长放慢，而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曾经有一些中小型企业融资渠道受到的阻挠。我想中国的结构改革是想要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人这么想，我也倾向于同意，我们应该把中小企业作为借贷的主要对象。

　　在经历快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后，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程度的，金融行业的规制实际上是有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你提到了有这样的历史，由于金融过度的放开，或者过快的放开，导致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出现，我想问你能不能评论一下怎么做得比较谨慎，比较有条理。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财政，早上我们讲到财政里面有碳税、环境税，包括气侯变化的税，实际上是有助于财政调节的。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政府手上有很多的资源，包括土地，还有一些政策工具。如果土地能够以公平、公开、透明的方式来出让的话，实际上能带来很多的效益。对于这一块儿，你能不能提一下，它如果作为收入的来源会有怎样的潜力。

　　第三个问题是问贸易政策，我们有很多的担忧，一系列的领域，比如说有一些地区我们看到贸易的协定是跟发展有关系的，一个是BIT，双边的投资协定，或者有时候是多边的投资协定，有一些情况下，投资者在投资的时候，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投资的时候，他们的利益受损。实际上也影响了这些国家财政的能力，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混淆或者不确定性，使得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这是我的一个评论。

　　最后一点，讲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到一个意见，要对全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做出一些调整和改进，这是它最近的表态，我想问一下这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呢？能不能评论一下。

　　英卓华：

　　第一个问题关于金融行业的放开，我是从印尼来的，资本市场开放，银行业、非银行业开放，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想清楚就开放的话，是有一些惨痛教训的，确实会造成大的风险和大的不确定性，我这一点非常认同你的意见，必须要来加强产权体系的建设，保证发展中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得到考虑。在这个过程中保证体系要更加的具有有效性。

　　你刚才提到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如果你是国有企业，拿钱会比较容易，成本也会比较低，中小企业确实比较难。实际上在中国有影子银行来支持私营部门的借款，我们要想一下和谐的、平等的融资渠道是什么意思？很多中小型企业如果能看到金融体系变得更市场化，更多的通过市场的力量来监管，他们就会获得更加平等的融资渠道，当然他们肯定也会获得更好的融资成本。现在他们不仅仅是拿不到钱，即使拿到钱的话，也是非常贵的融资成本。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改革的话，实际上是非常有益的，当然你要考虑这个改革的次序，中国现在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在迈进。有很多人在讨论政府做的这些事情是否足够，是否做得太晚了，我想我们必须要考虑它的次序，也要考虑到紧迫性。

　　第二个问题，从土地，或者其他的渠道能够获得财政收入的问题，中国的市场里面，很多要素和资源都可以成为政府的财政来源。我之前也提到，不管是国有企业的红利，还是通过VIT，或者环境税的手段来征收的收入，实际上都可以作为财政的补充，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下治理的问题，不仅仅是考虑它从哪里来的问题，而是要考虑这些来的钱怎么收到钱袋里面，能不能把钱给统一的集体来征收。这方面的治理很重要，要有很良好的治理框架才能确保比较公平，比较透明。第二点是价格的确定，或者租的价值，很多国家他们都低估了价值，这个系统由于不透明，不公平导致寻租的行为，所以不一定有效。我想这个潜力是有的，那你就要想政府来营造一种合适的机制，把这个钱收进来，同时怎么来评估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一些既得利益的排斥，或者说对于价值成本的评估，这也是很重要的。